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國情，中央領導六十歲算年輕的，省級幹部五十歲算年輕的，地市級幹部四十歲算年輕的，樊泰章快五十了，如果繼續呆在地市級的位置上，很快就屬於「超齡」了，只要能再上一級，馬上又變「年輕」了。衝著這個「年輕」，樊泰章也要爭取再上一級。這叫生命不息，革命不止。
25
就在程萬里等待地價繼續上漲的時刻，勞天容也終於等來了她的機會。
這個機會是樊泰章啟發來的。
勞天容的「借雞生蛋」計劃實行不下去，不僅她自己著急，樊泰章也跟著著急。這一天，樊泰章終於忍不住問勞天容：「為什麼胡應湘能做到的事情，我們就做不到？」
樊泰章特意用了「我們」，並不是真的打算為勞天容分擔責任，而僅僅只是說的讓勞天容好接受一點，或者，純粹是當領導的說話習慣，這叫與屬下打成一片。
「不一樣。」勞天容說。
「怎麼不一樣？」樊泰章問。
「利率不一樣，」勞天容說，「胡應湘是在國外貸的款，利率只有百分之三，而我們只能從國內貸款，利率至少也要百分之十三，怎麼償還？」
樊泰章不說話了。都是搞經濟工作的人，當然知道年率百分之十三的年利率意味著什麼。做工業的，特別是重工業，投資回報率能夠達到百分之十就已經相當不錯了，貸款利率百分之十三，回報還不夠償還銀行利息，這個專案當然是沒有辦法做了。不僅這個專案沒法做了，幾乎所有的工業專案都沒辦法做了。
但是，樊泰章似乎又不甘心，於是問：「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從國外獲得貸款呢？」
樊泰章既像是問勞天容，也像是在問他自己。但是，不管他是問勞天容還是問他自己，只要能夠這樣問，就表明他是一個思想解放的領導。
果然，樊泰章這個問題點燃了勞天容大腦中的思想火花。或者說樊泰章的問題給了勞天容一個大膽的啟發，一種強烈的暗示，還包括強有力的鼓勵。於是，勞天容突然感覺自己一下子找到了興奮點，馬上就進入了狀態，立刻開通她的社科院關係網，廣泛諮詢了一番。獲悉，像港口、鐵路、電站這樣屬於基礎工程的專案，只要有中國政府的明確支援，國外銀行是願意放貸的。
勞天容立即向樊泰章做了彙報，並且把功勞算在他的頭上。
「還是領導有水平，」勞天容說，「您上次提出的那個思路我諮詢了有關的專家和顧問，得到的答覆是可行的。」
樊泰章愣了一下，一時沒有想起來他提出過什麼思路，或者說他作為特區投資管理公司的一把手，下屬十幾家集團公司，幾乎每天都能碰到勞天容這樣的請示彙報和報喜者，每天都可能提出一兩個提出類似的新問題，他也可能每天都針對具體的問題發出一兩句感慨或想法，假如這也算「思路」，那麼，所謂的「思路」太多了，所以勞天容猛然這樣一說，他還真的不知道是哪一個「思路」。
勞天容見樊泰章沒有反應，知道他肯定是想不起來了，於是乾脆自己點題，說：「專家認為您的思路非常有創意，並且說，只要政府支援，境外銀行對於用於中國基礎建設的專案是願意給予貸款的。」
「啊，噢，那好，好事情呀，」樊泰章說，「國外銀行的利率低，而且貸款週期長，不像國內的銀行，貸款期限一般不超過一年，只適合投機，不適合投資。好，好。能在國外融資最好。」
樊泰章終於想起來了，並且想起來之後，馬上就為自己的「思路」又新增了一條理論根據，說明境外的貸款除了利率合理之外，貸款週期也合理，如此，彷彿他當時提出的那個問題並不是偶然想起來的，而是深思熟慮的，於是，作為領導，樊泰章在勞天容心目中的形象又高大了許多。假如說一開始勞天容說「還是領導有水平」這句話多少還帶有一點恭維的味道，那麼，現在她就真的佩服起自己的上司來，以至於她忍不住又多奉送了幾頂高帽子，直到把樊泰章的腦袋壓得搖晃起來，才罷休。
不用說，樊泰章這裡是百分之百支援了。因為與其說樊泰章是支援勞天容，還不如說是支援他自己。哪有自己不支援自己「思路」的道理？
既然樊泰章支援了，那麼就等於是投資管理公司支援了，而且，勞天容還拉著樊泰章一起去見姚中誠，並且當著姚中誠的面，借專家學者顧問之口，繼續給這個新思路戴高帽子。當姚中誠對這個新思路已經有了明確的印象，並表示原則贊同之後，勞天容又在不經意間，輕描淡寫地暗示這個思路的始作俑者是樊泰章。
勞天容說：「當初樊書記提出這個思路的時候，我還以為行不通，諮詢了有關方面之後才知道其實是可行的，並且還是改革開放的又一項新創舉。看來，我還是要加強學習呀。」
正是這種不經意，顯示出勞天容政治上的成熟，或者說拍馬屁的技巧成熟，成熟到一點都不露痕跡。拍馬屁能夠拍到不露痕跡，就表示拍的技巧成熟了。這種成熟，在官場上非常有用。
按說，勞天容和樊泰章現在都是企業的負責人，應該不屬於官場上人，但是，根據中國特色，他們其實都還是官場上人，因為他們都有可能隨時回到官場上。比如現在，樊泰章就完全有可能回到市政府擔任副市長。正因為如此，樊泰章對勞天容這番不經意的恭維就非常順耳，非常受用。順耳和受用的原因並不表示他自己淺薄，想聽恭維話。其實，像樊泰章這樣級別的領導，又處在這樣一個有實權的位置，假如要想聽恭維話，是聽不完的，因此他並不稀罕恭維話。樊泰章之所以覺得勞天容不露痕跡的恭維順耳、受用，是因為他相信這番話姚中誠已經聽進去了，並且印象深刻。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樊泰章這也是順領導所順，受領導所受，跟「急領導所急」差不多。
