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在藝術上有傲人之處。不，那只是一種自負，甚至是不真實的。除了拼命地爭體面之外，我媽媽沒有他求。不過，她確實有藝術天才，儘管我從來沒有見她畫過一幅原創的畫作。她的業餘愛好是臨摹古老的藝術原件，通常是從《女性專屬畫報》或《倫敦新聞畫報》的殘破書頁中取下來的維多利亞時代場景。我現在也不認為有什麼難的，可是她確實運用了一些技巧，很小心地讓色彩與歷史相符（這是她告訴我的），儘管我到現在都沒有弄明白她是怎麼確保做到的。我現在想來，她最接近幸福的時刻就是坐在餐桌旁的時候：眼前擺著一張報紙，畫紙攤開在上面，旁邊是顏料盒、兩個果醬瓶，一盞檯燈角度除錯得正好，一絲光都沒洩掉地照在圖畫上。我過去常常看著她忙活，看她靈巧地把細細的刷子蘸到水裡，看她在調色盤上攪動，調和藍色、黃色和白色等各種顏色。餐桌足夠大，就算不能放下我所有的作業，至少也可以讓我用來看書或寫週記。我那個時候喜歡揚起頭審視她，用時很短，心中毫無怨憤。我喜歡看各種明亮的色彩在畫紙上播灑，把微型圖畫單調的灰色變成充滿生氣的一幅幅場景：擁擠的火車站裡，帶帽子的女人們在送她們的男人上克里米亞戰場；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穿著毛皮和撐裙的女人們正在為聖誕節裝飾著教堂；維多利亞女王在護衛的護送下，在穿著襯架裙的孩子們的簇擁下，正在宣佈世界博覽會開幕；男人們蓄著鬍子，身著顏色鮮亮的上衣，女孩子們胸部豐滿，腰肢纖細，身著夾克，頭戴草帽，身後的背景是愛西斯湖，早已棄之不用的大學遊艇正在航行；教堂外面零零落落的禮拜者排起長龍，在治安官和他的女人的帶領下正準備參加復活節敬拜，背景是春花燦爛的墓地。這些畫面讓我著迷，成了我的一種興趣。或許正是小時候的這種痴迷引導著我成為一位研究19世紀的歷史學家。我現在研究19世紀——和我初次涉獵時一樣——這段歷史時期像是透過望遠鏡看到的世界，近在咫尺卻又遠在天涯，讓人不由痴迷於它的活力、它的道德嚴肅性、它的光輝燦爛以及它的腐敗氣息。
我母親的愛好並非無所圖求。她常常在當地教堂的牧師格林斯特里特的幫助下把畫裱糊起來，而且兩人定期一起去古玩店把畫賣掉（我則很不情願地跟著）。格林斯特里特先生手指靈巧，擅於糊畫裱框。除此之外，我現在已經無從知道格林斯特里特先生在她的人生中扮演著什麼角色（在不離左右的我不在場的時候也許扮演過什麼角色），正如我現在也無從知道母親畫那些畫賺了多少錢一樣。我現在還懷疑我參加學校組織的旅遊，買板球球拍，以及毫無顧忌買的那些額外的書，所有這些開支都來自她的這筆額外收入。我也曾儘自己的綿薄之力參與其中：圖畫都是我找的。我常常在金斯頓的舊貨店裡翻找；放學回家的路上或星期六的時候，還會跑得更遠，騎車15或者是20英里去一家舊貨店，因為那裡總能弄到最好的戰利品。多數圖畫都很便宜，我都用零花錢買來。最好的那些圖畫都是偷來的：從精裝書中撕下插圖，手法很熟練，毫髮無損，從書背上扯下圖案，夾進我上學用的繪圖紙裡。我需要搞這些破壞，我覺得多數男孩子都需要幹些無傷大雅的壞事。從來沒有人懷疑過我。我穿著校服，令人尊重，上的是文法學校，買的東西不多，在櫃檯付款時沒有慌張過，也沒有明顯的不安表現，偶爾還從商店外面的雜書箱子裡買上一本比較便宜的二手書。這種單獨行動，這種風險，這種發現寶物的激動心情以及帶著戰利品歸來時的歡欣鼓舞，都讓我很享受。我母親除了問我花了多少錢然後把錢補給我之外，很少問什麼。就算是她懷疑有些畫的價格要比我告訴她的高，她也從來沒有問起過。不過我看得出她很高興。我不愛她，可是我會為她去偷。在很小的時候，就是在餐桌旁，我認識到有很多方式可以讓人毫無愧疚地不去為愛而付出。
儘管我或許會欺騙自己，但是我知道，或者說我認為自己知道，自己恐懼對他人的生活或幸福負起責任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對於個人的缺點我一直都善於編造藉口。我傾向於把這一切歸罪於1983年。那一年我父親終於沒有戰勝胃癌。我聽到大人們是這樣說的：「他沒能戰勝。」我現在知道那是一種戰爭，需要些許勇氣，即便他無從選擇。我父母努力不讓我知道訊息最壞的一面。「我們盡力不讓孩子知道」是另一句我經常聽到的話。這意味著，諸如父親生病了，要接受專家診治，要去醫院做手術，很快就回來，又要回醫院了之類都會告訴我，除此之外什麼都不告訴我。有時候這些也不告訴我，常常是我放學回家發現他不在了，媽媽焦躁地清掃著屋子，臉板得如岩石般。不讓孩子知道意味著沒有兄弟姐妹的我生活在一種不可預知的威逼之下，三個人不可逆轉地朝著某種不可想象的災難執行著，如果這一天真的來了，也是因為我的過錯。孩子們總傾向於相信大人的災難是自己的錯造成的。我媽媽從未向我提起過「癌症」這個詞，除了不小心之外，從未說起過他的病。
「你父親今天早上有點累。」
「你父親今天要回到醫院去。」
「把客廳裡的課本拿開上樓去，醫生要來了。他想和我談談。」
