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是這樣，老八會不會是在9月12日殺害了女孩趙丁萱，之後將屍體放在地下室待了一天，13日自己出去與戰友聚會，13日半夜回來後再把屍體拖到了外面呢？

這是個大膽的設想，老賀不認同，他覺得張印是在帶著答案找問題。

老賀反對的理由很直接：老八收破爛的皮卡車早壞了，他沒法運屍。如果是把屍體拖過去的，那就太遠了，半小時也不一定能到，而且太冒險。他完全可以把屍體拋在距家很近的地方，比如某個下水道、河溝，或者灌木叢裡。

不過別人的話，對張印都是耳邊風。那天晚上他帶著老賀第二次去了老八家。

「老八，你家有地下室是嗎？上次怎麼沒跟我們說？」

「地下室？」老八像第一次聽說這三個字。

「對，上次不是城管還來查過一次嗎？」

「後來再沒人來了，封了。」老八說得坦然。

「你再想想，你最近進過地下室嗎？」

老八看似想起地下室的存在，也承認現在那裡還放著一些東西。但說地下室沒電，只能拿電筒下去，張印注意到說這話時老八的口齒有些不清不楚。

張印和老賀走進地下室，那裡像一口深井，又熱又溼，走廊把房間一分為二，每邊各有四間房。電筒光把走廊裡的人影拉長，張印心想著這是老八第幾次撒謊。

地下室中間有臺除溼器，管子下面有個鐵盆，裡面有層薄薄的水，顯然最近開動過。一個破舊書桌靠在牆邊，上面有幾個啤酒瓶。張印四處細查，盼望著奇蹟出現，比如在角落發現女孩遺失的銀質心形項鍊。

他興奮極了，腦海裡浮現出犯罪現場的模樣，但是他一無所獲。突然間，張印注意到牆壁縫隙裡有個銀白色耳釘，他沒吱聲，偷偷揣進兜，像是生怕老八看見。

「你最近一次下來是什麼時候？有帶什麼人下來過嗎？」張印問。

「哦，我下來過一次，但忘記哪天了。我想找點什麼來著……反正我下來之後感覺有人盯著我，我害怕，就上去了。」

張印眼睛死死盯著老八的眼睛，看見他心虛地嚥下口水，喉結聳動。

「你那兩天見到她了嗎？」張印並沒有說是誰。

但老八馬上就反應過來：「記不清了。」張印記得萬分清楚，同一個問題，上次問老八他說的是「沒見過」。

張印眼神絲毫不動，就盯著老八的臉。老八搓了搓臉，開始喃喃自語：「我覺得吧，這種人應該槍斃且立即執行，要是我有個女兒被人弄死，我一定找哥們把他幹了。哎，警官，你們案子查到什麼程度了，不行我可以幫幫忙，我人脈挺廣的。」

老八說他在地下室感覺到「有人盯著他」，他是想暗示那個死去的女孩曾經在這個地下室裡被捆綁過嗎？老八第一次還說對這個女孩一點不關心，現在查到地下室了，他又反過來要幫警察的忙——老八就是兇手！不顧老賀反對，張印再次帶走了老八。

警察的一生中總會碰到這樣一起案件，有些難以言傳的東西瞬間擊中了你，那可能是嫌疑人的一個表情，可能是死者手機上一條詭異的簡訊。它們會讓你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堅信對方就是你要找的嫌疑人。

更奇妙的是這種線索不屬於別人，只屬於你自己，只有你看得見，那是屬於你一個人的案子，你要做的，就是拼了命來證明你的靈感是對的。張印也被那種難以言傳的東西一瞬間擊中了。

多年後，張印回憶起帶走老八的場景，依然記得一個細節。給老八戴手銬時，張印發覺他的手掌沒有出汗，比自己乾燥得多，「我當時心裡就咯噔一下」。張印沒想明白，難道這人就不害怕嗎？

