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點左右，我到了聖貝納迪諾。我開到坡底，停在普里斯科特酒店旁一個畫對角線的停車位上。我從後備廂裡扛出行李箱，剛走了三步路，一個下身鑲邊褲子，上身白襯衫，打著黑領結的服務生就從我手裡一把拉走了箱子。
值班的接待員是個圓腦袋的禿子，對我、對任何事都不感興趣。他半披著一套白色亞麻衣服，一邊打哈欠一邊遞給我筆。他望著遠處，彷彿在追憶童年。
我和服務生坐四輪電梯來到二樓，轉了幾個彎走過幾排房間。越走越熱。服務生開啟房門，那房間小得像是給孩子住的，只有通風井上開了一扇窗戶。空調的進風口在天花板一角，跟一塊女式手絹差不多大。上面系的一小段絲帶有氣無力地飄動著，不過是為了表示還是有風的。
那服務生高高瘦瘦、面色蠟黃、年紀不小，態度冷得就像肉凍裡的一片雞肉。他把嘴裡的口香糖盤了一圈，將我的箱子放到椅子上，抬頭瞧瞧窗戶的鐵柵，立定看著我。他的眼睛水汪汪的。
「也許我應該要一美元的房間，」我說，「這間好像有點太緊巴巴了。」
「我看能弄到一間就算你走運了。這時節鎮子都快擠爆啦。」
「給我倆拿點乾薑水、杯子和冰塊來。」我說。
「我倆？」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正好也是愛喝兩口的。」
「這麼晚了，我想可以冒個險。」
他出去了。我脫下外套、領帶、襯衣和汗衫，門敞著，我在溫熱的穿堂風裡走來走去。風裡有熾熱的鐵腥味。我側身擠進衛生間——那種衛生間就是這個樣子——往身上澆不太涼的涼水。我的呼吸順暢了一點，這時候那懶洋洋的高個服務生端著托盤回來了。他關上門，我拿出一瓶黑麥威士忌。他調了兩杯酒，我們看著酒杯照例虛偽地笑笑，喝起來。我脖子後面沁出的汗珠沿脊柱流著，等我放下杯子，已經快沾溼襪子了。但我還是覺得好多了。我坐在床上，看著那服務生。
「你能待多久？」
「待著幹嗎呢？」
「回憶。」
「我記性爛透了。」他說。
「我想用我自己那套辦法，」我說，「花掉點錢。」我從屁股口袋裡抽出錢包，把皺巴巴的鈔票在床上一字排開。
「失禮了，」服務生說道，「我還以為你是警探呢。」
「別傻了，」我說，「哪裡見過警探用自己的錢獨自打牌玩兒的？你可以叫我‘查事兒的’。」
「有意思，」他說，「喝了酒腦筋就清楚了。」
我給了他一美元。「好好想。我能叫你休斯敦來的得州大塊頭嗎？」
「阿馬裡洛來的，」他說，「無所謂。你覺得我的得州拖腔怎麼樣？我自己聽了犯惡心，但發現大家挺喜歡的。」
「拖你的唄，」我說，「別人又不會損失一塊錢。」
他咧嘴一笑，利落地把摺疊的鈔票放進褲腰上的表袋裡。
「六月十二日那個星期五，你在幹嗎？」我問他，「傍晚和晚上。那天是星期五。」
他啜了一口酒，思索起來，一邊輕輕搖晃酒杯裡的冰塊，含著口香糖嚥下酒精。「就在酒店裡，六點到十二點的班頭。」
「那天有個苗條漂亮的金髮女人入住，一直待到趕去坐埃爾帕索的晚班火車。我想她一定坐了那列車，因為星期天早上她已在埃爾帕索。來時她開一輛帕卡德快馬，車主是比弗利山莊卡爾森大道965號的克麗斯特爾·格蕾絲·金斯利。她也許就是用這名字登記入住的，或者其他名字，也可能壓根沒登記。她的車還停在酒店車庫裡。我想跟為她辦入住和離店手續的服務員談談。行的話再給你一美元——考慮下吧。」
我從那堆陳列品裡又拿出一美元。隨著一陣毛毛蟲打架的聲音，錢進了他的口袋。
「辦得到。」他平靜地說。
他放下杯子，離開房間，關上門。我喝完杯中酒，又倒了一杯。我走進衛生間，又用溫水擦起身來。正擦著身，牆上的電話響了，我側身擠進衛生間和床之間的逼仄空隙，接起聽筒。
那個得州腔說道：「給她辦入住的是索尼。上個禮拜參軍了。另一個我們管他叫萊斯的服務員給她辦的離店。他在。」
「好的。叫他趕緊上來，行嗎？」
我手上正擺弄著第二杯酒，在考慮喝第三杯，敲門聲來了。開門一看，是個綠眼睛的小個子，賊頭賊腦，一張姑娘似的小嘴緊繃著。
他幾乎是跳著舞進來的，站定了看我，隱隱冷笑了一聲。
「喝酒嗎？」
「當然。」他冷冷道。他滿上一大杯，加了點乾薑水，一口氣將兌好的酒緩緩喝盡，在光滑、小巧的嘴唇間塞進一支菸，一邊從口袋裡掏出火柴，一邊「啪」地點上火。他吐一口煙，繼續盯著我。他並不直視床上的錢，眼角餘光卻已然掃到。他襯衫上方繡的不是數字，而是「領班」二字。
「你是萊斯？」我問他。
「不是，」他說。「我們這兒不歡迎偵探，」他又說道，「我們不僱用偵探，也不想同為別人辦事的偵探糾纏不清。」
「謝謝，」我說，「那就沒事兒了。」
「嗯？」那隻小嘴不快地撇了撇。
「走人吧。」我說。
「我以為你想見我。」他嗤笑道。
「你是服務生的領班？」
「正是。」
「我想請你喝一杯。我想給你一塊錢。給。」我把錢遞出去，「謝謝你上來。」
他收下錢放進口袋裡，一句感謝的話也沒有。他原地不動，鼻孔裡緩緩嫋出青煙，眯著眼，目露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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