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超室通常是兩位醫生同時工作，當地醫生和孕婦的交流方式很有意思，對我日後的工作方式也有特別影響。

一天上午，我和阿吉醫生一起工作。隔著簾子，他那邊悄無聲息，只聽孕婦問：「醫生，我可不可以知道肚子裡的寶寶是男是女啊？」醫生說：「不要著急，看胎兒的生長發育和內部結構更重要，最後幫你看性別好嗎？」過了一會兒，醫生告訴她肚子裡是一個男孩。孕婦沉默片刻又問：「是真的嗎？」阿吉醫生慢悠悠地說：「是真的，真的是一位靚仔，你看行嗎？」

這回答逗得床上的孕婦、護士還有我都樂了，瞧這其樂融融的醫患關係。而在內地，這種情況幾乎不會發生。重男輕女的惡習以及隨便就可以實施的引產，使得我們的b超醫生在胎兒性別問題上一定是三緘其口的，絕不敢隨意透露，更不敢開這樣的玩笑。但在內地的很多媽媽希望早些知道肚子裡胎兒的性別，並不見得都是要殘忍地打掉女胎，只要男孩，而只是為多一份幸福的憧憬，早一些為孩子取名，或者更準確地準備好衣物和床品的顏色。

山頂醫院的前身是天主教會醫院，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基本法也不允許墮胎，醫生多會主動告知寶寶性別，提前給媽媽一些驚喜。一位葡萄牙醫生的工作方式更有意思，他做產科b超的習慣是上來就看胎兒的屁股，看清性別後，馬上告訴孕婦寶寶是男是女。我問他為什麼這麼做，他說為了讓她們暫時陷入對未來兒女的無限遐想當中，就不那麼緊張和害怕了，更不會不停地問東問西，自己才好耳根清淨地仔細檢查胎兒。

週四下午，照常是產科掃描工作。一位媽媽已經有兩個兒子，在得知肚子裡又是男孩的時候，她眼淚汪汪地問我：「醫生，您看清楚了嗎？真的不能改了嗎？」我心想，這個哪是隨便可以改的？不過為了安慰她，我靈機一動，把胎兒兩腿之間那件傲嬌挺立的「神物」列印了一張照片，送給她說：「別哭了，看看它多可愛。」她終於破涕為笑，捧著照片樂顛兒地走出診室。

我在澳門的超聲波門診和陰道鏡門診都執行嚴格的預約制度，極少有超員，也不會有一群病人堵在診室門口求加號的事情發生。看診之前，醫生已經可以看到病人的完整病歷資料，對於一些疑難和複雜病歷，可以事先查詢資料或者和同事討論，提前制訂方案，看門診的時候，也有充分的時間就關鍵問題給病人講清楚。

我也終於戒掉以前工作時養成的拼命三郎精神和苦行僧一般的工作狀態，不再一口水不喝，一次廁所不去，在診室裡埋頭苦幹，而是給自己留一個十分鐘的coffeebreak（茶歇時間），喝杯水，去下洗手間，或者走到窗前極目遠眺，緩解一下視覺疲勞，活動一下因為緊盯螢幕非常容易疲勞的肩頸。人過40，我感覺到和20歲完全不同的身體狀態，在你過度使用身體的時候，它不再一味沉默和無條件支援，而是動輒發動一些小的抗議或者乾脆大罷工，我開始意識到，要是沒有一個好的身體，這些年苦練的技術，一點點積累起來的經驗都要付諸東流，寫作和看病都需要一個好身體。

婦科病人進行經腹部b超時，需要事先憋尿，檢查時醫生的探頭要略微用力地按在鼓脹的膀胱上方，才能看清後面的子宮和卵巢。做過檢查的人都知道，那滋味不太好受，往往是檢查一結束，病人就忙不迭地跳下床去，直奔衛生間。

完成前面一個病人的婦科掃描後，我告訴護士助理自己要去洗手間，被剛剛跳下床的病人聽到，馬上停下急急的腳步說：「大夫，您也要去洗手間？那您先去吧，還有病人等著您呢。」我笑著說：「謝謝，門外有三個洗手間呢，咱們一起去吧。」

有一次，我和心直口快的王醫生一起工作。一位50歲的女性複查子宮肌瘤，我反覆掃描，都沒有發現她說的肌瘤在哪裡，只能告訴她，目前沒有發現肌瘤。她完全不肯相信：「肯定有，去年還有，今年怎麼會沒有呢？醫生請您再檢查仔細一些。」我向她解釋：「女性絕經後，雌激素水平降低，子宮肌瘤會發生萎縮，如果原來就不是很大，會有看不清楚的情況發生的。」她仍然不依不饒，我只好再幫她檢查一次，仍然看不到肌瘤。旁邊的王醫生聽到這一切，可能有些看不過去，用廣東話哇啦哇啦地說了她一大通，大概意思是：醫生說沒有就是沒有，你應該回家開瓶紅酒慶祝，而不是在這裡耽誤醫生的時間。

