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時代四處遷移的生活，給鄧麗君的一生打上了深深的印記。她似乎像無根的浮萍一樣，總是飄來蕩去。世界的任何土地上，都可以留下她的蹤跡。這也成了她生命的寫照，無論哪裡都能夠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但這種四海為家、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生活，總有一種在路上的感覺，是那樣的不安定，那樣的疲倦。
在屏東住了五年後，鄧樞再度隨著軍隊的移防而遷移，舉家又從臺灣最南端搬到臺灣北部的臺北縣蘆洲鄉，居住在中正路77巷的防炮部隊「眷村」內。當時臺北縣蘆洲、三重是一個鄉鎮，「眷村」不多，在蘆洲只有兩、三處。但是，蘆洲這一帶卻是不少大明星的孕育地，如鄧麗君在這裡度過童年；瓊瑤電影時代走紅的影后林青霞就生長在三重的「眷村」；與林青霞並駕齊驅的瓊瑤電影時代名影星林鳳嬌（成龍的妻子）則出身於蘆洲地區的望族，母親是蘆洲的李姓家族。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最知名的影視紅星或多或少都和蘆洲、三重有些關係。而正當紅的新生代歌手周杰倫的父親也住在蘆洲。
鄧家在蘆洲落腳的地方，在日據時期是臺灣柑橘株式會社蘆洲儲藏倉庫用地。日本投降、臺灣光復後，幽暗的倉庫便成為公用地，由政府出租給蘆洲李姓家族經營蘆洲劇院，當時是一種露天劇院，專門演新劇和電影，曾經轟動一時。國民黨政府來臺後，大量軍人與退伍軍人家眷湧入臺北地區，部分土地便成為了「眷村」。橘子倉庫也被隔成一個個小單位，分配給軍眷居住，鄧麗君家就是其中一戶。「眷村」內一間間狹小的宿舍，聚集了大江南北的眾多人士，擁擠不堪，生活條件比較差。
鄧麗君一家七口也只好繼續擠在一起，住在大約30平方米的窄小空間中，旁邊再用木頭加蓋一個小廚房。另外因為蘆洲淹水還設有閣樓以避水患。鄧家所居住的「眷村」範圍不大，只有幾十戶人家，彼此熱誠相待相互扶持。「眷村」四周則多為本地人的農田菜園。他們和本地人也互有來往，相處也比較融洽。儘管這樣，生活還是相當艱難的。因此，為了能減輕家裡負擔，小麗君和哥哥們便一同信了天主教，這樣可以多領一些物資。
宗教信仰對於一個懵懵懂懂的孩子來說，實在是過於嚴肅。由於當時臺灣的經濟落後，臺灣的支柱事業大都來自於國外的天主教與基督教教會的資助。而這些教會為爭取信徒，通常會定期給民眾發放些白米、麵粉等，但條件是必須皈依宗教。僅僅為了換取一袋麵粉，鄧麗君兄妹就不得已加入了教會。直到鄧麗君到海外闖天下時，她才改信自己心儀的佛教和其支系密宗。
居住在「眷村」內的鄧樞把北方人的絕活——大餅、饅頭、麵條做為謀生的工具，沿街叫賣，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趙素桂則以深沉、溫柔的愛撫育和教育著孩子們，尤其是自己鍾愛的小女兒。儘管家境貧寒、生活拮据，這個單純的退伍軍人家庭並未放棄享受天倫之樂的任何機會，他們為有四個兒子而驕傲，更為有一個百靈鳥般的女兒自豪。這種全家人相濡以沫、共同奮鬥的經歷，讓成名後的鄧麗君格外珍惜。
悠悠蘆洲歲月是鄧麗君生命史上的重要一頁。在這裡，鄧麗君開始了她學業、歌藝的啟蒙，奠定了她歌唱事業的穩固基礎。在這段時期，同時也是這名貧困少女蛻變為巨星的關鍵時期。