樊泰章在這個時候能有這樣的感受是非常自然的，因為他知道，馬上又要換屆了。並且他還進一步知道，姚中誠不是去江西擔任常務副省長，就是去國務院擔任一個什麼辦公室的副主任，而這個辦公室的主任是國務院總理親自兼任的，所以，如果是去國務院，姚中誠差不多就相當於部長了，至少相當於主持工作的副部長，假如要印名片，那麼，名片上可以堂而皇之地寫上「副主任（主持工作）」或「副主任（主任為國務院總理）」。不管怎麼寫，都是實事求是，都經得起檢驗和推敲。然而，不管姚中誠是擔任常務副省長還是擔任主持工作的副部長級副主任，反正市委班子又要重新調整，而只要市委班子重新調整，那麼政府班子也必然重新調整，這就叫「保持一致」，只要保持一致，樊泰章就有更上一層樓的機會，比如出任副市長的機會。
在樊泰章看來，能夠進政府班子擔任副市長當然比現在的位置好。首先是好聽，按照中國作為禮儀之邦的好傳統，各級政府部門對於各級領導的稱呼一律都採用簡稱，就是把「副」字精簡掉。比如副市長，一定稱為「市長」，副書記一定稱「書記」。「市長」當然比投資管理公司的董事長好聽，因為現在不管是什麼人，只要捨得花幾千塊錢，找中介公司註冊一個什麼狗屁公司，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馬上就可以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董事長」三個字，這還是膽子小的，膽子大的，即便根本就沒有什麼公司，也可以印上一盒名片，明目張膽地騙，並且在名片的左上角還印上一個燙金的國徽，或者是代表特區政府機關的拓荒牛的圖案標誌，彷彿他是政府機關的「直屬董事長」。對絕大多數老百姓來說，根本看不出這種「直屬董事長」跟樊泰章的區別，說不定還以為他比樊泰章官大。而市長就不一樣了，即便在市長前面強行加上一個「副」，一聽也就知道比任何董事長都大。所以，樊泰章在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和副市長之間，當然更傾向於當副市長。
另外，樊泰章是個非常廉正的人，並不打算在現在的職位上撈取個人的經濟利益，既然不打算撈什麼個人經濟利益，那麼佔著那個位置就更沒有任何意義。正像他的一個當劇作家的同學對他說的那樣，「不撈錢你佔著一個有實權的位置幹什麼？」
樊泰章是真的不想撈錢，並且他也不知道撈錢幹什麼。樊泰章的父母已經去世，去世之前都是離休老幹部，死的時候連喪葬費都是國家出的，正像父親當年說的，黨是最大的靠山。現在父母去世了，黨仍然是靠山，是樊泰章的靠山，將來樊泰章要是死了，不用說，喪葬費肯定也不用他兒子掏，肯定還是國家包了，而國家掏就等於是黨掏，因為黨是執政黨，並且長期不換，寫進了憲法，所以，黨能代表國家，要不然，國家的救濟款發放到災民手上的時候，災民為什麼要說「感謝黨」？
至於兒子，樊泰章就一個兒子，已經去了美國，並且打算在那裡定居，之所以準備在那裡定居，據說就是因為美國的生活比中國好，至少在兒子眼睛裡比中國好，既然比中國好，那麼在中國的父親肯定就不必給他寄錢，所以，無論是實際需要，還是對黨和國家的感情，樊泰章是真的不想撈錢。撈錢沒用，不但沒有用，而且還擔驚受怕，神經病呀？要說樊泰章這一輩子有什麼追求，那就是追求進步，政治上的進步，具體地說就是黨政職務的升遷，對於眼下來說，就是要當上副市長這個職務。
樊泰章感到自己這次希望很大，或者說這次是一個機會，一個成功率很大的機會。當然，也可能是他仕途上最後的機會。只要上了這個臺階，那麼同樣的年齡，他又是「年輕幹部」了，就還有繼續上的可能性，如果上不去，那麼在現在這個位置上，最多再幹一屆，他就要「超齡」。「超齡」是非常可怕的，當領導「超齡」跟當老百姓「超生」一樣，相當於政治前途被判了死刑。根據中國國情，中央領導六十歲算年輕的，省級幹部五十歲算年輕的，地市級幹部四十歲算年輕的，樊泰章快五十了，如果繼續呆在地市級的位置上，很快就屬於「超齡」了，只要能再上一級，馬上又變「年輕」了。衝著這個「年輕」，樊泰章也要爭取再上一級。這叫生命不息，革命不止。在這種情況下，他迫切需要出政績，也迫切需要勞天容這樣有分量的部下在「不經意」的情況下敲不留痕跡的邊鼓，所以，樊泰章多少有點感激勞天容，並且想，一旦自己當上副市長，馬上建議由勞天容擔任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兼黨委書記，實在不行就擔任總裁兼黨委副書記。
「好，」姚中誠說，「有創新好呀。什麼叫改革？改革就是創新。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沒有現成的規律可遵循，它不同於我們過去搞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不能照搬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所以就要我們在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框架之內，不斷地摸索，不斷地創新。」
「是是是。」樊泰章和勞天容倆人異頭同率、異口同聲地點頭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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