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上緩緩點頭。
「要將日高千秋的遺體搬上滑梯，需要很大的力氣。這一點他的條件符合，而且他也有車，是小型私家車。」
雙座的紅色小汽車，就像玩具一樣。
案發前後的大川公園附近、送回古川鞠子手錶時的古川家附近、廣場飯店周遭、發現日高千秋遺體前後的兒童公園附近，對這四個地區可疑車輛的調查目前仍在繼續。報告中還沒有出現類似的紅色小汽車。紅色汽車並不多見，應該很容易給目擊者留下印象。
「這一點固然有所保留，但我還是認為這傢伙的嫌疑最大。」
有傳聞說最近十一號要結婚。
「調查時發現，是打工時認識的女朋友，比他年長。對方想要結婚，所以調查了他的情況。」
好像是請了偵探社。
「調查員到過他家附近了解情況。鄰居都不知道他有前科，只說他是個規矩的好青年。但偵探社還是以獨特的渠道查出了他的過去。結果女方嚇跑了，還把情況洩露給打工的地方。於是很不幸，他不欲人知的過去傳開來了。」
「什麼時候的事？」
「四月中旬。」鳥居說時，眼珠還轉動了一下，「古川鞠子失蹤是在六月初吧？」
「嗯。六月七日。」
「過去發生的事，所有因女性而起的糾紛都將成為動機。女友跑了、他被人甩了或厭棄，這次也是一樣。於是，他討厭女人的毛病再度復發，導致犯下這些案子，不是嗎？」
「那個比他年長的女友呢？」
「換了工作，離開他了。我已經查到她的住址，打算去找她，應該可以知道得更詳細吧。還有一點，他打工的便利店是連鎖店，總公司在新宿。面試和一開始的培訓都是在那裡進行的。」
「新宿哪裡？」
「西新宿的中央大樓，就在廣場飯店隔壁。」
武上雙手抱在胸前說：「有沒有派人看著？」
「二十四小時守著。」
「什麼時候在調查會議上說明呢？」
「還不知道，警部說要再多蒐集一些證據。確認不在場證明是件難事。」
「我知道。我也會隨時準備好資料。對了，還有一點……」
「什麼？」
「十一號現在怎麼生活？繼在打工嗎？」
「嗯，沒有因為前科敗露被解僱，也沒有辭職。真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聽他同事說，他說過去的事是被冤枉的。」
「他沒有出遠門或生病在家躺著嗎？」
「沒有。」
鳥居走後，武上杵在桌邊思考。他認為十一號是嫌疑人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他的確很符合武上描述的嫌疑人條件，但如果他真的是嫌疑人，這一陣子的沉默又該如何解釋？難道只是他一時興起？
神崎警部在調查有犯罪前科嫌疑人的名單時，態度相當謹慎。尤其是鎖定六號和十一號以來，調查進度也不在調查會議上作全面報告。他很不希望記者將資訊洩露出去。
神崎警部剛到警局工作時，曾在三億日元相關案件中誤抓過人。這件事在他心裡烙下很深的陰影。這種錯誤不但對被誤抓的「受害者」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也使調查機關蒙受了巨大的損失，這一點他最能感同身受。同時神崎也對喜歡附和的日本媒體產生了極大的不信任感。像他這種怎麼挖都挖不出新聞的警察，在記者之間算是出名了。加上擔任特調總部長的調查一科科長竹本也是備受媒體批評的人物，兩人意見統一，使得這宗社會影響力巨大的案件在調查過程中資訊極少曝光。
當然，媒體方面強烈不滿。對於調查總部經過半個月還是毫無線索，給予極其嚴厲的批評報道就是一例。武上搜集了這些報道，並錄下相關電視節目。因為總部人手不夠，而且也不是分內的工作，錄影的事主要由武上的妻子代勞。除了電視新聞外，白天播出的社會新聞節目，妻子顯然要比他清楚得多。
案件正熱門的時候，武上根本沒空看錄影；事後再看，也幾乎找不到什麼新發現。但是他妻子十分清楚他凡事都要記錄的個性，還是繼續認真地錄下相關節目。