鄧麗君隨家人遷入蘆洲後，便開始了蘆洲國小的求學生涯。而小小年紀即步入歌壇的鄧麗君學歷並不高，她惟一拿到的畢業證書就是具有百年曆史的蘆洲小學的畢業證。如今，這所老舊的校舍中已經特設一間老教室作為校史室。校史室幾乎是鄧麗君的文物室，其中陳列了大量的鄧麗君的老照片、中外唱片、畫冊、書刊等。雖然陳列方式簡陋，卻是許多鄧麗君迷追憶鄧麗君的地方。每逢鄧麗君逝世週年前後，世界各地媒體、麗君歌迷總要不遠千里齊集這裡，默悼追思他們深愛的一代偶像。更有日本、美國、大陸等各地的歌迷朋友前往參觀，尋找鄧麗君的蹤跡。蘆洲小學和鄧麗君故居成了蘆洲一項重要的文化資產，也成了除「金山筠園」（鄧麗君安葬地）之外，臺灣最具有鄧麗君歷史回憶的地方。
剛進入蘆洲國小，鄧麗君就顯示出非凡的才藝。
在小學一、二年級，鄧麗君就開始參加各類的演出，也在學校的晚會表演歌曲。只要班上有才藝表演的機會，鄧麗君都會大方地唱歌跳舞，毫不怯場。在最早一次參加過蘆洲小學的晚會演出之後，各類晚會活動上就都可以看見她上臺高歌。鄧麗君雖然年紀小，但無論在哪個場合唱歌，每每都讓臺下的老師與同學驚歎，她的記憶力、領悟力、詮釋力，那樣的與眾不同，她的歌唱實力顯然超越了她的實際年齡。鄧麗君由此成為了學校晚會、遊園會的常客，並被視為歌唱的天才。鄧麗君當時的同班同學、擔任班長的陳輝龍回憶說：「鄧麗君人緣很好，也很有表演天賦，一上臺就是個天生演員，時常在班內或校內的才藝表演、遊藝會擔綱表演，令人印象深刻，但從沒有想到會成為一個國際紅星，我們這一屆同學都感到與有榮焉。」看著鄧麗君成長的臺灣導演李行表示，鄧麗君從小即展現表演才華，並積極參加各種公益活動，尤其鄧麗君那一張圓圓的臉蛋、靈巧的雙眼、字正腔圓的歌聲、有板有眼的表演，都讓這位小小的明星備受歡迎。而每當春節團拜或是節慶，鄧麗君都會受邀表演歌舞。和李行一樣的圈中人都看出這位小女孩將來在要步上演藝道路。
蘆洲小學的小明星的名聲越傳越遠，鄧家出了個小歌星的訊息也不脛而走。
有一次，鄧麗君到她家旁邊的一家腳踏車行租車，而租車行的老闆只要鄧麗君唱一首歌給他聽，就可以免費把腳踏車借給她，而且時間不限。鄧麗君清亮的歌聲讓車行老闆聽得很是滿意，從而借給鄧麗君車子騎。這恐怕也是小小的鄧麗君第一次的「商業演出」。還有一次，設在蘆洲的僑大先修班學行同樂會因久聞蘆洲小學有一位天才小女明星，便特地邀請鄧麗君去參加表演，結果果然「名不虛傳」。當時在場觀看演出的臺灣「教育部長」黃季陸特地把她拉到身邊大加讚賞。
對當時在大眾面前表演時的情景，多年後的鄧麗君是這樣描述的：「剛開始時是參加國小才藝表演，後來還參加當時廣播節目辦的歌唱比賽，所以唱得非常賣力，而且當時的我非常可愛。」當問及第一次在眾人面前唱歌的情形時，鄧麗君微笑著說：「很有趣，雖然還小，但我相當興奮。」有人問她這是不是因為參加比賽能得到獎金和鼓勵的緣故時，她說「不盡然。我很喜歡唱歌，所以我只是為自己在唱而已。即使沒有獎金，只要能唱歌，我就非常高興了。」鄧麗君這種單純的心境、這種為歌唱而歌唱的狀態伴隨著她走南闖北，使她在成功時不驕不躁、挫折時毫不氣餒。因之她也就有了一種堅強和溫柔兼具的品性，一種無論什麼境遇都能泰然處之的灑脫。
「我6歲就開始唱歌，從小是聽美空雲雀的《蘋果追想曲》、《愛你入骨》與其他歌曲中長大的呢！」鄧麗君說。直到鄧麗君到日本發展，並在日本取得輝煌成功時，她對與她同在歌壇的美空雲雀仍然是深懷無比崇敬之心。
