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親的墓位於東京的多磨墓地。但祖母的遺骨不在那塊墓地底下。
父母是遷居東京之後才過世的，但祖母阿金早在昭和初年便因年邁體衰死於小倉。那是一個下大雪的日子，我只知道當時她已年過八十，但無法確定究竟是幾歲，家裡也沒有她的牌位。
阿金死時，我父親峰太郎正窮困，買不起墓地，只好將骨灰罈暫時寄放在附近的寺廟裡，一放就放到了現在。
雖不知寺名，但知道就在我家附近，地點我也記得很清楚。當時主持葬禮的和尚曾在棺材前揮舞拂塵，所以一定是一座禪宗寺廟。在陰暗的家中，只有那把拂塵的白毛和袈裟的金邊部分閃閃發亮。和尚唸完經後，起身在棺材前大喝法偈的洪亮嗓音至今猶在耳邊。那時我十八九歲。
小倉市原為舊日城堡外圍的繁華市區，區內有許多禪宗曹洞派的寺廟。藩主納骨的菩提寺如此，在鷗外的小說與日記中出現的安國寺亦如此。不過寄放祖母骨灰罈的禪宗寺沒那麼氣派，只是一座陰森冷清的寺。該寺廟位於繁華大馬路之外的內巷，有小門和矮牆。位於兩條路交會處的角落，唯獨廟前總是陰溼骯髒。正對面都是些酒類批發店和雜貨店之類的商鋪，所在的橫巷叫鳥町，一排安靜的店面悄然佇立。
小倉的主要幹道自古以來就是魚町，貫穿南北。走到魚町的南邊盡頭，就連著旦過市場。沿路幾乎都是賣魚的，只聽吆喝聲此起彼落，一片喧鬧。寺廟所在的路位於魚町和旦過市場交會的東橫巷，那裡只有冷清的平民町，和東邊的一條染坊町。西邊末端直達旦過市場中央。小倉的街道縱橫交錯如棋盤。我父母就在染坊町的一條分支小巷裡經營餐飲店，和寄放骨灰的寺廟只隔了一條馬路。
我常經過那座廟。狹窄的廟門老舊破敗，頂上堆著搖搖欲墜的爛瓦，還有那骯髒的土牆，牆下散落著行人丟棄的垃圾。夜裡這裡便成了便溺的最佳地點。廟四周一年到頭都是溼漉漉的，主殿的四柱屋頂探出牆頭，隱約可見門內種著的蘇鐵的綠葉。那扇門我一次也沒進去過，只是每次經過時會想，啊，祖母的骨灰就放在這裡啊。
本來跟廟方說好，只是在墓地蓋好前暫時寄放，不過父親當然無錢打造造價不菲的墓碑，因此就這麼放著不管了。會把骨灰罈寄放在寺廟的，多半是窮人。
我家連個可供安放祖母阿金骨灰罈的佛壇都沒有，骨灰罈就擺在壁櫥角落很長一段時間。是一個上了暗釉的陶器，用一根鐵絲從蓋子開始交叉捆綁，鐵絲已稍微有些生鏽。罈子也沒裝在木盒裡，只用白布簡單裹著。每次拉開壁櫥的紙門都會映入眼簾。父親起初還為此耿耿於懷，不過習慣了之後，那個骨灰罈看起來就跟其他破銅爛鐵沒什麼兩樣了。
父親從小被阿金夫婦收養，不過他並非因為沒有血緣關係才草率處理祖母的骨灰罈。他是個天生的樂天派，無論處於何種困境，都從未消沉煩惱過。他一生赤貧如洗，貧窮卻打造出他那種凡事放輕鬆的樂天性格。他就是這樣的閒散人，對骨灰罈不上心也是其中一例。
我初懂人事時父親的職業是黃包車伕，祖母則自制麻糬擺路邊攤販賣，母親也在一旁幫忙。後來父親接連做過炒白米期貨、替人討債、在和服店替人看鞋子的營生，還做過四處趕集的攤商；也在路邊賣過麻糬，開過餐飲店，還批發過魚貨，卻沒有一次成功。但不管怎樣，父親依舊開朗地與人交談。他自負是個高人一等、有學問的人，並自認為是談判高手。他的知識都來自於仔細閱讀報紙，還有就是年輕時在廣島師從過一位律師，當時硬記下來的法律知識為日後打下了基礎。父親生於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最拿手的是明治末年至大正—昭和初年的政壇話題。不過父親說的多半是從報章雜誌看來的知名政治家的逸聞趣事，這種話題的確會讓人們聽得津津有味，大表佩服。
碰到對方聽得欲罷不能，他當然會繼續說下去，但對方通常只是配合他隨便附和幾句。如果沒有相應的基礎知識，自然會很快失去興趣。
