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愛的邁爾先生，
希望您收到這封信時健康安好。我乞求您寬恕我打擾您的生活。此前我一直不願提起這些問題——也許是自己害怕知道答案。然而，現在到了人生的一個關鍵時刻，我必須寫這封信。
六十年前，戈特利布一家住在距離村中央的猶太教堂幾棟房屋遠的地方。戈特利布先生是個裁縫，夫婦倆有四個孩子。
我猜想這一家人在戰爭期間都亡故了——可能僅有大女兒萊爾倖存。她父母應該是在1938年安排她乘坐輪船投奔了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的一個親戚。
邁爾先生，假如我能獲得有關莉莉和她的後代的任何訊息——無論該訊息來自何處，我都不勝感激。確確實實，情況非常緊急，我必須瞭解真實的情況。
請告知了解情況的人士給下面的地址回信。
比利時安特衛普b-2013第58號郵政信箱（安特衛普11）
我把那封信交還給大衛；他收起來，放進衣袋。
「你怎麼看？」他問。
這時我們正在社群裡一家餐館吃晚飯，這家館子似乎每五年就要來次大變身；目前的模樣是個法式小酒店，藝術裝飾的牆壁，白色瓷磚的地板，服務熱情周到；不過我倆都沒怎麼在意周圍的環境。
「再說一下，是怎麼得到這封信的。」
「邁爾在電話上把信讀給銀行的一個女士聽；她替我翻譯了一下。」
「邁爾？」
「邁爾先生收到信，就讓鄰居弗里德里希夫人給我打了電話。」
「這麼說邁爾給她講了信的內容？」
「我猜是的，」他不耐煩地說道。「可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麼看？」他再次問道。
「哪方面？」
「你認為信可能是我舅舅寫的嗎？」
「我不能肯定，因為無法判斷。他怎麼會在安特衛普？」
服務員很機靈，剛才一直逗留在幾英尺遠的地方，這時見我們喝乾了杯子才過來問是否再來一杯酒。我點了點頭，他馬上就拿走杯子。
「安特衛普是比利時第二大城市，」大衛說。「畫家魯本斯的故鄉，也是一個國際鑽石中心。」他頓了一下。「而且，那裡猶太人很多，至少與歐洲其他城市相比算是很多；或許戰後他在那裡安頓了下來。」
「有這個可能。」
「你似乎不太相信啊，」他不無憂慮地說。
「不是那個意思。只是——信的哪個地方讓你相信是你舅舅寫的？」
我的話剛一齣口，他就說：「首先，寫信人確切知道戈特利布一家的居住位置，知道……」
「任何一個熟悉那個村子的人都可能知道這一點。」
「沒錯，」他承認說。「但很顯然寫信的是個上了年紀的人，是經過了戰爭的倖存者。」
「或者是這個人年邁的親戚給他講了村子的情況。」
服務員端著新斟的葡萄酒回來了，給我的是霞多麗，給他的是梅洛。
大衛扯著自己的襯衣領子——似乎那兒太緊了。「就算是吧，但會有多少人叫她‘莉莉’呢？」
「莉莉？」
「我母親的名字在德語裡是百合花的意思。她的小妹妹這麼叫她。她不會發‘萊爾’的音，就叫她‘莉莉’。」
「你怎麼知道這個的？」
「是母親告訴我的。」他下巴前伸。「這可不是誰都可以隨便知道的。」
我沒有答話。
「艾利，我怎麼覺得你不相信我呢？」
「不是的。」
他脖子根那個凹陷的地方一起一伏。「那是什麼？」
我揉起太陽穴。顯然，大衛非常希望那封信是自己的舅舅寫的，也很希望我同意他的看法；我不能怪他。然而……
「我……我只是不想讓你失望，要是事情並非如此的話。」
他沉默了，接著繃緊了嘴唇：「就知道你會這樣說！」
「你說什麼？」
「每次我生活中有了什麼事，尤其是有關我家的事情，你總是馬上認為不值一提，無關緊要，或是告訴我並非我想的那樣。」
他怎麼能這麼說？
「我……我沒有……」
