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我們知道什麼是時間的話，那麼，我相信，我們就會知道我們自己，因為我們是由時間做成的。造成我們的物質就是時間。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第一次聽到《當你老了》這首歌，是在2014年初秋，烏魯木齊。
新疆之行的最後一夜，晚上有紀律不能隨意出門，我還是鼓動須蘭與甫躍輝出去走走。離開八樓崑崙賓館，三個人走在烏魯木齊街頭，北京時間已近子夜，晚風微涼。街邊樹著拒馬，須蘭擔心安全問題。但我不怕。穿過一條地下通道，聽到吉他與歌聲，在罐頭似的甬道共鳴。彈吉他的流浪歌手，是個健壯的漢族小夥子。我問他能不能彈唱一首歌。他說，那就唱首《當你老了》——我從沒聽說過這首歌。
當他唱到「當你老了，頭髮白了，睡意昏沉。當你老了，走不動了，爐火旁群暖，回憶青春」，我脫口而出葉芝的名字。
烏魯木齊午夜的地下通道，流浪歌手年輕的聲音，緩緩切碎回憶裡的時間，像黑洞裡洩露的陽光，照出成千上萬飛舞的塵埃纖維，灑在十多年前我的臉上，還有她。
那一年，我在上海市盧灣區的思南路郵局上班。
我沒讀過正規的大學，曾被認為是件頗為遺憾、偶爾也覺得自卑的事。我學的是電報專業，一度能背出兩千箇中文電碼，但沒來得及發過一份電報，這個行業就被淘汰了。我被迫改行到郵政視窗，接收ems快件和包裹，收銀和填單。後來說起中石油中移動之類央企，才發現我也曾是央企員工，而且是壟斷央企，當時卻沒人這麼想。郵局三百六十五天開門，週末門可羅雀，我會在櫃檯底下，偷偷看本小說，或者發呆。
一個冬天的週末，我遇見了她。看起來六十多歲，頭髮花白，燙成中年女人的波浪卷。臉上皺紋不多，白得像正在融化的雪。啤酒瓶底般的鏡片下，有雙令人印象深刻的大眼睛。她穿著件高領黑色大衣，裹著深紫色的羊毛圍巾，化著淡淡妝容，這就與眾不同了。她盯著我看了許久，我有些害怕地站起來，問她有什麼需要。她說她想要投訴，為什麼賣明信片的視窗沒人？她的聲音不像這把年紀。人民郵電不該讓人民浪費時間等待！她的態度很嚴厲。雖然，人民郵電早就改稱中國郵政了，我不敢糾正她的說法，自作主張跑到別人櫃檯，拿了張明信片賣給她。
她在我的視窗前寫明信片，居然是外語，又絕非英文。最後，地址下面寫——
moscowrussia
我能看懂這是莫斯科。老太太把明信片投進門外的郵筒。
以後每個週末，她都會來到我的視窗前。我說我不是賣明信片的，但她指定要從我的手裡買。我建議她一次多買幾張，需要時投進郵筒就行了，但她不聽。她的收件人地址，永遠都是莫斯科，落款只寫俄語。同事們說，這老太太是出了名的「刁民」，平常總因為小事情要投訴。每個人看到她都很頭疼，恨不得裝作上廁所逃走。我感覺自己是要倒霉了，怎麼總是來找我呢？
春日黃昏，她又來了，把去莫斯科的明信片投入郵筒，坐在臺階上不動了。老太太面色不好，一個人捂著心口站不起來。週末的淮海路，夜生活剛開始，她的面前人來人往，卻沒有一個敢靠近，大概是老太太訛人的事太多了。
只有我蹲下來問她怎麼了。
她的手哆嗦著，指了指上衣口袋。我從裡面掏出一瓶硝酸甘油片，知道這是心臟病的藥，倒出一片塞到她嘴裡。我祈禱老太太不要死在我懷裡。
幾分鐘，她的魂魄像是回來了，說了聲謝謝。我剛好下班，問要不要送她回家。老太太將我推開，沒走幾步就搖搖晃晃，又被我攙扶住了。
那天黃昏，星光早早掛上樹梢，老太太挽著我的手，走過初春萌芽的梧桐樹蔭。她家在思南路，有許多深宅大院，不少名人故居。面對曾經或此刻住在這裡的人們，我時常有些自卑。
拐角花園裡有棟三層洋樓，門口堆滿雜物，底樓的廚房間，飄著炒菜的油煙味。老太太抱怨道，烏煙瘴氣！踏上幽暗的樓道，二層住著許多戶人家。直到頂樓，她掏出鑰匙讓我開門。
進門有個寬敞的客廳，窗下是花園和樹蔭。三面牆上都是書櫃，從地板排到天花板，各種厚厚的書脊對準我，好像無數細長的磚縫。房間瀰漫溫暖的腐爛味，好像小時候外婆家的棉被，長久沒有曬過太陽，撲面而來，難以逃脫。我把老太太放進大沙發。你家裡人呢？
沒有。
一個人住這套房子，就有些奢侈了啊。目測客廳有三十多平方米，裡面還有臥室和衛生間。
要不要我關照一聲樓下的鄰居，讓他們上來照應？我想這種老房子，街坊鄰居的關係都很融洽的。
不要啊，住在這裡的人，都是些自以為是的戇卵，他們不知道速溶咖啡簡直是馬尿。她說話直接而刻薄，像在郵局裡不停地投訴這個投訴那個。
