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南區委、區政府在區影劇院召開了聲勢浩大的拆遷工作動員大會。全區副科級以上幹部和區直機關股級以上幹部一個不漏參加會議。一走進會場，明顯感覺到一股肅殺的氣氛。主席臺上方懸掛著一條血紅的橫幅標語——「誰不配合拆遷工作，就摘誰的帽子！」十幾位區領導表情嚴肅端坐檯上。
會前，每個單位都收到一份區委、區政府聯合下發的《關於在龍騰大廈專案建設中嚴格執行「四包兩停」政策的通知》。通知白紙黑字寫著：凡是在政府有公職的人，在規定期限內，包做好在菊園社群的親屬的拆遷補償評估，包簽訂相關協議，包在規定期限內騰房並交付各種證件，包做好妥善安置工作；誰沒有完成「四包」責任，誰就暫停原單位工作、停發工資。這個炸彈般的訊息，在川南區引起強烈震動。街頭巷尾，酒肆歌廊，家家戶戶，都在談論這件事。
這場會議的主角，不是主持區委、區政府工作的趙偉國，而是孫德燦，他的另外一個身份是龍騰大廈專案協調建設指揮部總指揮長。孫德燦受袁行舟的點撥之後，次日便找到趙偉國，毛遂自薦，主動請纓，要求擔任總指揮長。趙偉國正愁沒人承擔這項工作，自然一口應承。孫德燦也提出一些條件，要求區委、區政府做他的堅強後盾，出硬政策，下狠措施，給他權力，放手讓他去幹，黑臉人他來當，得罪人的事情他來做，啃下這塊硬骨頭，為領導解憂，為川南的發展盡一份力。一副大義凜然、捨生取義的樣子，趙偉國聽了頗為感動。
會議正式開始了。總指揮長孫德燦近乎乾嚎的聲音響徹在會場的每一個角落，並通過懸掛在影劇院樓頂的大喇叭飄蕩在川南區的上空：「……一定要舉全區之力，推進菊園社群拆遷工作，為重點專案建設掃清障礙。想得通要幹，想不通也要幹。誰不顧全大局，就動誰的位子！誰不配合拆遷工作，就摘誰的帽子！沒有商量，沒有討價還價，揮淚斬馬累（謖），誰影響川南發展一陣子，我就影響他一輩子！」這個白字先生，把「馬謖」念成了「馬累」。
會議決定，抽調幹部組成宣傳組、保衛組、拆遷組。宣傳組入戶宣傳，負責做好拆遷戶的思想工作；保衛組負責安全保衛工作，嚴厲打擊破壞、干擾、阻礙拆遷工作的行為；拆遷組負責所有地面建築拆除工作。宣傳組馬上開展工作，與會人員也要立即行動起來，做好親屬的思想工作，在規定期限內落實「四包」責任。
猶如驚雷滾過天空，又似烏雲團團壓城，整個川南區陷入一片緊張和恐慌之中。處在風暴中心的菊園社群居民，牴觸、慌亂、憤怒自是不必言說。不住在菊園社群的人，也是人心惶惶。川南區本就是一個小小的地盤，上推幾代恐怕都在一個鍋裡吃飯，抬頭不見低頭見，親緣關係錯綜複雜，機關幹部中沒有幾個人與菊園社群居民扯不上關係。區委、區政府這個「四包兩停」政策，幾乎涵蓋了川南區所有吃財政飯的人。
人心惶惶，人心惶惶，要的就是這種效果，說明「四包兩停」起到作用了。孫德燦聽到外界的反應後，暗自得意。
菊園社群北街三十號，二樓燈火通明，房東孫金貴身邊圍坐著一群神情激憤的人，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謾罵不止。
「好了，別說沒用的廢話。大家聯合起來，明天到市委、市政府上訪，不行就到省裡、到北京。我就不信找不到一個說話的地方！」孫金貴拍案而起。
