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女兒的生日。如果我沒有從她身上碾過去把她壓死，今天我女兒將會過生日。那是在1994年她15個月大的時候發生的事情。我和海倫娜當時住在拉斯伯里路上一棟愛德華風格的半獨立房子中。對我們來說，房子太大也太貴，可是海倫娜在知道自己懷孕之後一直堅持要一棟帶花園和朝南嬰兒室的房子。我現在想不起來事情發生的具體場景，到底是海倫娜交待過我要照看好娜塔莉，還是自己心裡想著她和媽媽在一起。這個在詢問時肯定提到過；可是官方明確責任認定的那次詢問已經從我記憶中抹去了。我現在記得的是當時我正要離開家去大學。海倫娜前一天把車停得很彆扭，於是我把它往後倒，好更順暢地穿過狹窄的院子大門。拉斯伯里路上沒有車庫，我們房子前有兩輛車的車位。我肯定是忘了關前門，娜塔莉（她13個月的時候就會走路）蹣跚著在我後面跟了出來。這個細小的過失在詢問時肯定也確認過了。不過有些事情我確實記得：左側後車輪下像碾著斜面一樣，輕輕顛簸了一下，卻似乎比斜面更軟、更容易碾壓、更柔弱。猛然間，我意識到是什麼了，不會錯，絕對不會錯，太恐怖了！五秒鐘裡，毫無聲息，接著一聲撕裂的尖叫聲響起。我知道是海倫娜在喊叫，可是又難以相信聽到的是人聲。我現在還記得那種恥辱感。我動不了，下不了車，甚至無法伸手開啟車門。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鄰居喬治·霍金斯開始重重地擊打車窗，嘴裡喊叫著：「滾出來你個混蛋，滾出來！」看著那張貼在車窗上因憤怒而扭曲的臉，我現在還能想起當時自己無關緊要的想法：他從來沒有喜歡過我。我不能假裝著一切都沒有發生。我不能假裝是別的人乾的。我不能假裝著自己沒有責任。
恐懼和愧疚淹沒了悲傷。如果海倫娜能說「親愛的，你更不好受」，或者「親愛的，你一樣不好受」，或許我們還能從婚姻的廢墟中挽留住什麼。不過我們的婚姻從一開頭就註定是走不遠的。可是話說回來，她是不會那麼說的，她不會那麼想。她認為我在意的東西很少，她說得沒錯。她認為我之所以在意得少是因為我愛得不多，關於這點她也沒有錯。我很高興為人父。當海倫娜告訴我說她懷孕的時候，我所感受到的是很常見的情緒：毫無理性可言的驕傲、溫柔和驚喜。我對孩子確實有感情。如果她能更可愛些（她簡直就是海倫娜父親的縮小版）、更柔和些、更容易互動而少些哀號的話我會更愛她。我很高興沒有別的眼睛能夠看到這些文字。她已經死去將近27年了，而我現在想起她來還不無抱怨。海倫娜則被她完全迷住，完全著了魔，成了奴隸。而且我現在知道是嫉妒使我對娜塔莉失去興趣。假以時日我是可以克服這種情緒，至少也會做出妥協的。可是我沒有時間。我知道海倫娜絕不會認為我是有意碾壓娜塔莉，至少在她理智的時候不會這麼想；出於迷信或是殘存的善意，即便是她在最生氣的時候也盡力不說那句無法原諒的話：「我希望死掉的是你。」只有丈夫病態而且脾氣不好的女性才會說這樣的話。可是，如果有可能的話，她會選擇娜塔莉而不是我活下去。我並不是為此而責怪她。在那個時候，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現在依然如此。
躺在特大號的床上，我離她遠遠的，等著她睡著，心裡卻明白她要幾個小時才能入眠，不由擔心第二天還要寫滿滿的日誌，擔心自己該如何應對未來無數個睡眠破碎的夜晚，在黑暗中一遍又一遍地祈禱著申辯著：「看在上帝的份上，純屬意外。我不是有意的。碾壓自己的孩子的父親並非只有我一個。她應該照看好娜塔莉，照看孩子是她的責任，她分得很明白孩子不是我的責任。至少她應該好好看著她。」可是憤怒中的自我辯解和孩子為打碎花瓶找藉口一樣，是毫無新意、毫無用處的。
我們兩個都知道我們必須離開拉斯伯里路。海倫娜說：「我們不能待在這裡了。我們應該在市中心附近找一棟房子。畢竟，那一直都是你想要的。你從來沒有真正喜歡過這裡。」