我要告辭時，老太太指著身後的書架說，你隨便挑一本書帶走，算作我答謝你的禮物。快，我看你會挑哪一本。
那一年，我還沒有在網上看書。常站在書店裡半天，在書架前看完整本書，只有最最厚的那種，才會掏錢買回家，小心地翻看好幾遍。
這面書架上都是外國文學，八十年代沒版權的老書，我的手指頭哆嗦如偷書賊，拿了本卡夫卡的《訴訟》。
春夜，我像出籠的小鳥，逃出神秘老太太的屋子，開始第一次閱讀卡夫卡。
又是個週日，快要下班，我坐在郵局的視窗後面。老太太出現，照舊買了張明信片。我感謝她上次送我的書，她問我看懂了嗎。我是整個通宵看完的——約瑟夫•k，看完有些害怕。
這麼說來，你對自己的生活很不滿意？
沒有啊。
你在說謊。老太太拉下一張臉，別轉屁股往外走，快要走出郵局門口時，我喊了一聲，你說的沒錯。
她回頭，微微一笑。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她向我歪歪脖子，意思是讓我跟著她走。我問她心臟沒事了吧。
信不信我能打死一頭牛？聽老太太這樣說話，我憋著沒笑出來。去我那裡坐坐？她問。
但我搖頭。
上次你到我家，我看得出你的眼神啊，很喜歡那幾排書架，沒說錯吧？
嗯……無法反駁。我第二次送她走過思南路，回到頂樓的房間。
她讓我在書架上隨意挑選，但每次只准帶走一本。她的藏書有些聞所未聞，我一本本拿出來，翻開幾頁又塞回去，直到《老人與海》——因為在老人的房間裡吧。等我回頭，桌上擺了幾盤冷菜，還有一鍋熱騰騰的蛋炒飯。要請我吃晚飯嗎？我往外走，又說還不餓呢。
你這孩子又說謊了！老太太的聲音異常嚴厲，都聽到你肚子裡的叫聲了！
好吧，肚腸是最誠實的，都怪我午飯在單位旁邊的阿孃麵館吃得太少了。當我坐在餐桌前，她讓我給家裡打電話。你不回家吃飯的話，媽媽要擔心的吧。
想想也是，我用老太太的電話打回家裡，說是單位同事臨時請客吃飯。打完電話，我知道她又要說我了，搶先說聲對不起，我沒有說實話。
好吧，可以原諒你，並且記得，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包括你最好的同事，也包括你的媽媽，別說你來過這裡。
那麼神秘？
別問為什麼！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的——假如一輩子都不知道也沒關係，世界上總有許多事情，是不需要理由的。嗯，吃的味道如何？
我總是呆呆地說，蠻好，蠻好。
狗屁！難吃得要命！我自己做的炒飯能不清楚嗎？做飯是我的弱項。好吃就是好吃，當你感覺味同嚼蠟，就說出來，哪怕摔碗也沒關係。這是我半年來第一次下廚做飯，上次我把整個灶臺都燒焦了。
告別之前，我問了最後一個問題：我還不知道怎麼稱呼你？不能叫她阿婆或老奶奶，如果叫阿姨又太違心，我天生臉皮薄，肉麻的話說不出口。
老太太看著我的眼睛，聲音彷彿年輕了三十歲——叫我卡佳！
卡佳？
回到思南路上，我仰望梧桐樹叢中她的窗戶。有一盞昏黃的燈光，但看不出任何人影。月光懸掛在屋頂，讓我想起書上看來的恐怖傳說，會不會是吸血鬼老太婆呢？但我不在乎。
週末，我經常跑來陪伴這個名叫「卡佳」的老婦人。她的脾氣古怪，有各種各樣的禁忌。她最討厭撒謊，逼得我每次把心裡話直截了當說出。從未見她有親戚朋友，也不與鄰居來往，門口撞見都不打招呼。我相信，除了我沒人敲過她的門。她說現在的人都沒禮貌，根本不值得相交。我也不敢問她，到底有沒有家人。好像那是個雷區，一張嘴就會引爆。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實姓名，也不知道她的年齡。我偷看過她的信箱，但沒訂閱報紙，也無任何來信——這意味著她寄往莫斯科的明信片，都是有去無回。
卡佳（以後的餘生裡我習慣叫她這個名字）問過我許多問題，比如爸爸的職業。我不加掩飾地說我爸是電工。她說她很喜歡這個職業！我想她是在獎勵我的誠實吧？但後來，我才明白其中緣由。
輪到我問她了。卡佳，你以前是幹什麼的？
她不響。
作家？老師？教授？
她無聲地搖頭，否決所有可能，最後說，我幹了一輩子公交車售票員。
開玩笑？
她從抽屜裡拿出一塊買票的夾板，一股公交車上擁擠的汗臭味，從各個角落湧入鼻孔。
