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鈴聲驚醒了我，我滾到床邊拿起聽筒。老頭——大陸偵探社舊金山總社經理——乾淨的聲音傳進我的耳朵：
「抱歉打擾你，不過你得去一趟萊文沃思街的格林頓公寓。一個住在那裡叫伯克·潘本的男人，幾分鐘前打電話要我們馬上派人過去。他好像挺激動的。你去處理一下好嗎？看看他需要什麼。」我說我會去的，然後打呵欠伸懶腰，詛咒這個潘本——不管他是誰，都害得我不得不脫下舒服的睡衣褲，換上外出的衣服。
我到格林頓時發現，這個攪了我週日懶覺的男人長得很瘦，白臉，大概二十五歲，棕色大眼睛，眼圈紅紅的，不是剛哭過就是沒睡好，或者兩者都有。給我開門時，他棕色的長髮亂蓬蓬的，綴滿綠色大鸚鵡的紫紅色睡袍罩在酒紅色的真絲睡衣褲上。
他領我進去的房間看起來像還沒開張的拍賣場，或者小巷裡的茶館。圓圓的藍花瓶、彎彎的紅花瓶、瘦長的黃花瓶、各種形狀各種顏色的花瓶；大理石小雕像、烏木小雕像，各種材質的小雕像；宮燈、檯燈和燭臺；布幔、掛簾還有各種地毯；雜七雜八說不出哪裡古怪的傢俱；怪異的圖畫東掛一幅西掛一幅，全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這房間感覺太不舒服了。
「我的未婚妻，」他一開口就是高分貝，再高一度就歇斯底里了，「不見了！她出事了！有人搞鬼，事情大大不妙！我要你找到她——把她救出來……」
我聽到這裡就放棄了。他說話像連珠炮，而且含混不清。「這個給帶走了……神秘兮兮……給她挖了陷阱……」——這些話之間一點聯絡也沒有，我可聽不出半點兒名堂。所以我就沒再想要聽懂，乾脆等他發洩一通算了。
我聽過平常挺理性的人在極端刺激之下，胡言亂語得比這位兩眼狂亂的年輕人還厲害；不過他的衣著（鸚鵡睡袍和鮮豔的睡衣）還有他周圍的環境（這間擺設瘋狂的房間）讓我感覺太戲劇化了，所以他的話聽起來非常不真實。
他人正常時，應該是個英俊的小夥子：五官端正，雖然嘴巴和下巴有點不好說，但寬寬的前額倒還好看。可我站在那兒，從他劈向我的夾纏不清的噪聲裡，只能偶爾分辨出他鬧劇般的臺詞——這讓我覺得他睡袍上的鸚鵡應該換成杜鵑。
沒多久他發洩完了，朝我伸出瘦長的手，做出懇求的姿勢。
「拜託好嗎？」一遍又一遍，「拜託好嗎？好嗎？」
我息事寧人地點點頭，看到淚水從他消瘦的兩頰流下來。
「我們從頭講起如何？」我提議道，小心翼翼地坐在一張看起來不是很結實的雕刻長凳上。
「好！好！」他叉開腿站在我面前，手伸到頭髮裡面，「開頭，我每天接到她一封信，直到——」
「那不是開頭，」我反駁道，「她是誰？幹什麼的？」
「她叫珍妮·迪蘭諾！」因為驚訝於我的無知，他大叫起來，「是我未婚妻，可她現在走了，而且我知道——」
他又開始歇斯底里地說諸如「鬼把戲的受害者」、「誘進陷阱」之類的話。
我終於讓他安靜下來，在間歇性的情緒爆發之間，我大概知道了故事的來龍去脈：
這位伯克·潘本是個詩人。大概兩個月前，他收到一封珍妮·迪蘭諾的簡訊——由他的出版商轉來的——裡面讚揚了他最新的關於韻律的書。珍妮·迪蘭諾剛好住在舊金山——雖然她不知道他也住這裡。他回了她的簡訊，又收到一封。如此這般書信往來，沒多久後他們就見了面。如果她真的和他說的一樣美的話，那就不能怪他掉進愛河了。反正不管她美不美，他覺得她美，而且愛得很深。
這位迪蘭諾姑娘在舊金山住的時間不長。詩人碰到她時，她一個人住在阿什伯裡大道公寓。他不知道她家鄉在哪兒，也不知道她的過去。他懷疑——根據某些含糊的暗示還有她難以形容的古怪行為——這姑娘生活在某種陰影之中，她的過去和現在都困難重重。不過那些困難是什麼他毫無概念，也不在乎。他對她一無所知，只知道她很美，還有他愛她，她已經答應嫁給他。然後就在這個月三號——離這個星期天早上整整二十一天以前——女孩突然離開了舊金山。他收到她的一張字條，是郵遞員送來的。
