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八點四十五分,我把車停在了距離海灣城照相館幾個門面的地方。我吃完了早餐,心情平和,鼻樑上架了一副太陽眼鏡在瀏覽本地報紙。我已經翻遍了洛杉磯的報紙,其中並沒有刊登關於凡努斯旅館或其他旅館的冰錐案。甚至都沒出現「市區旅館神秘死亡案」的標題,更別提具體的姓名或兇器了。《海灣城日報》還不至於忙到沒時間報道謀殺案。他們把這條新聞放在頭版,就在肉價的旁邊。
b本地男子被刺於愛達荷街出租公寓/b
昨天晚些時候,警方接到一通匿名電話後火速趕往愛達荷街某處,該地址位於西曼斯-蘭辛公司的木材廠對面。警方發現出租公寓的經理,四十五歲的萊斯特·b·克勞森死於公寓的沙發上,警方進入公寓時房門未鎖。克勞森的頸部被人刺入一把冰錐,經過初步檢查,法醫弗蘭克·l·克勞迪宣稱,克勞森飲酒過量,死前可能已經失去知覺。警方稱,現場沒有打鬥痕跡。
警探摩西·馬格拉尚接手該案後,立即訊問了出租公寓中的幾位下班回來的租客,不過至今尚未發現任何線索。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法醫克勞迪說,克勞森有可能是自殺,不過傷口的位置已經排除了這一可能。對出租公寓的登記簿進行檢查後證明其中一頁在最近被人撕去。馬格拉尚警探在訊問了租客之後表示,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褐發男子曾幾次出現在出租公寓的走廊上,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或職業。在仔細檢查過所有房間後,馬格拉尚進一步表示,其中一個房客近期剛搬走,而且非常倉促。然而,由於住宿登記簿的缺損、此住宅區的臭名昭著,再加上無人能準確描述這名失蹤男子的外貌,追蹤此人的工作變得非常棘手。
「目前我還不知道克勞森遇害的原因,」馬格拉尚昨夜晚些時候宣佈。「不過我之前已經密切觀察過他一段時間。我知道他許多的同伴。這是個複雜的案子,但我們會偵破它的。」
這是一篇精彩的報道,馬格拉尚的名字只不過提到了十二次,還有兩次是在照片說明中。報紙的第三版上有一張他的照片,他正握著一把冰錐,一邊若有所思地盯著它看,一邊皺緊眉頭。報紙上還刊登了一張愛達荷街449號的照片——比實際景象美化了不少,以及一張蓋著床單、躺在沙發上的屍體的照片,照片上馬格拉尚警探嚴肅地指著它。還有一張市長坐在辦公桌後的特寫,十足的官僚表情,配上一篇他就戰後的犯罪問題接受的採訪報道。他說的話正是一個典型市長會說的——和緩地引用了j·埃德加·胡佛的評論,只是其中多了些語法錯誤。
八點五十七分,海灣城照相館開門了,一個上了年紀的黑人開始打掃人行道,將垃圾掃進水溝裡。上午九點,一個衣冠楚楚、戴了副眼鏡的年輕人開啟門上的鎖,我帶著g·w·漢布林頓醫生粘在假髮內側的橘黃色的提貨單走進了照相館。
我將提貨單和一些錢交給那個衣冠楚楚的年輕人時,他打量了我一眼,隨後交給我一個信封,裡面裝著一小卷底片和六張由底片放大了八倍的光面照片。他雖然沒說話,但他看我的眼神表明他記得我不是那個來衝底片的人。
我走出了照相館,坐到車裡,仔細檢查著戰利品。照片上是一個男人和一個金髮美女坐在一家餐廳的圓形卡座中,面前擺放著食物。他們都抬起頭,彷彿當時注意力突然被什麼所吸引,還未來得及做出反應,照相機的快門已經按下了。從光效來看,當時顯然沒有使用閃光燈。
這個女孩就是梅維斯·韋爾德。那男人是個小個子,皮膚黝黑,面無表情。我不認識他。我沒道理認識他。厚厚的皮椅上印著小小的舞者圖案,所以那家餐廳的名字就叫「舞者」。這更加讓人摸不著頭腦了。沒有得到餐廳經理的允許,任何試圖在那裡拍照的狗仔隊都會被狠狠揍一頓,一路滾回好萊塢大道和葡萄藤大道去。我估計,這肯定是偷拍伎倆,就像他們拍攝露絲·斯奈德在電椅上的照片一樣。他可能將迷你相機綁在領口下,鏡頭正好從敞開的外套衣領裡露出來,另外在口袋裡放個快門遙控鈕。不難猜出拍攝照片的人是誰。奧林·p·奎斯特先生的動作肯定又快又穩,還能若無其事地離開現場。