卡佳常問我讀過什麼小說——金庸的幾乎全部，還有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我沒讀完，但水滸讀過至少一百遍。世界名著嘛，從前家裡有本《悲慘世界》，滑鐵盧戰役的那段，我讀過十多遍。但我最喜歡的，是司湯達的《紅與黑》，最後於連上了斷頭臺，瑪蒂爾德小姐抱著愛人的頭顱去埋葬，成為我整個青少年時期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於連，但又不像他那麼聰明和世故，更沒有他的好運氣，可以遇到雷納爾夫人和瑪蒂爾德小姐這樣可愛的女子。這些本該永遠深藏在內心的話，我全倒出來告訴卡佳了。
她沒有任何評價，只是向我敞開她的書架。不到一年時光，我讀了馬爾克斯、卡爾維諾、博爾赫斯，還有葉芝的詩……她也會推薦一些給我看，比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為什麼都是俄羅斯的？
看過《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嗎？
很久以前在電視上看過。
你能幫我把這部電影弄來嗎？我還想再看一遍。
卡佳的要求與眾不同，但我總有辦法為她實現願望。那年秋天，我費了幾番周折，在大自鳴鐘盜版碟市場，買到了這張譯製片經典。老太太家裡沒有vcd，她給了我兩千塊錢，我給她買了臺超強糾錯的國產vcd。
思南路的梧桐樹葉金黃，窗外枝丫蕭瑟。我為她拉上窗簾，像黑暗的電影院播放《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從前看這片子，覺得蘇聯完全是發達國家，不比美國差，比日本先進多了，至少房子寬敞，還有私家車。那是個文明的世界，到處是博士和院士，開口閉口您啊您啊，男女關係也更開放……我記得很清楚，女主角愛上的鉗工果沙，他的生日與我相同。這片名在中國成了某些人的口頭禪，總是用來安慰失意者：莫斯科不相信眼淚——我能從中聽出幾分殘酷。
電影開始於1958年的莫斯科。
1958年，我也在莫斯科，卡佳說，那年我給自己起了個俄語名字——卡婕琳娜，暱稱卡佳。
你在莫斯科還有朋友對嗎？所以，你每個週末買明信片，寄到莫斯科去？
看電影吧！
她不再回答，安靜地縮在沙發裡，整張臉陷落於陰影。
vcd放完《莫斯科不相信眼淚》，二十歲的我沒有流淚，只覺得故事有些意思，僅此而已。
卡佳沉默了兩個多鐘頭，沒去過洗手間，也沒說話。最後，片尾曲響起「亞歷克桑德拉……亞歷克桑德拉……」我蹲在她跟前，看著她低垂的眼皮。跟我說說莫斯科吧？
都是過去的事了，你最好別知道，否則會後悔的。
她的目光別向房間盡頭，彷彿牆上晃動一扇無形的窗，推開就是那座冰雪覆蓋的城市。
莫斯科，五海之港、森林中的首都、千頂之城、無數次被燒燬又無數次重建的不死之城。而對我來說，莫斯科是一部電影——四十多年前，我被公派到莫斯科電影學院留學，學習電影導演與編劇。
在拉緊窗簾幽暗靜謐的頂樓房間裡，從她嘴裡說出的前塵往事，像膠片放映在黴爛開裂的天花板，纖塵不染的地板，迷宮般的書架上……
1958年，在莫斯科，全世界第一所電影學院。我的夢想，是成為新中國第一個有名的女導演。
學電影很有趣吧？
看電影和拍電影完全是兩回事，你知道安德烈•塔爾可夫斯基嗎？對，你不會知道的，他的電影怎會在中國公映呢？安德烈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個很奇怪的人。那時候，我就覺得他一定會拍出特立獨行的電影，就像他本人那樣。
他的才華比你還多嗎，卡佳？
小東西，你說什麼呢？把我和安德烈相提並論？別侮辱一個天才！聽我說，很多人只有到老了的時候，才會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才華。當你還年輕，如果有幸發現，千萬不要讓它溜走。
當你在莫斯科，卡佳，一定很漂亮吧？
她沒有像其他女人那樣喜悅，而是蹙著眉頭說，你越來越會說話討好女人了——但我不喜歡這樣的你，記住了吧，不要用這樣的方式討我開心！1958年，每個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都知道我——電影學院烏黑長髮的卡佳，不僅是中國人，還有朝鮮和越南的留學生，也經常到電影學院來找我。
但你都瞧不起他們？
你怎麼知道？
卡佳，你到現在也是這樣啊，瞧不起任何人！你是個驕傲的人，不是嗎？
