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有時會回顧自己的人生，想去發現在人生的某個位置上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選擇。但是有時候人們卻發現自己什麼都回憶不起來——儘管人們自己不知道，但有些事情確實已經發生了。人們希望能夠把影片暫停……人們會對自己說，就是這個時候。如果這個時候我不那麼說……或者是不那麼做。
那天晚上我去了海邊。當我回來的時候，我徹底脫胎換骨，成了另外一個人。不是幾天或者幾周暫時的改變，不，是永遠的改變。人們的褲子上有了一處汙漬，最心愛的褲子。人們在九十華氏度的熱水裡反反覆覆洗了十幾遍，不停地揉搓洗刷。人們開始動用重型武器：漂白劑、鋼絲球，但是那處汙漬仍然頑固地堅守在那裡。如果人們搓洗得太久，那麼就會出現新的問題。衣料上的某個地方會變薄、變亮，這個亮斑就成了永恆的回憶——對那處汙漬的回憶。這時候人們有兩個選擇：要麼乾脆把這條褲子扔掉；要麼讓這個對汙漬的回憶陪伴著自己走完餘生。但是這個亮斑讓人想到的不僅僅是汙漬，它還會讓人回想到褲子還是乾淨的時候。
如果人們不停地往前回憶，那麼說不準什麼時候那條幹淨的褲子就又會在人們的腦海中浮現出來，但是現在人們知道它已經不再是乾淨的了。我知道，從這一刻開始，我會經常地回憶過去。是這個時候嗎？我反覆地問自己。還是應該再往前一點……是這個時候？我把影片暫停了下來。
這個時候它還是乾淨的。
這個時候它已經被弄髒了。
我們的車顛簸著朝路上開去。這時，史丹利·福布斯從胸前的口袋裡掏出了一盒萬寶路香菸，遞到了我的面前。我對他表示了謝意，然後自行取了一根。
「小心。」他說道。
「為什麼？」
「你開得太靠右了，我們差點撞到那輛貨車的後視鏡。」
我屬於那種不能忍受別人對我的開車方式指手畫腳的人，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完全不能忍受。但是史丹利說得確實沒錯，我喝得太多了，其實我現在不應該開車。之前我們也猶豫過，史丹利本來已經站在了他租賃的汽車旁邊，但是最後還是聳了聳肩，鑽進了我的車裡。
「謝謝，」我對他說，「你注意右邊，我看著左邊。」
我切換到了低擋，把車速慢了下來。拉爾夫開著沃爾沃走在我們前面，我看到他的車後燈在我們前方大約三十米的地方消失在一個拐彎後面。當我把車停到路邊時，我聽見輪胎刮過邊石的聲音，那聲音聽起來就像咬緊牙關時發出的咔嚓聲。
「怎麼了？」史丹利問道。
「啊，我剛想到今天是星期五。通往海邊的大路上可能加強了檢查。我可能喝得太多了，搞不好我就會丟了駕照。」
「好吧。」
「但另外還有一條路，一條碎石路。你知道我們在這附近露營過幾天。如果我能找到那處露營地的話，我們也能從那兒走。」
我們確實很是費了一番功夫，有好幾次我們都開進了死衚衕，但最後我們終於找到了那條碎石路。我幾乎很確定那條路就是通向露營地的。道路兩旁長滿了花草樹木，我把窗戶放了下來，然後開啟了遠燈。
「馬克，小心右邊的樹，」史丹利提醒道，「還有左邊的。」
我們兩個人都忍不住大笑起來。我加大了油門，就好像是為了表明我已經掌控了局面。車輪在飛馳，車子一鼓作氣地向前衝去。
「耶！」史丹利興奮地喊道，「斑馬一號，我們正在進發！」可能是某部片子裡的鏡頭，我本應該知道這個橋段，但事實上我卻沒有一丁點的概念。其實我也沒有興趣去追問他，我還有其他更好的問題，比如說，艾曼紐究竟多少歲？她在做愛的時候也像她平時看起來那樣冷漠嗎？還是說她的冷漠不過是一種假象？你這個老傢伙能應付得了她嗎？她在床上的時候也總是戴著那副太陽鏡嗎？
「之前到底是什麼事情？」我問道，「拉爾夫說過，你要講的事情我肯定會感興趣。」
