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想想，褚時健一輩子都在雲南的小地方生活工作，以他的才能，身處任何一個大的環境和背景，應該更能做一番大事業。但是，小地方給了他很好的回報，在新平的糖廠和玉溪捲菸廠階段，因為山高地遠，政治氛圍並沒有那麼濃重，以他直率的個性，還可以有一個較為寬鬆的環境全力施展他的經營之才；到了人生低谷期，小地方固有的溫暖人情、仗義扶弱又給了他極大安慰。褚時健註定和玉溪有著不解之緣。

任新民在褚時健回玉溪後就希望他們搬離菸廠的舊居，到5公里外的大營街去居住，一來他和家人可以就近照顧褚時健和馬靜芬，二來也可以遠離市中心----那裡無論是人和物的環境，都太嘈雜了，對於剛剛走出風浪期的褚時健，並不是一個好的居住環境。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大營街在任新民的帶領下，已經成為富裕安定的"雲南第一村"，而這，都來源於褚時健時期玉溪捲菸廠的扶持。任新民覺得邀請褚時健到大營街度過人生晚年，是對褚時健最好的回報。

早年任新民任大隊支書，帶領大營街大隊的建築隊給玉溪捲菸廠修宿舍時，因為保證質量，時間上也快速，讓褚時健很是欣賞。他帶著建築隊給玉溪捲菸廠修了7年的房子，褚時健對任新民的評價是："認真負責，做事踏踏實實，聰明用到實處。"任新民對褚時健的評價是："做事公正、乾脆，實實在在，特別有能力，對玉溪對雲南貢獻很大，稱得上民族英雄。"

大營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出了名的貧窮，因為人多地少，人均尚不足三分地，玉溪當地人都知道大營街有五難：吃糧難、喝水難、住房難、行路難、娶媳婦難。"文革"結束，任新民做了大隊支書，帶著村民們出外打工，情況好了好多。特別是幫玉溪捲菸廠做了幾年基建後，大營街的經濟狀況得到了很大改善。

大營街真正富起來是在1986年後。在此之前一直用串換的方式得到優質制煙輔料的褚時健想在玉溪本地扶持一些廠家生產輔料，一來菸廠可以更便利地得到輔料，近距離控制質量，二來也能扶持一些本地企業。玉溪捲菸廠需要的輔料量很大，對於任何輔料生產廠家來說，它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米飯班主。因為對任新民的信任，褚時健當時在大營街的三個村扶持了濾嘴棒廠、水松紙廠和鋁箔紙廠。玉溪捲菸廠在飛速發展的同時，其固定業務也提攜著大營街大踏步向前。在90年代初期，大營街又發展起了傢俱廠、銅材廠等大型鄉鎮企業。到1995年，大營街鄉鎮企業總產值超過了10億元，成為雲南省村一級行政區劃中產值過億的第一個村。

因為富裕，任新民在大營街建立起了"理想國"。大營街的幼兒進入幼兒園吃住都免費，每年春夏秋冬免費發給四套衣服。學生進入中學、中專、大學都會給予獎勵。住房方面，大營街的民房實行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施工、統一分配、統一管理的"五統"政策，人均居住面積達到50平方米。而且在大營街，職工54歲就可以退休領取退休金，最高可達11000多元，每月還可以領取150~500元的養老金。

任新民一直說，大營街發展得這麼好，只有兩個原因，一是國家政策好，另一個就是因為有褚時健。於任新民而言，褚時健不僅是大營街的恩人，還是與他個人一直互相欣賞的忘年交。外界一直說任新民是褚時健的乾兒子，他從來不主動去說明。在他看來，褚時健出手扶持，讓大營街改天換地，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乾兒子"的身份實在過於簡單了些。"以前他在菸廠，要報答他的人太多，他也不需要。他遇到了難處，正是我們表達心意的時候。"任新民說。

褚時健答應了任新民的安排，自己已經不是菸廠的一員，遠離菸廠未嘗不是好事。

任新民在大營街自己開發的一處別墅區為褚時健安排了一幢兩層樓的別墅，因為褚時健堅持要買，任新民便讓財務算了一個極低的價格給褚時健，讓他象徵性地買下。褚時健住進房子之前幾天，任新民在家和自己的妻子唸叨，說房子太新，恐怕有些溼冷。他和妻子商量：我們兩個先進去住幾天，把爐火點一點，房子暖了再讓他們住進來。

於是任新民和妻子帶著簡單行李在新房子裡住了一星期，打掃了幾遍，開了幾天窗，爐子上的火點了幾天，感覺房子已經有點人氣了，才安排褚時健住進來。

褚時健就此在大營街安下家來。

任新民顯然是一心要報答當年褚時健治下的玉溪捲菸廠對大營街的一力扶持，他不僅把褚時健邀請到了大營街，後來還把與褚時健同案的羅以軍和喬發科也安排到了大營街居住。儘管菸廠許多老職工在電視上的審判現場看到總會計師羅以軍指證褚時健而對他憤憤不平，但幾年後，他們在大營街又看到了褚時健和羅以軍在街邊偶遇時停下來聊天的場景，大家也都釋然了。

2003年，保外就醫的褚時健再次獲得減刑；2004年，褚時健獲准假釋。

一段刻骨往事，總算關上門扣上了鎖。h3朝著圓滿目標向前一步/h3出獄後的褚時健身體狀況一直很糟糕，70多歲的他比60多歲時消瘦了太多。儘管已經出獄，家中也只有他和老伴兒馬靜芬，夜深人靜時兩位老人相對而坐，難免顯得孤清。