哈，你越來越瞭解我了？不錯，但我並不討厭他們，那時候的人都很簡單，除了某些人。比如——阿廖沙，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圈子裡，他可是呼風喚雨的大人物，就像他的爸爸在延安時代就是很有名的革命家。他經常請我去莫斯科大劇院去看芭蕾舞。
可是你不喜歡他？
對，但我最愛看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啊！你是嫉妒了嗎？我可不會讓他碰我一根手指頭的！
嗯，這我就放心了——我不知不覺落入了她的小圈套。
還有一個人，他叫米哈伊爾，但是蘇聯人，他有著淺黃色的頭髮，海水般的藍眼睛，個子比我高整整一個頭。
他很帥嗎？
差不多，第一次見到還以為是電影演員，跟他聊了半天電影學院，才知道他是國際象棋運動員。他爸爸是有名的話劇導演，他媽媽是芭蕾舞藝術家。但我不喜歡他，雖然迷戀過他的臉。他在斯大林分配的別墅里長大，冬天暖氣燒得火熱，不知道莫斯科的冬天有多冷，以為全世界都跟自己家裡一樣美好。他太有教養了，說話彬彬有禮，每次在餐廳吃飯，他總糾結於每道菜的細節，克里米亞葡萄酒的年份。你知道我對做菜一竅不通，真想把一盆紅菜湯扣在他頭上！我可不希望你成為像他那樣的人，記住了嗎？
嗯，卡佳。我故意把聲音調粗一些。再說說那兩個男人吧！阿廖沙？米哈伊爾？
他們各自向我求過婚，但都被我一口拒絕了，我可不是那麼容易被人追到手的。
在莫斯科，就沒有你真正喜歡的男人？
卡佳又不說話了，陷在沙發中半晌，搖搖滿頭的白髮說，有的。
他是誰？
出去吧，今天你問得太多了！而我說的也太多了！你知道嗎？記憶就像是一杯水，當你不斷地飲用這杯水，總有杯底朝天的時刻。
莫斯科究竟長啥樣？我想起看過的各種蘇聯電影，想起小時候媽媽單位對面的東正教堂，天藍色的拜占庭式的圓頂。
這天晚上，我夢見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著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簡單重複。我很少跟同事們說話，沒什麼共同語言。也有個別年齡相仿的，能說些關於電腦和影視的話題，僅此而已。至於和我一樣喜愛文學的只遇到過一個，年紀比我大了十幾歲，因為我在單位的電腦裡，發現了她打的古典詩詞。於是，我也經常暗中打幾段陸游和辛棄疾的詞上去。
我連文藝小青年都算不上，因為不會裝逼。心情陰鬱就會激發傾訴的慾望——自己是唯一的聽眾。從十八歲到二十歲，每星期悄悄寫三首詩。最早記錄在一本寶藍色封面的筆記本上，後來整個本子都寫滿了，換了好幾本黑麵抄。
認識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靜安區圖書館，在報刊閱覽室裡坐上半天，看詩刊，看收穫，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後來，思南路的頂層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圖書館。
我在為前途而彷徨，擔心自己要困在一個平凡之地度過一個平凡人生。我害怕會像身邊那些成年人那樣，漸漸喪失靦腆，學會撲克牌和麻將，為了幾百塊錢或幾包年貨而爭吵，在別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里隨波逐流。
親愛的小東西，當你為這些而恐懼時，也許你還有機會，如果連恐懼都感覺不到，那才是完蛋！她這樣回答我。
於是，我給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詩。
那天陽光燦爛而刺眼。我拿著寶藍色封面的筆記本，還有碎米飯粘著廢紙上的文字，發出濃郁的黴爛氣味，交到她溫暖的手掌心裡。我的後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會批評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什麼狗屁不通的玩意兒啊？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
