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燦童星與鄧家老屋只有一排竹籬笆之隔的臺北縣議員陳信義回憶起那段歲月時，頗有感慨地說，鄧家確實生活很苦，鄧樞每天都要自己親自做大餅，做完大餅後還要綁在腳踏車後頭出門沿街叫賣。由於鄧樞的鄉音很重，「講話聽不懂」，因此平日裡除了與周圍的本省鄰居打個招呼外，很少跟他們打交道。可是趙素桂很會「公關」，經常與鄰居聊天，每天下課後幾乎都會看到她帶著小麗君出門賣唱。在陳信義的印象中，鄧麗君大約在小學畢業後就長時間在臺北市的夜總會駐唱，在家附近出現的時間越來越少。後來鄧家搬走後，也幾乎不曾看到過鄧麗君回來。另一個比較瞭解鄧麗君童年事蹟的楊蓮福也說，鄧麗君小時候乖巧、懂事，可是功課一般，數學比較差，但是音樂一項自小學一年級即嶄露頭角。
曾與鄧麗君有直接接觸的故舊一致地認為小鄧麗君人緣好、待人親切隨和。那時蘆洲小學的學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本省人，一個班級只有一兩位像鄧麗君那樣的外省人。並且蘆洲當地居民幾乎都姓李，但鄧麗君卻沒有因此而感到自卑畏縮。她一貫很活潑開朗，熱心公益，待人誠懇，因此結交不少好友，人緣極佳。「她跟我們瞎鬧在一起，會用半生不熟的臺語和大家一起喧嚷，也打著赤腳跟我們去挖芋頭。」陳輝龍班長披露了這些陳年往事。
鄧麗君在人們心目中的童年印象與她成名後的形象非常接近，這都顯示了出身平民家庭的她，溫文爾雅、平易近人的性格和謙虛謹慎、奮發向上的品質。鄧麗君在歌壇的這種特有形象絕非商業包裝的結果，更不是因為自己成為巨星後而刻意塑造出的新形象。
孩童時代的鄧麗君也曾經一度因為家境貧寒而感到過些許的憂鬱和尷尬。由於鄧樞以賣山東大餅為生，他每天早上總是騎著叫賣大餅的腳踏車送她上學，年幼的鄧麗君曾以父親的職業而感到很羞怯。因此哭鬧著不要父親再親自送她上學校了。經過級任導師費老師的開導，才除去鄧麗君心中的陰影，她便深深地體諒到父親的艱難與辛勞，於是根父親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而當父親有事不能到鄧麗君的小學附近去兜售大餅時，鄧麗君就會親自帶上大餅到學校去賣。費老師和鄧樞一樣是從大陸來臺的退役軍人，再加上鄧麗君模樣可愛，討人喜歡，學習上也肯下功夫，費老師就經常把鄧麗君叫到辦公室給她輔導功課，以應付當時臺灣學生必經的「國中聯考」。
鄧麗君和趙素桂的感情極好。鄧媽媽陪伴著鄧麗君走過歌唱事業的風風雨雨，從她默默無聞到紅遍世界。鄧麗君對她的母親一直感激不盡，鄧麗君的歌迷們也很尊敬這位賢淑而堅強的女性。雖然，母女情深，但鄧麗君和她父親鄧樞的感情也極為融洽。據鄧家的一位老鄰居說，整天在外工作的鄧樞極疼愛這惟一的掌上明珠，反倒是在家料理家務的趙素桂對孩子的管教比較嚴格。收集和整理有關鄧麗君文物的楊蓮福也認為，從事軍職的鄧樞儘管嚴肅，但也很憐愛這惟一的女兒，與女兒的感情極為親密。鄧家即使連打理三餐都經常捉襟見肘，但在鄧麗君小學畢業後，疼惜女兒的鄧樞還是東拼西湊地籌錢讓鄧麗君進入臺北以出美女見稱的金陵女中。
天分、興趣和經驗共同造就了鄧麗君穩健的颱風和傑出的歌藝，鄧麗君由此也走上了燦燦童星之路。
1963年的臺灣因由香港著名導演李翰祥導演、由凌波主演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而陷入一股幾近瘋狂的黃梅調熱潮中。
黃梅調是在中國皖、鄂、贛三省毗鄰地區以黃梅採茶調為主的民間歌舞基礎上發展而成。其中一支東移到以安徽懷寧為中心的安慶地區，用當地語音歌唱，被稱為懷腔或懷調，這就是今日黃梅戲的前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黃梅戲迅速發展，從流行安徽安慶一隅的民間小戲，一躍而成為安徽的地方大戲。黃梅戲唱腔委婉清新，表演細膩動人，深受廣大民眾的喜愛。