昭和歌姬美空雲雀（1937～1989）是日本文藝巨星，享有「歌壇女王」之譽。9歲登臺獻藝，11歲起用藝名「美空雲雀」，立即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歌星。她多才多藝，在影、視、歌、劇的地位都非同凡響。從12歲灌製唱片開始，她一生共唱了1400首歌曲。先後拍過165部電影，是深受日本國民歡迎的傳奇性人物。20世紀四五十年代是電影和廣播主宰著日本國民生活的時代。美空主演的《伊豆舞女》和《猜拳姑娘》曾轟動日本，賣座率創下了最高紀錄。她的巨大成就一度使得同行希望抵消她的影響，爭取自身生存，而發生了6家電影製片公司聯合對抗美空的驚人事件。權威的日本廣播協會舉辦的「紅白歌會」
一年舉行一次。這是日本歌壇盛會，屆時明星薈萃，爭相亮場。年僅16歲的美空從1954年進入角逐，年年名列前茅，而且經久不衰，創下了一大奇蹟。她贏得過「日本唱片大獎賽歌唱獎」、「日本唱片大獎」、「日本唱片15週年大獎」、「日本唱片藍綬帶大眾獎」等獎賞，還在「最受歡迎的歌手」評比中連續12年奪冠。而她僅僅以一個民族歌手的身份，卻獲得日本國最高的獎項國民榮譽獎。
鄧麗君成長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正值臺灣經濟快速發展、文化融入世界潮流的時期。日本統治臺灣﹐長達半世紀之久。期間極力推動日化教育﹐並推行日本語教育﹐改造臺灣人為日本人。40年代初期艮谷川清繼任臺灣總督後，推行文化壓制邉?臺灣的歌仔戲等地方戲曲和民謠被禁唱。1941年，「臺灣演劇協會」設立，鼓吹新臺灣音樂，主張採用臺灣的音律來唱日本歌的歌詞。日語歌詞改填臺語翻唱日語歌曲由此比較盛行。從1949年開始，北平話被定為國語，自小學開始徹底實施嚴格的北平話教育。據當時的人追憶，在教室如果不小心說臺語或日語，就會被罰錢或者就會被在脖子上掛上一個像犯人一樣的牌子。雖然如此，但在公眾生活中還殘留著濃厚的日本色彩，日本歌曲在戰後的臺灣被一般民眾傳誦著，依然很受歡迎。年幼的鄧麗君由此才會高聲唱著美空雲雀的歌曲。但是剛進入五十年代，國民黨政府為掃除日據時期的影響，積極控制台灣，曾經下令民眾燒燬日語書籍、丟棄日式木屐。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部分日本電影依然在各地上映，美空雲雀等人的電影在當時非常賣座，而且部分日本動作片和時代劇也經常上演。收音機裡則播放著日語歌曲或日本歌曲填上國語歌詞的翻唱歌曲以及美國的爵士音樂、流行音樂。五六十年代時，從歐美的流行歌曲到日本的演歌，各式各樣的外國歌曲已經飄滿大街小巷。
周璇等人的歌曲，也是鄧麗君的最愛。國民黨當時全面推行國語邉櫻鋁τ諡洩酚胛幕慕逃ぷ鰨允姑裰詿兄謝拿鰲p『19穎匭胙襖貳1乘新塾鎩10菏12郎凸諾湟衾鄭壩憑玫鬧謝幕u廡┪幕呶摶紗俳斯鋦棖牧饜小5縭雍偷縑úシ諾墓鋦棖即蠓仍黽櫻莩鋦棖母枋忠猜叫齙饋f渲杏紉閱炅洳憒謂系偷納倥櫳薔傭啵羌負醵際薔餃聳康淖擁堋r蛭現臼∪耍塹墓鎝駁帽冉媳曜肌1冉蝦錳a磽庖桓黿洗蟮腦蛟蚴撬塹募揖潮冉掀逗枰親叱黽頤牛鐾餘淄仿睹妗5死鼉褪欽廡┥倥櫳侵械囊桓觥蘆洲歲月相對於受到日本影響的臺語歌曲，國語歌曲則與大陸的歌曲有密切的聯絡，它繼承了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歌曲、傳統地方戲曲尤其是黃梅調以及大陸各地的民謠。在30年代舊上海，百代等唱片公司紛紛成立，掀起音樂界的鉅變。唱片公司最初僅是以製作戲劇唱片為主，但隨著十里洋場的繁榮，周璇、胡蝶、吳鶯音、李香蘭（山口淑子）、白光等早期國語流行歌手便應運而生。《四季歌》、「花好月圓」
