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是我在寫字板鋁合金邊沿的下角，發現了一個凹陷變形的撞痕。撞痕還很新，甚至能看見剮蹭的油漆，我在醫生休息室的門板上找到一處劃痕，從碰撞的角度、劃痕的形態、脫落油漆的顏色，都可以和那個撞痕做同一認定。而我將案件當天上午拍攝的影片和警方勘查犯罪現場時拍攝的影片放大後比對確認，門上的劃痕是在案發後才出現的，所以肯定是兇手在將寫字板往樓道拖拉的時候，邊沿下角磕在門板上造成的。」講到這裡，老張突然加重了語氣，「偏巧的是，當我要勘驗那塊寫字板的時候，想將它在醫生休息室裡面調轉個個兒，奈何寫字板過長，屋子裡又堆了太多雜物擠佔了空間，所以半天也調轉不過來，於是我做了一個和兇手相同的動作——將寫字板往門口拖，打算將它先退到樓道里再行調轉。然而就在這時，周芸攔住了我，她把門關上讓我再試試，我再一試，果然就調轉過來了，因為門是往裡開的，當門開啟時，門吸和門把手佔了十幾釐米的空間，使寫字板無法在室內調轉，而一旦把門關上，反而可以調轉成功了。」
「接下來，周芸說了一句話：‘急診科的所有人都知道這個辦法，就你和王喜上來的少，不知道。’對她而言，這只是隨隨便便的一句話，但後來我卻悟出這句話對於李河清案件的意義，它簡直就像暗夜中的一束手電光柱，直直地照射在了那個殺人兇手的身上！」
也許是老張的目光灼灼逼人，投毒者把頭往豎起的風衣領子裡縮了縮。
「直到悟出這句話的意義之前，我一直將兇手的範圍劃定在急診科的內部——無論苗小芹看到並在寫字板上寫下的是什麼，之所以能夠對他形成威脅，一定因為他是一個和急診科關係非常密切的人。此外，犯罪現場的種種跡象表明，兇手知道院內監控裝置已經關閉，因此作案時肆無忌憚；李河清遇害時，對兇手毫無防備，案發後他還能在值守刑警的眼皮底下，進入醫生休息室裡潑強酸，而沒有引起阻攔和懷疑，這些統統說明，兇手不僅對醫院情況十分熟悉，而且擁有一個在裡面任意出入而無可置疑的身份，他的身份還不能太顯眼，不能是高副院長那種一舉一動都會引人矚目的高階領導；至於王喜，小夥子那陣子回老家給他爸奔喪，根本不在醫院，也可以排除在嫌疑人之外。聯絡到李河清給周芸打電話時說過的那句‘白紙黑字的特大奸情’，最大的疑點當然就落在了已婚的陳光烈和鞏絨的身上，當然科裡其他未婚青年倘若跟他們倆之一搞到一起，也很可疑。但周芸那句話則來了一個精準定位：兇手除了得滿足上述那些條件之外，還必須符合一個極其特殊的、唯一無二的條件，那就是——他不是急診科的人！
「這個時候，我已經知道殺死李河清的兇手是誰了，考慮到這個人已經殞命於大淩河大橋下，加上當務之急是應對連環傷童案，我想幹脆就讓這個秘密永遠地沉入大淩河底吧，但剛才我提到的那個電話，卻猶如穿越時空的織梭，瞬間讓我將這兩起案件串聯到了一起！
「今天晚上，連環傷童案的持續發生，導致一撥又一撥受害的孩子被送到急診科，無論是食物中毒、氯氣中毒還是擠壓踩踏，由於都存在嚴重繼發性後遺症的風險，按照急診科的操作規範，必須院內臥床留觀二十四小時，加上冬季本身就是各種兒童腸胃病和呼吸道疾病的高發期，相當一部分症狀嚴重的患兒也需要留觀，逐漸導致留觀床位出現了嚴重不足。為了救治的便捷性，周芸不得不將原本住在picu裡面的一部分特殊的小患者轉移到醫院六層的備用病房去——由於醫院搬遷工作基本結束，整個醫院除了急診科以外，能夠供周芸使用的，也只剩下這麼一間病房了。就在她們入住備用病房不久，駐守在裡面保護那些特殊小患者的警員，接到了一個打給護士站的電話，自稱是住在對面宿舍樓的醫院家屬，看見備用病房配備的綜合藥房裡面隱隱約約有閃亮，怕是混進了小偷。警員立刻展開搜捕，隨即抓到了一個正在綜合藥房裡盜取貴重藥品的小偷，排除了威脅備用病房安全的隱患。