你講那些根本沒營養——母親總是這樣指責一個人說得口沫橫飛的父親。在母親看來，父親不管逮到誰都要大發一通政治議論，對我們的貧困生活毫無助益。與其講那種不實用的話，還不如動動腦筋設法多還一毛錢債務。在母親看來，父親很沒用。
即便是我的記憶所及，父親也總是受討債者逼迫。主要是在經營餐飲店時欠下的買酒的貨款，再有就是房租一直拖著沒繳。後來酒商拒絕再讓他賒賬，他只好拿現金去買一升裝的酒。酒錢雖能勉強應付，但房東催討房租時卻越來越兇，這一點不管搬到哪裡都一樣。一到冬天，便會不時看到父親蹲在火盆前，愣愣地陷入沉思，也許是在煩惱明天該怎麼辦吧。他只有在人前才會變得饒舌，獨處的時候那沉默的身影看起來分外悲涼。父親低頭用力握緊深插在灰燼中的鐵筷，不知不覺已流下一道長而清澄的鼻水，垂到了炭灰上。
母親和無論何時都無憂無慮的父親不同，她事事操心，總是為了還很遙遠的事情煩惱。我很少看到母親開懷展顏的模樣，父親的那種脾氣也令她自然養成了憂患意識。母親還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他們說每次和大姐講話都在聽她發牢騷，因此總是躲得遠遠的。這麼說當然也是在從側面譴責那個沒出息的姐夫。
父親生得壯碩，體重約七十公斤。如此一個龐然大物整天賦閒在家，看起來更像個大懶漢。事實上他也的確是個不愛勞作的人。
母親阿谷生性勤快又好強。她本為廣島縣豐田郡的農家女，據說是在廣島市當紡線女工時嫁給了來自島取縣日野郡的父親。父親峰太郎，不知是基於什麼樣的內情，被從坐擁山林的富裕家庭送去了米子市的松本家。父親死後，我聽那些瞭解內情的島取縣人說，起先父親只是被送去寄養，但膝下無子的松本夫妻索性不讓他回去了。撫養這個養子的人是松本金，也就是我的祖母。
峰太郎在米子養父母家待到十七八歲時離家出走了。他常聊起年輕時徒步翻越號稱「四十彎」的伯耆與美作一帶的山頂。那是來自於一別故鄉便終生難返的鄉愁，孩提時代看慣的風景令他永遠懷念。
峰太郎在廣島市和阿谷結為夫妻之後生下幾個孩子，但並未正式辦理結婚登記。這究竟是出於他的懶散，還是無意與阿谷白頭偕老，如今詳情不明。阿谷目不識丁，峰太郎常說她是個沒知識的女人，說不定是抱著遲早要分手的打算才沒去辦理登記的。早生的那幾個孩子都夭折，在戶籍上，我成了「庶子」。
峰太郎和阿谷常常吵架，而阿金總是悄如暗影地待在一旁。
根據我的推測——因為我沒有向父母仔細問過那方面的事——峰太郎夫妻靠熟人幫忙從廣島遷居小倉以後，阿金和丈夫兼吉（也就是我的祖父）似乎就離開米子，定居下關的壇浦，在那裡開了一間麻糬店。說是壇浦其實比較靠近舊壇浦，離那個因源平大戰而聞名的御裳川很近。峰太郎與阿谷想必是從小倉去投靠壇浦的養父母吧。暌違十幾年以後，峰太郎才帶著老婆和孩子（也就是我）與養父母團圓。
舊壇浦位於下關和昔日曾是小小城下町的長府之間，對於徒步往返三里路的人們來說，正是最佳的歇腳處。緊挨著後方就是關門海峽最狹窄的水道早丙瀨戶，和對面門司那邊的和布刈神社之間相隔著渦流滾滾的海水。由於那裡視野良好，坐在門檻上喝茶吃麻糬的人也不少。
不過，單靠買麻糬這點連茶館都算不上的小生意，自然不可能養活兩對夫妻。於是峰太郎在同屬販夫走卒類的黃包車行當起了車伕，那時我大約六七歲，自我略懂人事以後，所知的父親唯一干過的粗活就是這個。我出生那年，父親三十六歲。
祖父兼吉很快就死了。在正下方就是早丙瀨戶的二樓房間裡，他嚥下了最後一口氣，當時兩歲的我至今還隱約記得家裡的騷動。
兒子兒媳就算吵架，阿金也從不主動介入。就算峰太郎毆打阿谷，阿谷披頭散髮地在榻榻米和泥土地板上滿地打滾，她也從未試圖出面打圓場。她只是端坐著紮起袖子，一邊將搓圓的餡料包進麻皮裡，一邊別開臉，用伯耆腔喃喃說著：「阿峰和阿谷快點和好吧，夫妻倆成天吵架怎麼能家和萬事興呢。」
