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召開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因為研究定奪的問題重大。用市委書記安遠平的話講，對這類問題要民主決策、集體決策、科學決策。除市委常委是當然的參會者，擴大的範圍包括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軍分割槽的領導層人物及有關局委的一把手。時鐘剛至8點，市委常委會議室已是座無虛席了。安書記以穩重的嗓音和節奏告知大家，會議內容共五項，第一是老城改造拖欠拆遷戶賠償款的問題；第二是市化工廠嚴重汙染準備關停的問題；第三是牛頭山、老爺嶺、圪祇窩山區民心工程的遺留問題；第四是光明集團的領導班子問題；第五是500多名科級以上黨政幹部的超生問題。安書記講罷五個問題之後，告訴大家今天會議時間長，請各位做好「持久戰」準備。又重申關掉手機，端正態度，聚精會神地參會，在座者對每件事都要認真思索，明確表態。
我很清楚，這些問題都是燃眉之急的大事。本來，有些問題可以在小範圍內定奪，像光明集團的班子調整否，大概安書記覺得這事棘手，就採用眾人集體研究的手段。這種方法弄出的結果不論是黑是白，責任都應該由五大班子共同承擔。從另一方面說，這種集體決策既能集思廣益，又能發揚民主，所以有經驗的領導人物總是很嫻熟地運用這種招法。但是此種手段也有弊病，這類事一上這種會，立馬就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見仁見智，各持己見。往往由於爭論激烈，分歧太大，最終難以統一而弄得不了了之。結果是議而不決，效率低下，甚至沒有成效。我參加的這種會多了，慢慢地就悟出來了，大概領導要的就是這種結果，這種結果也是一種結果吧。將來有更大的官過問此事時，答曰，我們對這事十分重視，專門開了常委擴大會研究過，擺出了許多實際問題，例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如此多的實際困難，一時確實難以解決得了啊！誰能說這不是一種交代、一種說法。如此弄法當然比那種無動於衷、置之不理的態度強得沒影了。儘管兩種手段的結果一樣，都是沒有解決問題，沒有辦事。當然這種結果並不代表這種會議研究的所有問題的命運。
照安書記羅列的順序，我很清楚地感覺到，研究的五個問題是由易到難，先易後難。
第一個問題，因老城改造拆遷民房至今沒有履行賠償拆遷房屋款的承諾。這問題大家很一致，一致同意按當時政府出臺的檔案辦事，照章賠款。儘管市建委的主任陳述了幾點困難，但都被大家立即駁斥，結論是有錢要賠償，沒錢想辦法也要賠償。這事的責任在上屆政府。據說政府原本沒有這項資金的計劃，上官市長一拍腦瓜就弄出個老城改造專案，跟風的人就慌忙拆遷起來，拆遷還沒結束上官市長就走了，真正負責任的還是現在的政府。我不想出來批評上屆政府，那樣沒啥好處，只有預設大家的意見——不預設行嗎？我當然很清楚，拆遷戶中不乏有人與在座的領導有這樣或那樣的關係，也不乏有人拜託過這位或那位領導為他們的賠償款說話幫忙。所以，這種會議上的內容與發言很快就會原汁原味地傳遞到廣大民眾之中。更重要的是，既然拆了老百姓的房子就應該賠人家房屋款，不管有多大的難處。好的是會議上並沒有確定賠償拆遷費的具體時間，政府還有時間喘息。
第二件事大家也挺一致，國家有政策，生產這種產品的企業是不準上馬的。省環保局有指令，這種企業若無能力治汙，要堅決關閉。咱們的化工廠就那熊樣，裝置屬70年代的老古董，生產工藝落後還不好改造，若上治汙裝置可謂得不償失，問題的關鍵是根本沒鈔票購置治汙裝置。只是企業現有的500多名職工得由政府妥善安置，以保證全市穩定。
討論到牛頭山供水工程，爭論就多了起來。先由水利局孫局長談了當下的困惑：建這民心工程，資金來源靠的多是貸款。原先就沒想過自來水上了山，農民用上水會不拿錢。現在才知道，咱們費老鼻子勁送上山的水全白送啦，一分錢也換不來。
孫局長的話說到這裡，市委那邊有人插話了：咱們搞的是民心工程，咱們要講政治，民心就是政治!怎麼能動不動就說錢，只要老百姓高興的事，我們賠錢也應該幹嘛!
