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病理診斷才是腫瘤最後的判官

如何才能解決判官大人馬後炮的問題,避免疏漏呢?

讓醫生把眼睛鍛鍊成可與顯微鏡pk的火眼金睛?不現實。讓病理醫生加班加點出石蠟病理報告?更不可能。切下來質地各異的腫瘤標本,需要經過大體檢查、固定、取材和包埋,變成堅硬的蠟塊後,再像切涮羊肉的肉片一樣把蠟塊切成若干薄片,最後進行染色。從一塊人體切下來的活體組織到一張可以放到顯微鏡下出病理報告的石蠟切片總共需要40多個步驟。要是古代有此等高科技,皇帝老兒也別跳著腳著急,沒用,唯有等待,等待一步一步的生化反應,等待一步一步的真相逐漸顯現在病理醫生的顯微鏡下。

在協和醫院,從手術結束到出石蠟病理報告至少需要7個工作日,這其中除了一些生化處理、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等必要程式,還有嚴格的小組討論和上級醫師稽核制度,這都需要時間。技術工人良好的切片製作工藝,病理醫生高超的分析辨認能力是保證石蠟病理診斷99%的準確性的兩大必要條件。

那麼,能不能又快又準地通過顯微鏡看清腫瘤細胞的真實面目呢?歷史證明,只要有迫切的需求,就會產生偉大的發明。1818年,裡梅爾創立冰凍切片法。冰凍切片是指將手術檯上切下的病變組織在冰凍切片機中迅速冷凍後製成切片用於顯微鏡下觀察,得出病理診斷。一般四十分鐘左右就能給出診斷意見,是協助主刀醫生指揮整個手術方向的重要憑據和法寶。

凡事可謂有利就有弊,冰凍最大的好處就是一個字「快」。但最大的弊端是準確性不如石蠟,僅有95%。這種求快的冰凍切片主要受制於切片的製造工藝,組織速凍後會有冰晶形成,切片的質量和石蠟根本沒法比。同時,冰凍狀態下的組織影像與石蠟切片的影像也有差別,所以冰凍的誤診率至少在5%,在很多情況下,僅能給主刀醫生提供參考性意見。

缺點還不止於此。例如,病人的腫瘤可能很大,大到像橄欖球,像籃球,但是病理醫生只能選擇最有代表性的部位進行冰凍,妄圖以點代面。甚至有時候,在同一塊腫瘤中,不同部位的病變性質還可能各不相同。就拿地球儀來比喻卵巢腫瘤,亞洲板塊可能都是良性的,非洲板塊可能是交界性,也就是良惡性之間的,僅有歐洲那一塊是惡性的,但外觀上它們長得都差不多,病理醫生通過肉眼取材的時候,很難一下子就命中性質最差的歐洲板塊進行冰凍。有慧眼取到一塊最能代表病變嚴重程度的組織,需要病理醫生具有極其深厚的內功。這功夫不是一天兩天就能練成的,至少需要專業病理醫生十幾年的工作經驗和見識,需要這醫生在刺眼嗆鼻的福爾馬林溶液中無數次地撈起各種腫瘤組織觀察其大體外觀,再走到顯微鏡前凝視鏡下每一個細胞的顯微結構,在宏觀和微觀之間反覆進行驗證和記憶。這需要病理醫生出具過大量病理報告,遭遇過若干次誤診漏診的滑鐵盧,走過無數次剛愎自用的華容道,才能歷練出一雙準確取材的好手,一雙立辨真偽的火眼金睛。

如何克服取材片面無法代表整體的問題呢?答案很簡單,儘量多點取材,多點冰凍。理論上可行,但是客觀上沒法操作,因為時間不允許,手術檯上的病人不可能敞著肚子、吸著昂貴的麻藥無限制地等待下去。所以,冰凍病理註定是不盡如人意的。

即使有這樣和那樣的問題,冰凍仍具有95%的可靠性,仍然算得上手術室裡的「高科技」。中國很多基層醫院因為考慮到冰凍切片機等昂貴醫療裝置的購入,沒有足夠的使用流量,無法收回投資成本,沒有能看切片會出報告的病理科醫生等問題,仍然不能開展術中冰凍病理診斷。

舅說:「我熬過了有生以來最難熬、最漫長的四十分鐘,真像四十年那麼長。」

我問:「那冰凍病理的結果是什麼?」

舅說:「冰凍說不能除外惡性平滑肌瘤,大夫說這個冰凍病理的好處是快,但最大的缺點是有可能不準。大夫又給了我兩個選擇,一個是相信冰凍結果,把子宮和兩個卵巢都切了,還要切除淋巴結看看是不是有轉移發生。另外一個選擇是反正現在已經切完瘤子了,子宮也整形縫合好了,可以馬上關肚子,等一個禮拜左右石蠟結果出來後再決定怎麼辦。如果石蠟說是良性的,就算撿了大便宜,如果石蠟仍然說是惡性的,沒辦法,就得再開一次刀。我看著大夫,她全身遮蓋得嚴嚴實實,帽子和口罩之間只露出一雙眼睛,我真希望從那雙眼睛中找到答案看到希望,但是什麼都沒有,只有驚人的鎮定。」