「這個嘛……」史丹利回應說。
「如果你現在不想講的話……那就下次再說吧。」
我們沿著那條陡峭的碎石路一直向下開，遠處山下時不時會有燈光透過樹叢晃入我的眼簾，那燈光很可能就來自海邊的酒吧和賓館。我們走對了。
史丹利也把車窗搖了下來，他把手中的香菸丟了出去，然後又點上了一根。「‘9·11’事件過去幾個月後布什政府邀請了幾個電影導演到白宮去，主要是幾位拍攝科幻電影的導演。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喬治·盧卡斯和詹姆斯·卡梅隆，還有我。我拍過幾部科幻影片，有一部在歐洲只發行過dvd，但是另外一部相當成功，名字叫《戰慄》。我不知道你聽說過沒有。」
這個名字我聽起來有點耳熟，但是我看過的最後一部科幻電影是《後天》。
「不，我恐怕沒有看過。」
「無所謂。那天在總統辦公室裡的陣容真是豪華，除了喬治·布什之外，當然還有迪克·切尼和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cia的喬治·特內特和國家安全顧問，還有幾個將軍也都在場，還有我們這群導演。有乾果點心，有茶有水，當然還有啤酒、威士忌和杜松子酒。我們討論的話題主要是想象力，我們的想象力。」
那條碎石路變得越來越窄、越來越崎嶇，連綿不絕的髮卡彎幾乎看不到盡頭。我把發動機切換到了二擋，透過敞著的車窗我可以聽見碎石撞擊車底的聲音。空氣中瀰漫著松針的暖香，還有海水的味道。我想到了待在度假屋的卡洛琳，想到了她在我臉頰上留下的離別吻。你是不是喝得太多了？你還能開車嗎？
「我們任由我們的想象力自由馳騁，本來他們邀請我們也就是為了這個目的，」史丹利繼續說道，「我不知道是誰想到的點子。喬治·布什自己，還是他的顧問，管他呢。我們一開始還在喝茶、喝咖啡，但很快就開始喝起了啤酒和威士忌。總統也在喝酒，一會兒的工夫他就灌下了幾杯威士忌。迪克·切尼和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喝的是杜松子酒。不知道是誰開啟了音樂。一開始是鮑勃·迪倫，然後是吉米·亨德里克斯和南方小雞樂隊。我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這真是太他媽的令人難以置信了。但是他們邀請我們去的目的不正是讓我們做這些事情嗎，我們對未來展開了大膽的想象。在‘9·11’事件之前，沒有任何人想到過恐怖分子會利用客機作為武器，之前的一切都集中在客機自身的安全上，以及防止炸彈襲擊和人質劫持方面。飛機撞上摩天大樓，這完全是超乎想象的事情。對他們來說事情的關鍵就在於，我們能不能憑藉我們的想象力預見到這種超乎想象的事情。憑藉想象力，我們讓外星生物造訪地球，讓未來的復仇者成功回到了現代，那麼憑藉想象力，我們也應該能夠預測到未來的恐怖分子可能會策劃什麼陰謀。但這件事我應該換個方式跟你解釋，《戰慄》那部影片是我根據一本書改編而成的，作者是個美國人，名字叫塞繆爾·德默。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過他。」
「沒有，應該沒有。」
