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自主銷售權後，玉溪捲菸廠開始在全國建立紅塔山銷售點，從此消費者可以直接面對捲菸生產廠家。因為紅塔山的熱銷，銷售點迅速在全國蔓延，到1995年，銷售點超過了2萬家。善水性的褚時健終於得以在市場經濟的大海里自由遨遊了。h3人生負累/h3紅塔山品牌給玉溪捲菸廠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輝煌，利潤年年遞增，知名度日益提升。有人戲稱玉溪捲菸廠的捲菸機應該叫超級印鈔機，真正的印鈔機是100元100元地印，而玉溪捲菸廠的"印鈔機"是200元200元地印，因為賺錢太快，利潤太高。在90年代中期，玉溪小城因為菸廠變得非常熱鬧，據說當時玉溪城裡起碼有6萬流動人口是為了褚時健而來，當然，實質是為紅塔山香菸而來。幾乎每天都有上百人到玉溪捲菸廠參觀、學習取經。在菸廠附近的賓館裡，住著各種各樣希望與玉溪捲菸廠達成業務合作的大小商家。

這些人都希望見到一個人：褚時健。

找褚時健最多的，是希望拿到簽署"褚時健"三個字的批條，也就是批准從玉溪捲菸廠批發香菸的紙條，很多人也稱之為"煙條"。

按照現行的國家香菸生產銷售政策，香菸的價格分為調撥價格、批發價格和零售指導價格三種。調撥價是菸草工業企業也就是菸廠賣給菸草公司或者菸草局的價格，相當於一級批發價。批發價指的是菸草公司賣給有香菸經營資格證的商戶的價格，然後就是零售價。以紅塔山為例，調撥價為每條30元左右，批發價為60元，零售價就到80元。中間的價差很大，因此就有很多人通過各種途徑希望以調撥價格購買。

除了正常渠道銷售的香菸之外，國家規定每個菸廠可以留出10%的香菸自主銷售，稱為浮價煙。浮價煙的銷售需要出具香菸的預售證和準購證，褚時健才能予以放行。褚時健主要用浮價煙串換生產所需的各種原料，當然，也有靈活處理的一部分----不得不預留出上級領導特批的香菸。

這個10%的銷售空間意味著兩方面：一是意味著拿到批條的人拿到了一筆財富；二是意味著褚時健的權力的確很大很管用，他的一張批條就意味著少則百萬，多則千萬的財富。

這是一項讓人如履薄冰的權力，有能力揣著準運證和準購證出現在褚時健面前的人，按當時的標準，都不"簡單"。他們要麼手中握有許多進口優質原料，是準備和玉溪捲菸廠進行串換的商人，他們是"富"；要麼背後有當權人物撐腰，他們是"貴"。這些非富即貴的人整天圍繞在褚時健身邊，別人看著風光，褚時健內心卻苦不堪言。批還是不批，這是個問題，很多時候還是難解的問題。褚時健性格直接，不太會拒絕人，特別是別人"有求"於自己的時候。來的人手裡基本都有合格的兩證，但畢竟菸廠的煙有限，批給誰不批給誰？

褚時健有時只好躲起來。尤其到北京開會時，這裡聚集了太多有權有錢之人。如果他們得知褚時健來到北京，必然會是擠破門的架勢。褚時健碰到過被堵在賓館房間裡出不了門的情形，所以後來到北京，他都悄悄住在總參謀部下屬的一家不起眼的四星級賓館，和平賓館。吃飯他也儘量選擇小館子，主要是人少，其次也因為小館子自在。"哎呀酒店大了，一堆人光顧著說話了，總覺得吃不飽。"他說。他就喜歡在北京胡同邊上的小飯館裡，點幾個小菜，迅速把飯扒完，然後碗筷一推，起身走人。

有朋友帶他到北京著名的琉璃廠去逛，大家都逛得熱鬧，回頭發現褚時健不見了，折回去找他，卻看到他正和賣煙的小販聊得熱火朝天，恨不得坐到地上聊個痛快。褚時健敢做大事，但並不愛和所謂大人物交往，和所有基層的、貼地生活的、幹活兒的人打交道，是褚時健最擅長也最喜歡的事情。

但領導還是要見的。許多和褚時健共事或相識的人都認為褚時健其實很懂政治，因為他很懂得如何與領導打交道。那時玉溪捲菸廠的每一項特殊政策，都是褚時健去爭取，並且大都成功。褚時健自己不認為，對於領導對自己的建議很支援，他的解釋是因為自己比較直截了當，而且在領導面前從來不說無用之話。他自己也喜歡這樣的屬下，自然對領導不會繞彎子，最重要的是他做事都是從國家的角度考慮，領導沒有拒絕的理由。"大多數領導都是為國家考慮的。"他說。很多人習慣把簡單問題複雜化，褚時健則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