十五分鐘後張印來到辦公室，坐在了老八的對面。

已是凌晨了，全隊偵察員和抽調來的民警都窩在會議室，為小女孩命案加班彙總資料。他們眼圈發黑，腦子跟不上嘴巴，一個多禮拜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這狀態顯然撐不了太久了。

張印之前沒跟任何人打招呼，包括副支隊長和支隊長。他來到小會議室，按捺住內心的雀躍，輕描淡寫地說又把人帶回來了，大家滿臉怪異地看著他，沒人吭聲。

事後張印才明白為什麼大家當時的臉色那麼難看，他們都以為張印掌握了重大線索，或兇器，或證人證言，準備獨自向領導請功了。重案組曾經有人這樣幹過。沉默一陣後，大家還是各司其職，準備陪老八來一場聲勢浩大的表演。

訊問室旁實驗室的門大開著，幾個重案組的民警忙碌地操作著根本不會使用的機器，小女孩扎眼的血衣和挎包就放在桌上，彷彿他們已找到了攻克難關的答案。

張印押著老八從實驗室門口經過，老八往裡看了一眼，但面無表情。所有警察都表現出對老八很冷淡，暗示他只是個普通的嫌疑人，沒什麼特別之處。

隨後，張印押著老八上樓梯，進到支隊長辦公室。一把高大的黑皮座椅，一張黝黑泛紅的寬木桌，一書櫃精裝的刑偵書，一片引人注目的照片：抓獲犯罪嫌疑人的、授勳儀式的，還有集體一等功的獎狀，蓋著公安部大紅印。

辦公室的牆上掛著趙丁萱被殺案的現場地圖和小女孩屍體照片，旁邊的白板上用紅筆大大地寫著老八的姓名、年齡與身份證號，異常醒目。這些都是提前佈置好給老八看的，都在暗示：老八，你該認賭服輸了。

一個老預審員借來白襯衫，領導般威嚴地坐在皮椅上，這一招通常很有效，老百姓都認領導。

「領導」語速很快，都是短句，鏗鏘有力。張印站在老八旁邊，激動地等待著那一刻，等待著老八在重壓之下呼吸紊亂，手腳發抖，現出原形。

他們配合得很完美，幾個民警輪番上陣對老八狂轟濫炸，這是典型的熬鷹戰術。他們其實玩了一個「小花招」，民警並沒有實際填寫傳喚證對老八進行傳喚，也沒有給他戴上手銬，而是先走證人詢問程式對老八施壓，這樣可以在二十四小時的傳喚時間基礎上多爭取些時間。

民警們動用了一切在法律和人道允許範圍內的手段，可是張印驚訝地發現，地下室裡那個有點驚慌的老八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毫無感情的雕像。無論怎樣訊問，老八都一遍遍重複著之前的證詞，他沒承認任何事。

天快亮了，張印聽到同事竊竊私語，他無法忍受這樣的聲音。張印開始大聲對老八說話，說自己知道老八是個什麼樣的人，知道他以前怎麼像個瘋子一樣毆打老婆，也知道他和趙丁萱之間的關係。

老八聳了聳肩，端坐在椅子上瞥了張印一眼，漫不經心地打了個哈欠。他左右看了一圈，用動作表明了態度：那你們這是幹嗎呢？辦我唄，別浪費時間了。

張印腦袋騰地一下蒙了，內心的平衡瞬間被打破，辛辛苦苦營建的東西垮了。他努力思考，但越是絞盡腦汁就越暈。他接著試圖感化老八，引起老八對女孩的同情。他說了幾個開放式的問題，然而這是訊問中一種嚴重的倒退，預審員打起了哈欠。

雖然張印沒有任何拿得出手的直接證據，但他依然堅信對面坐著的就是嫌疑人。門口的同事散去了，張印覺得他們中一定有人在說：一個年輕的小民警想露個大臉，結果把屁股露了出來。

