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開始放下窗簾，就發現其實不該：因為那人先前並沒意識到窗邊有人，這時看到窗簾動了，大吃一驚，立刻丟掉香菸，猛然鑽進車內，迅速倒出車道，轉瞬疾馳而去。
我竭力想看清車牌，然而只看到那是熟悉的林肯車型，大塊的紅色、白色和藍色，車牌號卻讓一層渾濁的冰霜弄得模糊不清。我瞪眼看著車子漸漸遠去。這人是不是跟那盤錄影帶有些關係？蕾切爾覺得帶子是坐在一輛麵包車裡的什麼人丟下的，難道就是此人？如果是，他和帶子究竟是什麼關係？要是有張便條或是一封信就好了。
慢慢將窗簾徹底放下，突然意識到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即便沒有紙條，丟下帶子的人也肯定知道我的住址；可要是那兩個殺手知道自己上了監控錄影，決定除掉任何有可能暴露他們的線索呢？他們是否正在追殺那個送給我錄影帶的人呢？那不就會最終把他們引到我這裡嗎？
或許我本該親自向那個司機問個明白。不行！不管是誰丟下的帶子，他顯然不想和我碰面。假如這個人真的是送我帶子者，我問他就會把他嚇跑——而且，受到驚嚇的人會幹蠢事！
我上樓進了浴室，不停放著熱水，直至窗戶上全是水蒸氣。是否應該給喬治婭•戴維斯打個電話？不必。看在上帝分上，這只是一次鄰居僱來了清潔女工，以及一個抽菸的男人而已。她聽了大概會說我是在胡亂猜測；而且，平心而論，誰又會說不是呢？或許那人想著心事，只是碰巧朝我家房子看過來，心思卻在萬里之遙；或許移動的窗簾讓他一下子回到了現實，意識到自己要是再拖延的話，今天的日程就會徹底打亂，於是趕緊上車離去。
錄影帶上那個女人的身份才是問題的關鍵。為什麼她的生命結束在了一個裝著護牆板、鋪有油地氈的幽暗房間裡？比起懷疑鄰居車道上的那個男人，把這個問題搞清楚，才更值得花工夫——假設我願意操這份心的話！
我站到蓮蓬頭的水流下面，竭力想象她究竟做了什麼事，竟會遭遇如此兇殘、冷血的殺戮。當然想不出來，因為我對於謀殺案的經驗非常有限；而錄影帶上那兩個男子，殺起人來，似乎從容自在，駕輕就熟，還能想到用滑雪面罩遮住自己的臉，攻擊前毫不遲疑！而且可以看出，他倆殺死那女人時，彼此連話都沒說。殺一個弱女子居然安排兩個壯漢，可見肯定是有人一定要置她於死地！
我站在熱水下面，沖洗著身上的肥皂泡。要是錄影帶的質量好一些就好了，要是畫面再清晰一些，也許就能看清那個女人的臉，或者至少能發現某個特別的面部特徵，房間裡的什麼東西也可能會提供一些有用的資訊。
警方說錄影帶將送到罪案實驗室，但並沒說要花多長時間。那個實驗室為伊州北部、包括芝加哥的所有執法機構服務，此刻可能有幾十盤錄影帶排著隊等候進行法證分析。也許得等上數週、甚至數月，才能得到一些結果。儘管我竭力說服自己相信麵包車司機是無辜的，但假若事實相反呢？我還願意等一個月或是更長的時間來了解真相嗎？
擦乾身子，穿好衣服，然後走進工作間。電腦顯示器上面放著一隻小小的紫色陶瓷鞋，是蘇珊送給我的生日禮物；她在上面繫了一張卡片，上面寫著：「你無可替代。」我坐下來，開啟電腦，開始上網。
幾分鐘後，我找到一篇關於影片法證分析的文章，作者為芝加哥本地人，他最初是個電視錄影製作人，但後來被庫克郡司法部門認定為「公認的」——不管那是什麼意思——法證分析員。查詢他的個人資料，才發現他就住在帕克裡奇，距這兒大約二十分鐘車程。我撥了他的電話號碼。
一個粗啞的聲音接了電話。「我是邁克·多蘭。」我拿出自己最迷人的嗓音。「早上好，多蘭先生。我叫艾利·福爾曼。我有個數碼錄影帶需要處理一下。但願你能幫個忙。」
「你是哪個司法機構的？」
「我……我不在司法界。」
「是新聞界的？」
「也不是。」我躊躇著。「我是個影視製片人。」
他清了清嗓子；再次開口時，聲音沙啞得更厲害了——可能是多年抽菸的緣故。「如果你掌握了犯罪的證據，應該找警方。」
「我找了，」我脫口而出。
「然後呢？」他的聲音顯得有些嚴厲。
「我——我只是想知道，要是找你私下看看，得付多少費用？」
「每小時四百美元，」他立馬說道。「另加五百美元的除錯準備費。」
「開玩笑吧？一張口就是九百？」
「你說自己是影視製片人？」
「沒錯。」
「你有客戶，對吧？又不是從你自己的口袋掏錢。」
「可是我——我沒有——我的預算不能隨便提高，付不起九百美元。」
「那就對不住了。」聽上去他似乎很高興的樣子。
「我聽得出！」結束通話後，我就將電話機扔到椅子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偉大的俄羅斯作家，與列夫·托爾斯泰齊名。
參見《謀殺鑑賞》第18章。
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長期以來，多數時期都是天文數字。
埃文斯頓：芝加哥正北邊郊區小鎮，位於密歇根湖畔，市區以北24公里。
波蘭語：「謝謝」。
波蘭語：「好」。
波蘭語。意思是「請」。
《日瓦戈醫生》：電影名。根據蘇聯作家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的同名長篇小說改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