她說這些話時眼睛常常不看我，就像是父親的病痛令人尷尬，甚至有些不合時宜，不適合給一個孩子說。也有可能這是一個更深的秘密，一個共享的痛苦，是他們婚姻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一切都理所當然，就像把我排斥在他們的婚床外一樣。父親的沉默在那個時候看像是一種拒絕，我現在想不清楚他是不是有意的。是他不願我們因痛苦、疲憊和慢慢逝去的希望而疏離，不願增加分離的痛苦嗎？可是他對我沒有那麼喜愛。我不是一個讓人容易喜愛的孩子。還有我們是怎樣交流感情的呢？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所擁有的世界既不是活人的世界也不是死者的世界。他們總是給人一種陌生感，我見過父親的樣子，之後也見過其他人的樣子。他們會坐起來，說話，聽人說話，傾聽，甚至還帶著微笑，可是他們的魂魄已經飄離，我們根本無法進入他們幽暗的無人領域。
他死去的那一天我現在什麼都不記得了，只有一件事例外：我母親當時坐在餐桌旁，終於流出了挫敗和憤怒的淚水。當我不無笨拙和尷尬地試圖用胳膊抱住她時，她哀號道：「為什麼我的運氣總是這麼差？」這話在一個12歲的孩子聽起來——現在似乎也一樣——這種反應對於個人災難來說顯然是不夠充分的。這影響到了我之後的童年時代對待母親的態度。這當然是不公平的，是挑剔的，可是孩子們對待父母都是不公平的和挑剔的。
無論有意無意，父親去世的那一天除了那一件事之外我什麼都忘記了，可是我現在卻能想起他下葬那天所有的細節：薄薄的細雨中，火葬場看起來像是一幅點彩畫；我們在搭建的教堂裡等待著，等前面的人火葬結束，然後列隊進入，在那些刻板的松木靠背長凳上各就其位；我的新套裝的氣味；小教堂靠牆堆放的花圈；棺材很小——小到令人難以相信可以容下我父親的身體。我母親很焦慮，希望一切順暢，可是她準男爵妹夫將會到場所帶來的恐懼讓這種焦慮有增無減。他沒有來，正在上預備學校的罕也沒有來。但是我的姨媽來了，穿得太過時髦，是唯一一位不是一身黑色的女性，未嘗不好地給了我媽媽一個抱怨的理由。當時是在吃完喪宴上的烤肉之後，兩姊妹達成一致意見，認為我第二年應該在烏爾谷過暑假。之後的過暑假模式就這樣確定下來。
可是我對於那一天的主要記憶是那種壓抑的毫不平靜的氣氛，以及聚焦到我身上的很強烈的不滿情緒。友鄰們一改慣常，都身著黑色。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聽到了之後被他們反覆說起的那句話：「西奧，你現在成了家裡的男人。你媽媽就指望你了。」在那個時候我是不能說出我用將近四十年時間才發現的自己的真實想法的。我不想讓任何人仰仗我去保護，去給予幸福，去給予愛，什麼都不要仰仗我。
我現在很希望對父親的記憶能更快樂些，希望對這個不可或缺的、可以把握住並使之成為我一部分的男人有一個清晰的影像，至少是有些印象；我現在很希望能說出甚至三個他具有的標誌性品質。多年來現在第一次想起了他，說實話我想不起用什麼詞來形容他，甚至連溫和、和藹、聰明、充滿愛心這些詞都想不起來。或許這些品質他都有，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對於他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他要死了。他的癌症來得不急也不仁慈——癌症什麼時候仁慈過嗎？——他撐了三年才去世。現在看來，似乎我童年的大部分時光都被他死亡的眼神、聲音和氣味所籠罩。他就是他的癌症。那個時候我什麼別的都看不到，現在依然如此。多年來，我對他的記憶（與其說是記憶，不如說是他的化身）有一種恐懼。在他死前的幾個星期，他開一個錫罐時把左手食指割破，媽媽用線和紗布把他的傷口包紮起來。結果傷口發炎，血水和膿液從鼓鼓的紗布中滲出來。他似乎並不在意；他用右手吃飯，左手放在飯桌上，輕輕地照護著，略顯意外的樣子，就像是手已經與他的身體分離開，跟他毫無關係一樣。可是我的眼睛卻挪不開，餓跟噁心打著架。在我看來，他的那隻手是恐怖的、可憎的。或許我把對他不治之症的不可言說的恐懼都投射到他包紮起來的手指上了。在他去世後的好幾個月裡，我經常做著同樣的噩夢，夢到他站在我的床尾，用流著血的黃色的殘手——不是一個手指而是整個手掌——指著我。他從不說話；穿著他的條紋睡衣一眼不發地站著。他的眼神有時候是在祈求我無法給予的東西，更多時候是嚴厲的指責，就如他指著我的手勢一樣。好長時間裡想起他時都是充滿恐懼的，都是他流血和膿的樣子。現在想來似乎這樣對他不公平。現在作為成人，我嘗試著用業餘的心理知識去分析這種噩夢，結果同樣令我不解。如果我是個女孩子情況會更好解釋些。我嘗試著去解釋，當然也是嘗試著去驅邪。從某些方面來說，這種招術還真管用。在我碾死娜塔莉之後，他每個星期都會光顧，而現在他再也沒來過。我很高興他終於走了，帶著他的痛苦、他的血水和膿液。可是我希望他給我留下一種截然不同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