她話裡有論斷只是未說破：「我們要搬家了，你高興了吧。你很高興她的死使這一切成為可能。」
葬禮之後的六個月我們搬到了聖約翰街一棟喬治亞風格的房子裡，前門開在大街上，停車很困難。拉斯伯里路上的房子老少皆宜，這棟房子適合靈巧而身體健康的人和獨居者。這次搬家很符合我的意願，因為我喜歡住在市中心附近。喬治亞風格的建築——即便是那些狀況不好，需要不斷維修的——都比愛德華風格的建築品質好。娜塔莉死後我們沒有做過愛，現在海倫娜搬到了她自己的房間。我們兩個之間從來沒有說起過，但是我知道，她這樣子是在告訴我沒有第二次機會，我不僅殺死了她心愛的女兒，而且還掐滅了再有一個孩子的希望，掐滅了生一個兒子的希望（她懷疑兒子才是我想要的）。可是那時候已經是1994年10月，再也沒有選擇了。當然，我們也不是一直都不在一起。性與婚姻遠比想象的要複雜。時不時地，我會走過隔在她和我房間之間鋪著地毯的幾英尺路。她既不歡迎我也不拒絕我。可是我們之間的鴻溝變得更大，更難以彌合，我也不想努力去彌合。
這棟窄小的五層樓房對我來說卻顯得太大。不過鑑於人口下降，我獨自佔有過多的空間也不大會受到譴責。現在沒有本科生吵吵嚷嚷要臥室兼客廳的房子，沒有無房的年輕夫婦為獲得更多的特權去觸動社會的良知。我一個人佔有整個房子，每天按部就班地逐層走遍，像是要在唱片、地毯以及拋光的木頭上留下所有權標記。餐廳和廚房在地下室，廚房有一個大大的拱門，有石階通往花園。上面一層的兩個小起居室已經拼成了一個房間，兼做圖書室、電視和音樂室以及方便見學生的會客室。二樓是一個很大的l形的繪畫室，也是由兩個小房間拼成的，兩個不合時宜的壁爐彰顯著其以前的用途。從後窗望出去，我可以看見帶院牆的小小花園以及裡面唯一的一棵白樺樹。前面是兩個優雅的落地窗，一直到屋頂那麼高，外帶一個陽臺，正對著聖約翰街。
在前後窗之間來回走一下，一點勁都不用費就能瞭解這個屋子的主人。很明顯主人是一位學者——三面牆從屋頂到地板擺的全是書架。一個歷史學家——書本身說明了這一切。他主要關注19世紀的歷史——不僅是書，圖畫和裝飾品也能說明問題：斯塔福德郡紀念人物，維多利亞風格的油畫，威廉·莫里斯的桌布。房子也說明主人是一個喜歡舒適的獨居者。沒有家人照片，沒有棋盤遊戲，房間整潔，沒有灰塵，沒有女性雜七雜八的東西，沒有一點痕跡能證明這裡曾經有人住過。來這個房間的人也許猜得出屋子裡所有東西都不是繼承來的，都是淘來的。那些奇特或者說古怪的手工藝品得以保留、備受珍愛，沒有一個是因為本身是家傳寶物。沒有家人肖像或看起來來自祖產的平凡的油畫。這是一個在社會上打拼，用成就和不太大眾的愛好把自己包圍起來的人。大學校工的妻子卡瓦納夫人每週三次替我打掃房子，她工作做得相當不錯。我不想僱用旅居者，儘管作為英國總督前顧問我有這樣的權利。
我最喜歡的房間在樓層頂部，是一個小小的閣樓。閣樓裡面有一個很漂亮的鐵鑄壁爐，裝飾有瓷磚。屋子裡只有一個桌子、一把椅子，以及做咖啡用的必需品。窗戶沒有安窗簾，望出去，越過聖巴拿巴大教堂可以看見遠方威薩姆森林的綠色坡地。就是在這裡，我寫日記，為講座或上課做準備，寫歷史論文。前門遠在四樓下面，開門很不方便，不過我生活自給自足，可以確保沒有不期而至的造訪者。
去年三月，海倫娜和我離婚，嫁給魯伯特·克拉弗，他比她小13歲，不可否認的是，他兼有橄欖球運動員的過度熱情和藝術家的敏感。他設計海報和書皮，做得還不錯。在我們離婚前的一次談話中，我記得海倫娜說過，我和她上床的間隔是精心掐算好的，這樣做是因為我想讓自己與學生的亂倫之情由不同的需要驅動，而不是為了緩解效能力的喪失。這些當然不是她的原話，但是她要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我當時費了很大的勁才控制住情緒，沒有說出刻薄話。現在想來，她這一番話讓我們兩個都驚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