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常在這裡？」

「嗯，多數時間在這裡。你也不常來照顧照顧。」

「這裡是我們這等人能消費得起的嗎？」

「哎喲，還真夠廉潔的呀？那毛貓是怎麼到你們局裡的呀？是你的還是駱局長的呀，說不上還是‘挑擔’呢！」

「嗨，這是哪跟哪呀。不沾邊的事硬往一快兒扯。」

「你別生氣呀，養個情人又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現在有點地位的男人誰沒有三兩個情人呀。沒聽人家說呀，有幾個情人是人物，情人多了是動物，沒有情人是廢物呀。」那小姐一口氣說了一大堆，說得任之良啞口無言。他不自然地笑，說：

「你說情人多了是動物？可動物幹那事是的季節的呀。」

那小姐偏著頭想了想，說：「你說的還真有點道理，比如，牲畜有個發情期，人就沒有，什麼時候想來就什麼時候來。你指得就是這？」

「還不只這些，」任之良說，「第一，動物沒有將性行為專業化，開闢一個職業，叫性服務；第二，據說有些動物對性夥伴非常忠誠，矢志不渝，如果性夥伴死了，終生不‘娶’不‘嫁’。而這點，能夠做得到的人真是鳳毛麟角。」

那小姐有點不快，她以為任之良是在影射她呢。任之良話一齣口，感覺不對，有點尷尬，他忙說：「我說的是人類的一種行為，不是特指哪些人，你別見怪。」

「沒什麼，你不要解釋什麼，我懂。」接著她先咯咯咯地笑了。半晌，她說，「我們跳曲舞吧！」

任之良反覺不好意思起來，他說：「還是坐著說會兒話吧。」

「你放心，不用你付臺費，我義務陪你好嗎？」

任之良更覺不好意思，他笑笑，對她說：「還是就這樣坐坐吧，我是真不想跳。要不我們喝點啤酒？」

「好吧，我去拿。」小姐說著起身拿啤酒，任之良感覺有點累了，他半躺在沙發上，半閉著眼，狂躁的音樂使人心煩。他真想走，但想起駱垣的冷嘲熱諷，還是打消了走的念頭，閉了眼睛想心事。

一會兒，那小姐拿來幾瓶啤酒，開啟，倒了兩杯，自己先舉起來，說：

「祝你愉快，幹！」

任之良也說「祝你愉快」和那小姐碰了一下，一口氣喝完了，小姐又倒上，說：

「我知道你好酒量。」

任之良看看她，半晌才說：「我又沒有和你喝過酒，你怎麼知道我能喝酒？」

小姐有點嬌嗔地說：「我會算命呀。不信我給你算算？」

「好吧，隨便你怎麼說都行。」

於是那小姐佯裝認真地端詳了一會任之良，說：「你活潑好動，反應靈敏，喜歡交朋友，特別是異性朋友。興趣愛好廣泛。不斷地轉移注意力。屬於多血質的那種。」

「你是說在交朋友方面？‘特別是異性朋友’？」

「僅僅是一個方面。」

「那你還不如說我見異思遷更恰當。」

「嗯——好像又不是這種。其實你很重感情的。」

「就算是吧。你繼續說。」

「博學多才，屬於多情才子那種。」

「是才子加流氓那種？」

「討厭，」小姐用手肘碰了一下任之良，有點嬌氣地說，「我最討厭那種人了。」

「好吧，算我壞，自罰一杯。」任之良說著端起杯子將一杯啤酒一飲而盡。他喘口氣，說，「接著說。」

「其實我也是瞎說，閒得無聊，和你聊聊天而已。真的，和你聊天挺開心的。」

「謝謝你的誇獎，其實我這人沒有你說的那麼好。我面軟，不與人爭執罷了。」

「是的，你挺善良的。」說著她咯咯咯地笑了。任之良也笑了。他覺得這個小姐不但很有見識，而且還很心細，挺講意氣。不覺對她有了幾分好感，便問她：「你貴姓。」

「賤姓柳。」

「哦，那我叫你小柳好了。哎，你這個‘賤’字可用得不好，什麼賤不賤的，大家都是人，生來就是平等的。」

「是嗎？」小柳揶揄道，「你們天天享清福，我們夜夜侍候人，這平等在哪兒呀？你該不會說這是革命分工不同吧。」

的確，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他不知道，這是一個社會問題還是全人類的問題。任之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怎樣回答小柳的問題，他給小柳斟杯酒，舉起杯，和她碰了一下，說：