果然，她淡淡地說，你沒有寫詩的天賦，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廣場上，每天都有人在唸詩，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唸白銀時代，更多地在唸自己的詩。我經常獨自藏身在人群裡，聽那些過分煽情的朗誦，偶爾也會遇到讓人終生難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讓你終生難忘的人。
那個人是誰？
卡佳面無表情地搖頭，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頁說，你看這首詩裡有許多敘事，說明你有說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試著寫小說。
我們認識一年了。偶爾，我會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國泰電影院看電影；去共青森林公園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淚》裡的蘇聯人那樣。她的行動雖然遲緩，興致卻高得很，頭髮與衣服都特意打扮過。她拿出最好吃的罐頭，國產的酸黃瓜，在春天柳絮飛揚的小河邊，用俄語唱起我從未聽過的歌。在郵局的營業大廳裡，我常見到一個叫薛範的翻譯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譯成中文的。他是個拄著柺杖坐在輪椅上的小兒麻痺患者，我知道他是誰，卻從未跟他搭訕過一句話。而我就是那樣的人，靦腆到跟任何人說話都會臉紅。
但自從認識卡佳，我就變得開朗了些，至少敢與老太太開玩笑了。
坐在野餐墊上，看著上海難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說，如果我有兒子的話，我就叫他格奧爾基；如果我有女兒的話，我就叫她亞歷桑德拉。可惜，我既沒有兒子，也沒有女兒，更不會有孫輩……但我有回憶。
終於，她說出了那個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遊行。我在莫斯科電影學院的方陣，紅場上人山人海，剛過瓦西里昇天大教堂，隊伍全散了。我獨自坐地鐵回學校。莫斯科的地鐵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獵人商行站上車，擠在車廂裡喘不過氣。有人從背後拍了拍我，回頭看見一張中國人的臉。他很年輕，大概二十來歲，穿著樸素而簡單，就像個工人，手裡卻拿著本書。他想把座位讓給我。這種事常發生，你知道，我不會假惺惺謙讓的。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車繼續在莫斯科地底飛馳。他站在我對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著書。封面正對著我，別列亞耶夫的《陶威爾教授的頭顱》，竟是本科幻小說。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國人在看蘇聯的科幻小說。
你主動問他了？
嗯，這是莫斯科的地鐵一號線，方向是列寧山和莫斯科大學，我問他是不是莫斯科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他搖頭說，我在巴黎公社發動機廠。卡佳模仿年輕男人的口氣惟妙惟肖。
地鐵很吵，他的話很少，像你一樣內向。他說他不是大學生，是在發動機廠實習的電工，也是被國家公派過來的，他的俄語名字叫格奧爾基。我問他為什麼看科幻小說，他卻裝聾作啞不回答。這讓我很生氣，要知道在莫斯科，每個男人都圍在我身邊獻殷勤，要是我跟誰握了下手，他會半個月不捨得洗手。因為分心，我錯過了站下車，直到莫斯科大學站。我跟著他下車，直到一所工廠的大門。外面有士兵站崗，看來是軍事禁區。他一路對我視而不見，卻突然說，你不能進去了，但可以把宿舍電話號碼留給我。
他喜歡你，對嗎？
