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周芸才五歲，是個梳著兩隻羊角辮的小姑娘，因為嚴重的風溼性心臟病，她臉色蒼白、嘴唇發紫，連走路都費勁，在平州和省會城市輾轉求醫，卻不見起色，被爸媽帶到北京兒童醫院求醫。「我爸爸媽媽帶我上北京，其實跟現在很多絕症患兒的父母的想法一樣，去北京看病，就算治不好，也不留遺憾了。」
來到北京兒童醫院，她很快被收治住院，這倒不是因為一向人滿為患的醫院突然大幅擴充了床位，而是時勢混亂導致醫院運轉失常，就醫者大量減少，很多床位空了出來。但與此同時，醫護力量嚴重不足，有那麼幾天，她待在病房裡根本無人問津，只好跟許多住院的小夥伴一起，扒著窗戶看樓下那一地用墨汁寫滿大字的花花綠綠的紙張隨風飛揚。嚴冬將至，她頻頻發燒，身體日益虛弱，就連呼吸都越來越沉重，望著窗外光禿禿的一排樹木，她幼小的心靈竟第一次感受到了行將凋零的悲涼。
終於，有醫生來給她看病了：經過檢查，再次確診為風溼性心臟病，由於她有心力衰竭、肺部溼囉音、肝臟腫大和缺氧等症狀和體徵，病情十分嚴重，經過內科專家會診，給她應用了洋地黃製劑、吸氧、利尿劑、抗生素等藥物和治療方法，在她發燒時也不規則地應用過腎上腺皮質激素，但她還是病懨懨的沒有好轉。
有一天，病房裡突然來了一位住院大夫。
住院大夫也叫「住院醫」，是醫生職稱中最低的一檔，主要工作包括收治病人、記錄病程、在主治醫師及其他上級醫師的指導下開醫囑、進行某些臨床操作等，一般由醫學院剛剛畢業參加工作的青年醫生擔任。
但這位「住院醫」卻是一位年過七旬、白髮蒼蒼，瘦削的臉上架著一副黑框眼鏡的老人。他來到病房的那天，跟在他身後的一個胳膊上套著紅箍的男人氣勢洶洶地對他教訓了一番才離開，老人就那麼靜靜地聽著，等男人走後，老人轉過身望著病房裡的小朋友們，臉上綻開了無比慈祥的笑容。
「那個笑容我永遠不會忘記，後來想起，覺得那個笑容特別開心，而且有點兒童真，彷彿是在說：喂，小朋友們，我總算回到你們中間啦！」
他就是朱爺爺，這個「朱」字是一個住院的小朋友給他畫像時，寫在畫紙旁邊，周芸看到後記住的。
病房裡的小朋友們都可喜歡朱爺爺了，別看他七十多歲了，可是每天都第一個來到病房，最後一個離開。他那張佈滿皺紋的臉上永遠是笑眯眯的，從來不會因為小朋友們哭鬧而露出一點兒厭煩或冷漠的表情，他會耐心地給小患者們喂藥、給他們把屎把尿從來不嫌髒、做叩診或觸控孩子的身體前都先在溫水裡或暖氣上溫手，遇到有人因為難受或想家哭鼻子，他就講故事、做手工、變小魔術哄他們開心。他還拉得一手特別好的小提琴，有時，吃過晚飯，當一縷暮色掛上窗欞的時候，小病友們就聚在一起，有的倚在病床上，有的搬來白色的木頭小板凳坐成一排，聽朱爺爺拉小提琴，有《我愛北京天安門》《我們的祖國是花園》，還有《勞動最光榮》《小松樹》什麼的，偶爾他關好病房的門窗，還會拉一些國外的兒歌，都特別好聽。為了讓不便下樓運動的小患者們加強鍛鍊，朱爺爺還發明瞭「拉火車」「拖板凳」「小青蛙過馬路」等很多好玩的遊戲，病房裡經常伴隨著模仿火車汽笛的嗚嗚聲，響起一片嫩藕般清脆的笑聲，那裡面就有一個笑逐顏開的小周芸。
「有時我覺得，其實朱爺爺不是醫生，只是跟我們一起住院、一起生活、一起玩耍的‘大朋友’。」
不過，細心的周芸發現，朱爺爺的身體不是很好，每天中午只能吃一些水煮白菜，他有嚴重的腸胃病，尤其到了寒冷的日子，經常難受得直不起腰來。即便如此，那個胳膊上套紅箍的男人還是命令他每天負責帶病房裡的孩子們去門診樓做檢查，然後再把他們帶回病房。
「醫院的門診樓和住院樓過去是通著的，但那年月怕有人從門診樓衝擊住院樓，威脅住院患兒的安全，就把兩個樓之間的通道用一堵磚牆封上了，這樣一來，住院患兒需要用到大型醫療器械做檢查時，就必須下樓，繞過住院樓南邊的小桃園去門診樓。那段路說起來並不算遠，但有的孩子病得很重，走路都困難，再趕上颳風下雪，稍微著涼就會加重病情。朱爺爺不知道從哪兒搞來了一輛小拉車，在車後斗的兩邊安上兩排小木板，再用鋼條支起拱形的骨架子，外面包上透明的塑膠布，讓需要檢查的孩子坐在裡面，然後拉著到門診樓做檢查。一次又一次，那麼大的風，那麼大的雪，他犯著腸胃病，兩隻手緊緊地抓住兩根車杆，把高大的身軀佝僂得像蝦米一樣，深一腳淺一腳地跋涉在風雪裡，從來沒有抱怨過什麼，也從來沒有摔過我們一次……」