我硬逼著說非看不可，他才拿出了那張字條，上面寫著：
伯克親愛的：
剛收到一封電報，必須坐下一班火車到東岸。想打電話給你，但找不到人。我知道地址以後會馬上給你寫信的，萬一有什麼事的話（這幾個字擦掉了，費很大勁才看得清。）
愛我愛到我回來，永不分離。
你的珍妮
九天以後他又收到她一封信，從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寄來的。這封信我花了更多工夫才得以一見，上面寫著：
親愛的詩人：
我覺得我們好像已經有兩年沒見面了，我擔心恐怕還得再過一兩個月才能相見。
親愛的，我現在沒法告訴你我來這裡的原因，有些事情是沒法寫在信裡的。不過等我一回去，我就告訴你整個悲慘的故事。
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我是說在我身上——你還會永遠愛我嗎，親愛的？不過這樣講太蠢了。不會出事的。我才下火車，覺得很累。
明天我會寫封長長的信作為補償。
我的地址是斯特里克北街二一五號。我的先生，請你每天至少寫一封信給我！
屬於你的珍妮
九天來他每天收到她一封信——如果星期天沒信，星期一就會收到兩封。然後她的信就停了。而他每天寄到她那個地址——斯特里克北街二一五號——的信也開始退回，上面註明「查無此人」。他發過一封電報，電報公司表示，巴爾的摩分公司在斯特里克北街那個地址找不到珍妮·迪蘭諾。
他等了三天，每小時都在等她的訊息，可是一個字都沒有。然後他就買了張票到巴爾的摩。
「不過，」他最後說道，「我不敢過去。我知道她遇上了點兒麻煩——我感覺得到——可我只是個笨手笨腳的詩人，沒法處理神神秘秘的事。我可能什麼也查不到，也可能運氣好，歪打正著碰上了，但壞事兒的可能性更大，會給她惹來新麻煩，讓她的處境更危險。我不知道到底會幫她還是害了她，可不能莽莽撞撞地闖過去。這事兒需要這方面的專家處理，所以我就想到了你們偵探社。你會小心，對吧？也許——我也不知道——也許她不想要人幫忙，也許你可以暗中協助。你們習慣這種事了，這案子你能接，對吧？」
在回答他之前，我在腦子裡過了一遍又一遍。一家信譽良好的偵探社有兩大忌諱，一是接下包藏禍心的客戶，他們有時會把離婚訴訟包裝得像是完全合法的作業；二是接下不負責的人的不切實際的空想——他們一心只想實現空想。
這位詩人現在坐我對面，神經兮兮地絞著他又白又長的手指。我覺得他夠誠懇，不過我不確定他心智是否正常。
「潘本先生，」一會兒之後我說，「我想幫你處理這事，但不確定我能不能。大陸偵探社規矩很嚴，雖然我覺得這事可信，不過受僱於人，凡事還得照章辦理。要是你能給我哪家公司或者有身份的人做的擔保——比如信譽良好的律師，或是任何法人機構——我們都會很樂意接下這份工作。否則，我恐怕——」
「我知道她有危險！」他脫口道，「我知道——可我總不能到處宣揚她身處困境，把她的事昭告天下吧。」
「抱歉，不過除非你能提供這樣的擔保，否則這事我碰不得。」我站起身，「很多偵探社不講究這些，你可以聯絡他們。」
他的嘴像小孩一樣抽動起來，牙齒咬住下嘴唇。有那麼一會兒我以為他就要哭出來了。不過他慢慢地開口說：「我想你說得沒錯，找我姐夫羅伊·阿克斯福德擔保呢？他的話夠分量嗎？」
「夠。」
羅伊·阿克斯福德是採礦大亨，西岸的大企業他起碼佔了一半。什麼事有他擔保，任誰都會覺得夠了。
「要是你現在就能聯絡上他，」我說，「安排我今天見他的話，我可以馬上行動，以免誤事。」
潘本穿過房間，從一堆裝飾品裡挖出一部電話。一兩分鐘後，他已經在跟一個他稱為「麗達」的人說話了。