不，還有一個撒手鐧！

糊里糊塗的張印趴到老八耳邊，努力顯得胸有成竹，從口袋裡掏出在地下室撿來的那個銀白色耳釘，擺在老八面前——

「風過留痕，雁過留聲，你看看這是什麼？」張印急瘋了，他明知死去的女孩是沒耳釘的，他只期望唬住老八。

老預審員愣住了，隨後勃然大怒。白鬍子在抖，使用證據這麼大的事，竟然都不和他商量一下。

老八直視前方，只掃了一眼耳釘，隨即側過臉盯著張印。張印的手竟然發起抖來，老八鄙夷地一笑，隨即徹底放鬆下來。

全完了，張印輸了。

那個廉價的耳釘根本不是受害人的，張印知道，老八也知道。現在張印失去了一切威嚴，他是個說假話的傻×，一個毛沒長齊的小崽，想跟幾進宮的老炮鬥法，老八再也不會相信他了。

其實，張印不適合重案組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不會「問人」。他會天真地給嫌疑人遞煙，買冰棒和汽水，然後期望對方「尊重」他，說真話。一旦發現對方說謊，他就暴跳如雷，大罵起來。對極個別供述較好的嫌疑人，張印也很難問得下來，因為他用的是一種擠牙膏的辦法，老賀評價他是「給他自己記筆錄」。

那天，他們訊問老八六個多小時，副支隊長覺得不能再耗下去了，就給老八簽了傳喚證，帶著老八到總隊測謊。總隊的測試員說他懷疑老八沒有正常人的情緒反應，老八的線條「像個死人」。

更悲催的是，那天中午女孩的媽媽又找來了，她要見主辦案件的民警。張印趴在桌上疲憊不堪地笑了。認識劉嵐的人都說劉嵐「是個精神正常的瘋子」。

她五十五歲，前夫是個獄警，大女兒在一個大公司上班。幾年前，她到前夫單位找到領導，說前夫「亂搞男女關係」；然後又到大女兒公司狀告大女兒和父親**，弄得雞飛狗跳的。有的人，日子過得好好的，非要有意無意把人生弄得一團糟，還以受害者自居。

離婚後，她不讓二女兒趙丁萱繼續上學，兩個人在一家郵政儲蓄所門口擺攤，賣些刀具和飾品度日。還時不時去騷擾一下前夫和大女兒。小女兒趙丁萱的命運也就此轉道，而這也是一個張印從來不曾接觸過的世界。

這些天，劉嵐瘋了一樣地寫信、打電話告狀，張印時常被搞得一肚子火，但每次張印都耐心地接待。今天張印還準備像往常一樣接待她，他有心理準備，因為前幾次劉嵐都很激動，但這一次，劉嵐一身黑衣，態度和往常相去甚遠。

她的第一句話就語出驚人：「警官你辛苦了。」讓人吃驚的是她開始向張印道歉，原因是她打聽到派出所在上報重案組之前已經做了基礎的失蹤人口查詢工作，而且重案組一直在積極努力地查案。

她看著張印的黑眼圈真誠地向他鞠了一躬。張印不知所措，這個女人真能面對女兒死去的事實，並從以往蠻不講理以受害人自居的狀態中走出來嗎？

張印謹慎地給她說了些宏觀的偵查現狀，女人直截了當地問：「是不是老八乾的？」沒等張印有反應，她又搖起頭，說老八不太可能。

但說著說著她那不受控制的脾氣又上來了。她沒指名道姓地大罵張印，可能是張印滿臉鬍鬚和惺忪的睡眼感動了她，她轉而罵起了公安局。

「假如是你們家的孩子出了這個事，你們也這麼查案嗎？」她直視張印的雙眼。張印堅定地點頭。

她自嘲般笑了，「案子破了有什麼用？我女兒也回不來了。」隨即起身，和張印握手，頭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早上五點，窗外的天灰濛濛的，張印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裡發呆。他拿起一罐啤酒往下灌，喉嚨發緊，隨手一扔，哐噹一聲砸在地上，他想找個人聊聊，但其他民警都睡著了。訊問的過程一幕幕在眼前回放，定格在老八最後那輕蔑的一笑與無比放鬆的肢體語言上。