真正把港臺黃梅調電影推向高峰的就是1963年的《梁山伯與祝英臺》。從這一年起直到1968年，港臺推出50部黃梅調電影，而且每年都有多部黃梅調電影擠入十大國片賣座行列，其中凌波主演的佔了大部份，這是黃梅調電影最興盛的時期。由於黃梅調電影需要大量插曲，編曲人員除吸收大陸的黃梅調
戲曲外，又加入京劇、越劇、綁子等，像《秦香蓮》裡包公的唱腔就取自於京劇，《狀元及第》及《天之嬌女》分別取自越劇及臺灣民謠，《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則有大陸民謠的影子。
鄧麗君童年的時候，正流行著地方小調和民歌民謠，鄧麗君也因為常聽收音機裡播放的音樂以及長跟母親去劇院、電影院的緣故，耳濡目染之下，她對各種小調居然唱得也頭頭是道，尤其是黃梅調，哼唱得有腔有調。
執導《臥虎藏龍》的風雲大導李安在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時，被問及對他的導演生涯影響最大的一部影片。他的回答竟是香港著名導演李翰祥執導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他對訪問他的記者說他是1963年首次看到這部電影的，當時他只有9歲，住在臺灣花蓮。第一次看這部電影，便哭個不停；當時許多成年人看這部電影時也哭，但以他哭得最「痛快」，以致電影院內其他觀眾都好奇地循著哭聲看是誰哭得如此悽慘。如今看時，仍熱淚不止，甚至連想起片中一些畫面情節，也立即眼睛濡溼。
李安說這部電影基於臺灣人的大陸情結，上映時十分轟動。許多人在電影還未輪到自己所住的市鎮放映前，便先買來電影原聲帶，把歌曲和對白聽得爛熟，包括李安自己。他自己那時就可以把整套電影的歌曲和對白背誦出來。這部電影令臺灣人瘋狂，從家庭主婦到大學教授。有人自稱看了五百多次，片中對白成了許多人的日常口頭語，有人帶著午餐盒走進電影院，一場接一場地看，一看便一整天。李安的雙親也經常去看。他們第三次去看這電影時，正颳著颱風。但他們仍是頂著風去看。李安承認《梁山伯與祝英臺》不是有史以來最佳電影，但能給他一種純潔的、真誠的、坦蕩的感覺，讓他願意相信那個故事。而在他日後製作的電影中，正是在不知不覺地複製著這種感覺。他說：「大家以為過去十年製作的中國電影是真正的傳統中國電影，其實不是，像這部才是真正的傳統電影。」他說，此後從未有一部電影能令他這麼感動，更沒有哪部電影讓他那麼嚎哭不止。
燦燦童星李安如此喜歡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可知它的流行程度。李安的同齡人鄧麗君也是這股風潮的熱衷者，不僅為這部電影如痴如醉，更對電影的插曲十分迷戀，私下裡不知模仿了多少次，模仿曲調、腔調以及人物的扮相。這種事情很是讓鄧麗君不亦樂乎。
在華語電影史上，對兩岸三地的電影創作都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導演李翰祥（1926-1996）是遼寧錦州人，1948年赴港從事電影事業。他憑者不懈的努力於1954年升任導演，並加入邵氏影業公司。20世紀年代，大陸製作的黃梅戲舞臺藝術片《天仙配》在港上映時，受到熱烈歡迎，許多觀眾甚至痴迷得邊看邊低聲跟著吟唱。李翰祥抓住機遇，創作出了同樣全部用黃梅調演唱的歷史古裝片《貂嬋》，從此掀起了香港影壇近20年的爭拍黃梅調影片的熱潮。不久拍攝的《梁山伯與祝英臺》上映後居然風靡港臺及東南亞華人地區，更囊括臺灣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音樂多項大獎。《梁山伯與祝英臺》獲得空前成功後，李翰祥遠走臺灣自組國聯影業，拍攝了幾部，如《西施》、《冬暖》、《喜怒哀樂》等十分傑出的作品，促成了60年代中期臺灣電影業的復興，並親自訓練出江青、甄珍、汪玲等紅演員。1972年李翰祥重返邵氏拍攝的《大軍閥》，獲得極大成功，重新奠定了他作為一名商業導演的地位。他耗費心血嚴謹製作的是清宮歷史傳奇《傾國傾城》和《瀛臺泣血》也使得他在電影事業上再創高峰。