「羅伊在家嗎？……他今天下午會在家嗎？……不用，不過你可以幫我傳個話。……告訴他今天下午我要請一位紳士登門拜訪，是私事——我的私事——如果他能幫忙的話，我會非常感激……對……你會知道的，麗達……電話上不方便講……好，謝謝！」
他把電話推回原來的藏身處，轉頭看我。
「他兩點前都會在家。把我跟你講的話全告訴他，他要是還有疑問，讓他給我打電話。你要把整件事從頭到尾都告訴他，迪蘭諾小姐的事他一點兒也不知道。」
「好吧。臨走前，告訴我她長什麼樣。」
「她很美！她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
這話寫在賞金傳單上會很好看。
「我要的不是這個，」我告訴他，「她多大？」
「二十二。」
「身高？」
「大概五英尺八英寸，可能九英寸。」
「苗條，中等身材，還是豐滿？」
「傾向於苗條，不過她——」
他的聲音很熱切，我擔心他會長篇大論，趕緊再出個問題打斷他。
「頭髮什麼顏色？」
「棕色——深棕色，都接近黑色了——而且又軟又厚又——」
「好，好，是長是短？」
「又長又厚又——」
「眼睛什麼顏色？」
「你有沒有看過擦亮的銀器上的陰影？當——」
我寫下灰眼睛，然後急忙盤問下去。
「臉色呢？」
「完美！」
「嗯。不過是白，是黑，是紅潤，是發黃，還是什麼？」
「白皙。」
「是鵝蛋臉，方臉，還是瘦長臉？臉形什麼樣？」
「鵝蛋臉。」
「鼻形呢？大，小，往上翹——」
「又小又勻稱！」他的聲音有一絲憤憤不平。
「她穿著怎麼樣？時髦嗎？喜歡鮮亮還是暗一點的顏色？」
「美——」等我張嘴要他省省時，他終於腳踏實地地說，「非常暗——通常是深藍和棕色。」
「她戴什麼首飾？」
「沒看她戴過首飾。」
「有疤或者痣嗎？」他白臉上驚恐的表情逼得我乾脆到底，「疣啊什麼的，或是你知道的缺陷？」
他說不出話來，不過勉強搖搖頭。
「有她的照片嗎？」
「有，我給你看。」
他一躍而起，一路繞過房裡太多的擺設，然後穿過遮了簾子的門口走出去。沒一會兒他就拿了張特大照片回來了，還帶著雕刻象牙相框。是那種藝術照——影影綽綽霧濛濛的線條，用來找人派不上啥用場。她很美，沒錯——不過那又怎麼樣？藝術照的目的就是這個。
「就這一張？」
「對。」
「我得借走，等我影印好了，馬上還回來。」
「不行！不行！」他堅決反對把他戀人的臉交給一堆偵探看，「萬萬不可以！」
我終於拿到手了，不過費了很多口舌，為這麼點兒小事真是不值得。
「我還要借兩封她寫的信，或者有她筆跡的東西，」我說。
「幹什麼？」
「影印。字跡很有用——到旅館查住宿登記可以對照。而且就算用假名，人們偶爾還是會寫個便條、備忘錄什麼的。」
我們又大戰一個回合，結果我贏得三張信封和兩張沒有意義的紙條，上頭全有女孩生硬的筆跡。
「她有很多錢嗎？」引起爭議的照片和筆跡樣本都裝入袋中後，我問道。
「不知道，這種事不好過問。她不窮，我是說她不用節衣縮食。不過她有多少錢或者怎麼賺錢我一點兒也不清楚。她的錢存在金門信託公司，但有多少我可不知道。」
「她這邊有很多朋友嗎？」
「這件事我也不清楚。我想她認識一些人，可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你知道，我們在一起時除了我們自己，別的什麼也不談；除了彼此以外，我們對其他事情都不感興趣，我們只是——」
「你難道從來沒猜想過她從哪兒來，是什麼人？」
「沒有，我不在乎這些。她是珍妮·迪蘭諾，對我來說這就夠了。」
「你跟她有沒有共同的財務興趣？我是說你們兩個有沒有過金錢或者珠寶之類的往來？」
我的意思當然是說她有沒有跟他借過錢，賣些什麼給他，或者用其他什麼辦法從他身上撈錢。
他一躍而起，面如死灰。然後他坐下去——癱坐下去——臉漲得通紅。