就這樣，阿金既不幫兒子說話也不替媳婦撐腰。也許是因為自覺受養子夫婦奉養，認定努力保持中立才是自己的生存之道。每天早上，她總是第一個去佛壇更換鮮花，那裡放著她老伴的牌位。點蠟燭、燃線香、合掌膜拜，她忙得無暇放下袖子。雖說她天生勤快，但從未見她休息過一時半刻應是出於對媳婦的顧慮吧。她和峰太郎也難得說句話，就算說了也只會惹來對方的嗤笑。阿金的話題總是跟米子的回憶有關，但似乎總有些誇大其詞，峰太郎笑的是這一點。
而我，從來沒從祖母阿金口中聽過她早年撫養父親的經歷，也沒聽父親提過被養父母帶大的情景。父親兒時的回憶，總是與在故鄉矢戶的河裡釣魚和在古老神社裡玩耍之類的有關，從沒提過米子。矢戶是他生父田中家的所在地，和米子相距將近十里。
就這一點來看，峰太郎雖被松本夫婦收養，似乎還是經常回老家矢戶玩。可他不能回到田中家，因為養父母不讓他回去，因此米子對峰太郎而言，顯然非愉快之地。
阿金額頭凸、眼睛小、顴骨高、鼻子大，還有兩片特別寬的薄唇。她剃光了眉毛，因此光禿高聳的額頭顯得更加往外凸。我至今還能記得她的長相，是因為我曾坐在那個昏暗的房間裡，縮在被窩旁，把她死時的相貌畫在紙上（會做那種事，乃因數年前小穴隆一曾將芥川龍之介自殺時的相貌畫成速寫，還刊登在雜誌上。當時我嗜讀芥川的作品，因此對他的死相深感好奇）。那張畫有死亡肖像的紅板放在佛壇上供了一陣子，不知何時不見了。紙板旁邊應該還記著二月某日的死亡日期，但究竟是昭和哪一年、二月的哪一天？我無論怎麼想就是想不起來。總之，那是一個下大雪的日子。
祖母在世時，我並不覺得跟她有多親，可是祖母一死，我才明白自己最愛的是她。阮囊羞澀的父親連祖母的葬禮也草草了事，要將遺骸送至火葬場時，還是從別處借來一輛推車把棺材放上，再蓋上祖母一直用到臨終的那條棉被，就這麼自己拉去了火葬場。我還在車子後面幫忙推，沿路只有母親的弟弟陪同，附近鄰居無人來送葬。也許鄰居覺得這葬禮實在太寒酸，基於同情才不忍露面，父親想必也拒絕了別人的好意吧。母親站在門口，一臉蕭索地久久目送著，彷彿在說：「我跟祖母也認識不少年了呢。」
位於山腳的火葬場相距甚遠，走上山路後積雪深及膝下，推車的車輪深陷雪中，推起來更加吃力。車子每次一搖晃，用繩子綁著的棺材也會跟著晃動。
火葬場的人把棺材推入爐灶中，四周塞滿松葉，還交給我一根松枝叫我丟進去。這時我終於忍不住嗚咽，放聲大哭。
阿清（我的名字），我已經死了，我會在天上守住你的，祖母說。守住，就是守護的意思。
從小我沒有受過任何人的特別寵愛，也沒有人替我加油打氣。相反，我總是被冷漠對待，在鄙棄的眼神中默默長大。這種處境至今似乎依然未變。而我之所以沒有與社會嚴重脫節，有時候想想，好像真的是因為祖母在天上守住我。
這陣子我老是惦記父親寄放在小倉寺廟內、無人聞問的祖母骨灰罈。說來奇妙，起因也是因為我做了一個夢。
小倉市東邊有座形似蝙蝠展翼、高約六百米的足立山。南側山腳地處偏僻，只有零星散佈的幾戶農家。繞過山腳再往前走，就是面向足立山背面的一片更加荒涼的土地。我去那裡的次數少之又少。
夢中，我正在那條路上走著。繞過山腳走了一會兒，就看到山林之間零星搭蓋著五六棟小屋，都是小木屋。有對老夫婦正從其中一棟的視窗現身，看著我這邊。哦，死掉的祖母就住在這種地方啊——我在夢中想。祖母身旁那個健壯的老人，長得跟遺照裡我的祖父兼吉一樣。「祖母，原來你在這種地方啊！」我出聲招呼，但他們倆都不吭聲。夢中沒有鮮豔的色彩，一切都像梅雨季節的天空般陰沉。我打量著四周，暗忖原來死掉的人都居住在這種地方。祖母把手擱在窗邊，像是要探出身子般定定地凝視著我這邊——就是這樣的夢。
