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事件，本身並不重要，不過有可能是一場陰謀的徵兆。最後兩次‘寂滅’都被中斷。登船的坡道在當天早上被炸燬，就在獻祭的犧牲品——或許犧牲品這個詞不夠恰當，咱們姑且說是獻祭的殉道者吧——到達前的半小時。」
羅林斯停了一會兒，然後接著說：「不過，‘殉道者’這個詞也許是多餘的。那咱們就說在潛在的自殺者們按預定時間到達之前。這給他們帶來很大的苦惱。這些恐怖主義者，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時間掐得很好。推遲三十分鐘，這些老人們就會比計劃要死得更為壯觀。有過電話警告——一個年輕的男性聲音——可是已經太遲，除了讓人群遠離事發地點之外什麼也做不了。」
我說：「只是令人不安的不便。大約一個月前，我去看過一次‘寂滅’。登船用的坡道很快就能修建好的，我本來應該能想到的。我認為這種犯罪性的破壞行為只能使‘寂滅’延遲一天多。」
「正如你所說，法隆先生，是很小的不便。不過不是說沒有一點影響。最近已經有太多小麻煩。接著就有了宣傳頁。其中有些直指旅居者的待遇問題。最後一批旅居者，年紀在六十歲或生了病的，將被強制性遣返。碼頭上情景很悲慘。我並不是說小麻煩的泛濫和宣傳頁的發放之間有聯絡，但不可能僅僅是巧合。在旅居者中發放政治性材料是違法的，但是我們知道這些破壞性的宣傳單已經在露宿營裡流傳開來。其他的單頁都是挨家挨戶遞送的，主要的不滿指向旅居者的待遇、流放島的狀況、強制精子檢測，以及這些他們所認為的民主化過程中的缺陷。最近的一個宣傳頁將所有這些不滿意之處彙總起來，列出一份要求清單。你沒準見過這種單子？」
他伸手去拿黑色的皮公文包，把它放在大腿上，解開鎖釦。他的所作所為很像是一位慈祥的隨意到訪者，對來訪的目的並不是特別有數。我有點希望他只是裝著在紙張中間徒勞地亂翻翻，並非是想要找到那張單頁。不過，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很快就找到了。
他把宣傳頁遞給我，說：「先生，你以前見過這個嗎？」
我掃了一眼說：「是的，我見過。幾個星期之前從我的門下塞進來一份。」否認沒有意義。幾乎可以確定國家安全警察知道宣傳頁已經在聖約翰街分發開來，那麼我的房子怎麼會例外呢？重讀之後，我把宣傳頁還給羅林斯。
「你知道其他收到這個的人嗎？」
「就我所知，沒有。不過我想象得出這種宣傳頁散發的範圍肯定很大。我沒有興趣去過問。」
羅林斯仔細看著，好像沒有見過似的，然後說：「‘五條魚’。有創意但不是太聰明。我想著我們在找的是有五個人的小組織。五個朋友，五個家庭成員，五個工友，五個共謀者。沒準他們是從英國議會得到的啟發。這是一個很有用的數字，先生，你不這樣認為嗎？在任何決議中都可以確保做到少數服從多數。」我沒有接話。他接下去說：「‘五條魚’。我想著他們每人都有一個代號，或許與名字有關，這樣方便每個人記住。不過，a可能有點難。我一下子還想不出有什麼魚的名字以a開頭。或許沒有一種魚的首字母是a。我認為他們可能用b代表‘bream（太陽魚）’。c並不難，可能是‘cod（鱈魚）’或‘codling（幼鱈）’。d代表‘dogfish（狗鯊）’。e所代表的可能有些困難。或許我猜錯了。我估計，如果不能為每一個成員都找到相對應的魚的話，他們不會稱呼自己為‘五條魚’。先生，你怎麼看？我是說，作為一個推理過程來看。」
我說：「很有創意。當面看到國家安全警察的思維過程非常有趣。很少有公民能享有這種機會，至少真正自由的公民是看不到的。」
這話我或許還是不說為好。羅林斯繼續看著宣傳頁，過了一會兒說：「一隻魚。畫得相當好。我認為不是專業搞藝術的人，而是有設計天賦的人畫的。魚是一種基督教標誌。我想知道，這有可能是一個基督徒組織嗎？」他抬起頭看著我，「你承認說你有一份這種宣傳頁，先生，可是你對此沒有做任何事？你不認為你有責任進行彙報嗎？」
「我用處理所有無關緊要不請自來郵件的方式來處理這份宣傳頁。」說完，我覺得是時候發起進攻了，於是說，「請原諒我，檢察長，可是我不明白到底什麼讓議會不安。任何社會都有不滿意的人。這個組織炸掉幾個不堪一擊的臨時坡道，還散發了一些欠缺考慮的對政府的批評，除此之外，並沒有做什麼明顯有害的事情。」
「先生，有的人會認為宣傳頁具有煽動性。」
「你可以隨便說。但是你不能把這件事誇大成一個巨大的陰謀。幾個對社會不滿意的人通過玩這種比高爾夫危險得多的遊戲而自娛自樂，肯定不會因此而調動國家安全警察的兵力。到底什麼讓議會不安？如果有一群不滿者的話，他們肯定很年輕，至多是中年人。可是，他們的時光會溜走，我們所有人的時光都會溜走。你忘記那些數字了嗎？英國議會可謂經常性地提醒我們。1996年人口是五千八百萬，今年已經減少至三千六百萬，而其中20%的人已經超過七十歲。我們是註定要滅亡的種族，檢察長。伴隨著成熟和老年，所有的熱情終將退去，即便是陰謀所帶來的誘人快感也一樣。沒有誰能真正反對英國總督。自從他掌權以來從來沒有過。」
「先生，確保沒人反對是我們的事情。」
「你們當然會做你們認為有必要的事情。但是我只會認真對待那些我認為本質上很嚴重的事情，即反對總督的權威，或許這種人就在議會內部。」
這些話有一定的風險，甚至很危險。我看到我已經讓羅林斯不安起來。這正是我想要的結果。
羅林斯很自然地停了一會兒，並非有意為之，然後說：「如果有這方面的任何問題，這事情就不再歸我管，先生。將會有高一層機構共同處理。」
我站起身，說：「英國總督是我的表哥和朋友。小的時候他對我很好，那個時候的善意是尤其珍貴的。我不再是他議會的顧問，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再也不是他的表弟和朋友。如果我有陰謀反抗的證據的話，我會告訴他。檢察長，我不會告訴你，我也不會和國家安全警察局聯絡。我會告訴那個最關心的人，英國總督。」
這當然帶有表演性質，而且我們都懂的。我把他們送出去的時候沒有握手或說話，並非因為我和他成了敵人。羅林斯不會讓自己耽於個人憎惡，他更願意去感受對所見過、盤問過的受害者的同情、喜愛和遺憾。我覺得自己很理解他這種人：他們是專制政權中微不足道的小官僚，很享受權力精打細算給予他們的獎賞，他們需要行走在人為的恐懼氣氛中，需要知道在他們進入一個房間之前恐懼已經先期到達，而且會在他們走後如氣味一樣不肯散去。但是他們既沒有虐待傾向也沒有最終兇殘起來的勇氣。但是他們需要有所行動。站得遠一點，看著山上的十字架對他們來說是不足夠的，就像對我們多數人來說是不足夠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