「我當時有意識嗎？」謝伊問。
切拉索尼想了半天：「我記不得了。有些細節還是想不起來。」
謝伊又問，接下來發生了什麼。切拉索尼說，消防隊的醫生扯開了謝伊的襯衫和褲子。「我拉著你的手。你不停地問我，‘其他人呢？他們好嗎？’我說，‘挺好的，他們都挺好的，都在外面笑呵呵的。’我其實一點都不知道，只是為了讓你好受點，」切拉索尼頓了一下，然後問，「他們到底好不好？」
謝伊搖著頭說：「不好。一個都沒活下來。」
「抱歉，」切拉索尼說，「我真的不知道。」
吃完飯以後，切拉索尼的妻子讓他們坐好，然後拍了一張合照。「我知道，他不想忘掉這一刻。」他說。
切拉索尼湊了過來，用一隻胳膊摟住謝伊。「那一天，上帝與你同在。」他說。
謝伊不發掘自己記憶的時候，就一場接一場地參加追悼會。當天的遇難者中，有十分之一都是消防隊員。謝伊所在的大隊有三十三人犧牲，站裡有十一人遇難，包括隊長弗蘭克·卡拉翰，還有他一向尊敬的資深隊員布魯斯·加里。「加里是個老消防，幹了二十多年了，」謝伊告訴我，「他就好比《星球大戰》裡的尤達大師。他很有智慧。我想一直跟著他幹。我要問他，‘為什麼是你？你是每個人的寶貴財富啊。’我？我是個樂天派，但是大家都是樂天派的時候，就不會來找我了。」
謝伊儘可能參加每一場追悼會，但是畢竟數量太多了，他不得不去做局裡每個人都要做的事：在朋友之間作出選擇。10月底，雖然紐約市內也有一場悼念活動，但我還是陪謝伊去了另一場彌撒，地點在紐約州北部，悼念他之前的副隊長約翰·金利。謝伊還不能開車，於是史蒂夫·凱利把我們送了過去。凱利和謝伊都穿著a類禮服：海軍藍正裝加白手套。
當他們在車裡聊起那些故去的同事時，謝伊似乎有點疏離，彷彿在看一篇新聞報道。他近旁的幾個人注意到，他顯得越來越冷漠了。「我不知道自己怎麼了，」謝伊告訴我，「我不夠悲傷。我應該更悲傷一些的。」
其他人相聚的時間越來越多——在世貿中心搜尋、在消防站裡一起吃飯、在赫爾利警局餐廳喝酒——謝伊與同事在一起的時間卻越來越少。
現在，他盯著窗外換季的樹葉。「看啊，」他說，「橙色的，紫色的。」
「你還好嗎，小凱？」凱利問道。
謝伊搖下車窗，任由風拂過臉龐：「沒事。」
我們到教堂的時候，幾十名消防員已經列隊站好了。裡面沒有屍身。棺材本來應該放在祭壇邊上的，現在用一頂消防頭盔代替。「我永遠忘不了那段記憶，」金利的一位兄弟在悼詞中說道，「我相信，時間會撫平這份傷痛，因為記憶永遠在每個人的腦海中鮮活。」
我瞟了謝伊一眼。其他人都開始抽泣了，而他的眼睛裡沒有一滴淚水，表情極其空洞。
到了10月末，謝伊開始對尋找記憶失去興趣了。「有什麼意義呢？」他問我，「我要找出什麼呢？他們都死了。」
有一天，他從一位死去同事的親屬那裡得知，9月11日的一則新聞影片表明，40號消防車隊的人和他的卡車進入了雙塔範圍內。他想，任務終於結束了，於是準備觀看影片。在這份顆粒感十足的影片裡，他看到隊裡的每一個人都進去了，但他沒有。「我不知道我在哪裡，」謝伊說，「我不知道自己經歷了什麼。」
最後，他不再尋找答案了，而是投入到了幫助遇難消防員家屬的工作中。他多次擔任募捐活動的主題發言人，雖然他的手腿挫傷的地方，還有手術去除了大量受損組織的腹股溝區域仍然疼痛不已。去年11月份，他幾天前剛從加州的另一次活動上回來，就又去了布法羅的一次籌款會，那時他已經筋疲力盡了。「他不肯讓自己痊癒，」斯黛茜告訴我，「他承受了太多傷痛，但他什麼都不肯說。」
