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從未出席過治安法庭的開庭審理，然而，當我在雷斯垂德的陪同下走向弓街那座簡樸而結實的大樓時，卻有一種奇怪的親切感。似乎我受到了傳喚，不可避免地要到這裡來。雷斯垂德肯定看到了我臉上的神情，露出憂鬱的笑容。「我想，您大概沒有料到自己會到這樣一個地方來吧，華生醫生？」我說他準確無誤地道出了我腦海裡的想法，「是啊，您應該想到，有多少人是因為你們而上這兒來的——當然啦，我指的是您和福爾摩斯先生。」
他說得一點兒不錯。我們頻頻開始的工作總是在這裡結束，這裡是通向老貝利sup/sup甚至斷頭臺的第一步。如今，在我寫作生涯快要接近尾聲的時候，回想起來便感到十分奇怪：我敘述的每個故事都以揭露或逮捕某個罪犯而告終，過了這點以後，我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他們的命運不會再牽動讀者的興趣，也就對他們不再理睬。似乎他們的存在價值只是他們乾的壞事，罪案一經偵破，他們就不再是有著跳動的心臟和破碎的精神的人類。我從來沒有考慮過他們穿過這道轉門，走在這陰森森的過道里時的恐懼和痛苦，是否有誰流下悔恨的淚水，或祈禱上帝的救贖？是否有誰一直抗爭到最後？我不關心。這不是我的寫作內容。
然而，當我回憶起十二月那個寒冷刺骨的日子，福爾摩斯要親自面對他經常調動的警察機關時，我認為也許我對那些罪犯的態度是不公正的。即便是像柯弗頓·司密斯這樣殘酷或像約納斯·奧德克這樣狡猾的罪犯也不例外。我寫的是如今被稱作偵探故事的東西，碰巧我身邊的偵探是其中最偉大的一個。但是，在某種意義上，偵探的身份實際上是由他對付的那些男人或女人來決定的，而我卻十分草率地把那些人丟在一邊。當我走進治安法庭時，他們全都橫衝直撞地擠進我的腦海，我似乎能聽見他們朝我大聲喊道：「歡迎。你現在是我們中的一員了！」
法庭是一個方形的房間，沒有窗戶，板凳和柵欄都是木頭的，遠端的牆壁上裝飾著皇家兵器。法官就坐在那裡，一個年邁而刻板的男人，舉止風度也有幾分木頭的特性。他面前有一個用欄杆圍起的高臺，罪犯們被一個接一個地帶到這裡。庭審程式迅速而千篇一律，因此，至少對旁聽者來說，簡直顯得有點兒單調。我和雷斯垂德來得很早，跟另外幾位旁聽者一起在旁聽席上就座，目睹一個造假者、一個盜竊犯和一個詐騙犯都被還押候審。不過法官也是有同情心的。一個學徒被控酗酒和有暴力行為——這是他的十八歲生日——法官判他當庭釋放，把他的具體惡行記錄在「駁回起訴記錄簿」裡。還有兩個孩子，最多也就八九歲，因乞討而被帶上法庭。法官把他們交送給治安法庭救濟機構，並建議由流浪者協會、巴納德博士sup/sup孤兒院或倫敦兒童教養協會負責照料他們。聽到最後這個名字，我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正是這個機構負責創辦了我和福爾摩斯拜訪過的喬利·格蘭傑男生學校。
一切不緊不慢地進行著，突然，雷斯垂德捅了捅我，我這才意識到法庭的氣氛變得凝重起來。又有一些穿制服的警察和職員走進來坐下。法庭的傳達員，一位身著黑袍、活像貓頭鷹一樣的矮胖男人走到法官跟前，壓低聲音對他說話。兩個我認識的人走進來，在一條板凳上坐下，彼此相隔幾尺。一個是阿克蘭醫生，還有一個是紅臉膛的男人，可能也是克里爾鴉片館外人群中的一員，但當時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印象。在他們身後坐著克里爾本人（雷斯垂德把他指給我看）。克里爾搓著雙手，似乎想把手上的汗擦乾。我頓時明白了，他們是作為證人出現的。
