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擊手！」
人人嘴裡發出的，都是這個詞，甚至還在州里的警察趕到之前。
不過，我卻過了好久才意識到是怎麼回事。似乎我已被定格，四周寂靜無聲，萬事萬物凝固，就連空氣也凝固起來。
除了那一攤鮮血！
我站在達莉婭屍體旁邊，也不知過了多久，呆呆看著那個深紅色的圖案擴充套件開來，四面延伸，吞食掉衣料，宛如鮮花綻放！簡直就像是在自然生態影片中經常可以看到的那種，按順序定時間隔拍攝的鏡頭！我目不轉睛，無法移開！
突然，一張臉跳進了我的視線。接著又是一張，再跟著一張。嘴巴張開，嘴唇動了，現出關切的神情。有人拉著我的胳膊，領著我離開那堵磚牆，那攤紅色。此時靜默逃遁，話音開始傳來。
「我沒事兒。」話語從我嘴裡傳出。
「不，你需要人照顧。」一個聲音說道。「請坐下。」一個男子抓住我胳膊。「請讓開！」他命令道，語氣嚴厲。
人群分開，讓我通過。我坐在路緣石上。有人把一瓶水塞進我手裡。人群重新聚攏，圍住了我。「別再圍觀！」
「她怎麼樣了？」
「有人報警了嗎？」
「你心跳怎麼樣？」
「她看見殺手了嗎」？
一個男子背對著我，彎腰檢視達莉婭；片刻之後，直起腰來：
「她死了。」
我聽見一陣低語聲，一聲驚叫，幾次深深的吸氣。
「你確定？」有人問道。
檢視者轉過身：「我是醫生。」他看了一下手錶，然後向我走來：「你呢？你感覺怎樣？」
我看了一眼達莉婭的屍體：
「我活著！」
狙擊手！
我從到達現場的第一個警察的臉上看出，他也判斷是狙擊手所為。警車衝上坡道，一個急轉停了下來。警官跳下車，但沒熄火，車頂警燈閃爍不停。他年紀輕輕，神情焦灼，身穿卡其制服，頭戴寬邊氈帽——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伊利諾伊州警服就是這樣的。他一見達莉婭，頓時臉色刷白，身子僵硬，時間長達一分鐘！我以為他馬上就要嘔吐。就在那時，他好像回過神來，意識到人們都指望他來引導大家，以便處理現場，於是腰桿一挺，雙手叉腰；只見他屁股上插著一把槍，還有一個鷹徽童子軍的標記。唯一洩露他內心的是：下巴上的肌肉不斷抽搐。
不過，他一旦弄明白我為什麼在場、皮卡已經開走，現場無人處於危險之中，就立即用警車裡的通訊裝置向上級報告，邊說邊點了幾下頭，然後，從車裡拿出一個擴音器。
人們一群一群地聚集在柏油碎石壩子裡，有些人圍著我，有些人在停車場裡，還有些人就在休息站大門外站著。
「請大家都進休息站裡去，」他用擴音器大喊道。「什麼也不要觸控，大批警察隨後就到，警方要一個一個地詢問你們。」
人群開始變得稀少，我也站起身來，開始走向大樓，但那個警官舉手阻攔：「你不要去，就和我待在一起。」
他領著我走向警車：「探長要和你談談。」
「會耽擱多長時間呢？我要回家，我女兒……」
他打斷我的話，拉開車門：「很難說。」
我很不情願地上了車；其實以前也坐過警方的巡邏車，這一輛也沒多少不同：還不就是無線電通訊裝置、儀表板燈、駕座旁邊一臺微電腦之類的東西！
我在後排坐好以後，掏出手機，撥通了蕾切爾。
「喂，寶貝兒，怎麼樣啊？」
「無聊透頂。」她語氣很不爽。「我用即時通訊軟體聯絡了每一個同學、朋友，結果全都不在本地；他們都去野營了，要麼就是去了歐洲。人人都有地方可去，除了我！」