「事情發展到這裡，一切都順理成章，然而當我們帶著小偷下樓，經過分診臺的時候，我聽到孫菲兒隨口提了一句：從小偷行竊到被捕，分診臺的值班座機沒有接到過任何一個電話……我十分震驚，特地撥了回放功能鍵，還向總控室核實有無刪改過電話錄音，答案統統為否。一切調查都表明：確確實實，分診臺的值班座機在那段時間裡根本就沒有響過！」
聽到這裡，投毒者落滿雪花的眉毛皺成了兩個白疙瘩，他搞不懂老張的話裡到底藏著什麼玄機。
「你還不明白嗎？」老張舉起兩隻手，彷彿給差勁的學生講解一道十分簡單的習題，「好吧，我們不妨來問這樣一個問題，假如真有一個家住宿舍樓的醫院家屬，因為看見住院樓六層的綜合藥房裡發出詭異的光亮，懷疑進了小偷，於是撥打了報警電話，那麼他應該把電話打到哪裡？
「由於只是懷疑進去了小偷，所以他不可能上來就撥打一一〇，最合理的邏輯是撥打急診大廳分診臺的值班電話，因為那個電話對於已經人去樓空、僅剩急診科的醫院而言，是院內家屬最熟悉、最直接的聯絡方式，甚至如果他忘了院內電話的號碼，在網上搜尋，網上提供的號碼也是打到值班座機上的。當然，如果這個家屬跟急診科比較熟悉，他還可能打給急診科辦公室或急診科主任辦公室。但那段時間，急診科辦公室裡有警員坐鎮，我和周芸剛好又在科主任辦公室，兩個房間的辦公桌上的座機都沒有響過。為了確保嚴謹，我還問過科裡其他醫護人員有無接到過打給他們手機的報警電話，結果也是沒有——那麼問題來了：那個‘醫院家屬’怎麼知道備用病房裡面有人的？！」
剎那間，投毒者的眼睛裡迸射出醒悟而又窘迫的光芒。
「備用病房棄用已久，整個醫院眾所周知，而把picu的孩子們轉移到那裡，又是十分機密的事情，只有周芸、我、大楠和兩個警員知道，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人直接打那裡的護士站電話報警。」老張緩緩地說，「我之所以一開始沒有想到這一點，是誤以為那個家屬是先撥打了分診臺的值班座機，向孫菲兒要了備用病房護士站的電話——結果完全沒這碼事！
「當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之後，剩下的無論多麼難以置信，它也一定是真相……打電話的根本就不是什麼住在對面宿舍樓的醫院家屬，報警也絕非見義勇為之舉，但電話卻準確地說出了光亮和小偷這兩個事實，所以不可能是巧合。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備用病房裡面的某個人，發現綜合藥房有其他人在偷偷活動時，擔心整個計劃遭到破壞，於是向外面的同夥告密。由於他不知道分診臺的值班座機，只能把偶然聽周芸念過幾遍的護士站電話號碼，告訴了同夥。情急之下，同夥也沒有別的選擇，結果，就是整個醫院最不該響起的一部座機，在夜深人靜的時分，突然鈴聲大作。
「至於備用病房裡通風報信的那個人是誰，答案顯而易見。」老張沒有理會投毒者的臉上浮現出一縷苦笑，繼續說道，「由於備用病房使用了遮蔽材料，進入裡面之後，手機訊號全無，唯一能向同夥傳送訊息的方法，就是想辦法走出病房。據我所知，當晚有四個人曾經離開過病房，那個警員自不必說，大楠是實習生，對分診臺值班座機號碼熟記於心，且她的行動一直在警員視線之內，剩下兩個女孩子，一個是隻有六歲的苗小芹，另一個年齡較大，身上有一部手機，她也是住在備用病房的小患者中，唯一一個有手機的人。