接著，福爾摩斯被帶了進來，仍然穿著被捕時的衣服，看上去完全不像他本人。如果不是知道內情，我可能會認為他是故意偽裝了來迷惑我，就像他以前經常做的那樣。他顯然沒有睡覺，並經受了長時間的審問，我努力不去想象他們對他施加的各種各樣的普通罪犯非常熟悉的侮辱。福爾摩斯即使是在狀況良好的時候，面容也很憔悴，現在更是瘦削枯槁。可是，他被領進被告席時轉過臉望向我，我看見了他眼睛裡的亮光，知道戰鬥並沒有結束。這點亮光還提醒我，當命運似乎與福爾摩斯作對時，他從來都是不屈不撓。我身邊的雷斯垂德直起身子，壓低聲音嘟囔了一句什麼。他為福爾摩斯所受的待遇而感到震驚和憤怒，顯露出他性格中我以前從沒見過的一面。
一位出庭律師走上法庭，這是個胖乎乎的小個子男人，厚厚的嘴唇，厚厚的眼瞼，我很快就看出他扮演的角色是起訴人。不過，看他提起訴訟時的樣子，馬戲團導演的身份可能更適合他，他簡直把法庭當成了一個馬戲團。
「被告是一位著名偵探。」他開口說道，「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因一系列破案而小有名氣，那些故事雖然花哨和聳人聽聞，但至少還有一部分事實基礎。」我勃然大怒，如果不是雷斯垂德伸手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胳膊，我可能就跟他當場對峙了。「也就是說，我不否認蘇格蘭場有一兩位能力較差的警官，因為福爾摩斯先生有時給他們的調查提供一些有效的線索和見識，他們對他懷有感激之情。」聽到這裡，雷斯垂德皺起了眉頭。「但是，哪怕是最優秀的人，也有其魔鬼的一面。在福爾摩斯先生的這個案子裡，是鴉片把他從法律的朋友變成了一個最卑劣的罪犯。他於昨夜十一點鐘之後進入了萊姆豪斯一家名為克里爾的鴉片館，這是毋庸置疑的。我的第一位證人就是該鴉片館的主人——以賽亞·克里爾。」
克里爾走到證人席上，這些訴訟程式不需要宣誓。我只能看見他的後腦勺，白生生的，沒有頭髮，跟脖子交融在一起，看不清楚腦袋在哪兒結束，脖子從哪兒開始。在起訴人的催促下，他講了下面這個故事。
沒錯，就在十一點剛過，被告進了他的鴉片館——一傢俬營的合法店鋪。尊敬的法官大人，先生們可以在那裡安全而舒服地沉溺於自己的癖好。他沒有怎麼說話，要了一份麻醉品，付了錢，立刻吸服。半小時後，他提出再來一劑。克里爾先生曾擔心福爾摩斯先生——他後來才知道福爾摩斯的名字，他向法庭保證，當時福爾摩斯先生於他完全是個陌生人。他擔心福爾摩斯先生已經變得亢奮和躁動。克里爾先生指出連吸兩份恐怕不太明智，但是那位先生激烈反對。為了避免衝突，維持鴉片館著名的安寧祥和，他就又收了一份錢，提供了藥品。福爾摩斯先生吸了第二支菸，精神變得十分錯亂。克里爾見勢不妙，擔心會破壞和平的環境，就派一個男孩出去找警察，自己試著跟福爾摩斯先生講道理，讓他平靜下來，但是沒有效果。福爾摩斯先生眼神瘋狂，失去控制，一口咬定房間裡有敵人，他被人追趕，生命受到威脅。他掏出一把左輪手槍。到了這個時候，克里爾先生就堅持讓他離開。
「我擔心我的生命安全，」他對法庭說，「只想讓他趕緊離開店鋪。現在我才知道我錯了，應該讓他留在裡面，等珀金斯警官來了再說。他剛走到大街上，就失去了理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從沒見過這種事情，法官大人，這太罕見、太離奇了，但這是毒品的副作用。我毫不懷疑福爾摩斯先生用槍射殺那個可憐的女孩時，相信自己面對的是一個面目猙獰的惡魔。我如果知道他帶著武器，根本不會把東西賣給他，上天做證！」
這個故事在各方面都得到了第二個證人，也就是我已經注意到的那個紅臉膛的男人的證實。他神情慵懶，舉止過分考究，帶有十足的貴族氣派，皺著鼻子，看似厭惡地嗅吸著這裡過於平凡的空氣。他沒有提供什麼新的內容，幾乎逐字地重複了克里爾剛才說過的話。他說，他躺在房間另一邊的一張床鋪上，雖然處於非常放鬆的狀態，但可以發誓他十分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鴉片對於我來說，只是一種偶爾的放縱。」他最後說道，「它讓我有幾個小時可以擺脫生活中的煩惱和責任。我覺得這沒什麼可羞愧的。我知道，許多人都因為這樣的理由，在家裡偷偷服用鴉片酊。對於我來說，這跟抽菸、喝酒沒什麼兩樣。重要的是，」他語氣尖銳地補充道，「我能夠自我控制。」