對周芸而言，朱爺爺最大的恩情是通過仔細觀察她的病情，懷疑她得的並不是風溼性心臟病，而是系統性紅斑狼瘡。「四十年前，醫學界對系統性紅斑狼瘡這個病遠沒有現在認識得這樣清楚，加上風溼性心臟病與系統性紅斑狼瘡在體徵上有很多相似之處，尤其是當時採用的針對風溼性心臟病的治療方法對紅斑狼瘡也有一定療效，因此造成了長時間的誤診。多虧朱爺爺經驗豐富，發現我只要發燒，雙側面頰就會出現典型的蝶狀紅斑，因此提示上級醫生從這一角度重新診斷，最終確診我患的確實是系統性紅斑狼瘡，通過足量的激素治療，我的病情迅速有了好轉。」
就在出院前不久的一個晚上，朱爺爺一邊哄小病友們睡覺，一邊跟一位專程前來拜望他的老朋友輕聲細語地交談起來。由於那位朋友穿著那時很少見的西服，所以給躺在附近病床上假寐的周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更令她永誌不忘的，是兩位老人在那盞綠色燈罩的老式檯燈的照耀下，一番推心置腹的促膝長談，時隔多年，她已經不可能清晰回憶起他們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但也許是四十年來時常品嚼那一番話中況味的緣故，她依然能記得其中的大部分言辭。
「聽說你也捱過打？」穿西服的老人問。
「那倒沒有，但‘飛機’是坐過幾回的。」
「他們怎麼能這樣對待一個老人？！」穿西服的老人氣憤得咳了好幾下，才低聲說，「波士頓兒童醫院的老朋友們讓我問候你，他們說，歡迎你去那邊工作。」
「不，我不能離開。我走了，這些孩子怎麼辦？」朱爺爺搖搖頭說，「如果我要留在美國工作，四十年前我就留下了。」
「你留在這裡又能做些什麼呢？繼續當你的住院醫嗎？」
「當住院醫有什麼不好的，我都多少年沒有像現在這樣和一群最需要我的小患者整天待在一起了。」
「可是你應該在更優秀的平臺上做出更大的貢獻，而不是待在這個曾經把你關在傳染病房樓的地窨子裡、讓你睡在緊挨陰涼潮溼地面的木板上、給一把笤帚讓你打掃廁所、恢復自由後又繼續通過各種方式把你踩在腳下的地方——你已經七十多歲了，我的老同學！」
病房裡陷入沉寂。
周芸透過床欄，偷偷地望向他們：穿西服的老爺爺流露出無比痛楚的神情，反倒是朱爺爺，一雙眼睛裡，目光是那樣的安詳，彷彿剛剛聽到的一切不過是從肩膀抖落的雪花。
過了很久很久，朱爺爺輕輕地搬動椅子，往穿西服的老人身邊挪了挪，低聲說道：「老劉，我們快四十年沒見了吧，還記得當年我們決心選定兒科作為一生事業的原因嗎？‘觀一國之強弱，首推少兒，少兒弱則國弱，少兒強則國強’。出洋留學後，你對中國的局勢日益絕望，最終留在了美國，而我還是選擇了回國，醫者不以國別為念，可我就是放不下祖國，放不下這片生我養我的土地。站在‘歐羅巴’號客輪的甲板上，望著你在碼頭揮手向我告別的情景，好像就發生在昨天……
「一九三三年，我離開美國，東渡大西洋，先後去了法國的巴斯德研究院、丹麥的血清學研究所和英國的伯明翰兒童醫院，又在倫敦參加了第三屆國際兒科會議，然後從馬賽坐船回國。航行在太平洋上的那段日子，每天望著蔚藍色的波濤，我的心中很不平靜。我想，回國以後，我要把最先進的兒科醫學技術和器械引進到國內，我要建立一所亞洲乃至世界頂級的兒童醫院，我要攻克更多的醫學難題，為國爭光……
「船在上海靠岸，我一上岸就被上海的同仁找去，他們希望我能夠把我在國外所學加以推介，我想這是責無旁貸的事情，可是與其坐而論道，不如在實踐中教學，於是我到當地一家兒科診所參加義診活動。然而整整一週，我應診的那些孩子大多患的都是些什麼病呢？因為高燒後沒錢買藥或誤服土方而造成的腦癱，因為衛生條件太差而患上的寄生蟲病，因為小傷口沒有及時消毒而感染導致的截肢，因為營養不良造成的嘴角糜爛、壞血病，還有缺乏維生素a導致的失明……他們的‘病根’與其說是疾病，還不如說是愚昧和貧窮……在黃浦江畔，望著波光粼粼的江水，我突然有所醒悟，你知道，入海口處的黃色江水和蔚藍色海水有時顯得涇渭分明，我想，一個醫生能夠攻克疑難雜症，固然是無上的榮耀，可是既然身在入海口的這一邊，心中就還應該有另一種關懷，那就是如何把醫療工作服務於普羅大眾，讓每個窮人都能看得起病。