當時不太確定，我等了整整一個月，才收到格奧爾基的電話，約我週末去列寧圖書館。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從電影學院到圖書館一路上，不少蘇聯男人為看我而撞上電線杆。在大閱覽室，我問他為什麼不說話。他說，來圖書館不就是看書嗎？他在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那年頭在蘇聯也算是前沿科學了。他很著迷的樣子，反覆說起速度和引力，可以幫助人類實現時間旅行。在接近光速的飛行器上，一天相當於地球上的一年，當你一百天後回到地球，實際上已過去了一百年的孤獨。但是，這樣的旅行只能抵達未來，如何能夠回到過去呢？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耐著性子等了兩個鐘頭，看掉半本陀耶托夫斯基。眼看他要坐到天黑，我憤然離去。等我一個人走到大街上，他卻追出來道歉，然後說，卡佳同志，我喜歡你。
那麼簡單？
這就夠了！對啊，你們都不明白，世界本就該這樣簡單！我不喜歡拐彎抹角繁文縟節，我喜歡有一個男人當著我的面說——看到我第一眼就喜歡我，看到我第二眼就要告訴我。卡佳躺在春天的豔陽下，白髮覆蓋青青河邊草說，我喜歡那樣的男人，格奧爾基這樣的中國男人。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他從技校畢業，在天津的一家國有工廠做電工。蘇聯需要中國工人，在西伯利亞還有很多。因為他自學了很多電氣理論，被分配到巴黎公社發動機廠，這家廠裡有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師。每個週末，他都會去列寧圖書館，有些書跟他的專業有關，有些是最先進的科學理論，比如他手抄過整本愛因斯坦。在莫斯科，格奧爾基是個異類，因為他不喝酒。你知道，蘇聯男人都是些酒鬼。對了，你不喝酒吧？
嗯，從不喝酒。
希望你永遠保持下去！十月革命節，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的盛大節日。格奧爾基卻帶我去了公墓。我就是喜歡這樣的與眾不同，大晚上去墓地，不覺得很刺激嗎？新處女公墓，埋葬著果戈理、契訶夫、奧斯特洛夫斯基、愛森斯坦，最新的墓碑屬於自殺身亡的法捷耶夫。我給以上這些墓碑都獻了花，尤其愛森斯坦，那可是我們學電影的老祖宗。從公墓出來，一路逛到莫斯科河邊。那時已經很冷，水面結了厚厚的冰。忽然竄出七八條壯漢，喝得醉醺醺的，對我動手動腳。在這些人面前，格奧爾基的個頭就像小孩子。他們看不起中國男人，說了些侮辱的話。格奧爾基啥都沒說，抓住為首的一個，抱摔在莫斯科河的冰面上。打架開始了。後來我才聽說，這些酒鬼都是冰球運動員，怪不得四肢發達。他們以多打少，我怕格奧爾基會被打死，到處尖叫著求救，終於找來兩個警察。那個十月革命節，我們是在警察局裡度過的。格奧爾基受了些外傷，我親手給他包紮了傷口，不很嚴重，但看起來渾身是血——大半都是別人的。那幾個冰球運動員卻被他打慘了。你要記住，為保護女人而受傷的男人，會讓女人記住一輩子。
直到現在？
是啊，此時此刻，在這裡——卡佳指了指自己的心臟，從莫斯科的那一夜開始，我深深喜歡上了這個實習電工，但不知道前途如何。
最後半句話，卻說的我滿懷憂傷，結束了這場野餐。
這一年，我開始上網，也開始寫小說。我嘗試把最初的小說，貼到「榕樹下」網站。我不太在意外面真實的生活，小說也多是內心寫照，或是天馬行空的想象，大多跟歷史有關。幾乎每篇小說，我都會事先拿給卡佳看一眼。她總是又快又認真地看完我的短篇小說，而我忐忑不安地等候在旁邊，又為了掩飾自己的心情，隨手拿出一本《遠大前程》或《青年近衛軍》。她有時候說很好，有時候拍案叫絕，有時又會大罵狗屁不通。
她用紅筆劃出一個段落，告訴我要刪掉其中的三分之二——虛詞、副詞、形容詞全部刪除！不會損害你要表達的意思，千萬不要囉唆，不要追求語言上的華麗，那些都是女人的塗脂抹粉！我要你看到一張真正的臉，哪怕是個像我一樣的老太婆，但這沒關係！只要是真的就可以，簡單，直接，該有力量的時候就爆發出來，一個字勝過千言萬語！對了，你必須多讀海明威。有朝一日，當你開始寫長篇小說，就會明白更多。
卡佳說這些話的時候，鏡片底下的雙眼，一下子變得很年輕。
能給我看看你年輕時候的照片嗎？
我在莫斯科的照片，當然有不少，我還上過蘇聯的雜誌封面呢，作為中蘇友好的代表。不過回國以後，陸陸續續都被燒光了。