如果說到懂政治，在國家政府機關工作過多年的褚時健自然不可能不瞭解。那時他自己也說："我關心政治形勢、經濟動態、世界知識等，搞經濟管理的人不懂政治不行。"但政治中的權謀與傾軋，曲折與腹黑，他卻覺得自己實在不擅長。90年代中期的一天，他與朋友、已退休的前雲南省委書記普朝柱難得有空閒聊。他忍不住指責當時正在任的某領導："我看他就是個政客！"普朝柱看著他，沉默不語。多年後褚時健呵呵笑著說："老普這個人和我不一樣，我們兩個觀點看法其實都一致，但我就直接一些，心裡想什麼嘴上就說什麼，老普要慎重得多。"

1994年，褚時健在《雲南人事》上撰文，裡面有幾句評價自己的話："人家說我治廠有方，其實，我亦只不過注重自己這個'人'的修煉罷了。我的最大興奮點是幹事，表揚並不重要，榮譽也不重要，無論是連陰雨還是豔陽天，只要能幹事，生命就有意義。"h3叫停/h31994年3月10日，雲南省菸草公司開辦的中國第一個捲菸交易市場掛牌開業，全國有442家菸草經營公司的代表蜂擁而入。這是香菸第一次在現場以拍賣方式進行訂貨交易，買賣雙方都很激動。

拍賣會一開始，昆明捲菸廠的雲煙首先開拍，62元開價，72元成交。10元的提升！這讓人激動不已，要知道這是一條煙的價格。等到報價人說"下面是'紅塔山'"時，全場突然一陣寂靜，對於當時的菸草界來說，這是如雷貫耳的三個字。紅塔山從一條64元起拍，一路攀升，到76元時還有人在繼續舉牌，這幾乎已經是零售價了！褚時健往下面看了看，簡直就是牌林！舉牌者無數。褚時健退到一邊，思慮了一下，對報價人耳語了幾句。報價人驚奇地看向褚時健："不是開玩笑吧？"褚時健拍拍他的肩，繼續坐到了一邊。下面人耳語紛紛："褚老闆啥意思啊？"報價人定定神，對下面宣佈："剛才褚廠長說了，因為價格太高，玉溪捲菸廠放棄交易，按原價銷售！"

靜默了兩秒後，全場掌聲雷動。昆明捲菸廠廠長走到褚時健邊上伸出手來握手："老褚，高！我們服了。"

褚時健的意思再明顯不過，在零售價無法更改的情況下，價格越低，經營者的利潤越能得到保證。而且褚時健從一開始就沒想把紅塔山打造成貴族香菸，"我們要的是大眾市場，不搞高價自殺"。

對作為生產者的菸農、作為經營者的菸草銷售公司，對消費者，褚時健一直都在讓利。

作為一個優秀的企業家，當把企業發展到一定高度，進一步要做行業的執話語權者，行業的真正領袖，還要懂得平衡行業利益，抑強扶弱。

四川東部的涪陵捲菸廠，雖然是當地一家很重要的國企，但效益一直較差。到了90年代初，國家準備建設三峽水庫，庫區經濟的發展需要全國各地的支援，三峽周邊的企業因此受到更多的關注。涪陵捲菸廠就在三峽附近，政府一直在考慮如何振興涪陵捲菸廠，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

四川省涪陵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王鴻舉就此事拜訪了褚時健。褚時健在辦公室和王鴻舉聊了不到一小時，把煙滅在菸缸裡後，痛快說道："領導你客氣了，這種情況我們不幫就不對了，我心裡也會不安。你放心，這件事我們辦好。"緊接著，玉溪捲菸廠從廠裡的創匯儲備裡撥出了3000萬美元資助涪陵捲菸廠，並且表明只需要按國家匯率還錢即可。當時外匯兌換還是雙軌制，中間差距頗大。除此以外，褚時健還派人將一部分裝置和菸葉送往涪陵捲菸廠，"幫就幫實在點，有了機器和原料，我看幾個月生產就上去了"。

第一步是將東西送過去，褚時健第二步還承諾與涪陵捲菸廠進行長期的技術合作，經常派廠裡的技術人員去涪陵捲菸廠做指導，幫助涪陵捲菸廠培養了許多技術人員，提高其生產效率。在玉溪捲菸廠的幫助下，涪陵捲菸廠的技術和管理都提升到一流水平，實現了驚人的跨越式發展。

到1993年，涪陵捲菸廠的年產量近8萬箱，收入2億多元，利稅突破了1億元，成為四川省菸草業的明星企業。涪陵捲菸廠生產的"宏聲"牌香菸在捲菸訂貨會上被評為"阿詩瑪風格宏聲"，進入了高檔煙的行列。

涪陵捲菸廠崛起了，王鴻舉非常高興。為了感激褚時健的援助之情，他常常派人給玉溪捲菸廠送去大量當地的土特產。褚時健後來回憶說："送什麼東西無所謂，關鍵是我們彼此交心。"

