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真的存在嗎？這個屋裡會不會其實只有三個人？
緘默的恩人，會不會只是比留間一人分飾兩角？他不發一語地救了我，將我帶進了稻田富子的家裡，接著從門的內側將門拉開，併發出宛如剛剛從外頭奔進來的聲音——這會不會才是真相？回想起來，當初恩人將我拉起時，是用左手握住我的右腕，這是否意味著他不想被我發現他的右手缺了兩根指頭？原本對我而言就虛無縹緲的「緘默的恩人」，自從我有了這樣的懷疑後，更有如在黑暗中完全溶解、消失無蹤。
問題是比留間為何要做這種事？故意把自己設計得像殺人未遂一樣，對他來說，理應沒有任何好處。難道他有什麼非得這麼做不可的理由，只是我無法想象？
「緘默的恩人」真的是實際存在的人物嗎？稻田富子的言辭之間完全沒有提及他，這是否意味著這個人根本不存在？但此時不管三七二十一去加以確認，恐怕不是明智之舉。倘若比留間真的基於某種迫切需要而一人分飾兩角，我卻大膽地揭穿他的詭計，恐怕會有性命之憂。
「——稻田女士，聽說我哥哥曾遭火爐的火焰燙傷，右手腕留下了燙傷的痕跡，是真的嗎？」我朝老婦人的方向問。
老婦人有半晌沒有回應，似乎是陷入了沉思，正從內心深處翻找這段記憶。我耳中只聽見暴風雪吹得門扉喀喀作響，彷彿是大自然對人類的一種恫嚇。
「當年在田裡幫忙時，你哥哥總是挽起袖子，但我從來沒看到燙傷痕跡。」老婦人說。
大久保的記憶與稻田的記憶——到底我該相信哪一邊？
「事實上——大概三年前，你哥哥曾來拜訪過我一次。」
「真的嗎？為了什麼事情？」
「他跟我說，他想控告日本政府。」
「原來是為了訴訟，哥哥這個行為對我造成很大的困擾。為了籌措打官司的費用，他一天到晚跟我討錢，事情都過了這麼多年，我實在不明白他還吵這些幹什麼。因此，我懷疑他是假遺孤，只是想找藉口向政府索求金錢。」
「請不要用這樣的想法來評斷你哥哥，你知道遺孤們的聯署行動嗎？」
「不清楚。」
老婦人接著向我解釋，遺孤們為了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曾向國會遞交了一份由十萬人聯署的陳情書，要求政府分發給遺孤們一筆特別給付金。這個案子要通過，必須得到全場國會議員的同意。然而現況是，有些年輕的國會議員連遺孤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搞不清楚，最後這個案子沒有在自民黨內通過，遭到廢棄。
遺孤們為了再次遞交陳情書，重新發起了聯署行動，但他們有將近七成都是過著依靠清寒補助金的生活，根本籌不出經費參加這個活動。
「聽說你哥哥為了替願意協助聯署的人出交通費，搬出了原本的出租屋，改租便宜的公寓房間，存款也花了個精光。這全是為了替遺孤們爭取一個未來的保障。他若是一個貪婪的假遺孤，有可能做這種事嗎？」
原來竟有這樣的事情。任性又自私的「哥哥」，竟然會為了其他遺孤而散盡家財——我彷彿看見了「哥哥」的另一張面孔。
「——這第二份陳情書，後來怎麼樣了？」
「還是一樣，被自民黨否決了。那些國會議員所持的理由是，倘若分發特別給付金給遺華日僑，那麼其他受害者，如原子彈受害者、空襲受害者、被拘留於西伯利亞的日本人等等，都必須比照辦理才行。遺孤們為了爭取未來的保障，只好對政府提出控告。你聽過‘兩千人訴訟’嗎？」
這字眼倒是經常聽「哥哥」提起。簡單來說，就是遺孤們認為國家沒有盡到安排遺孤儘早歸國並協助其自力更生的責任，因此提出國賠索求的一場訴訟。審理法院遍及全國十五個地方法院，原告多達兩千兩百人，所以被稱為「兩千人訴訟」。
原告的人數，佔了歸國遺孤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八，這種控告祖國的行為，需要相當大的勇氣。遺孤們擔心會給身份擔保人添麻煩，清寒補助金被取消，甚至是被其他國民當成叛國賊，但最後還是決定挺身對抗政府。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約八百名遺孤及其家屬發動遊行，從國會議事堂走到政府機關匯聚的霞關附近，並遞交了訴狀。歷經漫長的審判過程，大阪及東京地方法院判決原告敗訴。法院的主張是日本政府確實沒有盡到安排遺孤儘早歸國並協助其自力更生的義務，但這並不符合《國家賠償法》中違反義務的規定。
而另一方面，神戶地方法院判決政府應負賠償責任。政府提出了上訴，據說有很多遺孤沒等到判決結果出爐就逝世了。最後政府與遺孤之間達成了協議，政府承諾提供各種援助，遺孤們也撤銷了告訴。
「我哥哥在這個時候又打起官司，聽說有不少遺孤反而感到很困擾。風波好不容易平息了，大家都不想多生事端。」我說。
「不，並不是所有遺孤都贊成與政府和解。」老婦人振振有詞，「政府承諾給遺孤們的援助，只是滿額的老齡基礎年金，以及單身者每個月最高八萬日元的給付金。但遺孤假如有工作收入或在支取厚生年金，其金額的七成還是會從給付金中扣除，這點跟之前一樣。對於這樣的援助內容，遺孤之間的評價有好有壞。最後大家決定撤銷告訴，只是不希望在遺孤之間形成對立關係。」
「但在這個時候打官司，勝訴的機會可說是相當渺茫，我哥哥卻還是一意孤行，這不是有些不太合情理嗎？」
「你哥哥非要在這個時候提起訴訟，是因為受到法律追訴期的限制。必須在自獲得永久居留權五年後的二十年之內提起訴訟，否則視同放棄權利。這令你哥哥相當緊張。」
哥哥是在一九八三年獲得永久居留權，並在二〇〇七年提起訴訟，當時距離法律追訴期截止只差一年的時間。
「村上先生！」稻田富子以極為誠摯的語氣對我說，「那個人絕對是你的親哥哥。三年前跟他相見時，我們聊了很多當年在東北的生活。若不是他本人，絕對不可能知道那些事。」
稻田富子一字一句說得充滿了自信。
「有沒有可能是假貨曾在中國聽真正的哥哥說起過往事？例如，從前在東北過著什麼樣的生活、發生了哪些事——」
「他的長相還是與小時候有幾分相似。何況你的母親不是與他相認了嗎？假貨再怎麼厲害，總不可能瞞過親生母親的眼睛。」
「但訪日調查團的認親活動中確實曾有過認錯親的例子，畢竟失散了四十年，還是有可能搞錯的。」
「絕對不可能。」稻田富子說得斬釘截鐵，「你哥哥說起往事時不僅具體、翔實，而且與我的記憶完全相符。我可以跟你保證，他絕對不可能是假貨。」
緘默的恩人不僅到最後都不發一語，甚至沒出過半點聲音。我想暗中向稻田富子確認這個人是否存在，但比留間充滿警惕地跟在我身旁，不給我單獨與稻田富子相處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