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紅塔山/h3如果說在1988年之前，褚時健成就了一個企業，而1988年之後，他開始成就一個品牌：紅塔山。

玉溪捲菸廠生產的品牌有紅梅、紅塔山、阿詩瑪等，其中高檔煙是紅塔山，中檔煙是阿詩瑪，低檔煙是紅梅。實際上，紅塔山"師出有名"。1959年，國慶10週年之際，玉溪捲菸廠推出了"紅塔山"品牌的香菸，並且在上面印有"送給毛主席"幾個字，託人專門送到了中南海。這是一款帶著濃厚時代色彩的捲菸。

但是比起玉溪捲菸廠的紅梅、阿詩瑪等品牌，紅塔山的銷量一直顯得不高，儘管在1979年以前，所有品牌銷量都不好。紅塔山的爆發期是在1988年。這一年工廠裡最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第一車間"自1985年建立以來，放在倉庫裡醇化的菸葉正好可以開倉投入使用了。這批菸葉完整代表了褚時健對原料的理解，那就是優質、優質，還是優質。加之褚時健自1983年以來為工廠購置的幾條國際水準的生產線，以及內部管理制度完善後被調動起來的職工工作熱情----三者合力，使玉溪捲菸廠進入全面爆發期。而爆發點，正是紅塔山品牌。

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紅塔山作為玉溪捲菸廠的最高檔產品，正好呼應了中國當時的經濟發展。改革開放當時進入第十個年頭，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已經慢慢對優質產品有了需求。尤其是沿海地區的對外貿易引入了許多舶來品後，中國消費者對"優質""名牌"的追求越來越熱。就捲菸市場而言，光嘴、短支的香菸市場將會慢慢萎縮，而濾嘴、長支的香菸越來越受消費者追捧。

從1988年玉溪捲菸廠的紅塔山、阿詩瑪、紅梅三種煙的比較中，這種趨勢便可見一斑。1988年在產量上，紅塔山是19萬箱，阿詩瑪是25萬箱，紅梅是40萬箱；在單箱利稅上，紅塔山是3709.72元，阿詩瑪是2920.90元，紅梅是1411.45元；在單箱利潤上，紅塔山是602.09元，阿詩瑪是337.03元，紅梅是335.55元。從資料中會發現，儘管紅塔山的產量最小，但在單箱利潤和單箱利稅上，卻遙遙領先於阿詩瑪和紅梅。這組資料是1988年褚時健和副廠長喬發科發表在《雲南菸草》上的文章裡引用的。文章裡有這麼一段話："我們主張，最佳化濾嘴煙和名優捲菸在我省捲菸中的比例，是雲南捲菸工業發展的首選目標。"這既是雲南捲菸工業的首選，必然也是玉溪捲菸廠的首選。褚時健此時快馬加鞭，開始加大紅塔山的生產。

大概市場等待了很久，褚時健也醞釀了很久，紅塔山一旦爆發，便勢能驚人。1991年，紅塔山單品牌利稅達到25.5億元；1992年上升為32億元；1993年繼續上升，達到了45億元，創匯1.5億美元。紅塔山勢如破竹，形勢喜人。1993年，紅塔山的零售調撥價是每條52元，零售價在某些省市竟然能達到每條100元以上。在國家統計局的一次香菸市場調查中，玉溪捲菸廠生產的紅塔山、阿詩瑪、紅梅三個品牌位列前三。在高檔香菸市場，紅塔山的年銷量更是超過國內所有的香菸品牌，佔據了80%的市場，"半壁江山"已經不足以形容紅塔山在高檔煙市場的地位。市場上出現一種現象，8元的萬寶路賣不過9元的紅塔山。

中國企業管理協會等三家單位曾經聯合做過一次中外品牌產品競爭力的排行榜。在排行規則中，無論是中國本土品牌還是國際知名品牌，都適用一個考核標準。在考核指標中，有心目中理想品牌排名、實際購買品牌排名、當年首選品牌排名等多個考核專案。紅塔山在這三個專案中均名列前茅。

1995年，北京名牌資產評估事務所釋出了《中國最具價值品牌研究報告》。在這份報告中，紅塔山以320億元的品牌價值高居榜首。而排名第二的長虹僅有87億元。

1994年，《經濟日報》釋出1993年全國市場產品競爭力排行榜，香菸品類中，"心目中的理想品牌排名"為：紅塔山、紅中華、雲煙；"實際購買品牌排名"為：紅塔山、萬寶路、紅梅；"購物首選品牌排名"為：紅塔山、紅中華、雲煙。紅塔山在每一項上都力拔頭籌。