假如我不大瞭解情況，還會以為她患上了一種「北岸病」：富裕家庭青少年的通病——他們認為享受一切是理所當然的。不過，蕾切爾還算頭腦清醒，至少大部分時間如此。
「你不是說過，你就是那種‘去野營年齡已經太大了’的嗎？」
「對啊，呃，可我無所事事，閒得無聊啊。」
其實從三月份起，我一直就試圖提醒她這個問題，但是任何建議，例如去打工，社群服務（春季她就做過），甚至——算了吧——暑期培訓班，都沒有引起她的注意。我的女兒就像蚱蜢，她覺得做什麼事都無須事先打算；對於如何度過暑假，一直毫無準備。通常，我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一下「我早就叫你計劃好要幹什麼」；鑑於她現在的情況，重要的是知道她在哪兒以及是否安全，至於她做得如何倒似乎並不那麼重要。
「等我回來再說，好嗎？我打電話給你是想說我今天回家比較晚。」
一陣沉默；然後：「你說過我們今晚去看電影的！」
「很遺憾，出了點事。」
「你今天又加班到很晚，」她埋怨道。
「不全是這個原因。」
謝天謝地，她沒再追問下去：「那你什麼時候回家？」
我瞥了一眼手機上的時間：「八點或八點半，但願。」
「唉」，她重重地嘆了口氣。「唉，我……乾脆給爸爸打個電話，看看他是否有空。」
我抑制住自己，不要做出任何反應。我與巴里離婚差不多10年了；在此期間，只要我倆的關係不是緊張到快完全破裂，蕾切爾就很擅長利用這一點。長期以來，她巧妙地製造我們之間的對立以便從兩邊得利，但這絲毫也沒減輕我對她的負疚感，尤其是在關係到她的事情上。不止一次，我深感糾結：由於我養育孩子的技能太差——或者說，由於我不會教育孩子——是否會產生又一起「斧頭謀殺案」呢？甚至更糟——培養出一個政客呢？不過，我以後肯定會謹慎對待此事。
「你決定了就告訴我吧」我平靜地說。
不一會兒，幾輛警車鳴著警笛、閃著警燈而至，同來的還有救護車與無標記車輛。兩個警察把剩下那些打著呵欠的人們趕進了休息站大樓，另一個警察用標誌犯罪現場的膠帶把達莉婭的屍體圍了起來，還有一個注視著醫護人員檢查生命特徵，那個醫生徘徊於他們之中。
一輛黑色的廂式貨車停靠在旁邊，車身印著「伊利諾伊州刑偵實驗室」。兩名取證技術人員下了車，從車廂後部取下幾個大大的帆布包。與此同時，幾輛公路維護工程車隆隆地穿過綠洲，越過柏油碎石地面停了下來，堵住了綠洲與外界的通道。一個取證技術員啪啪啪地連續拍照，其他技術員則拿出紙張、塑膠袋和標記物。他們似乎每人各司其職又相互配合，忙而不亂，具有一種微妙的默契。
如此熟練的殺人——槍響人死、兇手瞬間不見蹤影——很可能是經驗豐富的老手所為。這已經是第二起狙擊手槍擊案——或者說是開車經過目標槍擊案，不管你叫它什麼都行——就在芝加哥地區，而且就在今年！第一起發生於四月份，就在南邊的一個休息站。受害人是個護士，名叫帕姆·佈雷德斯，當時帶著十多歲的兒子剛從綠洲出來，被一輛緩慢開過的皮卡連射兩槍，立即身亡。警方花了大力氣偵破此案，然而三個月過去了，兇手依然逍遙法外。警方找到了一顆子彈的碎片，表明殺手用的是一隻高效能步槍；但槍擊行為究竟是由於心理疾病、行為怪異、復仇，還是恐怖分子所為，沒人知道。