不只是因為夢見死人村，我才開始起意把祖母的遺骨從小倉取回，和父母合葬在一起的。我不知道祖父的遺骨埋在哪裡，我想，應該在他過世時所在的壇浦附近的某間廟裡，但事到如今已無從追索。
寄放祖母骨灰罈的那間廟叫什麼名字來著？我想不起來。對於寺廟的外觀倒是記憶猶新，甚至可以馬上憑空畫出精準的寫生圖。
現在的北九州市小倉區就是以前的小倉市，我買了該地的地圖。棋盤式的街道依舊，只是新開出更寬敞的幹線道路，將各處切割。市區中央有一條紫川，由南至北穿城而過，那條河上也新添了幾座橋。以前，我住這裡的時候，從北至南只有常盤橋、勝山橋、陸軍橋、貴船橋這四座，現已增為七座。那條紫川的西邊屬於舊城址，原被第十二師團步兵第十四聯隊佔用，現在成為市立公共設施和工廠用地。四座橋在舊藩時代連線了西側的藩主城區和東側的民居（也許當時的橋數更少），這片民居成為明治以後計程車族區、寺區及商店街。只有領主城堡「小倉藩小笠原家，俸祿十五萬石」外圍遍佈禪宗寺廟，一向宗（真宗派）的寺廟不多。
我試著在地圖上尋找旦過橋。從紫川引水的堀川在東南方彎入民居，被稱為神嶽川，這是外濠的遺蹟，旦過橋就是架在那上面的短橋之一。昔日人們利用連線紫川的神嶽川，划著小舟進入，在河邊的市場卸下魚貨蔬菜。那個市場以旦過為名，從旦過市場筆直往北的幹道就是魚町。那座寺廟就在越過旦過橋之後，穿過魚町和旦過市場的北角上。那個街角是南北向的鳥町和東西向的平民町交叉的十字路口，棋盤也在這一帶終結。
我抱著這樣的地形記憶，尋找地圖上旦過橋往東的第二個十字路口，察看附近一帶。以前的平民町已全面拓寬，安上了「小文字街」這個新路名。地圖上的那個街角既沒有寺廟記號也沒有標出寺名。
說不定相關單位在進行道路拓寬工程時把那座廟移到別處去了，暫時寄放在那座廟裡的祖母的骨灰罈自然也跟著該廟一起遷移了。
說是暫時寄放，卻早已過了數十年，暫時寄放成了永久寄存。那是一座小廟，難保骨灰罈如今是否仍儲存在廟裡。
地圖上標示那附近有兩座廟，分別是寶典寺和安全寺。單看寺名無從判斷是否就是那座廟。
我吩咐去小倉辦事的次子順便替我查一下那座廟。次子對於骨灰罈的主人來說算是曾孫。根據他回來後的報告，寶典寺和安全寺的僧人對此皆無所悉。不過附近本來還有一座東仙寺，後來毀於火災，據說現在已和八幡的桂昌院合併，舊八幡市位於小倉西鄰。次子的調查到此為止，他對從未見過的曾祖母不太關心。
不過他至少問到了電話號碼，於是我從東京打電話到桂昌院。住持接聽後，說會幫我查一下信徒的生死簿，讓我明天再來問。翌日我再打電話過去，他說記錄簿上有很多姓松本的，可是沒找到松本金。我把原來存放祖母骨灰的那座寺廟的地點告訴他，但桂昌院住持說，別說寺名了，就連有沒有這座廟他都不能確定。
到此我已束手無策，但我靈機一動，決定查閱戰前的小倉市地圖。正好最近坊間出版了明治、大正、昭和年間的鄉土相片集《小倉》（國書刊行會出版）。不過那上面附帶的地圖過於簡略，連街區名稱都未標出。我又拜託舊書店，可是對方說手邊沒有這種舊地圖。
於是，我只好打電話到小倉的北九州市立中央圖書館。對方說這種東西應歸特別資料室管理，又幫我把電話轉過去。接電話的是個姓今村的人，也就是相片集《小倉》的編輯今村元市先生。今村先生當場替我查閱戰前的小倉市地圖，然後告訴我，我說的那座廟一定是大滿寺。可大滿寺這個名稱我毫無印象。
我立刻打電話到大滿寺，電話是住持接的。我一向他確認以前的地址，聽起來年紀不小的住持便回答：「那就是本寺啊。」他說戰後政府拓寬道路時把他們趕出原來的地方，現已遷到清水。接著又補充說明他是昭和九年（一九三四）繼承住持之位。雖然歿年不詳，但當時在那個陰暗的家中站於棺前揮動拂塵的，應該就是前任住持。