當法官詢問他的姓名以便記錄時，這個年輕人在法庭上引起了一陣騷動。「霍拉斯·布萊克沃特勳爵。」
法官盯著他：「先生，我是否可以認為，您是哈勒姆郡布萊克沃特家族的成員？」
「是的。」年輕人回答，「布萊克沃特伯爵正是家父。」
我跟別人一樣感到意外。英國最古老的家族之一的後裔竟然光顧藍門場一家卑劣齷齪的吸毒館，這真是不同尋常，甚至令人感到驚愕。與此同時，可以想象他的證詞會給我朋友的案子增加多少分量。這不是某個道德敗壞的水手或江湖騙子在說自己的一面之詞，這是一個只要承認到過克里爾鴉片館就有可能自毀前程的人。
他還算幸運，這裡是治安法庭，沒有記者在場。對福爾摩斯來說也是這樣——這點我無須說明。霍拉斯勳爵走下來時，我聽見旁聽席上有竊竊私語，並注意到他們到這裡來就是為了看熱鬧。這種爆炸性的訊息對他們來說無異於麵包和黃油。法官跟穿黑袍子的傳達員交換了幾句話，這時斯坦利·珀金斯站上了證人席，就是那天夜裡我遇到的那位警官。珀金斯筆直地站在那裡，頭盔放在身體一側用手託著，像倫敦塔的幽靈託著自己的腦袋。他說的話最少，大部分情況已經有人替他說過了。克里爾派去的那個男孩找到他，叫他到米爾沃德街拐角的那座房子去。他走到半路，突然聽見兩聲槍響，便衝到銅門廣場，發現一個人神志不清地躺在地上，手裡拿著一把槍，還有一個女孩倒在血泊中。人群慢慢聚集，他控制現場，並立刻看出那個女孩已經無力迴天。他還描述了我怎樣趕到，認出了那個昏迷的男人是夏洛克·福爾摩斯。
「我聽了以後不敢相信。」他說，「我讀過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的一些事蹟，沒想到他竟然捲進這樣的事情裡……唉，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珀金斯之後是哈里曼巡官，那一頭白髮使人立刻就能認出他來。他說的每句話都經過斟酌，為了達到最理想的效果，語音語調毫不含糊，使人想象他曾為這番講話而排演了好幾個小時，也許事實真是這樣。他甚至沒有掩飾語氣裡的輕蔑。把我的朋友投入大牢，甚至處以死刑，似乎是他的人生的唯一使命。
「我向法庭彙報一下我昨晚的行動。」他這麼說道，「不遠處的白馬街上有人闖入一家銀行行竊，我接到情報趕了過去。正準備離開時，我聽見了槍聲和警官的口哨聲，便往南一拐，看是否能夠幫得上忙。我趕到時，珀金斯警官指揮全域性，處理得井井有條。我認為珀金斯警官應該獲得晉升。是他告訴了我站在你們面前的這個男人的身份。你們已經聽說了，他是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擁有一定的名望。我相信，他的許多崇拜者都會感到非常失望。他的真實本性、他對毒品及其兇殘作用的上癮，實在是離我們大家欣賞的虛構作品相差甚遠。
「毫無疑問，是福爾摩斯先生殺害了薩利·迪克森。事實上，就連其傳記作者的想象力也無法在讀者的腦海裡激起絲毫的懷疑。在犯罪現場，我注意到他手裡的槍還是熱的，衣袖上沾著黑色的硝煙，大衣上有幾滴小小的血跡，只有站在離女孩很近的地方開槍才會濺上。福爾摩斯先生處於半昏迷狀態，還沒有完全從鴉片的迷睡中甦醒，幾乎沒有意識到他做了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我說‘幾乎沒有意識到’，絕不是說他完全無辜。他知道自己有罪，法官大人。他沒有替自己辯護。當我警告並逮捕他時，他並沒有試圖讓我相信情況不是我剛才描述的那樣。