「回到北京以後，我和兩個朋友一起創辦了一家兒科診所，從六張病床、十三個員工為起點，一點點地把事業做大。從一開始我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不分貴賤，一視同仁。我們私下裡給全院醫生約定：只要看見患兒骨瘦如柴，家長衣衫襤褸，就在處方箋上寫一個‘free’，病家就可以免費取藥及接受輸液注射、搶救治療。有些同行嘲笑我們做賠本的生意，可是從學醫那天開始，我就堅定不移地認為，行醫不是生意，永遠不是，誰把治病救人當成一樁生意，那他根本就不配穿上白大褂！
「可那個國難當頭的歲月，再有理想和抱負，也只能被盧溝橋上的炮火炸成一地瓦礫。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你絕想不到我們那八年經常面對的疾病是什麼，是飢餓引起的浮腫！有一次我給一個幾天拉不出屎來、憋得痛苦不堪的孩子治病，瀉藥、灌腸都不起作用，最後萬不得已，我只能用手將堵住孩子肛門的硬物摳了出來，竟是一些雜糧殼、花生皮之類凝聚成沙石一般的硬物……抗戰勝利了，我以為這個已經被貧窮和戰亂折磨得體無完膚的國家總算有盼頭了，但國民政府並沒有把多少精力用在兒童保健和疾病防治上，我親眼看到越來越多的孩子被天花、白喉、痢疾、斑疹傷寒等奪去生命，那些在歐美已經根本不會要命的疾病，在我的祖國卻橫行肆虐。有一段時間恰好是傳染病流行季，我去向市政府申請低價從上海採購一批國產疫苗，給風險地區的孩子們接種，結果被告知，全市的此類疫苗只允許打美國貨，每針五美元，概不講價。你知道我素來是個多麼溫和的人，可那一刻，我氣得渾身發抖，孩子，每一個孩子，那可都是國家的未來啊，可他們呢？他們只想著撈錢，想方設法填滿自己的口袋，唯獨沒有誰在乎這個國家的未來！」
穿西服的老人輕輕地咳了兩聲，掩飾著喉嚨裡的水音。
朱爺爺靜了一靜，繼續說：「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以後，市政府的一位領導同志找到我，非常禮貌和客氣地跟我商量一件事，就是給全市的孩子注射傳染病疫苗，並進一步推廣到全國。我很高興，具體的宣傳、組織和實施辦法商量妥當以後，我突然想起價格的事，便委婉地提出，能否由政府出資報銷疫苗的一半價格，我想新政府面臨著百廢俱興的局面，需要用錢的地方很多，能報銷一半就很不錯了，可那個同志對我說；‘市政府已經決定，所有兒童傳染病的疫苗一律免費注射’——你知道我聽到這句話時的心情嗎？！我到現在都想不起來那天我是怎麼走回家去的，一路上我跌跌撞撞的，看見每個蹦蹦跳跳的孩子，我都在想，好了，好了，這個國家終於拿自己的未來當回事兒了，這個國家終於有希望了……
「接下來，市政府一下子拿出六萬元加強兒童保健工作，又出資在復興門外建起了這座建築面積三萬五千平方米、在全國首屈一指的兒童醫院，你知道這座醫院有多少張病床？七百五十張，比波士頓兒童醫院還多三百五十張！在很短的時間裡，我們把計劃內傳染病疫苗的免費接種推廣到全國，我們控制住了曾經在舊中國為患極深的麻疹大流行，我們徹底消滅了天花、迴歸熱，我們把流行性腮病毒肺炎的病死率由20%下降到10%，把兒童中毒性痢疾的死亡率從30%降到5%，把中毒性消化不良的病死率由20%下降到1%！我們採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大幅提升了病毒性腦炎的治癒率，與此同時，我們在兒童白血病防治、遺傳免疫研究方面獲得了一項項領先國際的輝煌成就，無論是太平洋上的豪情還是黃浦江畔的理想，在新中國，我們一點點地將它們變成了現實——」
「可是現在呢？」穿西服的老人打斷了朱爺爺的話，望了望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