醫生的鎮定是好事,說明一切在可控範圍內,要是醫生也跟著病人家屬慌了神兒,大呼小叫一驚一乍的,可要真正的大事不好。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麼選擇,就問大夫怎麼辦。大夫說畢竟有95%的準確性,賭博不都是把寶押在勝算比較大的一邊兒嘛,還是應該採取相信的態度,況且病人已經完成生育了,根治性手術對她來說不是大禁忌。要是沒生過孩子的大姑娘,怎麼也要等到最後的石蠟病理出來我們才敢下刀的,就是您要求我們切,我們也不敢切。道理是這樣講,最終的主意還得您自己拿。」舅說,「我真不願你舅媽再做一次手術了,她真的遭不起那罪了,你不知道動一次手術全家上下都跟著剝了一層皮的感覺,我自己也快受不了了,就簽字同意全切了,就算你舅媽怪我,我也認了。」

我問:「那最後的石蠟病理結果呢?」

舅說:「最後的結果也是惡性的。大夫說還要化療,怕將來轉移。你舅媽現在的樣子,真像風中的樹葉,我怕她經受不住,就想來協和會診一下,看看到底還要不要化療。」

我問:「您把舅媽的病理切片帶來了嗎?」

「帶來了,是那張有彩圖的寫著惡性診斷的病理報告單嗎?」

我一聽這回答,他肯定壓根就不知道還有病理切片這回事,肯定沒帶來。這麼重要的會診資料不帶來,卻把術後初愈的舅媽給折騰到北京來了,還口口聲聲說奔著我來的,來之前怎麼不事先跟我打個招呼呢?或者和當地醫生打個招呼也行啊,就說自己在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有個外甥女,想讓她幫著找個教授會診一下,看看到底需不需要化療,只要好好說,當地的大夫一定也會支援他的,肯定會提醒他帶上病理切片和手術記錄的。不知道這舅舅是不是又犯了舊毛病,是不是又跟大夫吵架了,是不是又不歡而散摔門而去才來的北京。總之,不管怎麼樣,他們這趟北京算是白跑了。

我說:「舅舅,您先彆著急,病的來龍去脈我大概都聽懂了,咱們要想知道下一步怎麼辦,最關鍵的是要把病理切片拿到我們醫院,請我們醫院的病理科教授會診。起碼先看看這病診斷得對不對,再談別的。您說的那張紙應該是病理報告單,而病理會診需要把腫瘤製成的玻璃切片放在顯微鏡下看,才能知道是什麼東西。」

「啊?!還要玻璃切片?那東西在哪兒啊?從來沒見過啊!手術後都這麼長時間了,估計早都找不到了吧!」

「不會的,切下來的瘤子已經制成蠟塊了,連同做好的病理切片都在咱老家醫院病理科的庫房裡存著呢,這是手術病人最重要的醫療資料,醫院是有義務長期存留的。我給您寫個借閱病理會診的證明,蓋了公章以後您給帶回去,您就在家等著我吧。您憑這個證明先回老家把東西借來,我再幫您找教授看片子,其他的回家再聊,我得上手術了。」我掛了電話,趕緊回手術室,又一臺手術馬上開始。

麻醉師已經開始誘導麻醉了,病人整個癱軟下來,閉上警覺和緊張的雙眼,不再機警和好奇地審視手術室裡陌生又可怕的一切。麻醉醫生插入氣管插管後,病人入睡安然,麻醉機有節奏地鼓動病人的雙肺均勻地呼吸著。此刻,無論她是處事精明做事老辣在中央後勤部門幹了一輩子的老油條,還是沒心沒肺不諳世事的大學生,或者成熟沉穩略顯靦腆的少婦,不管好看不好看,不管有錢沒錢,不管有勢沒勢,都暫時告別了這塵世的喧囂,把自己完全交給了一個手術小組,手術中任何差池都可能讓她再也醒不過來。

手術檯上的醫生也是塵世俗人,剛才的電話讓我時而厭煩憤懣,時而同情憐憫,想到醫學的種種不確定性,想到我們在和死神的爭鬥中總有一天要敗下陣來,想到醫生和病人之間永遠說不清理還亂的矛盾更是感慨無限。但是隻要上了手術檯,開啟肚子的一刻,這些煩惱事都要暫時擱置一邊了,看到腫瘤的我們目露兇光,只想圖窮匕見,待從頭,收拾舊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