他正看著場地，這時，一個陌生人提出要跟他合影。他走開了。
第二天清晨，587次航班在肯尼迪機場附近的洛克威半島墜毀。記者相信這也是一次恐怖襲擊，於是試圖請謝伊發表評論。他沒有跟他們說話，而是走進酒店健身房，戴著頸託走上了樓梯機，看著電視裡大火燃燒的畫面。「請問你有什麼感受，謝伊先生？」他模仿著記者們說道，「請問你有什麼感受？」
「他開始做噩夢了，」斯黛茜說，「拳打腳踢的。」
他告訴我：「我記得夢的內容。」
一度壓抑的情感捲土重來。他時不時地流淚。「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了。」他說。
他看了一篇講創傷後應激的文章，還畫下了文中的一句話：「傷痛不是問題。這是恢復的第一原則。」
到了12月初，消防站裡的很多人也表現出了症狀。「這是有徵兆的，」凱利告訴我，「大家的婚姻也開始起火了。我不知道酗酒是不是比以前更嚴重，但肯定是有。」
雖然其他人都在消防站「大家庭」裡尋求庇護，但謝伊之前離開了一陣子，現在感到了疏離。許多頂替死者的新人基本上不認識他，謝伊第一次試著重新融入團體。「跟他們在一起，」他說，「這是我現在的頭等大事。」
他們一起去羅斯福島參加反恐培訓。「他興奮極了，」斯黛茜說，「他又能穿上制服了。」
12月中旬，他的頸託拆了。斷骨自然長好需要一年時間，之後他就有可能重返一線了。然而，在大家吃飯聊天的廚房裡，他覺得別人都在躲著自己。有時，他上午來了，幾乎沒人認出他，他說，他想要引起話題，但他們似乎不感興趣。「許多人連看都不願意看我，」謝伊有一天在車裡告訴我，「說起來奇怪，不過我覺得，是因為我讓他們想起了其他人。」
還是12月，謝伊有一天醒來，獨自站著。「我有時候就想，要是我跟夥計們一塊死了，事情就簡單多了。」他說。
凱利告訴我：「真是不忍心看。每次我跟他講話，他都跟以前不一樣了。」凱利接著說道，「首先，他需要身體上的痊癒。在此之後，他就有希望歸隊，當一名全職的消防員，他就靠這個活著了。他肯定會往上升的，他很擅長看書。」
9·11襲擊三個月紀念日前夕，謝伊早早來到聖誕活動現場，參與佈置。許多死者家屬也在，他準備了熱狗和德式酸菜。他跟其他人一起忙活，說著「是，長官」「不是，長官」。「跟我說話的人多起來了，」他說道，「也許時間真的是良藥。」
消防站牆上懸掛著9·11當日的出勤人員名單，是一塊黑板，寫著每一個上了車，但再也沒有回來的人的名字。黑板外面罩了一層有機玻璃，以作長久紀念。底下潦草地寫著一個名字——「凱文·謝伊」，幾乎像是後補上去的。
「我要過去了。」謝伊說。
他有一天晚上給我家打電話，聲音很激動。我過了一會兒才明白他是在講起爆點。他說，第二天下午，消防局會來切爾西接他們。
那天很冷，謝伊穿著運動衫和登山靴。斯黛茜站在他身邊，拉著他的手。那一天之後，他再也沒來過這片區域，而且在電視和報紙上也會有意迴避相關的畫面。利亞姆·弗拉赫蒂是第四搜救隊的，出現在了消防局的麵包車裡。他在培訓學校裡當過謝伊的老師，9·11之後，他堅持在遺址中尋找同事的遺體，每天只留出一點睡覺的時間。「我那天看到他們了，真是了不起，」他一邊開車一邊說，「一直往裡衝，頂著倒下的大樓往裡闖。」