1982年，李翰祥作為第一位敢於返回內地拍片的非左派公司的香港名導演，立時引起轟動。但出於思鄉之情和能在有生之年去故宮實地拍攝清宮歷史片的壯志，他頂著層層壓力，與內地合拍了歷史傳奇片《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這兩部難得一見的歷史題材佳作在當年廣受歡迎，不僅在內地獲得了「優秀影片特別獎」，也摘取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男主角、最佳美術指導兩個獎項。之後，李翰祥又與內地合拍了《西太后》、《八旗子弟》等影片，對兩岸電影的創作交流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時至90年代，李翰祥雖已年逾花甲，卻並不服老。1996年，他全力投入大型歷史古裝傳奇《火燒阿房宮》的拍攝，誰知這期間由於勞累過度，終於倒在拍攝現場，再沒有醒來。在李翰祥近四十年的導演生涯中，他拍了不下七十部電影，其中有不乏經典之作。他的作品也帶紅了多位演員，如《西施》的江青、《大軍閥》的許冠文、《火燒園明園》、《垂簾聽政》中劉曉慶等。
在李翰祥的電影影響下成長的鄧麗君，具有李翰祥那放眼四海、走遍地球每個角落的情懷。他們都對兩岸三地產生深刻的影響，鄧麗君更是對整個華人世界以及日本震撼不小；他們一樣有著很深的內地情結，在電影中想像著另一片土地。雖然他們有著相同的為事業而忙碌奔波、奮力拼搏的經歷，都曾經起起落落，而後又在各自的藝壇上屹立不倒，但鄧麗君始終沒有像李翰祥那樣頂著重重壓力親歷自己夢中的地方，她心中留下了無盡的遺憾和無言的惆悵。終覺好夢難圓，她就讓一切隨風而逝、遇雲而散了。
對鄧麗君很有啟發並給她帶來走紅機遇的凌波（1939-）是福建省人，香港黃梅調歌唱電影的代表人物。14歲開始以「小娟」的藝名演出閩南語電影，外銷臺灣及東南亞各地。1962年開始演出國語片，大部份是反串男裝演出的黃梅調電影，如：《梁山伯與祝英臺》、《七仙女》、《花木蘭》、《西廂記》等，其中以《梁山伯與祝英臺》最著名。此片在臺灣上映時轟動全島，連映數月不輟，凌波因此榮獲第二屆金馬獎「最佳演技特別獎」。由於凌波是以女扮男裝演出，不便領取「最佳男主角獎」，於是臺灣金馬獎就專門為她設立了「最佳演員特別獎」。時至今日，臺灣傳媒提到凌波，無不以「梁兄哥」呼之。1964年，凌波以《花木蘭》一片，榮登亞洲影后寶座。與此同時，臺灣徵信新聞報在臺舉辦的「第一屆中國最受歡迎的十大影星」的選舉，凌波當選為「十大」的首名。接著，香港的星系報業公司和麗的呼聲舉辦的「麗星杯」最受歡迎的國語片女明星選舉，凌波又榮膺冠軍。
凌波在電影上的實力和成就，恰好標誌著國語電影在臺灣的興盛。她是臺灣的國語電影由萌發、起步到騰飛的完成者。電影影響歌曲，影視對音樂的推動促成了國語歌曲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尤其是當時電影主題曲和插曲對歌壇更是影響深遠。鄧麗君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崛起的。
黃梅調的熱波使娛樂業一片紅火，臺灣一時紛紛展開有關黃梅調的娛樂活動。1964年，正上小學四年級的鄧麗君，有一天在翻閱報刊時，偶然看到一則新聞：「中華電臺」舉辦「黃梅調歌曲」比賽。她很想去試試，鄧樞明白女兒的心思，也鼓勵她報名參加，趙素桂則給她報了名。沒想到的是，當鄧麗君戰戰兢兢地唱完時，全場掌聲雷動；更沒想到的是，她初試啼聲，居然打敗了當時年紀和經驗都比她大得多的楊燕、金陵等參賽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她以一曲《訪英臺》獲得了冠軍。當時，一位女化裝師為她借來黑色的秀才帽，搭上粉色的戲袍，她就以一首《訪英臺》反串《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的梁山伯的橋段，年僅11歲就一鳴驚人拿下了全臺歌唱的冠軍。鄧麗君也因此被評為具有良好潛質的「天才神童」，並被冠上了「神童歌女」的雅號。
