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出去買咖啡時，低矮的太陽在樹枝間閃爍；除了把大衛的一套運動裝穿在身上，還加上了我的大衣、帽子和手套；但一開門出來，就意識到穿得太多了——冬季的費城比芝加哥溫柔多了！我只好把帽子和手套塞進口袋裡。好在第二巷咖啡店並非星巴克，比星巴克大一些，似乎也更雜亂一些，裝飾著一隻只拋得光亮的銅管和其他管子，還有向上下四周蜿蜒的花紋飾，甚至看上去就像能做出一杯咖啡！桌子大小適中，兩人或三人一桌，，或是啜飲咖啡、翻看報紙，或是閒聊。我選了半打看上去相對健康的點心，點了三杯拿鐵；愉快地嗅著現磨咖啡的香氣，一邊等著我的點單備好，一邊偷偷聽著鄰桌兩位女士聊天。
「問題是，高階合夥人依然認為科技只是文書處理器和電子表格，」其中一個說道。「但他們不需去法律圖書館，只是派我這樣的員工去。」她叉了一片乳酪丹麥餅。
「你昨天看到珍妮弗了嗎？」另一個女人看著一旁。「她氣色不太好。」
「而你覺得唯一會接受智慧財產權的部門，在新系統裡卻沒有位置。」第一個女人也看著一旁，就像有第三個人，一個看不到的人在桌子旁坐著。「你知道我怎麼想的嗎？每個人都怕面對盧德派，沒人想打破現狀。」
「她瘦了，臉色很蒼白。我很擔心她。」
我轉身看著收銀臺；真想知道她倆會不會在一個月後，一年後，十年後還記得此時此刻喝著什麼，穿的什麼，說過或沒說什麼。我和大衛就是這樣進行交流的嗎？
我回來的時候他正在洗澡，所以威利和我在餐廳的紅木桌上擺好了早餐。我坐在正對著花園凸窗的位置上，拿起一個藍莓瑪芬蛋糕，把它切成兩半。威利選了塊樹莓司康，急切地咬了一口。這天是週六，他依然穿著挺括的白襯衫和深色西褲，繫著領帶。我腦海中浮現出一幅圖畫：在一個週末的早晨，他走在安特衛普的大街上，一手拿了雨傘，另一隻手拎著袋點心，急著回家大口吞吃這些美味。
「你怎麼進入鑽石行業的？」我問道，嘴裡塞了滿滿的瑪芬。
「你喜歡鑽石？」
「誰不喜歡呢？」
「確實如此。」他把司康屑從臉上拂去。「鑽石是藝術品，比魯本斯還好。甚至比梵高都好。」他笑了。「我離開弗萊堡時，隨身帶著母親的鑽石項鍊；那塊鑽石很小，甚至不到一克拉。但我一直留著。」
「你母親的項鍊？」我想象著那塊石頭，飽含著關於他母親的記憶，如何在戰時那些黑暗的日子裡支撐著他活下去；那條項鍊，和它的主人，如何影響了他的職業選擇；他如何直到現在都把它當成寶貝，藏在一個特殊的地方。「後來呢？」
「到了比利時，我用它換了一隻雞。」
想象到此為止。
「別。」他舉起一根手指。「不要fuehlschlecht。別難過。到了安特衛普的猶太人社群，我遇到一位鑽石切割師，馬塞爾•勃肯；他正需要個幫手。想起了母親的鑽石項鍊，我立即覺得這或許是種ehremeinmutter，緬懷母親的方式，於是我樂意為他幹活，不拿工錢都行，只要有吃的。後來我學會了設定工作臺、清潔柄腳和鑽石夾、在加工圓盤上塗鑽石粉和潤滑油等等一整套手藝。
「就是他教會了你如何拋光鑽石的？」
「整整六個月呀，我天天只是看著；這很重要。對鑽石來說，一次錯誤的切割，鑽坯就——kaput。」他用手指做了個掃除的動作。
「毀了。」
「ja。毀了。」
大衛走了進來，頭髮還是溼漉漉的。我遞給他一盤點心，他回我一個暖暖的微笑。我昨晚反應過度了：他肯定是過度勞累；疑慮消失，今晚肯定不同。