、「春天裡」、「明月千里寄相思」等歌曲一夜間使他們成為炙手可。熱的大明星，國語音樂也因此倍受世人矚目。40年代末，隨著國民黨政府輾轉播遷，這些在中國大陸大都會萌芽茁壯的城市歌曲也跟著由上海移向香港，再由香港遷徙至臺灣。這些國語老歌在1949年以後即流行於臺灣，成為官方允許的主要娛樂。以後由於經濟政治文化語言的因素，國語歌曲的需求增加，許多創作歌曲陸續產生，成為不可忽視的城市心聲。六十年代初，島內出現了姚蘇蓉、謝雷、蔡咪咪等流行歌手，他們明快的曲風，吸引了許多人對於國語歌曲的關注，逐漸開始扭轉國語歌曲在臺灣樂壇的地位。
「金嗓子」周璇（1920～1957）就是那個年代唱紅上海灘的歌壇、舞壇和影壇三棲明星。14歲參加上海各電臺聯合舉辦的歌星比賽，成為十大歌星之一；媒體稱譽她的嗓子「如金笛沁入人心」，「金嗓子」由此便成了她的雅號。1937年，擔綱主演「軟性歌舞片」《三星伴月》，並演唱了該片的主題歌《何日君再來》。此曲隨著影片的上映以及唱片的播放不脛而走，一時成為家喻戶曉的流行歌曲。1941年，日本歌星李香蘭也將此曲灌製成唱片。同一時期，她在影片《馬路天使》中演唱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迅速走紅，併成為不朽的經典名曲。周璇一生演唱過200多首歌曲，其中有114首是電影插曲；拍攝過40多部影片。她幾乎是每片必歌，甜潤柔和的歌喉深入觀眾之心。電影和歌曲的互動，使周璇聲名遠播，深深地烙印在上海、臺北、香港及吉隆玻男女老少們的心上，成為了永不褪色的歲月記憶。鄧麗君和一代歌后周璇一樣，有「金嗓子」的美譽。當鄧麗君出道之初那甜甜的歌聲，曾讓無數人憶起上海灘的紅星周璇。
蘆洲早期只有兩處「眷村」，一處是位於中正路，即鄧麗君家所居住的「眷村」，另一處是在信義路的空軍「
眷村」，當時空軍防炮部隊的勞軍樂團康樂隊——「九三康樂隊」也駐紮在「眷村」內。鄧樞昔日的袍友（同事）李成清恰好在「康樂隊」內當是二胡手。當他知道鄧家出了個小歌唱家時，他便徵得老友的同意，讓鄧麗君跟隨康樂隊前往各地勞軍演出。鄧麗君也就得到了到處表演的小經驗。雖然每次公演只有五塊、十塊的微薄演出費，但這些零星的表演機會與收入，對清寒的鄧家可是不無小補。
李成清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鄧麗君的啟蒙老師，他常拉二胡指導鄧麗君唱歌，也教給她一些歌唱技巧。
可以說，鄧麗君的第一次登臺表演，便是在「九三康樂隊」。鄧麗君就在這種清貧和磨難一點一滴積累歌唱的碩果。而幼時的艱辛，也讓她在長大成名後長存感恩之心，經常參加慰問活動，即使在半隱退之後，惟一不缺席的就是參加義演。而且，她從出道起，就總是堅持慈善活動絕不缺席。並且鄧麗君所辦的慰問晚會總能打破傳統慰問活動沉悶枯燥，使她成為了臺灣人心中的「義演皇后」，享有極高的聲望。