實際上，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有兩個"紅塔山"，一個是立在玉溪捲菸廠後面的小小山坡，另一個則是中國菸草界一時之間難以逾越的一座品牌高峰。

"效果出來了，眾弟兄衡量一下，走下去！"褚時健在一次紅塔山香菸的內部總結會上說。h3廣東商人/h3玉溪捲菸廠的總工程師李振國在一次會議中曾經說，紅塔山的熱銷，廣東商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他們首先認識到紅塔山的魅力，然後把它熱銷到了全國。那時廣東人都愛穿"的確良"襯衣，因為質地透明，胸口的衣兜裡放了什麼一清二楚。在1984、1985、1986這些年間，衣兜裡透出的是萬寶路的花紋，過了1989年，特別是90年代以後，萬寶路就換成了紅塔山，而且多年沒變。

廣東人是最早接觸外菸的一群人，是1949年以後中國人中最早懂得時髦的群體，因此他們的重新選擇隨著他們的靈活生意手段，影響了大江南北。

廣東人之所以如此識貨，是因為玉溪捲菸廠有不少輔料就是來自他們。經由他們的生意，高品質的絲束、鋁箔、白卡紙得以進到玉溪捲菸廠的車間----串換其實一直就沒有停止過。一箱250條香菸，利潤在5000~10000元，而且付出的交易成本並不高。對於一些手裡握有進口商品，又有香菸準購證的廣東商人來說，這簡直是絕佳的生財之道。而對於玉溪捲菸廠來說，正是因為這一靈活的生意方式，獲得了高品質的原材料，對褚時健來說這再好不過。

2014年的一天，當年和玉溪捲菸廠做過串換業務，如今已經是東南亞富豪的企業家因為到昆明出差，專門到玉溪看望褚時健。兩人見面寒暄的大都是褚時健目前的褚橙業務，還有褚時健的身體。企業家幾乎每年都會來看看褚時健，現在他和玉溪已經沒有任何業務可言，他的財富構成也基本上沒有了當年的串換業務。但他說一直念著褚時健，"褚老的智慧和謀略，是真正的企業家精神"。而且當年和玉溪捲菸廠做生意對他來說是件很享受的事情，褚時健談業務非常利落，並不會和商人糾纏太多。他到廣東，這些貿易伙伴都想請他吃個飯。褚時健不願意去大飯店，他一般就拉上對方，到街邊一家小餐館坐下，點菜永遠是老兩樣：白切雞+青菜。他通常迅速吃完，用手背擦擦嘴，敲敲桌子："走吧！"

最吸引這些廣東商人的當然還是紅塔山的質量。他們因為常抽外菸，對菸絲口感很是敏感。以前抽國產煙，總有一種辣和苦的感覺，但玉溪捲菸廠的香菸，尤其是紅塔山，徹底沒有了這些國產煙的頑固缺點，而且過濾嘴的樣子也顯得洋氣。"紅塔山讓中國人抽出了體面的感覺。"這位商人說。h3三板斧助力，再躍巔峰/h3串換、申請外匯，一直是玉溪捲菸廠和褚時健極其頭疼的事情。企業要發展，就要買裝置，買原料。但是在當時有關企業、有關經濟法規不健全的環境中，任何一家明哲保身的企業都不太願意有這種打擦邊球的經濟行為，因為極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把企業領導人置於不安全的境地。

褚時健卻一直在積極推動工廠的串換和外匯申請，他的想法再簡單不過：工廠要發展。特別是外匯申請一項，尤其讓他覺得頗費周章。1985年，因為產品質量的提升，菸草進出口公司開始讓玉溪捲菸廠的紅塔山、阿詩瑪煙經由香港銷往海外，這意味著玉溪捲菸廠自己有了創收外匯的能力。但是，制度所限，這些外匯完全不能進入玉溪捲菸廠自己的賬戶，而是全部上繳國家。企業如果有需要，可以申請，但未必成功。褚時健因為這一紙規定，每次工廠需要買進口裝置時，一廠之長的他在各級部門幾乎跑斷腿，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最後還是朱奎幫了忙。這位懂工業的副省長和當時的雲南省委書記普朝柱一樣，和褚時健有著觀念上的默契和行事做派上的一致。他和普朝柱甚至向雲南省管工業的部門打了招呼：只要是老褚的專案，你們可以考慮一筆批示，不必東彙報西請示。

關於外匯，朱奎提出了分成的想法，企業創匯的部分，75%上繳國家，25%企業自由使用。

褚時健完成了紅塔山飛躍的一板斧。

1990年，市場反應實在太好。據說當時找領導辦事的人褲兜裡都是一邊一包煙，一包雜牌煙自己抽，一包紅塔山敬領導，事情絕對有希望辦成。偶爾有人一時糊塗，手掏錯了位置，事情基本上就泡湯了。紅塔山人傳人的口碑傳播率幾乎超越了當時的電視報紙媒介，迅速在消費者心目中佔據了王者地位。如此火熱的市場形勢之下，褚時健在廠裡的行政辦公會上一拍巴掌：翻番！