他透過窗戶，看著尚未熄滅的路燈在水泥地面上灑下的一層柔和的光。他想起訊問課上老師講過的：警察應當是嫌疑人的一個視窗，在四面牆壁的訊問室裡逼得對方退無可退時，嫌疑人會看向視窗，那是他唯一的出路；然後他會在警察的「引誘」下奔向視窗，向警察說出內心最深處的秘密，為了解脫，他會把一切大白於天下。

然而現在，老八成了張印的視窗。因為自己過於急躁，過於自大，張印現在撞得頭破血流。

局長還在等結果，老八也要大搖大擺回家了，所有人都知道了。

張印迷迷糊糊喝了幾罐啤酒，然後走向窗戶，縱身一躍。那是一棟老樓，層高比較高，二層至少相當於現在樓的三層。

探長跳樓，古今未有。

關於跳樓這件事，他的回憶似乎和事實脫節。

當時門口的保安目睹了一切，他告訴我，張印是從二層空調外機上掉下來的，在地上癱了一瞬間，然後像沒事人一樣站了起來，甩動著一條胳膊極為誇張可笑地向前跑，快跑到大門口時再次摔倒。

同事送他去了醫院，一路上他雙眼緊閉，不言不語。他摔斷了右腿，扭傷了左臂，躺在醫院裡，背部溼透，無法翻身。

張印在醫院住了三個禮拜，每天抱著司法考試書裝模作樣。開始幾天他「麻木不仁」，幾乎無法清晰思考。他將自己封閉起來，不接電話，不和任何人聯絡。不久他開始反思，做警察是他的真正使命，還是人生道路上一個隨機錯誤？

張印出生在一個二線城市，父親是個水利工程師，母親經商。他小時候親眼看見優秀而強勢的母親將搞外遇的父親趕出了家門。

從此他和母親相依為命，刻苦學習但漫無目的。成績不好時母親惡毒地羞辱他，責罵他，逼他成材。他的母親和受害女孩的母親劉嵐一樣，用謾罵來宣洩一切情緒。但有一點和劉嵐不同，母親從小就給張印灌輸一個觀念：男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尊嚴。

高三下學期，他聽表哥講起公安大學的軍事化管理，那些近乎虐待的訓練，還有穿著警服參加大學生方陣比賽時少女撲過來要電話號碼的趣事，他恍然大悟。於是不顧母親的反對，他毅然報考了公安大學。

在他的幻想中，自己是被壞人包圍著孤身搏鬥的好人，只有警察這份工作才能滿足幻想。

畢業後前五年，他是一名治安民警，在派出所里長期面對一個介於黑白之間的灰色空間，老民警多少有些「油滑」，而且少見大案，這都讓張印不滿。

於是，他做了一個很不同凡響的舉動。他在午休時闖進支隊長辦公室，朝一臉疑惑的刑警隊一把手遞上自己的簡歷。

「我想加入重案組。我大學時射擊課九十七分，刑法滿分，專業課分數也是班裡前三，我覺得我能勝任重案組的工作。」

支隊長以為面前這個二十出頭的小夥子搭錯了神經。當然，每個警察都可以申請自己感興趣的職位，大家都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比如機關單位，可哪有這樣直闖領導辦公室毛遂自薦的？還以為在學校裡呢？分高就能解決一切問題？！

就這樣，張印隔三岔五就去刑警隊「騷擾」一下支隊長，連續好幾個月。支隊長攆他出去過，也威脅他要把這件事告訴他們派出所所長，但他就是不肯走。

這裡面有張印的人生哲學，張印覺得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失敗一定是因為不夠努力。一貫內向的他這樣厚著臉皮闖支隊長辦公室十多次，竟然真的成功了。

適逢刑警隊年齡老化，局長給了二十個名額，有一百多名年輕民警報名。支隊長大概是為了避免張印再來辦公室煩他，終於讓張印得償所願。但張印與重案組太格格不入了，尤其是這個菜鳥被捧殺為「代理探長」後，這個夏天不但恐怖，簡直就是瀰漫著死亡氣息。

