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一會兒，佈雷茲努力平靜下來，欠了欠身子，和顏悅色地問：「對了，還有其他問題嗎？我還有一些重要事情要處理。」

最後，他祝願遲瑞成一切順利，客客氣氣地送走了他，清楚這位情報員已經不能不下決心：如果那個叫鍾勇的仍然不罷手，一定要找麻煩的話，他一定會請黑社會的。

佈雷茲坐到電腦後面，準備向情報局發出《接觸報告》。情報局規定，每次與情報員見面，情報官必須寫出一份《接觸報告》：寫明會面在何時何地舉行，討論了什麼問題，獲得了什麼資訊，有沒有給錢，發現了什麼安全方面以及對方心理狀態和私人問題等。收到報告，情報局的報告分析員再決定這報告是否值得提交駐外工作站主管。

佈雷茲點著一支香菸，大大地吸了一口，思考起來。

自從招募遲瑞成後，這些天他滿腦子都想著這事。他眯著眼睛思索起來：中國的這些貪官情報員如此物美價廉。要在其他國家，情報局工作站還需要抽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對當地紅燈區或妓院進行「定點監視」，好抓住一些官員拈花惹草的證據，從而轉化為招募的突破點。可對於這些中國官員而言，根本不用如此費時費力，只要出示他們秘密存款賬單的影印件，不費吹灰之力，他們就會俯首帖耳成為我們最忠實的人。

想到這裡，他不禁怨艾地想：其實，自己早該越級呈交《烈火計劃》，最好能夠到達總統手中。總統非常重視情報工作，常說：每天早晨我第一件工作就是閱讀情報報告。我每一個重要決定，都是以我收到的情報為基礎。不管我國的技術多麼先進，我們還得依賴情報官告訴我們——敵人在想什麼。在秘密行動方面，我們永遠需要有才華的、進取心強烈的特工，他們能從間諜衛星提供的分散零星的資訊中梳理出清晰的畫面。

佈雷茲豁然開朗了，不再想這份《接觸報告》了，卻構思起準備越級呈報總統的信件來，情報局朋友們有辦法將這封信送上去的。信要寫得入情入理，還要附上《烈火計劃》，爭取總統親自批准實施。

他擰亮了那盞嫩綠色的檯燈，紅色的牛皮桌面反射著燈光，客廳裡蒙上黃色的光暈。他在信箋上迅速勾畫起陳述要點。

首先，像遲瑞成這樣的中國情報員的出現，主要在於這些中共官員失去了信仰、指導思想和道德及價值取向，一切以金錢為轉移。他們的內心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就是為自己和家族謀取最大的經濟利益，這不光成功造成了目前中國的兩極分化，還利用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培育起了以自己的親情血緣為聯絡的大大小小的私人財團。所以，只要能夠抓住這方面的證據，這些官員就必然成為我們的第五縱隊，最終通過他們的手，徹底摧毀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政權，建立起一個能夠代表這極少數人利益和要求的、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相對立的新型政權。前蘇聯就是這麼走過來的，所以蘇共被喻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

其次，由於反映營私舞弊和違法亂紀問題的舉報信件，會由於種種原因被置之不理，或者是查無實據，自然導致中國人民更大的不信任和不滿，這必然加速《烈火計劃》的推進速度。

至於出現的少數死硬共黨分子，北京站必須給予第五縱隊以有力的支援，給死硬共黨分子以摧毀性的打擊。

……

寫到「死硬共黨分子」時，他又想到那個叫「鍾勇」的紀委書記。他和東京站監聽了田處長與遲瑞成的通話，之後，他立即叫北京站電傳來有關鍾勇的材料，儘管只有兩頁紙，卻記錄了鍾勇的主要細節：鍾勇的「父親」是個指導員，在美國飛機轟炸越南中喪生。多年後，這位指導員的妻妹生下鍾勇，便過繼給守寡的姐姐，鍾勇便順理成章地在這「烈士」家庭中長大。

佈雷茲想：其實，鍾勇應該成為北京站認真研究的一個案例。如果通過情報員們的努力，全中國的大大小小的鐘勇們不再履行應盡的職責，腐敗必然日甚一日，中國人民必然喪失能為他們提供精神動力的主人翁感，自然感到這個國家不再是他們的，「一盤散沙」的舊中國傳統必然重現，「東亞病夫」的歷史必然重演。這種情況一旦出現，即便這時中國的gdp已經達到鴉片戰爭前佔世界三分之一的程度，我們也絲毫不用擔心，因為它依舊如當年，不過是一頭任我們西方宰割的肥豬而已。

想到這裡，佈雷茲自豪極了。他不由又想到新發展的遲瑞成，想到他歸國後一定會按自己教給的辦法一步一步去做的：首先，堅決打擊鐘勇這個死硬分子的共產主義信念，使一向鼓舞他奮鬥、奉獻的精神支柱消失；其次，如果他繼續執迷不悟的話，遲瑞成他們也就不能不幹「溼活」了。

想到遲瑞成不得不想辦法幹「溼活」時的那張苦瓜臉，佈雷茲又興奮起來，不覺想起蘇聯崩潰前流行過的一個笑話：「有一天，馬克思來到蘇聯電視臺，要求講話。編導說：‘您老人家講得夠多了，書出了幾十本，印了無數，不用再講了。’馬克思答：‘我就講一句。’編導想：‘馬克思這麼大的面子，一句都不讓講，未免太不近情理。’於是問：‘您老人家想講一句什麼話呢？’馬克思說：‘我想講：全世界無產者，請原諒我吧！’」

佈雷茲忍不住獨自哈哈大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