翌日，我再次打電話到大滿寺，大滿寺的住持說，昨天又翻過生死簿，的確有松本金女士的名字，歿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二月八日，享年八十三歲，所以明年正好逝世滿五十週年。對了，那天就是二月八日，我想起那張繪有死亡肖像的紙板邊寫的就是二月八日。終於找到了！正如我所預料的，祖母的骨灰罈早已被寺方處理掉了，現在和其他暫時寄存的遺骨一起埋在寺內的石塔下。
沒有骨灰罈，至少要把祖母的牌位帶回來，和父母一起合葬在多磨墓地。我說三四天之內會過去一趟，拜託大滿寺住持先替我做個新牌位。再看看手邊的地圖，在清水的確有個大滿寺。說到清水，我曾念過當地清水小學的前身——板櫃普通小學，所以對我來說那也是個懷念的地名。
十二月四日早上八點，我獨自從羽田搭機啟程，十點後抵達板付機場。我想在祖母逝世五十週年前夕，到廟裡把代替祖母骨灰罈的牌位請回來。此行多少令我感到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這些年來，我一次也沒認真興起過這個念頭。
從博多到小倉搭新幹線僅需三十分鐘。計程車司機說他知道大滿寺在哪裡。
車子沿著站前道路往南走，不一會兒上了大馬路，右轉後便筆直朝西走。途中不時出現依稀見過的舊式建築與街角，但街上的模樣已翻天覆地，我連現在走到哪兒了都不清楚。如果車子開慢一點或許可以漸漸想起，但我也急著趕路。年近五十的司機面向前方，主動問我是否初次來小倉，我說很久以前曾經來過，司機一聽便說：「小倉的變化很大吧？我是十五年前搬來的，後來新道路一一開闢，高樓大廈也變多了。」我告訴他從廟裡出來後，我還想去另外三四個地方轉轉，請他到時候等我十到十五分鐘。我攤開從東京帶來的市內地圖，上面已用紅色記號標明瞭目的地。
計程車來到清水後便從大馬路左轉進入狹小坡道，四周都是住宅，盡頭則是山壁。我發現這座矮丘是觀音山的餘脈，有座清水觀音堂建在山側，離板櫃小學很近，我當時放學以後經常去那裡玩耍。大滿寺的標誌立於崖下，此時天空陰霾欲雨，但氣溫適宜。
我登上石階，眼前是寺廟的後門。本來待在方丈室的住持夫妻一見有客人來訪連忙出迎。
我被帶往相連的主殿。之前在電話中我只提到我是松本金之孫，不過來到這兒光是這樣說可交代不過去。
住持年近七十，彎腰駝背，他拿出剛做好的嶄新牌位給我看。黑漆底上，金泥寫成的文字熠熠生光。
真室智鏡善女俗名松本金逝於昭和六年二月八日八十三歲
生死簿上的法名據說是前任住持取的。我彷彿又看到那個左右揮舞著白色拂塵，大喝法偈的僧人。
住持談起當年配合道路拓寬，遷移此地後獨自建造主殿的辛苦。但他自然不可能知道原住染坊町的我家，所以沒提起那方面的事。祖母逝世七週年時，如果父親找大滿寺做法事，自昭和九年接任住持職位的這個和尚或許多少還會有點印象，但父親連這點都沒做到。祖母是在我們搬到中島路之後去世的，不過父親委託的似乎還是以前在染坊町認識的禪宗寺廟。
住持把牌位放在高高的佛壇上並開始誦經，右手敲著硃紅木魚，左手擊磬。松本金的親人只有我一個人，上香的也只有我。
之後我取回牌位，鄭重地伸手接過。但「真室智鏡善女」這行金泥文字，怎麼也無法令我聯想起祖母那凸額頭、大鼻孔、闊嘴的臉孔，也想不起紮起袖子彎著腰，像只無頭蒼蠅般轉來轉去的身影。
住持的妻子替我把牌位包起來，可是手邊的紙包不住整塊牌位，底下還露出一截。但與其用華麗的紙張細心包裹，這種半調子風格似乎更符合祖母的一生。我這才對法號萌生了親切感。
住持帶我參觀寺前的合葬塔。三十塊古老墓石堆成四層，塔頂上立著一小座觀音銅像，塔前洗手盆的石頭上刻著「萬人講」的字樣，花瓶裡插著白色與黃色的雛菊，後方有棵殘留少許葉片的柿樹，光禿的枝頭上烏雲聚集。