「當所有的疑點都轉向這個未成年的女孩時，李河清案件的疑點與之出現了重合。李河清極有可能是看到了苗小芹在寫字板上的塗寫後，給周芸打電話，被兇手知道了，所以才對她痛下殺手。苗小芹寫的具體是什麼，我們無從知曉，但李河清對周芸說的那句‘白紙黑字的特大奸情’卻耐人尋味。所謂姦情，一般而言是指男女一方或雙方出軌，所以急診科裡已婚的陳光烈和鞏絨的疑點最大，但問題不在這裡，而是——李河清為什麼要給周芸打電話彙報？以李河清的為人和性格，如果她真的發現了什麼男女私情，會在第一時間散播得滿天飛，但奇怪的是，據最後一位見過李河清的胡來順也說，她當時很明顯是憋著什麼秘密，‘憋得嘴唇都乾裂了’，可愣就一個字都沒講，這是非常反常的。而事實上，周芸和李河清的私人關係很差，兩個人平時除了工作，很少有什麼溝通和交流。案發前，李河清還因為替袁水茹代班一事，對周芸惡毒謾罵，這個時候，她卻給周芸打電話彙報，讓周芸馬上去picu，報告什麼‘特大奸情’，難道不是流露出一股專門針對周芸的幸災樂禍的味道嗎？」
老張望著投毒者說：「由此我想到，李河清要彙報的所謂姦情，恐怕其中一個涉及者a與周芸有著密切的關係，一旦揭發就會讓她很受傷，這樣的人在急診科的內外關係中，只有你和袁水茹相符。而另一個涉及者b，聯想到苗小芹住在picu的那段時間，除了袁水茹，並沒有見過其他醫護人員，但兩個涉及者不可能同時是袁水茹，假如b是袁水茹，那麼a就是你，但你和袁水茹就算被人撞上，也是周芸撮合的正常戀愛，完全談不上‘特大奸情’，所以此人只可能是住在picu裡面的患者之一。這樣一來，由於袁水茹毫無同性戀傾向，所以a也不可能是袁水茹，那麼這個人就只能是你，而你的身份也完全符合殺害李河清的兇手‘不是急診科的人’這一條件。」
雪依然在落。
老張仰起頭。不知什麼時候，頭頂懸如山嶽的鉛雲，隨著雪花的剝脫而支離破碎，露出一塊塊深藍色的夜空。
他淡淡一笑，繼續說道：「今天晚上，我一直集中精力應對連環傷童案，好像盯著水面上不時乍起的一輪輪漣漪，就算不是頭昏眼花，也稱得上是滿眼茫然。但當我得知備用病房裡有人向同夥發出訊息時，眼前宛如撥雲退翳一般，看到了被重重遮蔽的真相：發訊息的人極有可能就是李河清案件的涉及者b，而那個涉及者a不僅身材與張大山高度相似，而且如果他並沒有殞命於大淩河大橋下，那麼憑藉對急診科的熟悉與瞭解，他足以設計出這一系列連環犯罪……假如發生的一切真的是這兩個人聯手所為，那他們在實施犯罪的過程中為什麼突然報警？因為綜合藥房裡的那個小偷妨礙了他們的計劃；他們的計劃是什麼？當然與備用病房有關，而備用病房裡住著包括涉及者b在內的六個愛心慈善基金會案件的重要證人，時刻面臨著被滅口的風險！
「那一瞬間，真稱得上是百年暗室，一燈破之！我原以為擠進來，其實是調出去；我原以為無差別殺人，其實是精確制導攻擊；我原以為你連續傷童只是為了消耗警方力量、轉移警方視線，為打擊更大的目標釐清障礙，不，不對，不是這樣的！假如這樣想才真的中了你的圈套，因為你的詭計跟以往所有連環犯罪完全不同！以往的連環犯罪是屠宰一隻只羔羊，而你是用一隻只受傷的羔羊填滿羊圈，逼得另外一群受傷的羔羊自己走進預定的屠宰場！」
投毒者在方正的寬臉上抹了一把，不知是雪是水，只覺得手掌一片溼漉漉的冰涼，他垂下手，用磚砌煙道擋住顫抖的指尖，臉上故意做出一副無辜的表情，但強擠出來的笑容，怎麼看都顯得猙獰：「天太冷，凍得指頭疼，我就不給你鼓掌了，雖然聽起來頭頭是道，但我還是不明白你到底在說什麼。」
「你當然知道我在說什麼。」老張說，「備用病房裡的六個孩子，是愛心慈善基金會欲除之而後快的目標，但怎樣才能突破警方的防備，將她們一舉剷除，恐怕是基金會一直頭疼的問題，畢竟他們眼下被嚴密監控，不敢輕舉妄動，而潛伏在孩子們當中的那個臥底，因為年齡太小，不可能一個人完成這個任務，何況她自己也是被剷除的目標。雖然我不知道你和那個臥底是怎樣的關係，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你們的關係絕對是可以讓愛心慈善基金會任意操縱而不會斷掉的風箏線。在他們的要求下，你設計了一個堪稱史無前例的詭計，如果說既往的一切連環犯罪，究其本質，只是不斷製造新的受害者，而你則是通過‘連環犯罪受害者的內卷’，完成終極目標！