我倒吸一口涼氣，擔心會不會吵起來，結果不但沒有吵架，而且那位女性不再糾結，向我道謝後，悄聲離開。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想做一個好醫生，光是技術過關不行，和病人交流和溝通的語言太重要了，她可能就是因為我不會講粵語，才無法對我產生信任，那以後，我買了本《粵語學習三百句》，堅持看tvb肥皂劇，主動學習廣東話。

不過非母語學習就是這樣，離開語言環境後，會很快忘光。離開澳門一年，我原本已經能夠流利查房的粵語，只剩下「脫褲子，上床」這兩句了。

婦產科超聲檢查中，最令醫生緊張的是為孕婦做第一次胎兒大排畸檢查，一旦漏診嚴重或者致死性畸形，會為整個家庭和社會造成極大負擔，更會影響醫生的執業前景，甚至陷入曠日持久的醫療訴訟。

幸運的是，醫生這個團體最講究傳幫帶，工作過程中，身邊總有可以隨時請教的高手。山頂醫院婦產科有幾位b超掃描一流的專科醫生，其中給我幫助最多的是王醫生，全院上下不論老小都親切地稱呼他「強哥」。他早年在英國和香港地區接受專業培訓，並在2008年作為客座教授來到協和，協助產科開展妊娠12周的nt檢查，算是半個協和人，對歷年來接受外聘到山頂醫院工作的協和醫生也是關照頗多。

那是一個星期五的上午，我發現一個胎兒的側腦室擴張，頭顱切面略呈檸檬形狀，心臟和腸道有多處強光點回聲，一側腎臟有多囊改變。出現「檸檬頭」要高度懷疑胎兒是否有開放性神經管畸形，孕婦的腹壁很厚，我無法很好地判斷，又不能輕易放孕婦走，自然是非常著急，於是打電話求助強哥，希望他能前來救場。

他當時正在院外開會，讓我不要著急，把病人轉給他，週一通過更高解析度的超聲波機器進行二級掃描，必要時還能進行3d重建。

我如釋重負，結束通話電話，給孕婦進行必要的解釋和後續安排，沒想到強哥旋即將電話撥回，叮囑我不要在報告上寫那些嚇人的，例如腦積水、胎兒畸形等專業詞彙，只做簡單的資料記錄即可，因為報告使用英文，孕婦很少能讀懂其中含義，這樣不會讓她整個週末都擔驚受怕。

每逢年節，強哥會盡地主之誼，請我和另外幾位同時外派的協和醫生吃飯。醫生的飯局，自然也是談論醫療為主。席間，強哥講他在英國學習的時候，週末是不發唐氏兒篩查報告的，因為這只是一個關於胎兒先天性愚型的篩查結果，不能最終說明問題。如果篩查結果高危，只能說胎兒是先天愚型的風險高，還需要做羊水穿刺染色體核型分析確診，如果篩查結果低危，也不能完全排除胎兒畸形，還要結合12周的nt、孕婦年齡、20周後的胎兒結構掃描綜合評估。任何一份醫學報告都牽動著孕婦和整個家庭的心，必須有專業人員的諮詢和解釋及時跟進，否則將這樣一份「唐氏兒篩查高風險」的醫學報告簡單粗暴、毫無解釋地發給孕婦，就像法院寄出的一份判決書，可以想象這一家人要如何度過這個異常艱難的週末。

在澳門工作兩年，在高階別醫生的最終核准下，我先後發現開放性脊柱裂、嚴重心臟畸形、腎臟畸形、下肢和足部畸形等問題，為澳門的優生優育工作貢獻了自己的一份薄力。欣慰之餘，更多其實是隱隱的擔憂和恐懼。離職半年之後，在得知分娩胎兒中沒有嚴重畸形發生，才敢鬆一口氣，解除安裝這一份職業的責任和沉重。

在澳門，見過的恐怖和複雜病例遠不如在協和的時候多，臨床方面並無太多深刻記憶，但是王醫生打回電話，叮囑我「不在沒有十足把握的情況下做出嚇唬人的醫學診斷，不在週末簽發沒有諮詢解釋跟進的唐氏兒篩查報告」這件事，成為一直敲擊我心深處的深刻警醒。在日後的醫療工作中，我總是告訴自己，我每一天的行醫，都是為了幫助女性，讓她們的生活變得更好，而不是令其陷入無端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