堆成塔形的墓石上均雕有法號，但有些字跡已無法辨識。住持向我解釋說，這些都是從原來的寺址搬過來的，從暫時寄存的骨灰罈裡取出遺骨後，就一起埋在這座塔下。用鐵絲交叉捆綁的鼠灰色陶罐在寺廟搬遷時遭到破壞，祖母的骨灰和別人的骨灰混在一起，埋在這座石塔底下。
我隱約還記得祖母骨頭的形狀。火葬場員工拉開焚化爐的鐵製抽屜，用長筷從骨灰中替我們撿選幾片白骨。遺骨放在火葬場燒了一晚，隔天早上才去領時骨灰猶有餘溫。比起之前待在主殿佛壇前，現在在這露天的墓石塔下似乎更能捕捉到祖母的存在，更有真切的感受。彷彿祖母正用手撫著我說：「阿清，大老遠跑來，辛苦你了。」又好似聽見她正在抱怨「為什麼不早點兒來接我呢」。自從祖母失明之後，就習慣用手撫摸我。
「明年就是五十週年忌日了。」住持再次強調。
「以前的寺廟裡有幾株蘇鐵吧？」
聽我這麼一問，住持指著方丈室前方說：「那些就是，我們移植過來了。」
那裡有四株蘇鐵擠成一團，各自向上伸出翠綠的羽狀葉片。唯有這低矮的蘇鐵，將有關那個街角的記憶化為現實。當時蘇鐵的扇形葉片就是從舊門與瀕臨瓦解的土牆上探出頭來，我隨之記起牆邊那溼漉漉的地面。
火葬場就在後山上面，住持太太在一旁如此告訴我，並表示她母親也是在那兒火化的。原來我記錯了火葬場的地點，一直以為在足立山山腳，現在拿的地圖上那裡也標有火葬場的記號。我會這麼想，是因為印象中拉棺材的推車在積雪的山路上走得很辛苦，可是住持太太說當時小倉市就只有這一處火葬場。
被她這麼一說，彼時父親拉車、我在後面推著走的路線逐漸清晰了起來。我們走在大雪漫天狂舞的河邊，那是紫川的土堤；推車過了一座橋，是貴船橋；接著經過一片低矮屋頂連綿的街區，那是木町；偶爾經過一個平交道，是日豐線的鐵道。我畢業的學校就在右首邊，然後開始爬坡。原來就是這裡啊。當時父親和舅舅沿路只顧著拂去臉上的雪，始終默默無語，他們倆相處得並不好。
我拎著裝牌位的包，再次坐上在底下等我的計程車。車子從那裡開上通往火葬場的那條路，兩側山壁逼仄而來，計程車一轉眼就跑上這條平坦的坡道。
我對坡道的傾斜度仍有記憶，就是這樣的上坡，不過當時還是紅土路，而且積雪深達二十釐米，車輪陷在雪地裡動彈不得，舅舅和我使出吃奶的力氣推車。祖母阿金八十三歲過世時，我父親時年五十有八。
火葬場還在原來的位置，我記得後方的山形。但那幢建築物已改為白色石灰的現代化建築，名稱也變成了「清水齋場」。但在我腦海中浮現的卻是陰鬱的木造房屋、白色的水泥煙囪，還有紅磚堆砌的模樣。供家屬等候的休息室也不是現在這種大樓，而是低矮的平房。冷冰冰的石灰地板上只放了長椅，就像鄉下小車站的候車室那般。
父親、舅舅和我總共去過那裡兩次。當天送去火化，以及翌日去撿骨。骨灰罈是在火葬場買的。
父親和我輪流抱著那個骨灰罈走過漫長的雪路，一回到家，等候的母親就伸手接了過來。「可憐啊，祖母生前也吃了不少苦呢。」母親說著頻頻撫摸骨灰罈。這年，母親五十二歲。
我祖母從未像其他老太太那樣，結伴去廟裡進香或遊山玩水，我也沒見過祖母穿著正式和服外出。她沒有朋友，身體還能動時總是貓著腰工作。她不識字。
我吩咐計程車司機去往地圖上的下一個目的地。從原本名為陸軍橋的紫川橋往東南方向的香春口，那條筆直延伸的馬路叫做中島路，想必稱呼至今依然沒變吧。靠近紫川橋的那條馬路南邊就是如今稱為中島一丁目的十一番地，南邊的大片區域是十條造紙廠。我在地圖上十一番地做的記號就是這家造紙廠。
以前我在這兒時，十條造紙叫做王子造紙。工廠把廢水排進堀川，經過前面的住吉神社再注入紫川。再看地圖，如今順著昔日堀川的形狀闢出一條彎彎曲曲的道路。
我下了計程車，朝那端遠眺。眼前浮現的是終日散發異味、泛著白濁泡沫的堀川。河邊幾乎沒有稱得上堤防的地方，通往紙廠的馬路和河川平行，比其他地區矮了一截。低地裡全是矮小房舍，靠後方的板壁小屋就是我家。
這棟小屋被房東隔成兩半，分別租給兩戶人家，每戶人家只有六疊大的和室與木板房間，一開啟大門就是兩戶共用的茅廁。