延安捲菸廠也是褚時健的老交情。這家1970年建成的工廠基地位於延安市北郊。由於裝置落後、管理不科學，發展十多年，虧損的年份佔多數。到80年代中後期，接連兩三年交不出利稅，職工的工資每個月只有三四百元。在菸草行業中，這個水平的工資已經很低了。

如何才能拯救延安捲菸廠呢？陝西省委書記想到了褚時健，在他看來，褚時健既然能把快要倒閉的玉溪捲菸廠救活，肯定也有辦法把延安捲菸廠救活。於是，90年代初，省委書記誠心邀請褚時健做客西安，向他請教有關延安捲菸廠復興的事情。

褚時健找來工廠的領導，仔細詢問了情況，幾天下來，心裡已經大致有了數。回到玉溪，褚時健在第一時間就和廠裡的領導班子定下幫助延安捲菸廠的具體方案：三臺裝置低價轉讓給延安捲菸廠----褚時健本來想送，但這些裝置並不屬於淘汰物品，涉及國家資產，不能妄自送出；贈送一些菸葉作為延安捲菸廠的原料；派遣幾位技術員長駐延安捲菸廠進行技術幫扶。

1994年6月，玉溪捲菸廠和延安捲菸廠達成合作協議，玉溪捲菸廠開始無條件向對方傳授技術和管理的技巧。在玉溪捲菸廠的幫助和延安捲菸廠全體職工的努力下，第二年，延安捲菸廠的效益就有了明顯提高：年產量為15.6356萬箱，向國家繳納了9055萬元的利稅，而且還實現了100多萬元的盈利，職工的工資漲到了1000多元。廠裡生產的"延安"牌香菸也受到了市場的歡迎。為此，延安捲菸廠的領導和職工非常感激褚時健，西北人實心眼兒，他們一卡車一卡車的蘋果和麵粉拉到玉溪捲菸廠作為謝禮，年年如此。後來褚時健說："不要送了，這也是錢。"

有一次褚時健到延安捲菸廠，一下車，竟發現延安捲菸廠的全體職工夾道歡迎，讓褚時健很感動。後來，無論他入獄出獄，延安捲菸廠的人一直和他有著聯絡，這是後話。

褚時健說："西北人厚道。"

一位山東人也在內心裡感激褚時健和玉溪捲菸廠。

90年代中期，褚時健到山東辦事，菸草公司一位經理非常不好意思地找到他："我還有個難題想請你幫忙。我們青島分公司有一位經理，年紀已經不小了。他上次為了填補公司的生產計劃，去廣州買菸，沒想到被騙了，弄了一車假煙，給企業造成不小的損失。如果上面追究責任，可能要坐七八年的牢。看看褚廠長能不能幫幫他。"

褚時健一聽，立即說："他也是為公司利益，這個要幫。你說怎麼處理好？"

山東菸草公司的經理說："您是否能多批給我一車煙的量？我把煙調給他，讓他把問題處理了。"

褚時健爽快答應，回雲南後立即就把一車煙調配了過來。這件事很快就過去了，褚時健並沒有放在心上。後來他又去濟南，竟然碰到了這位經理。這位經理一看見褚時健就激動不已，趕緊把孫子招呼過來："來來來，快給褚爺爺磕頭，否則爺爺我就要坐七八年的牢了。"褚時健也隨和，把孩子抱起來說："比我的孫女要小嘛。"

同樣批煙的例子竟曾出現在賣假煙的人身上。福建貧困縣平潭曾經發現3000件紅塔山假煙（90年代中期，紅塔山假煙的製造量極其驚人），但平潭菸草專賣局竟然沒有銷燬，相反1元一包賣了出去。很快玉溪捲菸廠就知道了這件事，委託律師處理。律師協調後告訴褚時健處理結果：平潭答應銷燬假煙，而且願意交納罰款，不過有一個要求，希望玉溪捲菸廠能給他們5000件紅塔山香菸的批條。平潭菸草專賣局局長和福州菸草公司總經理甚至到了玉溪捲菸廠，面對面向褚時健申請。褚時健聽完，點點頭，"沒問題"。兩位領導當場驚呆了，他們沒想到這麼順利，更沒想到褚時健的反應如此淡然。褚時健只有一句話："都是為了國家利益。"

權傾菸草界的時候，褚時健說自己並不快樂。那段時間對於誰是真正的朋友，他彷彿失去了標準。他是個愛交朋友的人，這讓他很不好受。而且那也是他最沒有空閒時間的時候，菸廠佔據了他所有的時間，甚至在家裡休息時，也是訪客不斷。

當他自己一人坐在辦公室裡，偶爾就會想起新平時期的時光。每每這個時候，他會把在玉溪捲菸廠工作的老工友丁連祥的小兒子叫來問幾句："丁劍峰，你爸最近如何了？有沒有去拿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