這就是1990年玉溪捲菸廠的"名優煙翻番計劃"，是褚時健乘勝追擊的又一舉措，紅塔山此時在中國菸草市場已經勢不可當。褚時健歷來的觀點是："別人不動時我們大動，我們處於優勢時再努力一大把，和對手的差距就拉大了。"1990----1992年三年間，褚時健繼續擴大生產規模，繼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規模引進國際先進裝置後，再豪擲2億元，引進了37臺（套）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卷、接、包現代化裝置。1991年，褚時健去了一趟英美菸草公司和雷諾菸草公司，回國後，將烤煙的人工發酵改為了長期儲存自然發酵。這一新工藝使玉溪捲菸廠的菸葉質量完全達到國際水準。原料的提升、裝置的更新帶來的變化是立竿見影的。1992年，優質的濾嘴煙生產達到了104.7萬箱，較1989年新增利稅70億元！有人形容，如果用當時10元面額的紙幣環繞地球，70億元將繞三圈。

名優煙翻番在當年就實現了計劃，玉溪捲菸廠輕易就在1990年跨越了40萬箱的生產量。

褚時健拿下第二板斧。

在市場大奏凱歌，每一個見到褚時健的人都向他道賀的時候，只有褚時健知道一路走來有多麼艱難。爭取外匯購買裝置、想辦法串換輔料、辛苦地在農田中培育出中國乃至世界上上佳的菸草、幾千員工的工廠一步一步地提高勞動熱情和生產效率，這一個一個的障礙耗了他10年的心血。市場與體制的衝突，行業制度與市場的衝突，每一天都在煩擾他。10年，3650天，他從壯年步入花甲之年，工廠已壯大，兒女已成人。他完全可以放慢腳步，享受歲月。

但褚時健依然是個鬥士。

在捲菸生產和銷售的過程中，有一項制度大概最束縛廠家的生產積極性和規模擴大的可能性，那就是缺乏自主銷售權和定價權。褚時健即將挑戰的就是菸草行業這一制度的銅牆鐵壁。

玉溪捲菸廠儘管實行"三合一"，但仍然只有10%的自銷權，而且雲南省的整個菸草體制仍然是專賣體制，沒有整體的市場運轉，玉溪捲菸廠的10%完全發揮不了作用。褚時健算過賬，因為沒有自銷權，玉溪捲菸廠一年能損失20個億以上。

這種隔絕生產和市場的做法完全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特點，極大影響了工業和商業的發展。1992年，國家基本上已經放開了國企的自主銷售權和定價權，唯獨特殊的菸草行業一直不鬆口。

一如既往，褚時健一遍遍申請，一遍遍陳述，一遍遍承諾，中心意思只圍繞一個："放開自主銷售權和定價權，企業只可能更好，不可能更差。"而且最關鍵的是，如果具體到玉溪捲菸廠，一旦放開自銷權和定價權，利稅每年都能遞增5億以上。

或許時勢造英雄，不過成為英雄何其壯烈。這幾乎是一種想撞開橡皮門的勇氣，不僅要勇敢，還要有一種霸蠻的執著。

褚時健幾乎每次都用利稅打動了政策制定者，他明白經濟問題是個人、集體、國家的大事，所以直截了當。

不過，作為國企領導，他個人並不富裕。一次幾個香港商界的朋友到褚時健家中做客，他們在香港從事香菸貿易，見過許多菸草界的富翁，踏入褚家時忍不住叫了起來：褚老闆，想不到你這裡這麼樸素。"人家說樸素是客氣了，他們從香港花花世界過來，看我家可能就是寒酸。"褚時健回憶時用手指梳梳自己的頭髮，"其實我倒是不覺得，以前更差。"

1992年，國務院頒佈《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賦予企業14項權利。不久，雲南省菸草公司即開始醞釀將紅塔山、雲煙等名牌捲菸的銷售權下放給玉溪捲菸廠和昆明捲菸廠。

這無疑將掀起軒然大波。菸草公司的幹部找到公司黨組書記何兆壽："我們以後還有沒有飯吃？""權都放了，省公司怎麼辦？"何兆壽的回答是："顧大局。"褚時健也做出姿態，他將省菸草公司銷售玉溪捲菸廠產品獲得的利潤按協商數額固定下來，並承諾了一個階梯增加的比例。

1993年，下放捲菸銷售權的條例付諸實施。

褚時健完成第三板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