我們搬到小倉來投靠母親以前的朋友，那戶人受僱於旦過市場內的「龜井湯」這家公用澡堂。丈夫燒柴，妻子坐鎮櫃檯。我們搬過來以後，父親峰太郎一時找不到工作，遂在兵庫屋這家以販售和服為主的百貨行做臨時工，具體工作是年底旺季時替客人看管鞋子。
兵庫屋也就是日後的小倉商工會議所，是一棟氣勢雄偉的五層西式紅磚建築。在一個歲暮寒冬，我偷偷跑去兵庫屋，只見我父親在入口的脫鞋處，穿著染有店名的深藍色短褂和綁腿工作褲，正和其他同事一起工作。兵庫屋的賣場鋪著榻榻米，從脫鞋處到賣場一路只見小旗翻飛。
父親一看到我就說：「你來啦，冷不冷？」無論身處在何種困境，他都不曾露出悲觀的表情，開朗地高喊「您好，歡迎光臨」迎接盛裝華服的女客，辛苦地彎下肥胖的身軀把客人的鞋子用繩子串起；或在客人離去時接過號碼牌，在客人面前把鞋子並排擺放好。不可思議的是，在小學四年級的我看來，父親的這些舉動一點也不顯悲哀。那和他過去在下關時衣著光鮮亮麗、大搖大擺、昂首闊步的模樣相差太大，反而顯得新奇。
在兵庫屋做過臨時工後，峰太郎又去旦過市場的魚攤批來鹽漬鮭魚與鱒魚，再去旦過橋往南的天神橋上叫賣。神嶽川的河道雖窄，但水面上吹來的河風冷冽，他總是頻頻用手背抹拭鼻水，像皮條客般眼珠子滴溜亂轉，盯著橋上的來往行人。
當時我在附近的天神島小學就讀，放學回家一定會經過這座橋。當著結伴同行的朋友面，父親衣衫襤褸的模樣著實令我羞恥。當我正想悄然走過時，卻被父親叫住，還朝我嚷著：「小子，你現在才放學嗎？好好用功！」那年父親虛歲四十七，唯獨體型依然健壯。他滴酒不沾，只愛甜食與香菸，就算手頭再怎麼拮据也沒戒菸。這一點我母親阿谷亦然，始終煙不離手，總是節省地把菸草粉的碎渣塞進煙管前端。
我努力追憶供造紙廠排放汙水的那條堀川，印象中那條有點彎曲的馬路應該就在這一帶。當時廢水的臭味瀰漫方圓幾米之外，當地人把廢水稱為「浮渣」，一旦習慣了浮渣的異味，也就不覺得難聞了。每當從外地回到這個瀰漫異味的地方，反而還會安心地覺得「啊，我終於回來了」。事實上那股怪味還帶點兒苦酸的甜味。
我讓計程車等著，自行走進一條窄巷，那一帶至今仍密密麻麻地擠滿了小屋。一繞到窄巷後面，只見房屋後面板壁紛紛剝落，遮蓋地面的緣廊木板也掉了，底下的髒東西赤裸裸的，一覽無遺。窗戶上七橫八豎地釘著木片以取代玻璃，鋪屋頂的木板也已碎裂，在屋簷上翹起。
這種模樣依稀和我們以前住的房子有幾分相似。這只是屋子背面，而我們那棟板壁小屋卻是正面、背面一個德性。屋內只有一扇釘著木板的小窗，正門如果不敞著，家中就會一片昏暗。祖母就在那裡面窸窸窣窣地幹活兒。那年祖母阿金大約七十五歲。
父親放棄在橋上叫賣鹽漬鮭魚之後，和母親一起當起趕集的攤商。父親負責把麵糊倒進銅板模型，烤成紅豆餅；還準備彈珠汽水、橘子水等清涼飲料；母親則把烤魷魚和水煮蛋等食物連同炭爐、木炭、空紙箱、舊報紙一起堆到臺車上。每逢鄰村有活動或廟會趕集，他們就出門做生意。如果地點遠，就一大清早出門，天黑之後才回來。母親綁著三角頭巾、身穿圍裙，趁我睡得迷迷糊糊之際湊近枕邊，留下一句「你要乖乖和阿婆看家哦」就出門了。
小型廟會或地藏菩薩祭典活動上做不到什麼生意。於是，峰太朗開始把目標擴充套件到高市的大型祭典。所謂的高市，是指雜耍戲曲之類的劇團表演，可以吸引大批人潮。可是這種集市不可能天天都有，而且必須遠征外地。今井的祈園遠在小倉十里之外的行橋地區，父親卻也拉著借來的兩輪車，母親則推著當作載貨臺的老舊手推車，照樣趕去做生意。
即便跑到了那麼遠的地方，有時還是會受天氣影響依舊做不成生意。生意好時，即使累了一天，回來時還是精神抖擻；生意不佳時，夫妻倆就精疲力竭地頹然而返。去的地方越遠，自然也就回來得越晚。有時候他們深夜才回來，祖母和我都已睡了。不過他們從來不忘帶禮物給我，那些禮物都是從高市的露天攤商買來的，有時候是附近糖果店買不到的稀罕貨色，所以我總是滿懷期待。