面對老八，他為什麼會失敗呢？難道是他還不夠努力嗎？空無一人的病房裡，張印避無可避地面對著自己。他為什麼要冒險向老八出示那個天知道屬於誰的耳釘呢？

這麼多年以來他不斷努力，不是對成功的渴望，而是對失敗的恐懼。

又躺了幾天，他開始痛恨老八，甚至有點想殺了他。

矛盾的是就在同一刻，他覺得身心又開始運作了，內心情緒也驚人地平靜。他滿腦子都是老八，清醒的每一刻都在想他，他的人生出現了新目標。

三個星期後，右腿上打著厚厚的石膏，張印出院了。他明明可以拄著一支柺杖走路，但偏偏要拄雙柺。因為單拐看起來更像一個長年累月的瘸子，而雙柺能提醒別人他在恢復中。

回到單位後，領導們對他和藹了很多，但同事們關於他跛足的笑話層出不窮。大家開始叫他「瘸探」。有個老民警把他的牙刷牙杯放到了辦公室最高的櫃子上，他沒說什麼，就是笑了笑。

張印知道這些笑話都是善意的，他們用變本加厲嘲笑他瘸腿的方式掩蓋了更大的悲劇——關於他跳樓的事。直到一個民警笑著說，「瘸毒瞎狠禿好色，之前你鬥不過老八那個禿子，這回你倆可以拼一把了！」張印板起了臉。後來，再也沒人敢和張印開玩笑了，大家覺得張印變了，少了衝動，多了深沉。

張印當然知道這起案子要「黃」了。

重案組就像沙漠，案件一層一層堆積而來，時間會把很多大案覆蓋掉。再大的案件破不了也就是個案子。四個探組各自接了新案子，趙丁萱被殺案已經被裝訂成捲了——那代表它將會和無數個未破案件一樣，逐漸淹沒在後院的案卷大山之中。

破案對警察來說是工作，但對嫌疑人來說被抓就完蛋了，雙方為此付出的努力是不對等的。張印強迫自己不去想老八，而是再一次審視證據，他首先得完全深入到老八那個世界裡去。

在拋屍現場東北角三公里的地方有個村子，村裡有個老實巴交的屠夫。幾個無賴成天到肉鋪騷擾，罵他是殺害小女孩的兇手，威脅要報警，趁機免費拿走他掛在鉤子上的肥肉。張印去找過屠夫兩回，對他印象也很好。

可能是被誣衊後壓力太大了，沒過兩天，屠夫竟在吊燈上上吊了。當張印像對待一個徹頭徹尾的陌生人一樣把屍體從頭看到腳時，老賀說：「你比以前老了些，也狠了些。」張印沒吭聲。

回到單位，晚上張印才興致勃勃地告訴老賀他當時在想什麼。原來他一直覺得屠夫屍體下的拖鞋蹊蹺，左右位置與雙腳擺反了。後來他才想明白，屠夫一定是用左腳弄掉右鞋，右腳弄掉左鞋，這才肯定屠夫是自殺。

老賀被良心折磨得不安，張印卻一副放鬆的樣子，他說沒別的兇手。隊裡的老民警都知道，手頭有多起命案時，一旦對其中一起傾注過多感情，付出了太多努力，就是對其他案件的不公平。

那天晚上，重案組在附近一家酒館聚餐，大家為小女孩的命案忙碌太久了，身心疲憊。張印在桌上有點彆扭，出了那件事以後，他不再喝酒，而且老賀坐在他對面，自從上次在大會上張印讓老賀下不來臺之後兩人就不太說話。但幾瓶啤酒下肚後，出乎意料地，老賀主動坐到了張印身邊，緊緊摟住他的肩膀。