「長年在兒童醫院採訪，使你對急診制度有著非同尋常的瞭解。你知道按照急診科的操作規範，涉及兒童人身傷害的事故，患兒必須院內臥床留觀二十四小時，而作為舊院區僅存的急診大廳，除了醫護力量和藥械裝置存在短缺外，留觀床位也嚴重不足。任何一個學會百以內加減法的人，都能精準地計算出急診大廳最多能留觀多少孩子——我相信你就做過這樣的計算：留觀一病房有病床十二張，其中四張屬於‘藍房子’，必須刨除，只能按照八張計算；留觀二病房只有座位，沒有床位，而且裡間有大量做霧化治療的呼吸道疾病患兒，為了防止交叉感染，不可能留觀其他病因——特別是氯氣中毒之類的呼吸道受損患兒；搶救室裡有四張床位，特殊情況也可以佔用，這樣加在一起是十二張床位。一般來說，急診高峰期的晚上，本身就會有一定就診患兒臥床留觀，但你必須按照最特殊的情況——即沒有任何患兒臥床留觀來考慮，這樣一來，無論製造多少起事故，只要能送來十二個受害的孩子，就能讓急診大廳的留觀床位爆滿。
「當然，作為一位資深的記者，你不僅熟悉醫療制度和醫院情況，更深刻洞察患兒家長的心理。你知道階層固化的壓力永遠是向下的，遇到床位不足這樣的事情，他們只會逼著更加貧弱的患兒和家長退讓，所以極端情況下，‘藍房子’那四張病床也會讓出，因此十二個孩子還不夠，受害者得超過十六個，急診大廳才能百分之百地面臨留觀床位上的嚴重缺口。到那時，陸續趕到醫院的受害患兒家長，不可能容忍自己的孩子‘醫療條件’不如其他孩子，肯定會大吵大鬧。長年在醫患糾紛中處於下風的醫生們，遇到這種患者內卷的現象，不敢過多幹預，只能採取割肉補瘡的方法，啟用新的醫療資源——哪怕這個資源本來不應該啟用，考慮到觀察和急救上的便利，唯一的方法就是闢出二層的picu，以容納新增的受害患兒。
「在錄製跟市政府相關的新聞節目時，你與官方多有接觸，你知道他們把新區落成慶典看成天大的事情。雖然國家對任何涉及兒童傷害的事故都嚴格要求按照‘第一時間、首要事務’的原則來處理，但底下個別顢頇無能的官員一向是陽奉陰違。且按照刑事案件分級處理的‘潛規則’，一向是‘百傷不如一亡’，只要你把傷害控制在‘傷’而不是‘亡’的情況下，在他們眼中就不會威脅頭頂的烏紗帽，就不會從新區落成慶典上抽出警力應對，而寧可讓掛職官員領銜的綜治辦拖得一時是一時：無事則罷，有事也可以將責任推到那個掛職的‘外人’身上。所以你一邊不停地製造傷童事件，一邊又小心翼翼地確保不會出人命，給少玲發提示位置的微信，也是為了讓她及時趕到，將受害的孩子源源不斷地送到醫院……痛苦不堪的嘔吐、噝噝釋放的毒氣、揮舞鐵棍的惡魔、疾馳而來的車輪，固然是在傷害幼小的孩子，也是為了讓兒科醫生們在重壓之下徹底喪失警惕性。你深知這是一群怎樣的人，無論平時他們有多少辛酸、委屈、傷痛和牢騷，無論他們遭遇過怎樣的毆打、辱罵、誹謗和傷害，無論他們將那顆傷痕累累的醫者仁心埋藏得有多深，在目睹那麼多受傷孩子的時候，他們依然會滿血復活，像瘋了一樣拼死搶救，不吃、不喝、不眠、不休，他們根本不會去細想兇手到底意欲何為，只會想著多救一個，再多救一個……」
說到這裡，老張的聲音明顯有些低沉，他清了清嗓子，用嚴正的目光直視著投毒者說：「於是，正如你所預料的那樣，越來越多的受害者擠滿了急診大廳，家長們因為留觀床位的嚴重不足而向醫生施壓，醫生們則想方設法給小患者們開闢新的收治空間：留觀一病房滿了，就去佔用留觀二病房，留觀二病房不可用，就去佔用搶救室，急診大廳全部滿了，就只有佔用二層的picu，而原本住在picu裡面的孩子，就會被轉移到你早已預留給她們的墳場——」
老張把右手抬起，戳風破雪，直直地指向對面住院樓六層那間漆黑一片的備用病房：「我說得對嗎，楊兵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