「還是喝酒吧，莫談國是。」

小柳端起杯抿了一口，慢慢地放下杯子，輕輕地說了一聲「官僚！」

他們把話題扯到別處，聊了一會，劉金全、駱垣們和他們的小姐摟肩搭背地從包廂裡出來了。任之良對小柳說：

「我該走了，你多保重。」說著他朝樓梯口走去。他不經意間回過頭，小柳已經消失在朦朧的燈光中。

在處理邊界問題談判的一個星期裡，任之良吃住在賓館，沒有回家。談判期間，他無休止地起草、列印、修改一份又一份的檔案，談判進行了五輪，任之良把談判的協議文稿、還有一些有用無用的會議檔案修改了五遍，列印了五遍。啥時需要，隨時修改。好在這不是勘界談判，如果是那樣，他的一切努力都將付諸東流。因為，在涉及兩個地區的邊界確定這樣一個問題上，雙方的領導人都不會在原則問題上做出實質性的讓步，這個問題不僅關係到領導人在任期間的聲望、政治前途，而且關係到他們身後的官名和老百姓的口碑。

這是一個人口爆炸的時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當生存環境惡劣到無以為生的地步，他們會選擇逃亡，用時髦的話說就是勞務輸出，但誰要是把他們曾經生存過的土地哪怕只有一寸拱手讓與別人，他們會把這樣的人掛在嘴上譏笑上一輩子，並把這個人的臭名一代一代的「傳揚」下去。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恆昌縣與另一鄰縣發生邊界糾紛，兩縣隸屬的地區解決不了，推到省裡，省裡解決不了，推到中央，中央某部門首長在兩縣的邊界處畫了一條線，這條邊界就這樣定下了。根據首長劃的線劃界，恆昌縣丟掉了數幾十萬畝草原。於是當地的人把割地的過失歸咎於當時的縣委書記和縣長，說是他們把土地給賣了，到現在，一有邊界問題，他們就拿這個書記和縣長說事，所以歷任市縣領導誰也不敢在這個問題上有絲毫的馬虎。

這次談判不談劃界的問題，只談戰爭中兩方的人員傷亡和財產賠償問題，所以，談判儘管艱辛，但雙方意見逐步在靠攏，最終會得以解決的。談判到了最後一輪，在賠償資料問題上突然出現了僵局。休會期間，省廳的人召集兩市兩縣的談判人員緊急磋商。在會上，省廳的人提了一個一攬子方案，在兩家的方案中居中取了一個數，聽起來有兩邊討好的嫌疑，但畢竟有了一個折衷的方案可供大家討論。這個方案剛一宣佈，兩縣的領導均表示反對，特別是恆昌縣參加談判的副縣長陳志龍站起來反對。此人平時就高喉嚨大嗓子的，一點教養都沒有，在這種時刻以維護本縣老百姓的利益為名，更是盛氣凌人，好像只有他才代表老百姓的利益似的。

眼看會談就要談崩了。郝民宣給徐樹軍打了個電話，他建議暫時休會，召集本市談判人員開個短會，以便統一大家的意見。徐樹軍把郝民宣的意思告訴了省上的人，省上的人同意郝民宣的建議後，磋商暫時告一段落。東道市的談判人員離開了這裡，趕到另外一間會議室。他們進了會議室，郝民宣正坐在對門的沙發上。他簡單地瞭解了一下磋商的情況，然後對恆昌縣的人說：

「你們算個賬，按省上的這個方案辦，咱們恆昌縣虧在哪裡？虧多少？」

於是大家都開始算賬，算了一陣，誰也不先說出來。郝民宣說：「你們誰也別算了，其實兩家都有損失，損失得也差不多。按省上的建議方案辦，我們給人家多賠付二十多萬元，是不是這樣？」

徐樹軍左看看右看看，還是先發言了：「我看也就這個數，撐死了三十萬。」

郝民宣說：「你們再算算，如果牧業生產得不到及時恢復，躺在醫院裡的傷員因賠償問題得不到很好的救治，我們的損失該是多少。大家再算算，這麼多人聚集到這裡，一天的開銷又是多少？」他掃視大家一眼，「說句不好聽的話，區區二十萬，還不夠我們的有些敗家子一年揮霍。」他頓了頓，誠懇地說，「就算這二十多萬元冤枉了我們，我們吃了虧，但這個虧就吃不得嗎？恆昌、番西唇齒相依，就算為番西縣捐獻二十萬元，有什麼不可以呀？何必在人家面裡大發雷霆，一定要鬧翻了再來？你們有這個精力抓一抓經濟，抓一抓該抓的事，有什麼不好！」他點燃一支菸，慢慢地吸了一口說，「其實這個賬大家算得比我清楚，只是誰也不願背一個出賣本市、本縣利益的名聲，怕老百姓罵娘。好了，由我來背這個罵名吧，如果再沒有什麼大的利害關係，僅僅是這二十萬元，我們讓步！」

郝民宣把什麼都說清楚了，大家還能說什麼呢。徐樹軍把這個意見告訴了省廳的人，復會後很快達成協議。任之良在談判代表吃飯的時候對協議文本做了最後的修改，上班之前送交會務處，他長長地出了一口氣。這件事終於圓滿地劃上了句號。此後就是如何督促落實這個協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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