孫金貴出生在川南區鄉下一個小村莊，年僅十五歲便來到縣城跟人學做皮鞋，後來獨立門戶成了一個皮鞋加工戶，三十歲那年拿出所有積蓄在這裡購得一處三層的磚木結構商住房，並及時辦理了房產證、國有土地證變更手續，還繳了五千多元土地出讓金，出讓期限四十年。從此孫金貴便住在這裡，一樓隔了兩個店面，一間操自己的老本行，另一間租人開了家南北乾貨店，每月純收入有五六千元。孫金貴一家六口人，兩個孩子在上大學，所有家庭開支都靠樓下兩間店面。按拆遷賠償協議，孫金貴家店面面積31.5平方米，住宅80平方米，安置補償價格是，門市7630元／平方米、住宅1100元／平方米，總共32.8萬元。而目前菊園社群臨街店面的實際價格是一平方30000元、住宅2000元，按市場價格算至少應該值198萬元，二者之間的差價高達165萬元。這不是明火執仗的搶劫嗎？你說，哪個會籤這樣傻的賣身契？
「對，上訪，去上訪！」
「我們死都不簽字，看他能拿我們怎麼樣！」
「家家戶戶都去，誰不去誰是孫子！」
…………
孫金貴揮揮手，打斷眾人的話：「上訪也要講策略，用不著家家所有人都去，家裡最好都留個把人看家。明天到了市委，不要吵也不要鬧，更不要打砸，好好地向市領導反映問題。你們幾個分頭去做一些事情，老馬、老六，你們去通知左鄰右舍，明天八點在社群北門集中。畢哥、阿福，你們連夜去扯幾條白布做標語用，標語內容我們等下再討論討論。大家看，這樣行嗎？行的話，就去做吧。」
人散去，留下一屋子嗆人的煙霧。
孫金貴感到喉嚨乾澀，嚥了一口唾沫，火辣辣的疼。老婆坐在邊上愁眉苦臉地看著他：「他爹，真的要拆嗎？這可咋辦？」說著說著，眼淚流了下來，拿手背去抹。
孫金貴嘆了一口氣，說：「你去樓上看看爹和娘吧，聽聽咳得厲害不厲害。」
老婆上樓去了。孫金貴攤開一張紙，想寫幾條標語，寫了幾個字，寫不下去，把紙張揉成一團，扔到牆角。沒一會兒，地板上已經有了三四個紙團。唉，本來肚子裡就沒什麼墨水，能寫出什麼東西出來。孫金貴自嘲地搖了搖頭。突然想起在區教育局上班的小舅子楊一鳴，不都說一鳴是才子寫得一手好文章嗎，寫幾條標語那還在話下？於是，掛通楊一鳴的電話，讓他馬上到家裡來一趟。
楊一鳴本是鄉下中學的語文教師，因為文筆出色，經常在報刊雜誌上發表一些散文詩歌，引起區教育局領導的注意，將他調到局辦公室，從事綜合文字工作。書生意氣，難免有一些清高，又愛針砭時弊，說一些不合潮流的話，因此雖然工作認真勤奮，但一直得不到提拔重用，調到局機關好幾年了，還是普普通通的科員。區委、區政府《通知》下發後，他在辦公室中大發議論，連譏帶諷：「這是封建時代才有的‘株連’政策，就連十年動亂中禍國殃民的‘四人幫’也沒想出如此‘高招’，始作俑者實在是‘精英’，智商絕對超過張春橋、姚文元，假如諾貝爾評獎委員會設立大搞形式獎、勞民傷財獎、損害群眾利益獎、大吹大擂獎、大貪特貪獎之類獎項，我楊一鳴絕對敢大言不慚地說，僅我們川南區的大官員，就可抱回幾個大獎。」
接到姐夫的電話後，楊一鳴立即趕了過來。
一見面，楊一鳴對「四包兩停」又是一番譏諷。他姐姐剛從樓上下來，聽到這個駭人的訊息，驚恐地問：「阿鳴，這不連累到你了嗎？」
「姐，別擔心，甭管他，這是土政策，沒有法律依據，是違法的。我就不信，真敢停了我的工作、停了我的工資。」楊一鳴安慰他那如驚弓之鳥般可憐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