不到10歲的鄧麗君不僅已經有了跟隨樂隊各地演出的經歷，而且她得到了一次上電臺的機會。那是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情況下，鄧麗君和一群小朋友參加了「中國廣播公司」慎芝主持的廣播節目《與你共度週末》，而且還客串了一首歌。當時許多已經注意到鄧麗君的媒體或音樂人包括慎芝，都稱鄧麗君是「神童」，而且斷定她前途不可限量。慎芝是臺視「群星會」的製作人、20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最知名的歌唱製作人、臺灣的大作詞家，一位堅強的事業女性。她一生創作無數，《群星頌》、《意難忘》、《榕樹下》、《還君明珠》、《玫瑰人生》、《最後一夜》、《我只在乎你》、《情字這條路》等風靡全島、流傳八方，更不知捧紅了多少人，為臺灣歌壇培育了多少優秀人才。日後鄧麗君的大紅大紫，正是參加了以慎芝等人為主力的「群星會」。
外地人融入臺灣的趨勢、本省文化與外省文化的交會使鄧麗君迅速崛起於歌壇。由於鄧麗君的父母都是來自大陸的第一代移民，鄧家全家就被稱為「外省人」。鄧麗君雖然土生土長於臺灣，但也被稱為「外省第二代」。外省文化構成鄧麗君成長的背景，時時影響著她，她心中也就有了一種遙遠的期盼和深切的外省情結。她不停不停地在尋找情繫何方。鄧麗君時刻不忘「我的家在山那一邊」，一種割捨不掉的情感伴隨著她的一生。與臺灣本地人以及第三、四代外省人相比，鄧麗君以及她那一代人的外省意識比較濃烈。他們處在一種文化、意識的衝撞和融會中艱難而執著地生存。鄧麗君雖然不被看作是道地的臺灣人，但她成長的地方如雲林、屏東、蘆洲卻都是以臺灣本省人為主的區域，雖然附近有部隊與「眷村」，但外省人所佔的比例都非常小。成長具體環境的影響、耳濡目染臺灣本土文化，鄧麗君就和普通臺灣人一樣生活，有一樣的生活習俗和風俗習慣。因此她從小就會說流利的臺語，她許多兒時玩伴也是臺灣人，對臺灣小吃和名勝也是如數家珍。學校教育和外省背景塑造了她國語素養；臺灣本土文化的陶冶，又讓熟悉閩南話等方言和各地民謠，因此她演唱臺語歌曲時也得心應手、別有風味。鄧麗君所代表的在父母的「外省文化」與臺灣本地的「閩南文化」薰陶下成長的道路正是臺灣許多「眷村」第二代子弟的共同成長經歷。
燦燦童星鄧麗君在啟蒙老師李成清的帶領和培養下，拉開了她歌唱生涯的序幕。李成清逐漸發現鄧麗君對歌唱的興趣越來越濃厚，於是希望鄧家平時加強對鄧麗君的歌唱訓練。鄧麗君則越發喜歡歌唱這種表演藝術，況且每次演出還能賺些外快，對減輕家裡的經濟負擔是很有益的，這樣一來她就更自覺並相當勤奮地練習唱歌技巧。鄧樞每天早晨都陪同鄧麗君到小河邊吊嗓子、練聲。在李成清和鄧樞的教導協助下，鄧麗君每每迎著朝陽，一遍又一遍地唱，聲音越來越甜美，唱腔也越來越純熟起來。
鄧家的生活境遇一直沒有大的改善。退伍後鄧樞曾經因為愛好京劇而加入「康樂隊」，並當上了隊長。但勞軍慰問演出的收入是非常微薄的，每月不到三百元，而且每三四個月才清算一次工資。除此之外，還要東奔西走、居無定所，根本無法照顧家庭。因此幹了幾年後，他就退出了「康樂隊」。此後不久，鄧樞就做起了小生意，開起了雜貨店。可是，鄧樞天性率直、不善經商，並未能讓家庭擺脫困境。
可鄧家卻有五個小孩須要撫育，一家七口度日如年。1959年是鄧家最艱難的時候，那時鄧樞的長子15歲，次子11歲，三子8歲，都正在上學讀書。鄧麗君6歲，最小的才5歲。他們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可是還要支付子女高昂的學費，這是多麼殘酷卻又無法不去面對的現實啊。於是勤儉持家的趙素桂便跟鄧樞商量以後只好拿上東大餅來維持生計。儘管如此，鄧家仍然是舉步維艱。