有了這次的成功經歷，鄧麗君對自己的歌藝更加有信心了，於是陸續參加了「中華電臺」等單位舉辦的歌唱大賽，並且都能不負眾望勇奪冠軍。
痛苦的抉擇鄧麗君在歌唱比賽中廣受好評，就經常獲邀到處演唱，鍛鍊的機會就更多了。
但鄧麗君仍然還是一名熱心的學生，對於學校的各項活動還是相當積極地參與，除了歌唱表演之外，在普通話的演講比賽上，也顯現出她的天分和能力。1964年，鄧麗君的導師李復揚推薦她代表學校參加全縣的「國語演講比賽」。當時鄧媽媽十分著急，因為隔天鄧麗君就要上臺演講了，可由於沒有充分的時間準備，她連講演稿都還沒有著落。倒是鄧麗君信心十足地安慰母親說：「放心!我沒問題。」結果比賽那天，鄧麗君臨場發揮絕佳的記憶力，一登上臺就侃侃而談，以清朗的嗓音出乎意料地贏得了第一名。
隨著鄧麗君頻繁參加歌唱活動，她向學校請假的天數也就越來越多，她的功課自然受到了影響。國語還可以，數學就因缺課較多，想學好已很困難。低年級的時候，鄧麗君並沒有及時補救學業，高年級的課程她學起來就非常吃力。但鄧麗君還是非常努力地學習，不僅讀完了臺灣的六年義務教育，還於年進入臺北很有名的私立金陵女中（這所學校還培養了電影明星林青霞）就讀。
鄧麗君外貌清秀，聲音鏗鏘悅耳，一進入中學，她就從眾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中脫穎而出。在初一的時候，她就被挑選出來代表學校參加校際演講比賽。指導鄧麗君參加演講比賽的馮惠賢老師說，小麗君當時只是一年級的學生，但在比賽中卻抽到三年級的課本，而且是內容艱深的論說文，「鬼馬的小君突然走來向我借了一支原子筆及問我一些她不會念的字，然後將讀音寫在手掌上。」結果評判一致認為鄧麗君相貌清秀、咬字清晰、口齒伶俐、颱風大方穩健，音量控制得宜又能表現出豐富的感情，因此她獲得了臺灣第一屆初中演講比賽第五名。雖然鄧麗君沒有太多時間練習與矯正發音，但在一系列演講比賽中依然表現出眾。之後她代表學校參加全臺的演講比賽，也以她的個人實力奪得了優勝獎。
此外，鄧麗君在校內仍然很活躍，能歌善舞。有一年學校舉行迎新大會，鄧麗君主動要求登臺歌唱，表演完畢後，當時的一名校董不斷地向馮惠賢稱讚鄧麗君：「這位小女孩歌聲很不錯，唱得很好，聲音又很甜美。」而在馮惠賢的印象中，鄧麗君不僅聰明活潑，也很守規矩，而且腦筋靈活，尤其在歌詞方面記憶力超群。成績方面還可以，上課亦頗用心，功課也會自動自覺去做，不須老師為她擔心。
小麗君還因為會講各種地方話而被同學們稱為「萬能口才」。鄧麗君就讀的學校，中國各省籍的人都有，她就跟著同學中的上海人學說上海話，跟著山東人說山東話。臺語她則早就熟悉了，臺灣民歌如《天黑黑》等更是唱得有滋有味。
鄧麗君超常的語言天賦、處處留心學習語言、掌握數種語言和方言的能力，無疑也是她在歌壇走紅的重要因素。她那親切的家鄉語，一下子就能把為生活四處奔波的華人的心緊緊連在一起；她那種入鄉隨俗、每到一地就會一地語言的實力，更開啟了她在東南亞其他民族、日本、美國等地的知名度。
鄧麗君的表演天分與歌唱實力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展露。為了開拓聲線和提高歌唱技巧，鄧麗君便在1966利用課餘的時間加入了當時臺灣著名的「正聲廣播公司」的第一期歌星訓練班來學習歌唱技巧，這是她在歌壇上綻放光芒的重要轉折點。
這時，鄧麗君正式成為了臺灣音樂家翁清溪的學生。翁清溪是成就鄧麗君的重要人物。當時他慧眼識英才，不但全力指點鄧麗君歌唱技巧，而且還經常因為愛才心切而免費教授她，這些都為鄧麗君的歌唱事業奠定了紮實的基礎。鄧麗君在歌唱訓練班經過三個月的訓練後，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翁清溪（1936-），一個臺灣音樂史上不可磨滅的名字。筆名湯尼，被譽為「20世紀60年代群星會時期的音樂教父」及樂壇的「幕後金手指」。