身邊的人都看得出來，他的身體健康醫院還能幫上些忙，但心情的低落卻誰都使不上力。

兒子褚一斌在新加坡知道了這一切。在父親牢獄之災的幾年，褚一斌也過著不穩定的生活，美國、加拿大、新加坡幾地顛沛流離。國內的一切似乎和他越來越遠，女兒褚楚和母親在廣州生活，平時只能通過電話聯絡，但畢竟是一個穩定的狀態，不用太擔心；老父親和老母親那邊，在最糟糕的訊息過去後，依然沒有太多好訊息傳來。褚時健出獄後和兒子的每一次電話裡，褚一斌都感覺父母的狀態不佳。這時，他的第一個兒子在新加坡出生，他覺得找到了安慰父親的最好方式，趕緊一個電話打到玉溪，告訴褚時健："您有孫子了！"

褚時健果然非常激動，電話裡的聲音都有些顫抖："有多重啊？"

褚一斌迅速安排了一次褚時健、馬靜芬和孫子的見面。在深圳，褚時健抱上了自己的第一個孫子。他向來以寵愛第三代被親友共知，在孫女褚楚和外孫女圓圓都不在身邊多年後，褚時健又一次感受到了自己血緣傳承的幸福感。

褚一斌後來每逢假期就把孩子帶到褚時健身邊，他說，只要孫子孫女們在身邊，感覺老父親的精神要爽利得多。h3總要做點什麼/h3從走出監獄那天，褚時健就打定主意要做點事情，儘管他的"監外執行審批表"上寫著他的病情是：糖尿病、原發性高血壓2級、陳舊性心肌梗死。他已經離不開胰島素，藥片也一天不落地必須吃。但他還是堅持要做點事情，一方面是他天性中的閒不住，每天無事可幹讓他渾身更不自在。馬靜芬說，如果沒事可忙，褚時健能在家裡樓上樓下來回十幾趟。另一方面，也是不甘心，在玉溪捲菸廠發展到巔峰的時候他被拽下領軍人的位置，心裡還有許多宏圖沒有完成。這些宏圖最核心的內涵當然就是人生的"成就感"。褚時健的人生大部分時間都伴隨著這三個字，這是對他能力的認可，亦是他的精神支柱。他需要通過做事，重新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

馬靜芬的回答要實際得多："我們要吃飯，要養外孫女。我還有菸廠發的退休工資，他什麼都沒有，坐吃山空怎麼行？"

周圍的親友大都反對他們再出來做點事，統一的理由都是："年齡"。而且在他們看來，錢不是問題，有太多人伸著手願意幫助當年威名赫赫的褚老闆。

褚時健不是沒有想過自己的年齡，但所謂的壽命、晚年，都是一些未知數，他已知的是自己迫切要找到一種生活狀態，一種忙碌的生活狀態，如果閒下來，"我會病得更嚴重"，他說。

做什麼呢？有菸廠邀請他做顧問，一年給出的顧問費就不低，他沒有一絲考慮就拒絕了，既已離開，就徹底告別。"何苦回頭呢？"他說。在他的案子之後，全國掀起了關於國企領導待遇的激烈討論，最終關於國企領導年薪制的申請報告被遞到了朱鎔基總理的辦公桌上，朱鎔基大筆一揮，從此一改國企領導低收入的局面。許多人都認為，這樣的變革多少和褚時健有著關係，但他本人卻做了犧牲。

21世紀最初的幾年，礦山的開發也是一門生財之道。褚時健也被建議不如去搞搞礦山開發。可是，這是一項高投入的生意，"我哪裡有那麼多錢？"只好作罷。

或者可以做做小的生意？馬靜芬回到玉溪後，在任新民幫助下，曾經承包了大營街的20畝地種植百合花。這是她擅長的事情，而且雲南氣候適合種花，百合花長得很是不錯。到花開的時候，她就請人拉上成捆的鮮花到昆明附近著名的斗南花卉市場去賣。種花賺不到什麼大錢，只有小小的利潤，但馬靜芬倒也很知足，因為總有點事情忙，不至於每天想東想西。就這麼做了一兩年，褚時健回到玉溪後，覺得種花不痛不癢地做著意思也不大，就把地退了。

褚時健又想著是不是可以去賣賣米線，但很快也打消了念頭。玉溪街上一個賣米線的攤檔，一碗1元錢的利潤，一天大概能賣上千碗，天天出工的情況下一個月平均能掙3萬元。但賣米線耗費的精力太多，褚時健的身體狀況已經不允許。而且米線攤搞連鎖不容易，很難標準化。這顯然不是褚時健要做的事。

把眼前這些似乎能涉足的行當都排除後，褚時健還是把心思落到了在監獄時和弟弟褚時佐談過的冰糖橙種植上。從新平糖廠期間對甘蔗的種植，到玉溪捲菸廠期間對第一車間菸葉的種植，褚時健天然對土地有著親切感，也有足夠的自信。"做什麼事情，如果心裡沒有把握，就不要去做。"他說。儘管幾乎沒有種植橙子的具體經驗，但對於土地、對於農作物的種植，他心裡是有數的。

"是不是隨便搞個三五十畝種種算了？不要搞那麼大。"無論是身邊的任新民還是遠在新加坡的兒子褚一斌，都是這個想法。他們希望褚時健有點事情做，但也只是希望這點事情打發打發時間，如果要來真的，他們就覺得實在沒必要。"何必累著？"褚一斌說。

但褚時健當然要來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