在鄧麗君開始小學教育的同時，也開始了她的歌唱生涯。6歲的時候，鄧麗君像日本的美空雲雀一樣，在母親的安排引導之下，開始上街賣唱。為了家計，鄧麗君勇敢地承攬了街頭賣唱的神聖使命，忍受著賣唱的無奈與痛苦。眼睜睜地看著幼小的女兒過早地踏入那冷漠嚴酷、燈紅酒綠的社會，鄧樞也只能是看在眼裡痛在心裡呀，心中有種說不出的痠痛，但廣闊的生存空間被逼得只剩下了這條甬道，卻也不得不如此；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依，說不定鄧家會因此而時來運轉呢，更說不定也許還會有什麼奇蹟發生，但願一切平平安安。趙素桂對這個小女兒憐愛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溫柔而博愛的母親總是寸步不離、無微不至地照料女兒的日常生活。
這段時間，鄧樞總是天剛矇矇亮就帶鄧麗君去反覆練習發聲，晚上就由鄧媽媽帶著她四處買唱。到了夜深人靜之時，她們母女倆才在住處附近的路邊小攤上吃些宵夜。即便是星期天小麗君的生活依然如此。
穿梭街頭的日子，也正是鄧麗君這位鄉下小歌手開始嶄露頭角的時候。
「鄧麗君二年級擔任學藝股長時，我正好是學校的主任。有位老師看她很有歌唱與表演的天分，常常指導她，那時候鄧麗君正漸漸成為全校的「風雲人物」，尤其是唱歌與表演更是出類拔萃。但她也常被老師，因為上課時她老是背歌詞。」鄧麗君當年的蘆洲小學主任回憶道。
的確，對鄧麗君而言，忘記歌詞比被老師訓斥還要恐怖。她當時被混編在「康樂隊」裡，不但要參加軍隊慰問演出，而且她還要到夜市街頭、粗俗的酒屋裡去賣唱，年幼的她不得不努力記住那些她當時還不知所云的歌詞和抑揚頓挫的曲調。班長陳輝龍提起那時鄧麗君專注於背歌詞的情景時說：「上課時她總是吟著歌，哼著旋律，置身於自己的世界裡。而坐在後面的男同學因被吵得無法專心聽講，心裡很不高興。當時鄧麗君長髮梳辮，這位男同學就把她的辮子綁在椅子上。下課時，班長喊‘起立’時，慌張的她連同椅子也一起提了起來，惹得同學們鬨堂大笑。」
小麗君由於經常參加慰問活動並四處買唱，她的演技也就得以飛速提高，優異的表現總是贏得束束鮮花與陣陣的掌聲，這更讓她信心倍增，自尊和自豪之情溢於言表。她的歌唱天分更是讓觀眾驚詫不已。可是她在學校的學習成績卻平平，國語還可以，數學就比較差了，並且還常常不及格。音樂課上如魚得水的鄧麗君一遇到其他的學科，總覺得自不如人。她還常常為自己的不爭氣而哭鼻子。每當這個時候，鄧樞就極力安慰女兒：「有什麼值得哭的？咱們歌唱得好，將來就去唱歌，說不定，還唱成個狀元哩﹗」鄧麗君便下定決心要從歌唱中找回自己幼小的自信。
鄧麗君就讀的小學位於鄉下，採取非常嚴格的教育方式，體罰學生更是家常便飯，尤其是對那些成績不太好的學生。鄧麗君當然有時會是這種教育方式的受難者。體罰的執行者是老師或者班長，而受罰者可以自由選擇執行者。體罰大多是打手心或屁股，而每當這種時刻，鄧麗君總是挑選班長來執行，因為他下手多少會輕一些。
鄧麗君小學三、四年級的美勞老師張漢權回憶道，鄧麗君不僅從小學一年級就經常代表班上參加運動會和歌唱表演，而且她從小就很乖巧、很懂事，最特別的是她的語文能力好，口才極佳，常常被學校選派為演講比賽代表，參加校際比賽。當時張漢權常常看到趙素桂用留聲機放音樂，教鄧麗君唱歌。差不多小學六年級時，趙素桂就不時帶著鄧麗君出外表演。由於影響了功課，當時他還常與鄧媽媽溝通，提醒她小孩子唱歌可能無法兼顧學業，希望鄧麗君能以學業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