「到了今天早晨，在經過八小時的睡眠，洗了一個冷水澡後，他才聲稱自己是無辜的。他對我說，他光顧克里爾鴉片館不是為了滿足他那令人厭憎的慾望，而是在調查一個案子，案件的具體情況他卻不肯透露給我。他說有一個男人——他只知道名叫漢德森——打發他到萊姆豪斯去追查某個線索，沒想到這個情報是一個陷阱。他說自己剛走進鴉片館，就被制服了，被迫服下一些麻醉劑。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我認為，一個人光顧鴉片館，卻又抱怨被人下毒，似乎有些奇怪。克里爾先生一輩子都在把毒品賣給想要買的人，這次居然決定免費奉送，這也是說不通的。我們知道，這都是一堆謊言。剛才我已經聽到一位值得尊敬的證人看見福爾摩斯先生抽了一支，又提出再抽一支。福爾摩斯先生還聲稱他認識被害的女孩，她也是這場神秘調查的一部分。我倒願意相信他的這部分證詞。他很可能以前見過那個女孩，在精神錯亂的狀態下，把她當成了某個想象中的特大罪犯。他殺害她沒有別的動機。
「我想再補充一點，福爾摩斯先生現在一口咬定他置身於一個陰謀之中，這個陰謀包括我、珀金斯先生、以賽亞·克里爾、霍拉斯·布萊克沃特伯爵，以及，很有可能包括您，法官大人。我可以把這看作他的妄想，但實際上比這更加糟糕。他蓄意試圖擺脫他昨晚的迷幻狀態造成的後果。福爾摩斯先生真是不幸，我們還有第二個證人正巧目睹了謀殺過程。我相信，他的證詞會使訴訟程式告一段落。就我來說，只想補充一句，我在倫敦警察局幹了十五年，還從沒碰到過證據這樣充分、犯罪這樣明顯的案子。」
我幾乎以為他要鞠一個躬，但他沒有，只是恭敬地朝法官點了點頭，便坐了下來。
最後一位證人是托馬斯·阿克蘭醫生。在夜晚的黑暗和混亂中，我沒有仔細看過他。此刻他站在面前，我吃驚地發現他是一個毫無魅力的男人。一頭鮮紅色的鬈髮（他肯定能在紅髮會謀得一席之地）亂糟糟地從長長的頭顱上披散下來，深色的雀斑使他的皮膚看上去近乎病態。他剛開始長出鬍鬚，脖子長得近乎離奇，一雙藍眼睛水汪汪的。也許我對他的外貌的描述有些誇張，因為他開口說話時，我對他產生了深刻的缺乏理性的憎恨。他的話似乎給我朋友的罪狀下了最後的斷語。我之後核查了官方筆錄，因此能夠一字不差地在此呈現當時的提問和他的回答，以免我的一己之見影響敘事的真實性。
起訴人：請把您的姓名告訴法庭。
證人：托馬斯·阿克蘭。
起訴人：您來自蘇格蘭。
證人：是的，但目前住在倫敦。
起訴人：阿克蘭醫生，您能否跟我們說說您的職業生涯？
證人：我生於葛拉斯哥，在那裡的大學學醫。我於一八六七年獲得醫學學位，在愛丁堡的皇家醫藥學校擔任講師，後在愛丁堡皇家病童醫院擔任臨床外科學的教授。五年前妻子死後，我遷至倫敦，應邀在威斯敏斯頓醫院擔任董事至今。
起訴人：威斯敏斯頓醫院是為窮人開辦的，資金來自公眾捐款，是這樣嗎？
證人：是的。
起訴人：我相信您本人也對醫院的維護和擴建給予了慷慨的資助。
法官：愛德華茲先生，如果您不介意，我認為應該切合主題。
起訴人：好的，法官大人。阿克蘭醫生，您能否告訴我們，昨天深夜您怎麼碰巧去了米爾沃德街和銅門廣場附近呢？
證人：我去看望我的一位病人。他是個善良、勤勞的男人，家庭貧困。他出院後，我很擔心他的健康。我很晚才去看他，因為先參加了皇家內科醫生協會的晚宴。我十一點鐘離開病人家，打算走一段路回家——我的住處在霍爾本。可是我在霧中迷了路，於是偶然走進了廣場。
起訴人：您看見了什麼？
證人：我看見了整個事件。我看見一個女孩，她在這樣寒冷的天氣裡穿得非常單薄，最多也就十四五歲。我一想起她那個時候在大街上可能在做什麼，就感到不寒而慄，大家都知道那個地區各種罪惡猖獗。我剛注意到她時，她舉著雙手，看上去非常驚恐。她只說出了一句話：「求求您……」接著便是兩聲槍聲。她倒在地上。我立刻知道她死了。
起訴人：您知道是誰開槍的嗎？
證人：起初不知道，天很黑，我完全驚呆了，而且擔心我的生命受到威脅。我想，這個人竟然傷害這樣一個可憐的手無寸鐵的小姑娘，肯定是個到處亂跑的瘋子。接著，我分辨出一個人影站在離我不遠的地方，手裡拿著一支仍在冒煙的槍。就在我注視的當兒，他呻吟一聲，撲通跪地，接著便神志不清地癱倒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