「抱歉，」他聲音很重，「你不認識她，你當然得從各種角度看問題。沒，沒有那種事。如果你打算推測她是為了錢的話，恐怕你是浪費時間了。沒那種事！她就是出了什麼事，所以才會突然跑到巴爾的摩的，她離開我就為那個。錢？跟錢可沒關係！我愛她！」
羅伊·阿克斯福德的宅第位於俄羅斯綠丘。他在一間像辦公室的房間接見了我。他一頭金髮，個子很高，四十八九歲了還是一副運動員的身材，線條並未鬆弛。他是個大塊頭，血氣充沛，看起來自信滿滿，而且不是沒有道理的自信。「咱們的伯克這會兒又幹什麼了？」我告訴他我是誰後，他饒有興趣地問道，悅耳的男低音中氣十足。
我沒告訴他所有的細節。
「他和一位珍妮·迪蘭諾訂了婚。她三個星期前去了東岸，然後突然失蹤了。他對她所知不多，以為出什麼事了，想找到她。」
「又來了？」他精明的藍眼睛閃了閃，「這回是珍妮！就我所知，這是今年的第五個，我在夏威夷的那段時間肯定還錯過了一兩個。可你找我幹什麼？」
「我跟他要一個負責任的擔保人。我看他人還可以，不過嚴格說來不太負責。他說了你的名字。」
「沒錯，嚴格說來他不是一個負責任的人。」大個子男人眯起眼睛，抿著嘴唇想了想，然後說，「你覺得那姑娘真出事了嗎？還是伯克自己多心？」
「不知道。本來我覺得是他胡思亂想，不過她寄來的兩封信裡確實提到有什麼不對。」
「那你就儘管放手去找她吧，」阿克斯福德說道，「讓這個珍妮重回他的懷抱。我想不出來這有什麼壞處，至少讓他這一陣子有事情可想。」
「你這麼說我就放心了，阿克斯福德先生。那你認為這事兒不會扯上醜聞什麼的？」
「當然！伯克人不錯，你知道的，只是被寵壞了。他一向體弱多病。再說他的收入夠他過小康日子，還有餘錢出出詩集，買些亂七八糟的玩意兒裝飾房間。他是有點兒自視甚高——詩人都那副德行——不過心地還是好的。」
「那我就放手做了。」我起身說道，「對了，那姑娘在金門信託公司開了戶，這件事我想盡可能多瞭解一下，尤其是她的錢的來路。但只要扯到客戶資料，那兒的總會計克萊蒙是出了名的小心。要是你能幫我說個話，我問起來會順利些。」
「小事一樁。」
他拿張名片在反面寫了兩行字交給我。離開前，我答應他說，如果還需要幫忙的話我會再來造訪。
我給潘本打電話，說他姐夫已經同意了這件事。我給偵探社的巴爾的摩分社發了封電報，把我知道的全說了，然後我便去了阿什伯裡大道那姑娘住過的公寓。
公寓的經理是一位體型龐大的女人，名叫克魯特太太，穿了一身嘩啦作響的黑衣服。如果說她比潘本多瞭解一點那個姑娘的話，程度也真是有限。姑娘在那兒住了兩個半月，偶爾有人來找她，但潘本是經理唯一可以形容給我聽的人。女孩三號退租，說她有事要到東岸，希望經理在她寄來新地址以前能幫她收收信。十天以後，克魯特太太收到女孩的卡片，請她把信轉到馬里蘭州巴爾的摩斯特里克北街二一五號。結果一直沒有信需要轉。
我在這棟公寓獲得的唯一重要訊息是：姑娘的兩箱行李是被一輛綠色搬運車拉走的。城裡某家數一數二的搬運公司就是綠色招牌。
接著我便去了這家公司的辦公室，找到一位友善的值班人員（聰明的偵探都會花很多工夫與搬家公司、快遞公司和鐵路局的工作人員交朋友，拉交情）。我走時，手裡記了這家公司的行李單號碼和那兩件行李運去的渡船行李房。
到了渡船大樓，根據手邊的資料，我沒花幾分鐘就知道行李已經寄去巴爾的摩。我又發電報到巴爾的摩分社，給了他們火車站的行李單號碼。
這會兒已是週日深夜，所以我就收工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金門信託公司開門營業前半個鐘頭我就到了裡面，和總會計克萊蒙講起話來。銀行家所有傳統的謹慎保守跟這位肥胖的白髮老頭所展現出來的相比都是小兒科。不過他瞥了一眼阿克斯福德的名片，還有背面的鋼筆字「請給持有人最大協助」，便非常熱心地同意幫忙。