當時男孩子們正流行玩模型飛機，把細細的橡皮筋扭緊，纏在木製螺旋槳上，利用橡皮筋鬆開的彈力就可以讓飛機起飛。玩具店裡都有賣附上組裝圖的全套零件，附近小孩成天忙著玩模型飛機。雖然這種飛機玩具的構造極其簡單，但價錢還是相當昂貴，我不敢奢望父母買給我，於是模仿組裝圖畫出了自己發明的模型飛機設計圖。我成績單上的勞作（就是現在的美術手工課）分數向來都是乙等，手藝算笨拙，所以我當然知道自己做不出模型飛機，只能畫畫設計圖聊以自娛，幻想那架模型飛機在堀川上空盤旋，像蝙蝠一樣自在翱翔的情景。而事實上，每到傍晚，漂著浮渣的河面上的確有數量驚人的蝙蝠化為黑影飛來飛去。
父親一直冷眼旁觀著這樣的我，有一天，他突然湊近我說：「給你買個模型飛機好嗎？」我雖然點頭嗯了一聲，心裡卻不抱希望。而他也終究沒有買給我。
隔成兩半的小屋，隔壁住的是一對帶著兩名幼兒的夫妻。妻子患有肺病，長年臥床，丈夫似乎是打零工的，為了照顧病妻常常留在家裡。而妻子為了讓丈夫安心出門工作，總是勉強起床，並照顧兩個孩子。妻子沒躺在床上時，就會從那片隔開的薄木板彼端傳來腳步聲和東西碰撞聲。如果丈夫沒上工，除了這些聲音之外，還會聽見兩個人低沉的交談聲。
母親總是同情地說：「家裡有個生病的太太和兩個小孩，隔壁的松崎先生一定很焦心吧。」然後又看著祖母說，「幸好我們家有阿婆幫忙。」
「我這個包袱，多少還能幫上一點忙吧！」祖母一臉得意地說。
那段日子父親一心認真工作，所以很少和母親吵架，算是我家最平靜的時候，暫時也聽不到祖母喃喃叨唸著「阿峰和阿谷快點和好吧，夫妻成天吵架怎麼能家和萬事興呢」。
隔壁的丈夫揹著憔悴的妻子走到我們家門口前面上公廁。妻子從丈夫背上低頭看我，也許是想打個招呼吧，那張蒼白的臉擠出一絲微笑。我看著她趴在丈夫背上的背影，只見她小巧渾圓的臀部被丈夫反手托起，雪白的裸足無力地從睡衣衣襬垂下，十三歲的我不禁有種奇妙的臉紅心跳感。她在廁所裡一咳血，丈夫就會急忙趕來清理，但馬桶蓋子上還是經常留有血跡。
隔壁常有醫生到訪，做丈夫的似乎十分相信這位專屬醫生，說他拍著胸脯保證妻子的病一定能治好。但最終他的妻子還是死了。隔壁一家讓我覺得我家比上不足至少比下有餘。
松崎先生一搬走，房東緊接著搬了進來。房東是個剛滿六十歲的寡婦，有個小學三年級的孫女，祖孫倆相依為命。房東阿婆雖說她兒子去外地打工掙錢了，但從不肯清楚說明地點。父親猜說沒準在坐牢。而且那個孫女好像也是領養的，每天那個孩子一放學，阿婆就迫不及待地差遣她做事。孫女也很懂得阿婆的心理，大約每隔三天就會主動表示：「奶奶，我明天上學不用帶便當。」阿婆一聽就會連聲說著「是嗎、是嗎」，很高興能省下一個便當。可是，不時還是會聽到她虐待孫女的聲音，以及孫女嚷著「奶奶，對不起，對不起」的哭叫聲。
一到冬天，冷風就從木板牆的縫隙灌入，粉雪冉冉飄在矇住腦袋的棉被上。梅雨時節則有數量驚人的蛞蝓從潮溼的土中爬出來，在磨破的榻榻米上縱橫交錯地留下雲母般的光亮痕跡。
我搭上等候的計程車，前往原來的聯隊舊址。
這次也是根據地圖上道路的彎曲度來判斷大致方位的，不過到現場一看，附近全是工廠，我什麼都認不出來。原來的陸軍兵工廠在地圖上已經變成營養午餐中心，聯隊舊址則成為北九州國道工程事務所，練兵場成了建設廳營繕工程事務所，附近還有丸紅油谷重工、安川電機制作所、上村紙業、卡車中心、北九州糧食中心、川岸工業、日通公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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