我將照片放在馬夾的口袋裡,手指碰到了一張皺巴巴的紙。我掏了出來,上面寫著:「文森特·拉加迪醫生,海灣城懷俄明大街965號。」那是同我在電話上通話的文斯,就是萊斯特·b·克勞森可能試圖聯絡的人。
一個上了年紀的警察正沿著停車線踱步,用黃色粉筆畫出輪胎位置。他告訴我懷俄明大街在哪兒,於是我開車過去。這是一條貫穿全城的街道,遠離商業區,與兩條以數字為名稱的街道平行。965號是一棟灰白色的木板房,位於街角。大門上一塊銅牌上寫著:文森特·拉加迪,醫學博士,營業時間:上午十點至十二點,下午兩點半至四點。
這棟房子顯得安靜而氣派。一個女人帶著一個倔強的小男孩正走上臺階。她看了眼門牌,又望了眼別在翻領上的懷錶,嘴裡猶豫不決地默唸著。小男孩謹慎地四下環顧,接著在她的腳踝上踢了一下。她縮了一下,但聲音仍然很有耐心:「乖,約翰尼,你可不能踢費恩阿姨,」她的語氣很柔和。
她開啟門,拽著這隻小猴子進去。十字路口的斜對角是一幢巨大的白色殖民地時代的房子,柱廊上有頂棚,但小得和房子不成比例。前院的草坪上安裝了探照燈反射鏡。門前的過道兩旁盛開著嬌豔的玫瑰。柱廊上方掛著一塊巨大的黑底銀字的牌子:花環安樂屋。我納悶,從前窗望出去看見對面的殯儀館時,拉加迪醫生到底作何感想。也許這使他行醫更謹慎。
我拐過十字路,開車返回了洛杉磯,上樓到辦公室檢視我的信件,同時將我從海灣城照相館得來的戰利品鎖進了坑坑窪窪的綠色保險箱——除了一張照片。我坐在桌子前,透過放大鏡仔細研究著照片。照片經過放大,加上放大鏡,細節部分倒還清楚。坐在梅維斯·韋爾德身邊那個又黑又瘦、面無表情的男子面前的桌子上放著一份晚報:《新聞紀事報》。我能看清上面的新聞標題:「輕重量級拳擊選手比賽中受傷身亡。」只有午報或晚些時候的體育版才會使用這樣一個標題。我將電話拉向自己,手剛挨著電話聽筒,鈴聲便響了起來。
「馬洛嗎?我是城裡警察局的克里斯蒂·弗倫奇。今天上午有什麼訊息嗎?」
「除非你的電傳打字機出故障了。我已經看過一份海灣城的報紙了。」
「是的,我們已經知道,」他隨口說道,「聽起來好像是同一個傢伙乾的吧,是嗎?同樣的首字母、同樣的描述、同樣的作案手法,而且時間似乎也對得上。我真他媽希望這不是意味著桑尼·莫·斯坦那幫人又重操舊業了。」
「如果是他們,他們可換了門技術,」我說。「我昨天翻閱了他們的資料。斯坦那幫人過去都是把受害者捅得滿身窟窿。其中一個受害者身上有一百多處刺傷。」
「他們可能有長進了,」弗倫奇有些避重就輕地說,好像他不想談論這個話題。「我打電話來是因為弗萊克。昨天下午起見過他的影子嗎?」
「沒有。」
「他溜了,沒去上班。旅館打電話給他的女房東,對方說他昨晚就打包走人了。不知去向何方了。」
「我沒見過他,也沒他的訊息,」我說。
「我們那具屍體身上只有十四塊錢,你不覺得蹊蹺嗎?」
「是有點,不過你自己說過原因。」
「我只是隨便說說罷了。我自己也不信了。弗萊克要麼是嚇破了膽,要麼就是得了一筆錢。或者是他看見了什麼不能說的事,有人花錢堵住了他的嘴,否則就是他動了客人的錢包,留下十四塊錢放著好看。」
我說:「兩種情況都有可能,也有可能兩種情況同時成立。不管是誰,如此徹底地搜查房間,絕不是為了錢財。」
「為什麼不是?」
「因為這位漢布林頓醫生打電話給我求助時,我曾向他建議過旅館的保險箱。可他不感興趣。」
「這種人是不可能會僱你來幫他保管錢的,」弗倫奇說。「他不可能會僱你為他保管任何東西。他想要你保護他或是他想找個同伴——也許只是個送信人。」
「抱歉,」我說。「我剛才說的,正是他的原話。」
「可你趕到那裡時,看見他已經死了,」弗倫奇拖長了語氣隨意說道,「你還沒來得及給他一張名片。」
我緊緊地握著聽筒,快速回想在愛達荷街的寄宿公寓裡與希格斯的對話。我看見他兩指夾著我的名片,低頭看著,然後我看到自己一把從他的手裡奪過名片——趁他還未抓牢以前。我深吸一口氣,然後徐徐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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