「珍妮·迪蘭諾在你們這兒有個賬戶或者曾經開過戶，」我說，「我想盡可能多瞭解一些：譬如她給誰開過支票，數額多少，尤其是她的錢的來路。你們知道多少就說多少。」
他用粉紅的手指頭戳戳桌子上的一粒珍珠按鈕，一個留著光亮的黃頭髮的小夥子悄無聲息地來到了房裡。總會計拿支鉛筆在紙上草草寫了幾個字，交給一聲不吭的小夥子，他就出去了。沒多久他又回來，把一疊檔案擱在總會計的桌上。
克萊蒙審閱了檔案，然後抬眼看我。
「迪蘭諾小姐上個月六號由伯克·潘本先生引見到這裡，她拿八百五十元現金開了戶。其後她存的錢包括：十號四百元；二十一號兩百五；二十六號三百；三十號兩百；這個月二號兩萬。除了最後一筆，其他存款都是現金，最後一筆是支票。」
他把支票遞給我，是一張金門信託公司的支票。
付給珍妮·迪蘭諾小姐，兩萬元整
（簽名）伯克·潘本
日期是本月二號。
「伯克·潘本！」我驚叫道，有點傻了，「他常開這種面額的支票嗎？」
「應該沒有，不過我來看看。」
他又戳戳珍珠按鈕，鉛筆又滑過另一張紙，黃頭髮的小夥子無聲地進來、出去、進來、出去。總會計檢查剛放到桌上的那疊檔案。
「本月一號潘本先生存了兩萬塊——拿阿克斯福德先生的戶頭開的支票存的。」
「迪蘭諾小姐的提款情形呢？」我問。
他又拿起和她戶頭有關的檔案。
「她上個月的對賬單和兌現支票還沒寄給她，所有檔案都還在。上個月十五號有一張八十五元的支票開給克魯特；二十號開了三百塊兌現，二十五號又開一百塊兌現。那兩張支票她顯然都是在這兒換現的。本月三號她關掉戶頭，開了張兩萬一千五百一十五塊的支票給她自己。」
「那張支票呢？」
「她在這兒兌現了。」
我點起一支菸，讓這些數字在我腦海裡飄來飄去。對我來說沒有一張派得上用場——除了潘本和阿克斯福德簽名的支票以外。克魯特太太的支票是女孩唯一開給別人的支票，那當然是交房租用的。
「就是這樣啦，」我大聲總結道，「本月一號，潘本存了阿克斯福德的支票，數額兩萬。第二天他把那個數額的支票開給迪蘭諾小姐——她存進戶頭。隔天她銷了戶，領走兩萬一到兩萬二的現金。」
「正是。」總會計說道。
在去格林頓公寓弄清楚潘本為什麼沒說那兩萬塊之前，我先去了偵探社，問問巴爾的摩有沒有訊息過來。有個職員剛剛解開一封電報的密碼。內容如下：
行李於八號抵達皇家山城車站，當天領走，無法追查去處。斯特里克北街二一五號是巴爾的摩孤兒院，該處無人知道這名女孩。繼續查訪中。
老頭午餐回來時我正要離開，於是我跟他回他辦公室談了幾分鐘。
「看到潘本沒？」他問。
「嗯，正在辦他的案子——不過我看沒戲。」
「怎麼？」
「潘本是羅伊·阿克斯福德的小舅子。他兩個月前碰到一個姑娘，墜入情網。那姑娘是個騙子，她的事他什麼也不知道。上個月他從他姐夫手裡要了兩萬塊給那女孩，她揚長而去，只說她有事得去巴爾的摩，留了個假地址，結果查出來是孤兒院。她把行李寄到巴爾的摩，從那兒寄了些信給他——不過也可能是請朋友代她處理行李，轉寄信件。當然，她是需要買一張船票才能托執行李，不過就兩萬塊的騙局來說，這是小意思。潘本沒有全盤托出，錢的事他根本沒提。我看八成是覺得這麼容易被騙太丟臉了。我這就去跟他問個明白。」
老頭溫和地笑了笑，他的笑總是五味俱全。於是我走了。
潘本住處的鈴按了十分鐘都沒反應。電梯服務生告訴我潘本好像整晚都沒回去。我在他信箱裡留了張字條，然後到鐵路公司的辦公室，跟他們約好，如果有人拿了巴爾的摩到舊金山的車票來退錢，通知我一聲。
辦完這件事，我到《紀事報》的辦公室去，查閱上個月的天氣記錄，記下四個白天黑夜都下雨的日期。帶著記錄，我去了城裡最大的三家計程車公司。
這把戲我向來得心應手。女孩的公寓離公交車站有一段距離。我假設那幾個雨天裡她出過門，或者有人來訪。不管哪種情況，她——或者她的客人——都很有可能叫計程車離開，而不願冒雨搭公共汽車。如果真是這樣，計程車公司的每日記錄就會記下從她住處打出來的電話，以及乘客的目的地。