這天中午過後，武上的妻子送來了換洗衣物。武上正在開會，無法出來和妻子見面。後來開啟袋子一看，除了內衣褲和襯衫之外還有一盤錄影帶。上面貼著妻子手寫的便條，說是某新聞節目製作了使用變聲器打騷擾電話的專題，可能會有參考價值。
由於特調總部保持沉默，媒體只能運用自己的方法，以不同觀點切入報道。武上會在晚上休息前，利用會議室的電視和放映機播放錄影。筱崎跟他一起看。武上的妻子在便條上註明，這是個包含廣告約二十分鐘的專題。武上兩手空空便開始觀看，筱崎則立刻開啟記事本，寫下節目中受理的案件。武上甚是高興。
專題先說明變聲器的機械構造、流通渠道、價格和使用方法等資訊，然後介紹了去年一年在首都範圍內發生的電話騷擾案件總數和其中使用變聲器的次數。結果數字竟比想象要少。
節目主持人表示：「或許是打騷擾電話的人，在心理上更偏好用自己的聲音。」筱崎也將這句話記了下來。
廣告之後的節目中說明使用變聲器並不能改變人的聲紋。說得沒錯，變聲器只能「改變你耳朵聽到的聲音」，卻不能改變聲紋。這對調查來說是個好訊息，因為目前還沒開發出利用變聲器改變聲紋的技術。而這一點卻鮮為人知。
武上他們追查的嫌疑人，為了不留下自己的聲音成為證據，才使用了變聲器。他最初的電話打給電視臺，除非是笨蛋，否則任何人都會跟他一樣有所顧慮。只是他到底知不知道聲紋是無法改變的呢？如果不知道，看過這一報道，說不定會開始緊張。
專題的最後一段，是採訪曾經被變聲電話騷擾過的人。共有兩位，都是女性。臉部打了馬賽克，說話的聲音也經過處理。一位是住在埼玉縣的家庭主婦，另一位則是東京市內的年輕女職員，自己獨住。前者一天會接到一百五十多通惡作劇電話，身心受到極大傷害。後者接到的電話則涉及私生活，她懷疑是公司同事搞的鬼，最後不得不把工作辭了。兩個案例都曾請警方出馬，但都無功而返。
訪問的後半段，家庭主婦聲淚俱下地控訴惡作劇電話對她造成的傷害，還說出另一件驚人的事。她居住的新興小區人際關係很狹隘。她被惡作劇電話騷擾的訊息傳出後，居然有人放出風聲懷疑她本身也有問題。
「有人懷疑我有婚外情，所以被人打電話騷擾；也有人說會不會是我丈夫搞外遇；更過分的是有人說可能是我在賣淫或是玩電話交友，所以電話號碼被外人知道了。這些都是空穴來風，可是我又無法一一反駁，真是氣死我了。」
專題結束後，武上關了放映機，並問筱崎：「大川公園一帶過去有沒有發生過使用變聲器的電話騷擾案件？有沒有這方面的調查？」
筱崎立刻答道：「這方面的報告還沒有看到過。」
「應該作這方面的調查才是。」
「就算有這種案例，為什麼過去的訊問中沒有人提過呢？」
「受害者不好意思說出口吧。一不小心說出有過這種電話，擔心會被造謠或被人說長道短，徒增麻煩。剛才那位太太說的話，你應該也聽見了吧？就是會發生那種情況啊。」
筱崎眨了眨眼睛，站起身來說：「我先去調查轄區內的惡作劇電話報案或投訴記錄。」
因為這時已經將焦點鎖定在六號和十一號上，武上對於變聲騷擾電話的調查不是很熱衷，只是覺得不妨試試。
沒想到第三天，即二十七日，竟有了幾個戲劇性變化。
一個是十一號嫌疑人今年六月七日的不在場證明找到了舉證。六月七日是古川鞠子失蹤當天。
要確認在便利店打工的十一號之不在場證明，一如鳥居所說，的確相當困難。日高千秋失蹤當天，十一號早上在家，此後出門工作到六點，接著便外出，行蹤不明。這也是把他列為重大嫌疑人的因素之一。他交代不清六月七日前後的行蹤，只知道他從六日到九日四天請假，但人在哪裡做什麼卻不知道。
在不斷追問之下，答案從他高中同學口中說出。原來這四天，十一號和朋友參加了自我啟發的培訓班。
十一號的朋友也跟父母住在一起，沒有固定職業，也沒有工作經驗。一心夢想能自己創業，參加過許多訓練經營者的自我啟發培訓班。他和十一號從高中以來就陸續有來往，也知道十一號有犯罪前科，心生同情。為了幫助十一號重新融入社會，過去曾幾度邀請他一起參加培訓班，好不容易在六月七日那天實現了。