「你總說些什麼‘哦，我不想讓你失望’一類的話打發我，但事實是，艾利，我想知道你是否想讓我瞭解有關我家的情況，比如有關艾弗森家的；我認為你害怕要是我獨自辦個什麼事，你會失去什麼東西。」
我強忍著沒有發火：「我會失去什麼東西？什麼樣的東西？」
「或許是控制？上風？我不知道，我又不是精神病醫生！不過我確實知道你老是這樣。」
我眨了眨眼。我確實想掌控自己的生活：收入支出、乘坐飛機、入店行竊等等——我一直在這些方面掙扎，但我不相信此時會是這種情形。大衛有些心煩意亂：究竟是我招惹了他，還是因為我是離他最近的發洩目標？我小心翼翼地斟酌措辭：「大衛，在調查你們家過去的親戚關係方面，慎重一些還是挺有必要的。」
他掃了我一眼，眼神疑慮。
「我只是不想讓你也遇到我那些麻煩；你應該還記得，那些麻煩到頭來都很危險。」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不錯，那時就是因為一封陌生人的信，引起了後面一連串的麻煩。」
他沒有答話。
「聽著，我知道這事對你非常重要！只要能幫上忙，我肯定幫你；而且……也並不都是壞事。我說的是過去那次。」我拉住他的手，語氣輕柔：「要是沒有那封信，咱倆就碰不到一塊兒啦……」
他跌回到椅子上，怒氣也像暴風雨過去一樣煙消雲散了：「你說得對！對不起，我……我剛才太沖動了。」
我緊緊握著他的手：「沒什麼。而且有一點你是對的：寄信人肯定知道村裡的情況，也肯定知道戈特利布一家。」
他並沒有笑，但前額上的皺紋舒展開了：「問題是我們——我——時間不多啊。信上說到了關鍵時刻，他必須寫那封信。」
「你認為寫信人肯定是病了？」
「難道你不這麼認為？」
我開啟選單——就是一個人造革活頁夾內的一張仿羊皮紙：「我說不準。」我粗略看了一下那張硬挺的雜色紙。「那你說，弗里德里希夫人怎麼會如此熱心要幫助你？」
「她表妹是我母親小時候最好的朋友。我想她感覺有……有某種責任這麼做。」
「她不是猶太人吧？」
「不是；而且她說，自己是過了好多年才知道迫害、屠殺猶太人的事。」
「哦，當然。」
大衛聳了聳肩：「她還說，戰後好多年，德國學校裡的課本都沒有這方面的內容，而且也從來沒有人談起這件事——似乎有人拿起解剖刀，做了個外科手術，將希特勒時代從德國曆史中切除掉了。」
「她以為那些猶太人都去幹什麼了？全都收拾起行裝度假去啦？」
「艾利！」他怒視著我，「她當時還只是個孩子。」
「她有父母。」
「可他們並不是納粹黨員，而且開了一家雜貨店。」
「你是在跟我說，他們當時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她說母親只跟她說了一句話——這還是過了很多年後說的——德國是罪有應得。」
「為什麼？」
他頓了一下：「她說，是因為，他們攻擊了上帝的選民。」
我沒法抱怨了。
「弗里德里希夫人說，他們幾年前甚至談起要整修那座猶太教堂呢。」他喉嚨深處輕微響了一下。「當然那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村子裡猶太人太少，湊不夠minyan。」
服務員過來請我們點了餐，然後交給廚師；廚師在房間中央的一個巨大柴火烤架前彎著腰，騰起的橙色火苗先是竄起老高，隨後溫順地落了下來，就像受到嚴厲懲罰的孩子。
我凝望著火苗，思索著大衛和他的母親，以及黑森林附近的一個村莊，突然烤架旁邊有什麼東西躍入我的眼角餘光：有三個人正朝我們這邊走來！我認出了其中的一個，連忙在座位上低下頭，垂下肩膀。
「怎麼了？」大衛問。
「別看，莉姬·費爾德曼發現我們了，正要過來搭訕呢。」
「誰？」
我給他解釋了一下。
「那個僱你做片子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