這時，無標記車裡下來一個年齡較大者，他走路的樣子彷彿還沒睡醒，我疑心他是不是邊走邊打盹兒。此人個子瘦小，一頭金髮；上穿海軍藍高爾夫球衣，下著絲光黃斜紋褲，肚子從皮帶上凸出來。他一邊把車鑰匙放進衣袋，一邊和那些醫護人員、取證人員以及第一個到達現場的那個警官交談，然後，雙手插進衣袋，盯著我。
狙擊手！我想。一定是狙擊手乾的。
紅日西沉，陽光從樹叢後面沿著路面射過來，雲彩現出粉紅與紫色的條紋。取證攝影師收起了相機，另一個技術人員點起了一支香菸。驗屍官早就把一輛白色的廂式貨車停在了柏油碎石場地的邊緣，此刻推著一架輪床走向達莉婭躺著之處，輪床上放著一個深黑色塑膠裹屍袋。
海軍藍緩步走向我坐的這輛警車，邊走邊眨眼。我搖下車窗。
「福爾曼小姐？我是警督、探長沃爾特·米拉諾維奇。」與他那一副厭世的外表相比，這樣的聲音可以說溫和至極，令人吃驚。
「來一杯咖啡，怎麼樣？」
我慢步走回休息站大樓時，那個槍擊現場戴草帽的老婦人也在裡面，她一見我就再次癟起了嘴唇，好像達莉婭之死毀了她這一整天的興致是我的錯一樣！
米拉諾維奇向我指了指星巴克吧檯前面的一張桌子。幾分鐘以後，他就端過來兩杯拿鐵。他面頰紅潤，額頭粉紅，眼瞼的顏色比頭髮還淺，使他那雙藍眼睛大得不太正常；給我的印象是，很難有什麼東西能逃過這雙眼睛。
他坐了下來：「好吧，請說說事情的經過。」
我就說了一遍。
他眨了眨眼：「達莉婭在吵架？」隨即把三包糖放進了他的咖啡杯。
我點點頭。「和她的男朋友，我猜。不過他們很快就和好了。」
「你怎麼知道？」
我就告訴了他達莉婭打電話時所說的話。
他再次眨眼：「她用的是借來的手機？」
我再次點頭。
「你能說一下借給她手機的那個人長啥樣嗎？」
我回想了一下。當時好像簡直沒注意到那人。「他……很普通。」
他似乎早就預料到我會那麼說。「能具體一些嗎？」
「平頭，我記得，好像就是平頭；角質框架眼鏡。」
「頭髮顏色？」
「褐色，我想；但很短。」
「身材？」
我聳了聳肩。「中等？」
米拉諾維奇瞥了我一眼。「眼睛呢？」
我想了一下。「沒注意。不過，他穿著牛仔褲——哦，等等。還給他手機時，達莉婭說‘希望你收穫一些大的。’」
米拉諾維奇眉毛一揚：「大的？」
「對，大的。像魚兒那樣的。他好像就是在釣魚。」
「很好。」於是他低頭做筆記。「威斯康星只有大約1000個湖泊。」他抬起頭來：「你看沒看到他開的什麼車子？」
我搖搖頭。
「也沒看見他開走？」
「沒有。他轉過了拐角，我沒看見他的車。」
他又眨了一下眼。「對了，你說達莉婭住在日內瓦湖？」
「她就是這麼說的。」
他用那雙銳利而超大的眼睛盯著我——讓我忍不住想起一條大魚。「她說了具體在哪兒嗎？」
「沒有。」
他又呷了一口咖啡。「她要去哪個方向？」
「我猜想是要去芝加哥。」
「為什麼會那樣想呢？」
我拉通回想了一遍。這時我才意識到，其實我並不知道達莉婭要去哪兒。我們當時在休息站南邊，但是她並沒有表明她要去哪兒或者要做什麼。「好吧，既然你提到了，我猜，她可能是要返回日內瓦湖。」
「她從沒給你說過要去哪兒？也沒說過她要去幹什麼？」
「沒有。」
「你沒問？」
「我們只是一般性的交談。」
米拉諾維奇又眨了眨眼。
我伸出舌頭舔了舔嘴唇：「但她的確說過她損失了一整天。我的理解是，她那天的什麼計劃都泡了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