最理想的玩法當然就是徹底清查女孩租公寓期間每天的記錄。不過，不管哪家公司都不可能接受這麼大的工作量——除非生死攸關。說服他們撥些員工清查我選的那四天已經夠麻煩了。
離開最後一家計程車公司後，我又去找潘本，不過他還是不在家。我又到阿克斯福德家裡問了問，心想詩人也許會在那兒過夜，可是對方回答沒有。
那天近傍晚時我拿出女孩的照片和筆跡，影印後每張一份寄到巴爾的摩，然後便回到三家計程車公司去拿報告。前兩家沒有資料，第三家的記錄上說女孩的公寓打出過兩個電話。
某個雨天午後，那裡叫了輛計程車，將一個乘客載到格林頓公寓，那位乘客顯然不是女孩就是潘本。還有一次是半夜十二點半，叫車到侯爵旅館。
接第二次電話的司機在我詢問時對這件事還稍有印象，他記得當時載的是個男客。我姑且按下這事不管。以舊金山的旅館標準來說，侯爵旅館並不算大，不過還是大到沒法一一訪查所有住客。
晚上我一直想聯絡到潘本，可是聯絡不上。十一點鐘我拜訪阿克斯福德，問他是否知道他小舅子人在哪裡。
「好幾天沒見他人了，」百萬富翁說，「昨晚他應該來這兒吃晚飯的，可他沒來。我太太今天打了幾次電話都找不到他。」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前打電話到潘本的公寓，還是沒人接。
然後我打給阿克斯福德，跟他約了十點在他辦公室見面。
我告訴他潘本顯然星期天以後就沒回過他的公寓。阿克斯福德好脾氣地說：「我不知道他這會兒在搞什麼，估計也猜不出來。我們的伯克要是不做出人意料的事，就不是他了。你找那位落難千金的事進展如何？」
「進展到我已經有把握說這位大小姐沒落難。她消失前一天才從你小舅子手裡拿到兩萬塊。」
「從伯克那兒拿到兩萬塊？她一定是個厲害姑娘！可他從哪兒弄了那麼多錢？」
「從你這兒。」
阿克斯福德肌肉發達的身體在椅子上一下子坐直了。「從我這兒？」
「對，你的支票。」
「沒有啊。」
他的聲音裡沒有爭論，只是基本的實話實說。
「一號你沒開一張兩萬塊的支票給他？」
「沒有。」
「這麼說，」我提議道，「我們最好馬上去金門信託公司。」
十分鐘後我們到了克萊蒙的辦公室。
「我想看看我兌現的支票。」阿克斯福德對總會計說。
黃頭髮的小夥子馬上拿了厚厚一大摞東西進來。阿克斯福德快速地翻著，直到找到他要的支票。找到後他研究了老半天，等他抬頭看我時，他慢慢地——但很有把握地搖搖頭。
「我從來沒見過這個。」
克萊蒙拿出一條白手絹擦著腦袋，對他的銀行是怎麼被矇騙的大惑不解又心急如焚，但還得裝著若無其事。
百萬富翁把支票翻個面，看看背書。
「伯克存進來的，」聽起來他完全不相信自己正說著的話，「一號那天。」
「我們可以跟給珍妮·迪蘭諾小姐存這兩萬元支票的出納談談嗎？」我問克萊蒙。
他粉紅的手指頭哆哆嗦嗦地又按了一顆珍珠按鈕。一兩分鐘後，一個臉色發黃的禿頂小個子男人走了進來。
「記不記得幾個星期前你幫珍妮·迪蘭諾小姐存了張兩萬塊的支票？」我問他。
「記得，先生！記得，先生！全記得。」
「你記得什麼？」
「呃，先生，迪蘭諾小姐和伯克·潘本先生來到我的視窗。那是他的支票。我覺得他很少開那麼大額的支票，不過記賬員說他的存款夠支付這筆錢。我把數額打進她戶頭的時候，他們站在那裡——迪蘭諾小姐跟潘本先生——有說有笑，然後他們就走了，就這樣。」
「這張支票，」等出納回了他的座位後，阿克斯福德緩緩地說，「是偽造的，不過錢我肯定會墊。沒事了，克萊蒙先生，這事兒千萬不要驚動大家。」
「當然，阿克斯福德先生，當然。」
兩萬美元重擔從他的銀行卸下，克萊蒙邊笑邊點頭，大為輕鬆。
於是阿克斯福德和我離開銀行，上了他從辦公室開過來的雙門跑車。不過他沒馬上開車，而是坐了一會兒，瞪著前方蒙哥馬利街的車流，好像視而不見似的。