「大張。」

「賀哥。」

「大張。」老賀再次說。

「是我，賀哥。」

「是兄弟不？」

「是兄弟。」

「是兄弟不？！」

「必須的。」

「其實我挺佩服你的，你知道嗎？」

「比如說呢？我有啥讓人佩服的。」

「你像個‘傻×’似的。」

張印大笑起來。重案組民警總是不擅長表達真心實意，有時說著說著就沉默了，有時讚美讚美就罵人了，本來想說的好話，到嘴邊就變成了段子。

老賀又半倚在張印肩膀上做出一個「猥褻」的動作，在場的民警都笑了。終於，哥倆都忍不住笑了，張印學會笑了。

買單後，民警們都回宿舍矇頭大睡，老賀和張印躲進車裡，待在一個廠區大院門口。老賀勸張印放下這起案子，張印沉默不語。老賀轉而講起自己的經歷，工作裡倒霉的和有意思的事。

突然有個看門老頭讓老賀滾開，兩人吵了起來，老頭還報了警。當警燈照亮大街時，老賀和張印趕忙開車往單位跑，在這座由他們守衛的城市裡，此時他們變成了被人追捕的物件。

張印嚇得夠嗆，老賀輕蔑地看了他一眼：「沒事！咱們重案組都有破不了的案子，這事誰管啊！趙丁萱的案子不是也沒破嗎？前前後後上了多少人你說說！」

張印開車到了刑警隊門口，老賀已經睡著了，眼鏡耷拉到嘴邊。張印叫他起來，他不耐煩地一揮手，「別煩我，我就在這兒睡了。」

最後老賀吩咐張印：「明天早上記得叫醒我，咱們再去找老八。」

兇手，年齡應當在四十到五十之間，未婚，長期獨處。從犯罪現場來看，兇手是性變態，他缺乏愧疚和同情心，可能將犯罪行為合理化。

在張印和老賀看來，這份總隊出具的報告活脫脫就是老八。但是迄今為止，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認定老八就是兇手。民警們聽到很多謠言，找過很多人，但找不到第一現場，老八逍遙在外。

可兇手還能是誰呢？「瘸探」張印拄著一對柺杖和老賀回到了三角區域，重啟對老八的調查。

白天，無論老八去哪兒，張印和老賀都在身後不遠處跟著。老八偶爾會闖紅燈，或者用其他的花招擺脫他們。有意思的是老八並不在乎，反而有點洋洋自得。

他們互相非常熟悉，張印經過這麼久的調查，對老八的生活習慣瞭如指掌。老八也知道這位年輕人的真實姓名，甚至知道他的老家是湖北的，也知道他沒結婚。換成其他人在這種情況下會氣到半死，破口大罵，可是他們之間卻什麼也沒發生。

自從上次審訊後，兩個人在老八的破平房外面多次碰面，交流甚至沒了火氣。這是一場意志力的消耗戰，大家似乎都在等待對方失去耐心、露出馬腳的一刻。

到了晚上，張印獨自開始值一種特殊的班。他每晚都到老八家附近最火的一家滷煮店裡坐著。他跟客人聊天，請他們喝啤酒。店裡的客人大多之前見過面，知道他是警察，但免費啤酒誰不要呢？張印逐漸發現他們都是一群騙酒的老無賴，但還是堅持每晚都來，他只想從老八的角度看看世界。

他確實瞭解到了許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老八以前有個小媳婦，比他小十多歲，非常奇怪的是這個女人十五歲左右就嫁給了老八。張印打聽到訊息，兩人沒結婚之前，老八聽說女人有個年紀差不多的相好，於是就在女人回家的路上伏擊，強姦了女人。兩人結婚之後，老八有次喝醉了，叫了一些朋友到家裡來，要共享女人，女人拒絕了，老八打得女人手腳麻木，逼她向朋友道歉。

大家說女人為了兒子忍了下來。一天，兒子跟著老八去看燒垃圾，兒子爬上樹，摔下來，死了。女人悲傷一陣後，就離開了。

得知這些資訊後，張印又是興奮又是煩躁，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斷。這個老八人前人後根本就是兩個人，不為人知的那一面完全是個暴力狂、變態。現在沒有女人讓他發洩，他會做出什麼事情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