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達到或超過28周的胎兒才進入圍產期,在此之前,他們不被認為是生命,引產只要由家庭自主提出,拋棄與扼殺易如反掌。我們甚至會見到這樣的報道,父母將嗷嗷待哺、最需要親人懷抱的、只是嘴唇上有一道裂口的新生兒丟棄,任由他們餓死、凍死,在荒郊野外被蛆蟲啃噬,被野狗撕扯。
做了一輩子計劃生育工作的錢老姐,那副大大咧咧的脾氣難改,每次出門診回來,都要蹺起二郎腿,掰著粗胖的手指頭向我們顯示,自己又勸退了幾個要做人流或者要求引產的母親。我們打趣地說,照您這麼幹下去,把病人都趕跑了,咱計劃生育病房要喝西北風了,我們這些小醫生什麼時候才能練成「吸宮大法」。
錢老姐總是哈哈大笑之後,樂此不疲。退休之前,對病人的規勸也愈演愈烈,開始是孩子沒毛病的引產她堅決拒絕,後來,孩子沒大毛病的引產她堅決拒絕,再後來,孩子沒有致死致愚性畸形的引產她堅決拒絕。
在把那些反覆規勸無效,仍然堅持引產的女性收到病房後,她又是盡心盡力。
現實生活中,很多醫生對於不聽自己規勸的病人,會採取不予理睬的態度,讓她們另請高明,並將之當成自己的個性抑或行醫底線。錢老姐則不然,雖然她在門診秉承「能勸一個是一個」的原則,但是她告訴我們,那些不能勸的女人一定有苦衷,醫生不是上帝,不能替病人做決定,人世滄桑,每個人的認知和承受能力是不一樣的,醫生認為花個萬兒八千給孩子做整形手術是小意思,有些家庭偏就真的拿不出這個錢,醫生認為自己和身邊的人不會嘲笑唇裂修復術後的孩子,不代表這個孩子可以生活在真空裡,永遠不被嘲笑,甚至她的母親在此之前,就一直打心眼兒裡瞧不上親戚或者鄰居家的殘疾孩子。
在歧視消除之前,醫生只能把引產做好,儘量不留後遺症,讓她們還有機會再生一個健全的孩子,這也是慈悲,雖然醫生是往子宮裡注射毒藥,親手殺了一個孩子的人。
有錢看病一百個好,凡事金錢開道是否也會適得其反?
這個有錢的爸爸還不如一個沒錢的農民,揹著鋪蓋卷掛號排隊,排錯隊掛錯號也不怕,幾經周折,總會折騰到小兒心臟外科醫生的手裡,沒錢沒地位不怕,只要病夠重,住院費交得上,總會有充滿職業好奇心、充滿職業冒險精神、正處於事業上升期、勇於挑戰自我的小兒外科醫生接手。
孩子在這麼小的年紀,就經歷世間人事和人性的複雜,被命運的狂潮裹挾,拋起,跌落,差一點粉身碎骨,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這其中經手的每一個人,從孩子的父親、當地醫生,到北京的馬剛、老三、主任、郭醫生,他們每一個都不是經典意義上的壞人,沒有任何一個人有主觀傷害孩子的意願,但是他們每個人,都如一片有漏洞的瑞士乳酪,具有致命缺憾。而當他們因為一件事走到一起,也就是發生重疊的時候,當每個人進行判斷和決策的時候都發生一點點的偏移,就會出現這些乳酪漏洞完全重合的情形,整個事件就會崩盤,結局失控。
固執、恃才傲物、不懂變通的郭醫生看似拒絕了金錢的侮辱,彰顯了自身潔淨的品質,但是他不知道,在將馬剛親手推出門外的時候,也是將患兒親手推出門外。狂怒、個性不得收斂之時,醫生會暫時將醫生的本分拋之腦後。冷靜下來想,不管病人是什麼來路,她終究是生病的人,終究是需要醫生幫助的人,如果不是有病,她的父親又何必動用金錢拷問醫生的人性?
也許郭醫生會說,老子就憤世嫉俗,寧可被排擠,被邊緣化,也絕不「同流合汙」。但是應該考慮,一個有天賦有能力的醫生如果只想一清二白,兩袖清風,醉心於自己小作坊裡的那些小研究,是不是太狹隘了?
婦產科學界頂級的醫學雜誌,同樣關注醫生的個性和品格,2015年3月號的《婦科腫瘤》專門刊登一篇名為「你開始沉淪了嗎?」的文章,著重討論可能導致已經開始專業化道路的醫生面臨專業困境的九重障礙,它們分別是拖延、沒有重點、完美主義、自私、憤怒、排斥異端、破壞性行為、自我放棄和專業的孤立。在醫學事業的上升期,如果醫生沿著這九宗罪一層一層走下去,終將走向職業生涯的毀滅。
人活著不能都幹大事,總有一些人要安心做小事,而過分正義,不懂變通的做法,在現實生活中也不值得大力提倡,對於任何人,這樣一種工作方式都會令其相當辛苦,一個受困於自我障礙和人際關係,還沒有獲得平穩工作節奏的醫生,又如何從容動用愛心和醫術去治病救人。
所以,年輕人,不要再無端憤怒,如果真的有能力,你需要為自己的理想暫時放下桀驁不馴,腳踏實地努力前行,開始可能還會覺得難受,但是放下久了,你自然不會重拾那些曾經讓你酣暢淋漓,但也皮開肉綻的所謂個性,那時候,你才褪去青澀稚嫩,走向穩重成熟。
老三,一介凡夫俗子,科學工作者卻對科學毫無興趣,甚至喪失最基本的執著與好奇,只將這一高貴的職業當成養家餬口的飯碗,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在決定把病兒交到誰的手上時,他追求的不是真理和真相,或者眼下的最佳,而是時刻提醒自己不要站錯隊伍,不要帶給自己絲毫的壞影響。對於一個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人,在這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紛繁亂世,指望他能豁出去自己,站在客觀立場,完全為別人考慮,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當你決心要將一件重要的事情託付給一個人的時候,除了考察他的能力和忠誠度,還要考慮他的個人處境和做事原則。
能在北京三甲醫院坐上科室主任位子的人,絕非一日之功,他們手眼通天,人脈遼闊,在俗世呼風喚雨無所不能的時候,會讓他們偶爾忘記自己在自然科學麵前的無知和渺小。小醫生在成長過程中,碰到的問題多是技術不精湛,操作不熟練可能導致的初級錯誤,後果大多不會非常嚴重。大醫生的判斷通常具有決策性,和治療效果密切相關,一旦犯錯,多是高階錯誤,後果嚴重,甚至不堪設想。
我們甚至忘了口誅筆伐令人痛恨的紅包。實際上,只要存在供求失衡,擁有超凡醫術的醫生就會像某些手握國家權力的高階官員一樣,訴諸權力的尋租。即使醫生不主動,也會被大環境裹挾,當醫院裡每天只能空出幾個床位,卻有上百人等待住院的時候,送紅包的人自然會排起長隊,這時候,問題不再是收不收紅包,而是收誰的紅包,哪些紅包是有悖人倫無論如何不能收的。不特立獨行地隨波逐流,每個人在自我約束的界限之內行事,反而成了醫生們的約定俗成。
「以後,你還會和這位主任打交道嗎?」我問馬剛。
「當然要打交道,人家做成人瓣膜置換又快又好,無論病人還是同行都是有口皆碑,我還怕夠不上人家呢。」
「他在這個手術上可是走了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