「我要你找到伯克，」他隨即說道，男低音裡沒有任何感情，「我要你找到他，不能招來半點八卦。要是我太太知道這事——不，她絕對不能知道；她覺得誰看了她弟弟都會動心。我要你幫我找到他。女孩無所謂了，不過依我看，你找到一個就等於找到了倆。錢我不在乎，你不用傷腦筋把錢找回來，我擔心一找錢這件事肯定會曝光。我要你在伯克搞出其他名堂以前找到他。」
「你如果想避免錯誤曝光的話，」我說，「最好的辦法是先正確地曝光。咱們對外宣告他失蹤了，把他的照片什麼的統統交給報社。他們會賣力氣的，因為他是你的小舅子兼詩人。我們可以說他病了——你說過他一向體弱多病——說我們擔心他猝死在哪兒或者正精神錯亂。不需要提到女孩或錢，但要先把他失蹤的事傳出去。我們這樣解釋可以避免別人——尤其是你太太——瞎疑心，因為這事兒早晚會傳出去。」
起先他不贊成，不過後來還是我贏了。
接下來我們去了潘本的公寓，很容易就混進去了，因為阿克斯福德解釋說我們跟他有約，想在裡頭等他。我在每個房間都展開地毯式搜查，一個洞都沒落下。不管寫在哪兒，只要是有字的東西我都讀了，連他的手稿也沒放過，可對他失蹤的事我還是沒有半點頭緒。
我不請自看了他的照片——至少十二張，並往兜裡裝了五張。阿克斯福德說詩人的旅行袋跟行李箱都還在雜物間裡。我沒找到他金門信託公司的存摺。
當天剩下的時間我都用來給報社準備我們想要他們知道的訊息了。他們對我的前任客戶非常慷慨大方：頭版，配了照片而且肆無忌憚地添油加醋。舊金山如果還有人不知道伯克·潘本——羅伊·阿克斯福德的小舅子兼《詩集：沙陵及其他》的作者——失蹤的話，不是文盲就是不看報。
這種廣告很有效。第二天早上，四面八方的訊息滾滾而來，有幾十個人在幾十個地方看見過失蹤的詩人。其中幾個看來挺有希望的——至少有可能，不過大多數從表面看就很可笑。
我按照線索去追查一份看起來不錯的報告，不過無功而返。回到社裡後，我發現有張留言條要我打電話給阿克斯福德。
「你能現在來我辦公室嗎？」他在電話裡說。
有人把我領進了阿克斯福德的辦公室。除了阿克斯福德，裡面還有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小夥子。他雞胸、穿戴時髦，估計是那種愛表現的員工。
「這位是我們的工作人員弗爾先生。」阿克斯福德告訴我，「他說他星期天晚上看到了伯克。」
「在哪兒？」我問弗爾。
「看到他進了半月灣附近的一家餐廳。」
「確定是他？」
「錯不了！他常來阿克斯福德先生的辦公室，我認得他，肯定是他。」
「你怎麼剛好會看到他？」
「我和幾個朋友從海灘往回走，在那家館子停下來吃點東西。臨走時有輛車開過來，潘本先生和一個女孩或者女人——我沒特別注意她——下車進去。直到昨天晚上看報說他從星期天起就失蹤了，我才覺得事有蹊蹺，所以我就想——」
「哪家餐廳？」我打岔道。
「白色木屋。」
「大概幾點？」
「十一點半到午夜之間吧，我想。」
「他看到你了？」
「沒有。他開過來的時候，我已經上車了。」
「女人長什麼樣？」
「不知道，我沒看到她的臉，也不記得她穿什麼，連是高是矮都不知道。」
弗爾能說的就這麼多，我們打發他走了。然後我就用阿克斯福德的電話打到北海灘「義大利佬」希利的店子，留口信說，等「豬仔」格勞過去時，讓他給傑克打電話。我見豬仔通常都用這個暗號，以免被人識破我們倆的關係。
「知道白色木屋嗎？」打完電話後我問阿克斯福德。
「知道在哪兒，不過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則完全沒概念。」
「哦，那是個賊窩，‘錫星’喬普林開的。這人以前是慣偷，禁酒時代餐館生意好做，他就把不義之財拿來開店。他現在賺的錢比他以前四處撬保險櫃時夢到的還多。零售烈酒算是他的副業，不過他賺錢的主要途徑是把餐館當做從半月灣轉運私酒的中轉站。這樣做油水很大，因為西岸運送啤酒的貨船上一半的私酒都在半月灣卸貨。」