我們穿過了幾個檢查哨，試圖重走謝伊載著隊員前行的路線。謝伊把臉壓在車窗上，清除玻璃上的哈氣。我們能看見廢墟里的起重機頂部，外面還有兩根巨型金屬大梁，熔成了一個十字架的形狀。
「你看，」謝伊指著對面的車窗說，「那就是40號消防車。我們就是開著它進去的。」路邊停著一輛紅色大卡車，側面噴著「40」的號碼。「它肯定被人移動過了，」謝伊說，「我們沒把它停在那裡。」他看了看我，希望獲得支援：「對吧？」
穿過最後一道檢查哨後，弗拉赫蒂說：「就是這裡了。走吧。」
「這是南塔。」斯黛茜說。
「哪裡？」
「那邊。起重機旁邊。」
「我的天哪。」謝伊說道。
眼前只有天際線上的一個大洞。弗拉赫蒂停好車，大家下來了。弗拉赫蒂給每個人發了安全帽，還大聲喊著要我們接近廢墟時小心。
「大堂指揮中心在哪？」謝伊問道。
「地下十層，」弗拉赫蒂說，「現在火還沒滅。」
謝伊眨了眨眼。一下子，記憶的碎片開始聯結起來了。「我抓著紫色的k類滅火器，」他說，「我要去找35號雲梯車隊的同事。有人在往下掉。我記得他們砸在了地上。我記得聲音。我去給車滅火。接著，我進了指揮中心。我看見了帕特羅切洛，」他閉上眼睛，「我擁抱了他。我讓他注意安全。」
他停了下來。他是怎麼從大堂指揮所來到阿爾巴尼大街的？他不可能跑那麼快。「也許是衝擊波，」弗拉赫蒂說，「很多人都被衝擊波帶了出去。」
「阿爾巴尼大街在哪兒？」
「就在這裡。」弗拉赫蒂說。我們開始奔跑，泥水濺到了鞋上。我們拐進了一條小巷。那裡的車依然遍佈灰塵，車窗也碎了。謝伊回憶道，醫生告訴過他，他說過自己朝著光亮爬了二百英尺。謝伊走了幾步，停下，身子轉過來。「他們在這裡發現我的，」他說，「就是這裡。」他回望著遠處的塔樓：「附近有車庫嗎？」萊亞姆說路的盡頭有一個，於是我們接著跑去，經過了路邊一座焚燬的建築物，還有幾個戴著醫用面罩的人。「肯定就是這裡了。」謝伊說。
小小的車庫有點潮。我們等了一會兒，接著衝回街上，走過了一條又一條小巷，最後來到哈德遜河畔：「在這裡，他們把我抬到了擔架上。」
他的故事融合了弗拉赫蒂提出的「衝擊波」理論，還估計了風速與衝擊波的強度。講完時，我們又冷又累。回到遺址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工人們已經開啟了探照燈。其他人四處閒逛的時候，謝伊徑直走向南塔的殘骸。
他站著，耳中是起重機的呼嘯聲。我盯著他看了幾分鐘，然後問道：「你還好嗎？」
「還行。」
經過歷時數月的尋覓，他似乎明白了：他可能永遠不能知曉全貌，用邏輯把那天的事情串起來是不可能的。「我太累了。」他一邊說，一邊擦了擦眼睛。我寬慰他說，不管到底發生了什麼，他已經盡到了職責，需要放手了。
謝伊朝大坑又走近了一點，雙腳在邊緣試探，說道：「我今天來，只是希望能找到某種證明——哪怕一件也好——我當時不只是在一味自救，還嘗試過挽救其他人。」
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