「我學得很慢，」威利繼續說道。「我切割第一顆鑽石時，把它切成了類似我母親的halskette——項墜的形狀。也許她能看到。我覺得她會看到。」他頓了下。「過了十年，馬塞爾告訴我是時候開一家自己的店子了。‘你很棒，威利，’他說。‘你會看diamanten。’鑽石。」
「看鑽石？」
「拿起黃色的原石，或者褐色的，可能油膩膩的，haesslich，很醜。看上去比陽光下的石英還糟糕；但你知道里面是——怎麼說來著……」
「你能看出有沒有加工的價值，那種可能性？」
「對，加工的可能性；多面型鑽石，或是方鑽，或是其他什麼的；不論加工成為什麼，都能夠展示出它內部的licht，光彩。」
「哦，對於外行來說，就算手裡握著一顆鑽石原石，也會當作普通石頭而扔掉。」我說。「那顆你為紀念母親而切割的鑽石呢？」
他拍拍襯衫口袋：「當然還在；我等著把它交給當之無愧的繼承人。」他偷偷瞄了一眼大衛；
一片紅暈爬上大衛的脖子。
威利吃完司康，把盤子推向一邊。「不過我這個老頭子說得也夠了。wasistdeinearbeit？你做什麼工作呢，艾利？」
「我是個製片人。」
大衛在一旁翻譯著。「拍電影。」讚賞般的眼神在威利的眼睛中點亮。「就像斯蒂芬·斯皮爾伯格，yah？《外星人》……《星球大戰》？」
《星球大戰》是盧卡斯出品，但我並沒有解釋。「有點兒不同。我製作企業宣傳片。」
他稍稍地斜了下腦袋。
「這麼說吧，假如安特衛普有個鑽石學校想拍個關於鑽石是如何切割的片子，或者德比爾斯想展示他們的一些高階品質的寶石，他們就可以聘請我做那個片子。」
大衛又翻譯了下。「industriewerbung。」
「我明白了。這個職業好嗎？」
「這是個謀生手段。」除了有人送給我一盤殺害女人的錄影帶，也不算太糟。「對了，大衛，」我轉向大衛。「我還沒來得及告訴你。戴維斯警官覺得他們找到了錄影帶裡女人被害的地點。」我把兩個俄羅斯牙醫遇害的情況告訴了他，小心翼翼地避擴音到天體俱樂部。
「wasistdas？」
大衛解釋給他聽。當他說完後，威利用德語說了什麼。我只聽懂了一個詞russisch。
「他說了什麼？我只能聽懂他說俄國人。」大衛揮揮手。「沒什麼要緊的。」
我想起老爸喜歡比較俄羅斯猶太人和德國猶太人，通常說些俄羅斯猶太人的壞話。我一直以為只是美國人才這樣。
大衛朝我看過來，似乎知道我在想什麼。「不是你想的那樣。他只是說得小心俄羅斯人。尤其是現在。」
「為什麼啊？」
「那個地區異常混亂，人們無所顧忌；為了生存，什麼事都幹得出來。他說你得知道自己在和誰打交道。」
我把吃了一半的瑪芬推開。芝加哥發生的就是這樣的事情嗎？那兩個牙醫是俄羅斯移民——他們接觸到其他更絕望的俄羅斯人；不知出於什麼原因，那些俄羅斯人，導致了他倆的死亡：搶劫未遂嗎？或者，考慮到戴維斯提到過的俄羅斯黑手黨，是因為一次事與願違的敲詐勒索，還是另有陰謀？
牙醫的死亡與那盤錄影帶有關嗎？他們是不是因為知道那個女人遇害的內情而被殺？或者就是跟那盤謀殺錄影帶有關？如果是這樣的話，殺手們是否會知道我也和那盤帶子有關？
我不安地動了下身子：「我感覺得到，你認為我不該和俄羅斯牙醫、清潔女工以及帶文身的女人有什麼聯絡。」
「你的感覺很對，」大衛嚴肅地說。
我正要繼續講，威利插了進來。「什麼‘文身’？」他問。「我沒聽明白。」
我朝大衛示意。「告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