孫局長並不認這理，說：「政治也不是空哩，光講空頭政治有啥用?你去訪一訪，就咱q省，哪地方有用自來水不掏錢的事?大家用水都不掏錢，咱那供水裝置的維修費更新費從哪裡來？咱供水公司200多號人的工資從哪來？咱們向國家上繳的稅金從哪來？咱們自收自支的職工的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是政治能變出來的？」
「別淨講困難，幹啥沒困難?要你做水利局長幹啥哩，就是叫你想辦法解決困難哩。」有人站出來批評孫局長了。
「這種事就沒啥辦法。」孫局長是個實在人，他的話說得很直。
「只要思想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怎麼能說沒有辦法?」好像是宣傳部長的聲音，他愛說這句話。
這時候段市長說話了：「現在不是務虛的時候，咱們的目的是解決問題。解決問題得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法和措施。孫局長的話還沒講完，你們就爭論起來，批評起來，這樣弄能解決問題嗎？叫人家把話講完嘛，把問題都擺出來，大家一起去找解決的辦法。」
場上靜了，孫局長環視一下四周，在段市長的助威下，他接著講：「我的意思不是不講政治、只講錢，我的思想也沒有滑坡，一直都是用足氣力往坡上拱的。大家都想想，這供水工程才通到牛頭山就出了這麻煩，農民們吃不起自來水呀。咱的民心工程計劃還大著哩，下邊還要往九頭巖、神北峰、歇馬嶺好些地方去哩。我是說要這樣義務供水，弄不了幾天，水利局的家底墊完了，非亂套不行。別以為水利局有錢，旱澇保收，我那局國家財政供給的公務員是有名有姓的，總共才58人。其餘208名職工都是自收自支的事業編制和企業編制，都是靠收水費吃飯哩。我的意思不是嫌農民窮沒錢就不弄這民心工程了，我是請教大家，弄出個能走得動、撥得轉、行得通的辦法。這辦法不是空對空地瞎吹的，雲裡霧裡胡謅的，既然是辦法就得能操作下去。大家說，是不是這個理？」
「這是政府職責範圍的事，政府應該先拿出個解決方案。」是陶書記的看法。
這話說得有理，但制定民心工程的目標可不是政府一廂情願的。我想說幾句客觀的話，又覺得不到時候，還是段市長及時出場了：
「這事在這種場合研究，我想是因為當初制定民心工程時，是在市委常委擴大會上集體定奪的。陶書記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我個人倒是有個想法，對眼下民心工程的現狀可謂欲進不能、欲罷不忍。工程已經實施了一部分，可是事先誰也沒想到供水收不回錢的問題，壓根兒大家就沒往那想。現在問題出來了，後果很嚴重，若我們不顧現實還往前衝會愈陷愈深，局面不堪收拾，最終把好事辦成壞事。我想，這項工程到此可告一段落。對這些居住環境惡劣的山民如此扶貧，如此投入，可說是事倍功半，是不顧他們子子孫孫的利益，盲目地投入資金去改變一個根本不能徹底改變的環境。倒不如把這部分人遷移到生態環境相對好一些的地方，這才是真正負責的、一勞永逸的辦法。」
段市長說出了我的心裡話，自那次去山區調研以後，我就與他交換過意見，我們之間產生了共鳴。
這時，會場上有些亂了。許是段市長的新思路引起的反響，相互交頭接耳的，搖頭晃腦不屑一顧的，閉目養神不理不睬的……