這項證詞立刻被證實。詢問過舉辦自我啟發培訓班的單位後，果然發現了十一號和朋友出席的記錄。這個培訓班性質特殊，四天當中參加者一律不準外出，除非有緊急情況，來自外部的聯絡也被隔斷。培訓班的地點設在千葉縣館山市的某家公司專用會場，參加者由專車自車站接送，不能自行開車。調查當地計程車公司的出車記錄，這四天內完全沒有從會場到館山車站或東京、從館山車站到東京或會場的使用情況。詢問其他學員，也都作證這四天十一號和朋友完全共同作息，不可能擅自外出，甚至回東京。
十一號涉案的可能性一下子變小了，鳥居十分不甘心，卻又無可奈何。假如說十一號有同夥，誘拐古川鞠子是其同夥所為，就事件性質來看未免太牽強。至於六號，嫌疑本就不大，所以調查可說是又回到白紙一張。
然而就在這時，十三號田川一義上場了。
負責調查可疑車輛的警察提出了一份報告。大川公園事件發生後一週內，在對公園周邊可疑車輛的排查過程中，發現有一個人向同一家租車公司租了三次車。那是一個住在品川區大崎的二十五歲上班族，租車時間分別是九月四日、十一日和十二日。十一日正是案發前一天。每次租的車都不同，但都停在公園附近。業餘攝影師的照片可以證明這一點。找到此人詢問時，他說三輛車都是幫朋友租的，他朋友叫田川一義。
「他有過前科。」那個上班族提到。田川一義在兩年前，即二十三歲時在供職的辦公裝置租賃公司的女更衣室架設針孔攝像機，將拍攝的照片匿名寄給被拍的女子，因此吃了官司。那個上班族就是他當年的同事。
「行為固然很可惡，但工作也辭了，他也有所悔悟。我覺得他受了懲罰，怪可憐的。我們不是很熟，只是偶爾會一起喝喝酒罷了。」
他還提到田川因為有前科，患上了一種害怕面對人的恐懼症。
「他覺得大家都知道他做過什麼事，都用輕蔑的目光看他。他心裡也知道這是一種妄想症，可就是無法擺脫這種想法。田川有一陣子不敢一個人出去買東西。他也很想想辦法救救自己。」
田川的前科和拍照有關，他從小就喜愛攝影，經常一個人帶著照相機去旅行。
「不敢在人前出現，不就連就業也有困難嗎？當初雖然犯了罪，可是把他的愛好也拿走，恐怕更不好，這是他母親的意見。只要拍攝的物件沒有問題，拍些山呀海的就沒關係。對他來說也是一種治療。」
攝影旅行必須有車才方便，既可以載東西，也可以在裡面休息。可是田川沒有車。
「所以我去幫他安排租車事宜。本來不應該這麼做，但反正人家也不會查，而且他又繳了費用，又有什麼關係？」
九月三次租車，他都爽快地答應了。聽說田川是去有明的野鳥林拍照。但為什麼汽車卻在大川公園附近徘徊呢？
幾乎與這份報告同時出爐的，是此前武上提議的騷擾電話調查結果。使用變聲器的惡作劇電話，去年一年在墨東警局轄區內發生了三起。其中一起的受害者是田川一義所在公營小區內的年輕主婦。
這一起沒有報案，而是在訊問中得知的。受害者接過兩次電話，都是對方單方面說出猥褻的言詞，並未涉及受害者的私生活。大川公園事件發生後，嫌疑人打電話到電視臺時，那位家庭主婦心想世上就是有人會做同樣的事，但並沒有將兩件事情聯絡在一起。
田川一義和這名女子是同一棟樓的住戶。暫且不管另外兩起騷擾電話事件，調查總部對此十分感興趣，於是開始對田川一義進行徹底調查。
時間進入十月。
武上整理了田川一義的個人檔案。他的父母很早就離婚了，他從十歲起就跟母親一起生活。五十歲的母親在人形町的百貨商店當售貨員，家裡沒有其他收入。田川從當地一所技校畢業後，換了好幾份工作，二十三歲那年因犯罪從辦公裝置租賃公司辭職，其實才工作不到半年。
根據保護司的說法，田川害怕見人應該不是騙人的。他不斷對保護司說，別人都很看不起他，在他背後指指點點。他也很努力重新生活，保護司相信他跟這次事件沒有關係。
嫌疑人依然保持沉默。下一次他會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說話？下一步的行動將會如何？他會不會是田川一義？
日本根據法務大臣的委任，為幫助罪犯改過自新和預防犯罪而從事保護觀察工作的民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