為什麼？
因為，我有記憶啊——每道亮光，每片陰影，每個嘴角，每個眼神，每分鐘每秒，全都在心裡頭清清楚楚，還需要照片嗎？
卡佳，你是什麼時候回國的？
1958年，最後一天，莫斯科大雪紛飛，我提前終止了學業，坐上從莫斯科到北京的國際列車。因為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叛逃去了香港，發表了一些反動言論，我當然也受到了牽連。他們後來又去了美國，墓地還在舊金山呢，但我一次都沒有去過。
格奧爾基呢？
我再沒見過他，也沒有音訊，不知道他現在還活著嗎。1959年，我回到上海，大學沒有畢業，又是叛徒的女兒，沒有一家單位敢要我。還有些人風言風語，說我在莫斯科做了不要臉的事，是上海話所說的「拉三」，你懂的。
所以，你被分配進了公交公司做售票員？
卡佳淺淺一笑。你好聰明呢。我坐在十三路電車上，每天從曹家渡到提籃橋，賣了一輩子車票。至於這棟房子嘛，我就出生在這裡，以前一樓是客廳、餐廳和廚房，二樓是我和父母臥室和書房，三樓是儲藏室。六十年代，這套房子被許多人佔據了，我一度被掃地出門，暫住在單位宿舍。後來國家落實政策，把最破的頂層還給了我。其餘部分，永遠不再屬於我了。但我不在乎，反正一個人過，那麼大房子也沒有意義。
你沒有結過婚？
嗯，這沒啥了不起的。
為了你的電工格奧爾基？
閉嘴！
那次談話後，我寫了個短篇小說《綁架》。給卡佳看過，她點頭說還可以，你去投稿參加個文學比賽吧。可我不認識文學圈的任何人，聽說那些比賽和獎項都是要有關係的，否則人家根本都不看你一眼。她說沒關係，哪怕沒人看過你一眼，但你以後不用為自己的膽怯而後悔。
於是，我選了從報紙上看來的一個「貝塔斯曼人民文學新人獎」。幾個月後，從十四萬篇投稿中，我的《綁架》意外獲獎了。我平生第一次去北京，參加了頒獎典禮，小說發表在那年的《當代》文學期刊上。終於，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作家，文學期刊的編輯，出版社的領導……
我帶著獎狀回來給卡佳看，但她並沒有祝賀我，而是冷冰冰地警告——喂，你快要完蛋了！
怎麼了？
得獎啊什麼的是不錯，但請你從今天起忘記，所有的獎是給你的過去，不是給你的現在，更不是給將來。你明白嗎？還有你見到的那些人，在你嘴裡津津樂道，好像都是些很厲害的大人物，在北京在全國叫得出名字的……但最好離他們遠一點，寫好你自己的小說就夠了！
因為在莫斯科你都見過了，對不對？
你讀過《靜靜的頓河》嗎？
肖洛霍夫。
他後來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我在莫斯科電影學院的老師，是他最親密的朋友，常帶我去參加他的文學沙龍。他已經獲得了列寧勳章、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不再是那個窮鄉僻壤的哥薩克了，偉大的肖洛霍夫，他再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了！還有那些著名的作家、詩人、畫家和各種藝術家，我們在國內讀書的時候，都把他們當做偶像和明星，可一旦見到本人，不過都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傢伙們，只會高談闊論，彼此肉麻地吹捧。蘇聯政府給這些人提供了寬敞明亮的別墅，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裡，還有嘎斯轎車、司機與僕人。我打心眼裡喜歡他們的作品，但又討厭他們本人。
這不矛盾嗎？多年以後，才發覺提出這樣的問題，我簡直是個白痴。
卡佳摸著我的後腦勺說，在寫作這條道路上，你可能會很有成就。但要記得，絕不能輕視任何人，就像絕不能輕視你自己那樣。有朝一日，我會不會也變成自己曾經討厭過的那種人？也許會，也許不會，很遺憾，我們大多數人屬於前者。但請你別忘了今天，別忘了你最初為了什麼而寫。不是什麼改變命運的鬼話，而是你想要傾訴內心。
那你討厭現在的自己嗎？
她走到鏡子前，摸著脖子上的皺紋。很討厭，討厭得要死！
第二年，國際形勢風雲突變，中美軍機在南海相撞；基地組織劫機撞了紐約世貿中心；我的第一個長篇小說《病毒》完工；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卡佳出了意外。