「好吧，也無所謂。事情其實是這麼回事，我讀過這本書，塞繆爾·德默的《戰慄》。我讀的時候就馬上想到要把它拍成自己的電影。我那天是在午夜十二點左右開始讀這本書的，早上六點的時候我已經把它讀完了，八點鐘的時候我就給德默打了個電話，是私人電話。通常情況下這種事情都是由我的代理人去經辦，但是這一次我想親自跟他表達一下我心中的喜悅之情。德默屬於那種不太好打交道的人，他從不上電視節目，也從不參加訪談。其實這種型別的作家對我來說最具吸引力。就像以往一樣，他一開始表現得很矜持，他完全不在乎他的書會不會被改編成電影。但是我從他的聲音中聽出了其他的東西，人們在不善交際的人身上常常會體驗到這種感覺。他其實很高興我能給他打電話，能同別人交談對他來說也是一件樂事，即使這個人是他完全不認識的人，也許正是因為是個陌生人才讓他尤為興奮。我覺得，這種人往往在同他們自己的名聲抗爭，就像美國人常說的，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比如我那麼早就給他打電話，而他對此毫不介意，簡單地說就是我們之間擦出了火花。我們聊了一會兒他的書，聊了下把它改編成電影的可能性。有時候他問的東西會讓我完全不知所措，他的一些話讓我啞口無言，但卻終生難忘。有些話甚至可以說是成了我的人生信條！‘您為什麼不自己編點什麼呢？’他問道。我必須承認，我當時感到非常窘迫。我不知道我應該怎麼回答。最後我問他，他到底指的是什麼意思。我聽見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的話沒有別的意思。您聽起來是自己很有想法的人。我的意思是，您有足夠的想法，您為什麼不自己構思出一部影片來呢？’之後我們至少還閒聊了半小時。我們什麼都聊，聊我們兩個都感興趣的書，聊電影，後來我們還私下結識了一下。同他的合作非常愉快，但是德默的問題確實改變了我的一生。最後我拍攝了《戰慄》那部影片，但是經過他的首肯，這部影片可以說是基本脫離了他的原著。根據塞繆爾·德默的同名小說改編，這句話只是在影片的最後才出現在了片尾字幕上。《戰慄》之後我再沒有一部影片是改編自小說的，我把德默的話深深地刻在了心裡，再後來我便開始自己構思影片中的情節。」
車燈照亮了路邊的一塊牌子，牌子上畫著一頂帳篷，旁邊還寫著我們待過兩晚的那家露營地的名字。還有八百米，這後面的路會更陡峭些，我記得在三四個急轉彎之後就是那片海灘，現在終於是看到勝利的曙光了，我加大了油門。
「你們在白宮那次最後想出了什麼主意？」我問道，「下次恐怖襲擊可能在什麼地方發生？」
「這正是我馬上要說的，」史丹利說，「可能壓根兒沒有想出什麼主意。我的意思是，我們那天可能已經想出了幾個很棒的點子，不過問題是所有的內容都是高階機密，我們已經答應必須對此三緘其口。只有斯皮爾伯格後來走漏了一點風聲，具體的細節我也不知道。但無論如何肯定是些無關緊要的內容。因為我們在那個醉酒當歌的下午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就是，將來的情況會變得更加糟糕，甚至會比我們噩夢中最大膽的想象還要糟糕。‘9·11’那場悲劇是已經夠糟糕的了，真是他媽的一場噩夢。我們面臨著一個新的世紀，已經不再有什麼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了，確實沒有了。文藝復興時期人們發明了一種新型大炮，可以用它在城堡上開啟缺口。這種大炮改變了整個世界，各種力量對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幾十年之內就徹底打破了幾千年來形成的格局。現在類似的事情也正在醞釀之中，我們這些現代化的國家，西歐、美國還有亞洲的部分國家，就像是城堡，很久以來我們就主導著一切，但是轟擊我們的大炮已經就位。」
「那看起來會是個什麼樣子？」
「這個嘛，我剛才說過，這是高階機密，但是當然不是真的大炮。總而言之不是單一的事件，而是多種因素同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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