我想在段市長的觀點上再夯實一下：「這事情就像愚公移山那故事，很多人忽略了一個概念問題。愚公移山其實是列子著的寓言故事，並非真人真事。它告訴和弘揚的是一種精神，並非教人去搬山。想一想，太行山、王屋山兩座大山啊，擋住了家門，行走不便，何不搬家移遷了之，何以與那大山較勁兒?那山搬得走嗎？搬不起啊！咱們的牛頭山、老爺嶺、圪祇窩那地方我去看了，就像段市長剛才說的，改變它難啊!我們把自己的幾百名同胞置於那深山老林，再給他們送水修路，那代價多慘重啊。大家可以算算賬，問題的實質是這樣做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能使農民兄弟脫貧致富，我們何不把他們請出來呢?」
安書記大概是被我的話說動了。「這是個建設性的意見!中央現在提出：改革要有新舉措，發展要有新思路嘛。好，這個問題就說到這裡。因為事關重大，回頭專題研究。」我明白安書記的態度，這麼重大的決策，是改變、還是維護先前的雁鳴市班子定的民心工程方針，就連他這會兒也沒想好。所以他要再好好權衡一下利弊，回頭再作定奪。
接著說起光明集團的班子問題。
是段市長先發言的：「我說說光明集團領導班子的情況。像這樣重要的國有企業，一把手都是市委任命的。可是，光明集團自換了當家人，銷售金額與經濟效益呈直線滑坡現象，廠裡職工反映強烈，形勢嚴峻。今年的銷售計劃到現在才完成百分之十五，時間過去四分之三了。市裡再不採取果斷措施，後果不堪設想。」
「段市長說的都是實情。俞市長早些時候就吩咐過，要對光明集團的班子考察考察。上星期我派幹部科長到企業搞了調研，對領導班子進行了考察，還做了民意測驗。」組織部長老邢說，「看來情況不大好，對諸葛非打不稱職票的大大超過了正常的比例。但是，職工們提的問題多是大同小異的概念化的東西。單憑這些就去動企業的一把手，又覺得缺乏理性的根據性的東西。我想，為慎重起見，是否派審計部門進去，認真地審一審、查一查，審出了問題，根據問題做出處理，避免了以往聽風就是雨的盲目行為。審不出問題，也還幹部個清白，還群眾個明白。」
「邢部長講得有道理，這樣處理問題就避免了極‘左’時代那類冤假錯案。不過，我倒是想，這光明集團的事與政府機關還不一樣，像愛委會、體育局、精神文明辦公室之類的單位，你關門三個月天也塌不了，地也陷不了，因為它不影響吃飯。可這是企業，這裡有幾千號人要吃飯，同時企業還要養活咱們吃皇糧的人。所以，處理這裡的事，不能拖泥帶水，也不能議而不決，得果斷，得快。單說他諸葛非上臺後的治廠現狀、銷售額和效益大滑坡就這一條就夠了，就能叫他下馬。管他貪汙了沒有、受賄了沒有，咱又不是抓人家進監獄，只是衡量他是不是做廠長的料。」是市政協的一位副主席直率地說。據說他是政府上一屆的常務副市長，是個很有才幹的實幹家，就是因為心直口快，敢講實話，從政府退下時進了政協，坐的還是副主席中的第三把交椅。而與他同屆退下的副市長，反而做了人大的副主任。
「處理人的問題要慎重呀。」坐在陶書記身邊的宣傳部長髮言了，他的目光看看陶書記，又環視一下四周，「免去一個廠長，要重新任命一個新廠長，人選定了嗎？考察好了嗎？」
「當然是郝誠志啦，這是光明集團人心所向嘛。」老邢心中有數，他把這張底牌亮了。他的態度很坦然，諸葛非拿掉拿不掉，郝誠志上去上不去，他覺得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只要照程式做事，他把底交出來，隨在場的人弄，弄到哪是哪，反正弄不掉他的組織部長。對於做官，他也到頂了，再過兩年，他就到人大或政協了，他很有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