翁清溪是一位在音樂方面無師自通的傳奇式人物，小提琴、黑管、薩克斯風、口琴、吉他、鋼琴等多種樂器，都是通過自修而學會演奏的，他崛起於美軍駐臺時期的樂團演奏，23歲時便進入美軍俱樂部演唱，28歲自組tony大樂隊，1971年籌組華視樂團擔任團長兼指揮，從無師自通逐漸成為音樂方面的大師。這之後，又籌組臺視大樂隊同樣擔任團長，並進入電影圈擔任電影作曲，參與《小城故事》、《原鄉人》等電影配樂工作，贏得多項國際配樂大獎。自從60年代末起，他就成了歌壇最富傳奇色彩的人物，打造出了一系列音樂傳奇。從那時起只要是被他相中的歌手，在他的量身製作之下，沒有一個紅不了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原鄉人》、《愛神》等很多膾炙人口的歌曲都出自翁清溪之手。至今他創作的暢銷流行歌曲多達500首，改編過的曲子數萬首，他的歌捧紅了鄧麗君等很多歌手，他也因傑出的音樂貢獻而獲得第十屆臺灣金曲獎終身成就獎。目前他除了擔任金馬獎電影音樂評審之外，平時也在臺北國立藝術學院教即興創作課程。翁清溪雖然年屆六旬，但他對音樂的熱忱卻始終未減，更立志一生要以寫更多好歌、栽培更多優秀音樂人才為目標。
翁
清溪的創作風格屬於婉約派的，他的作品一如其本名，如涓涓溪水，源遠流長，清新雋永，尤其是他的曲，配上莊奴的歌詞，再加上鄧麗君細膩的演唱，深深地吸引了全球華人耳目，他所創作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把鄧麗君推上了空前絕後的地位，成了鄧麗君的守本名曲；《小城故事》則締造了鄧麗君歌唱事業中期的高峰。其他許多歌曲如《愛雨》、《唱歌的人》、《春風滿小城》、《小路》、《原鄉情濃》、《無情荒地有情天》等共同促成了鄧麗君歌唱事業的長盛不衰，是鄧麗君歌唱事業的基石。
痛苦的抉擇著名導演李行回憶道，鄧麗君的歌唱道路走得相當穩健，對她的歌唱事業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翁清溪和左宏元。鄧麗君初期的歌唱事業很得力於這兩位音樂老師的提攜，由這兩位臺灣元老級的音樂人士為她打下了良好基礎。除了在發聲、咬字、唱腔等歌藝上的指導之外，這兩位知名詞曲創作人的作品，更讓鄧麗君的星運一路順風。他們的合作和共同努力，開啟了國語流行歌曲的市場，振興了臺灣的歌唱業。翁清溪和左宏元的多首歌曲被鄧麗君所唱紅，而這些歌曲也使鄧麗君成為了家喻戶曉的歌手。
左宏元，筆名古月，正統音樂科班出身，成名很早，以兒童歌曲、《醜小鴨》、《大公雞》、《太陽出來了》、《蝸牛與黃酈鳥》等出名，後轉入流行歌曲創作。恰逢臺灣國語歌曲剛起步的機會，因為早期臺灣歌曲都是日本歌曲或是日本的旋律配上臺灣的歌詞，左宏元就以這種東西融合的趨勢開創出國語歌曲的新局面，奠定了他在流行音樂界首屈一指的大師地位。在這種群星會的時代，他寫的《今天不回家》是臺灣第一首打入香港市場的國語歌曲，臺灣第一部連續劇《晶晶》的主題曲也是他的作品，主唱者鄧麗君更是他一手提拔的。六七十年代，左宏元、瓊瑤、鳳飛飛的鐵三角組合，更雄霸了臺灣國語歌壇長達五年之久。而古月與莊奴的搭檔也成了唱片上常見的黃金組合。左宏元以小調風格獨居歌壇，他擅長加入臺灣傳統歌謠的元素（如歌仔戲）及中國傳統的音階，配合千迴百折的轉音，讓他創作的小調歌曲，充滿十足的韻味。他對於流行音樂的貢獻就是他創造了一條真正屬於臺灣風格的音樂，這是與當年東洋或西洋歌曲完全不同的路線。音樂大師左宏元更造就了流行樂壇許多閃亮的巨星，如大導演劉家昌、鄧麗君、鳳飛飛、甄妮、齊秦等全都是他一手打造出的瑰寶。
最能把左宏元的小調歌曲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歌手首先當屬鄧麗君。出自左宏元之手的《彩雲飛》、《風從哪裡來》、《海韻》、《千言萬語》、《我已知道愛》、《君在前哨》等都被鄧麗君演繹得有聲有色。鄧麗君少女時代便是以這些小調情歌走紅歌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