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芸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他們為什麼要離開醫院……兒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治療，目前主要是採用以化療為主的綜合療法，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充分給藥，不僅早期要連續強烈化療，病情穩定後還要交替使用多種藥物長期治療，持續完全緩解兩年半甚至三年以上方可停藥。而能不能堅持得下去，除了患兒和家長的信心，更重要的就是一個「錢」字。小玲是農村戶口，雖說平州市的醫保政策針對兒童「急淋」患者的報銷政策是：新農合基金支付定額標準的70%，醫療救助基金支付定額標準的20%，也就是說，個人只需要自付定額標準的10%，但實際上，這個定額標準本身就定得低（「急淋」的定額只有8到10萬）——保守估計，一個「急淋」兒童一年的用藥開銷至少在20萬元以上，三年就是60萬元——加上在實際治療過程中，大量昂貴的、進口的化療藥物根本沒有納入醫保，醫保外付出的金額遠遠「超標」，導致這個聽起來很美好的醫保政策，對於絕大多數「急淋」患兒來說真的是杯水車薪。
周芸看著趴在張大山肩膀上的小玲。小姑娘正閉著眼睡覺，瘦削的小臉因為發燒而泛著異樣的紅色，兩瓣薄薄的鼻翼隨著呼吸起伏得越來越沉重，彷彿隨時會停止似的……
於是她說：「這樣，你們回急診，先把小玲放到‘藍房子’去。」
陳少玲一愣：「可是主任——」
「可是什麼可是！」周芸打斷她道，「向後轉，到留觀一病房去，該把小玲放到哪個床位，你知道的。」
陳少玲當然知道，就是因為知道，剛剛她才猶豫了一下。
在院領導的嘴裡，急診科總是「代表著醫院形象」的門臉科室，但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這只是一句當不得真的米湯話。任何綜合醫院或專科醫院，急診科都是雞肋，固然不可或缺，但因為風險大、成本高和糾紛多而讓領導頭疼，尤其醫患矛盾，十有八九是發生在急診科。而其他科室遇到床位不夠、患兒難治，但家長要求醫院必須接收施治的時候，一般都會讓他們帶著孩子「去急診留觀吧」，所以私下裡大家都管急診科叫「兜底兒科室」。也正因此，急診科主任在任何醫院，都是最難當的中層幹部之一。偏偏周芸在這個崗位上一干就是八年，靠的不僅僅是卓越的急救技術，還有基於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和奉獻精神而產生的愛心、耐心和誠心，哪怕是最胡攪蠻纏的家長，也會被她對孩子病情細緻入微的分析和坦白真誠的溝通所感動，最後帶著孩子離開留觀病房——在周芸的眼中，從來就沒有什麼難纏的家長，他們只是一群因為孩子生病而一起生病的大孩子，同樣需要別人的理解和安慰。
但是，有一種情況例外，那就是來留觀的孩子純粹是因為貧困而被其他科室「推出來」的。
周芸有一個執念：孩子得了絕症，當醫生的無計可施，已經是憾事痛事，但如果孩子的病有的治，卻因為沒錢而眼睜睜看著他們死去，那簡直就是不可饒恕的罪行。「醫生的天職是救死扶傷」，這句話的前面可沒說要先看患者的銀行卡、支付寶或微信錢包裡還有多少餘額。所以，每每她遇到患了可以救治的疾病但家裡掏不起治療費的孩子被送來留觀的時候，總會對鞏絨說：「讓孩子到‘藍房子’住下吧！」——「藍房子」指的是留觀一病房用藍色屏風隔開的那四個床位——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前提：這樣的孩子患的不能是傳染性疾病。
周芸「敢」這樣做，靠的是醫院給急診科主任一條不成文的特權，俗稱「綠通權」。
綠色通道人人皆知，是指為了搶救危重患者而開通的簡化手續、方便快捷的救治通路；「綠通權」則是指對病情危重而又極端貧困的患者，急診科主任可以先行救治，並跟醫務處和主管醫療的副院長打報告，申請減免一部分醫療費用。問題在於，這樣的「大病申請救助配額」是有一定限度的，公立醫院靠財政撥款，如果每個患者都因為窮就可以看病不花錢，全國醫療系統欠的債恐怕把褲子當了也還不起，所以院領導對周芸的做法意見很大，旁敲側擊地給過她不少壓力。從理性的角度，周芸當然知道應該適可而止，但讓她見死不救，她又萬萬做不到。因此，當市電視臺記者、外號叫「大傻楊」的楊兵樂呵呵地來找她，表示要把「藍房子」的事情拍攝成新聞在本市健康頻道播報時，被她直接轟出了辦公室。
對這一切，陳少玲是心知肚明的，但現在主任給了她一個救治女兒的機會，她又豈能不抓住這根救命稻草？於是她趕緊帶著丈夫和女兒來到了留觀一病房，當張大山用堅強有力的臂膀平平穩穩地將小玲放在「藍房子」最裡面那張病床上的時候，陳少玲清楚地看見一向粗糲的丈夫眼中泛起了淚光。
隨著長春新鹼、柔紅黴素、左旋門冬醯胺酶、潑尼松等化療藥物的使用，堅強的小玲熬過了噁心、嘔吐、腹瀉、口腔糜爛等一系列副反應，病情有了明顯的穩定和好轉，為什麼今天又突然惡化起來了呢？難道要更換更為強烈的化療方案？可是那個纖弱的小小軀體，能承受得住更多、更痛苦的副反應嗎？
正想到這裡，電梯的門開啟了。
電梯門的斜對面就是會議室，直到這時，她才想道：究竟高副院長要找我做什麼？
不知怎麼的，剛才鞏絨對自己說的那句意義不明的話突然浮上了腦海——
「我說你啊，你就不能抬頭看看四周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