「白色木屋是賊窩，不該是你小舅子閒晃的地方。我親自上那兒去一定會驚動眾人的，喬普林和我是老朋友了。不過我可以安排一個人在那兒待幾個晚上。潘本也許是那裡的常客，甚至可能就住那兒。喬普林也不是頭一次用那個地方藏人了。不管怎麼說，我把我的人在那兒擱上一個星期，看他能查出什麼。」
「那就都交給你了。」阿克斯福德說。
我從阿克斯福德的辦公室直接回我的房間，坐下來等豬仔格勞，沒鎖外面的門。他推門進來時，我已經等了一個半鐘頭了。
「嘿！生意如何啊？」他大搖大擺地走到一張椅子前，一屁股坐下，兩腳擱到桌子上，伸手去抓桌子上的一包煙。
這就是豬仔格勞：白臉，三十多歲，塊頭不大不小，永遠穿得亮閃閃的——雖然有時候挺髒。他老擺出一副大搖大擺的樣子，講話虛張聲勢，裝得非常自信，然而這一切都是為了掩飾他極其懦弱的本性。
不過我已經認識他三年了。所以這會兒我走過房間，猛地把他的腳推下桌子。他差點兒向後仰倒。
「這是幹什麼？」他爬起來，蹲著吼道，「你這是什麼意思？你想捱揍嗎——」
我朝他走近一步，他閃開了，穿過房間。
「哎，說著玩兒的嘛，別當真！」
「閉嘴，給我坐下。」我提出忠告。
我認識這個豬仔格勞三年了，用他也差不多有那麼久，可我沒法為他說半句好話。他是個懦夫、騙子、小偷、癮君子；他出賣同行，要是沒人看著，估計也會出賣老闆，可真是一隻好鳥！不過偵探本來就不好乾，能用得上的工具就都要用。這個豬仔如果用得對，效率還挺高——意思是要一直掐住他的脖子不放，而且他帶來的訊息也不能全信。
他的懦弱對我來說正是他的資本。他的惡名傳遍了黑道橫行的西岸，雖然沒人會笨到信任他——不管白道黑道——不過大夥兒倒也不完全排斥他。他的大多數同夥都認定他是懦夫，因此不構成任何威脅。他們以為他不敢出賣他們，以為他對黑幫發洩在告密者身上的雷霆之怒敬畏有加。不過他們沒想到豬仔有個天分：在危險還沒逼近時，他可以說服自己他是個雄獅般的英雄好漢，可以自由出入他想去或者我要他去的地方，而且帶來我原本得不到的零星資訊。
近三年來我用他用得還挺順手；錢給得挺多，把他看得也挺嚴。報告裡我提到他時用的是線民這個文雅的詞，但地下社會形容他這種人的字眼比一般人說的「告密者」還要難聽。
「我有個差事給你。」我告訴他。現在他又坐下了，腳放在地上，鬆弛的嘴巴向左邊咧去，擠得那邊的眼睛眯起來，好像什麼都知道似的。「我就知道。」這是他慣常的臺詞。
「我要你到半月灣，在錫星喬普林的店裡待幾個晚上。這兒有兩張照片，」我把潘本跟女孩的個人照各一張推過桌子，「他們的名字和外貌都寫在照片後頭。我要知道他們是否在那兒露過臉，做了什麼，平時待在哪兒。沒準兒錫星把他們窩藏起來了。」
豬仔會意地從一張照片看到另一張，從咧著的嘴角吐出話來：「我覺得我認識這個男的。」這又是豬仔的一個特色，你只要提個名字或者講些特點，他一定會做出這種反應——就算你隨便編個人也一樣。
「錢在這兒。」我把幾張紙鈔推過桌子，「你在那兒要是超過兩個晚上，我會再加錢。跟我保持聯絡，打這個電話，或者辦公室那個不對外公開的。還有——記好了——不準碰毒品！要是我在那兒看到你吸得暈頭轉向的話，我一定把你賣給喬普林。」
此時他已經數好錢了——總共也沒幾張可數的——然後一臉不屑地把錢扔回桌上。
「你還是留著打發報社吧，」他冷笑道，「沒錢在那個店裡能幹啥？」
「兩天的花費這可是綽綽有餘的，沒準兒還能剩一半呢。要是你在那裡超過了兩天，我會加錢的。完事以後拿工錢，之前想都別想。」
他搖搖頭站起來。「我受夠了你這個小氣鬼，要做你自個兒做好了，老子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