深秋，在思南路與南昌路的拐角，她被一輛助動車撞倒了，後腦勺磕在水門汀上，在醫院裡昏迷了一個星期。
我找不到她的親屬，只在抽屜裡找到一張醫保卡，這才知道她的真實姓名。我去過派出所與居委會，確認她沒結過婚，親戚全在香港和海外，但從不來往。二十年前，她從公交公司提前退休，閒著沒事翻譯俄國小說，稿費雖然微薄，總比光拿退休金的孤老太強些。我在醫院代表親屬為她簽字，當時很害怕她會不會將永遠沉睡下去。
卡佳醒來的那天，我正在她的病房裡。當她突然睜開眼睛，我盯著她喊了幾音效卡佳。她的目光有了反應，說明她至少記得這個名字。我轉身要去呼喚護士，她發出含混不清的聲音，似乎是俄語某個單詞，聽著又有幾分耳熟。午後的時光裡，我在門口停下來，慢慢轉身。枯黃落葉的窗外，射來白油漆般的光，在我的臉上反覆塗抹。
我聽清楚了她的唸叨：格奧爾基。
最初的恍惚過後，我才想起這個名字屬於誰——1958年在莫斯科的中國電工。
你是在叫我嗎？
卡佳點點頭，又叫喚了我一聲格奧爾基。
我想要搖頭，脖子和頸椎卻僵硬著不動，也許是昨晚落枕了，也許是其他什麼原因。
昏迷的七天裡頭，她的頭髮更白了，我不會給她保養皮膚，臉上的皺紋密集湧出，但沒照鏡子的她並未意識到這些。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七天。
我像個白痴似的回答。
卡佳搖頭，眼眶已經溼潤。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當我看到老太太的淚水，像漲潮的黃浦江洶湧在臉上，我的心頭驟然懸空，一下子懂了她的問題——她找我找了多久？她找她的格奧爾基找了多久？
但我不是格奧爾基，我只是每週跑到她家來看書的在郵局上班的後生，我能這樣告訴她嗎？
把你的手交給我。卡佳向我懇求。
我伸出手，在老婦人的手掌心裡。她的手又柔軟又暖和，就像我小時候的外婆，但有些老繭和很粗的紋理，看來幹過不少體力活，包括冬天裡手洗衣服。她的手像一層薄膜，將我緊緊包裹起來。
honey，格奧爾基是卡佳的糖紙頭裡的甜心。
第二天，我給她辦理了出院手續，醫生說她並無大礙，也不會有後遺症，就是可能記憶出了些問題。
我把卡佳送回思南路的頂層大屋，幫她洗去沙發和書架的灰塵，買了醫生關照可以吃的東西。告別的時候，她在身後叫我。格奧爾基！記得來看我。
我回頭，看著她佈滿魚尾紋的眼角，點頭說好的。
為什麼我會承認自己是格奧爾基？欺騙一個記憶錯亂的老太太並不是好玩的事兒。因為，在為卡佳整理房間的時候，我從床頭櫃裡找到個相框，鑲嵌著一張黑白照片——
他看起來二十多歲，穿著灰色的工裝服，背景似是1958年的莫斯科，那是卡佳常說起的克雷姆斯基大橋，橫跨在莫斯科河上的懸索橋，許多人在橋上自殺而聞名。看到這張照片，我就不由自主要閉上眼睛，不敢再多看哪怕一秒。
他很像我。
不，是我很像他。
雖然顏色是黑白的，但照片裡的人，分明就是過去的我——也許是上輩子？也好像是我穿越過了，眼睛、鼻子、嘴唇、下巴……彷彿自己在照鏡子。
所以，我是格奧爾基。
而在卡佳的眼中，我依然活在這張照片裡，來自1958年的莫斯科。我無法反駁她，無法向她辯解，哪怕隱藏或燒掉照片，但格奧爾基的這張臉，就在她的心裡頭藏了四十多年——只要看到我的這張臉，格奧爾基就會生動而鮮明起來。
一度我想不再去找卡佳了，免得讓她對我產生更多的依賴，但隔了兩個星期，我還是忍不住去了。她一直坐在沙發上等我回來，穿著顏色鮮豔的羊毛衫，花白的頭髮被染黑了，嘴唇上塗著淡淡的口紅。
祝賀你，格奧爾基同志，你終於成功了！
她拿出兩個搪瓷杯子，倒了些飲料要跟我碰杯慶祝。
什麼成功了？我不明白。
時間！
哦？你說什麼？我懵懂地與她乾杯，喝盡似乎是過期了的飲料。
你不記得了嗎？1958年，在莫斯科，十二月最冷的那天，你帶著我坐地鐵來到莫斯科郊外，一片被大雪覆蓋的森林裡。那裡有個衛國戰爭以後廢棄的兵工廠，方圓幾公里內荒無人煙，廢墟的最深處有個艙門，你用了很大力氣才開啟這個門，拉著我走進一條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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