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9年進菸廠，最開始兩三年都是抓整頓性的工作。以前工廠不在生產的正道上發展，要把它扭過來。到1982年就開始見成效了，發展速度上來了。然後，我們又花幾年時間集中精力做了技術裝置的改造，工廠的硬體也基本具備了。但增長速度明顯加快，是1986年以後。

1986年，玉溪捲菸廠在菸葉種植生產上下了大力氣。

我們搞香菸生產為什麼比別人上得快，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我們把菸葉的品質搞好了。國內很多工廠都把力氣花在買好機器上，想借此做出好煙。但我的看法是，裝置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原料品質。所以我們首先搞原料，自己建菸葉生產基地，幾十萬畝。自己控制的基地，原料質量就非常好，卷出的煙就好。其他地方的煙銷售困難，我們的煙不夠賣，排隊還要幾個月。

照我說，中國的捲菸品質要趕上西方人，首先就要在原料上趕上他。

這一點，是西方人教會了我。

1984年，我帶著廠裡的技術人員到美國去，到北卡羅來納和弗吉尼亞兩個菸草種植比較強的州，足足待了一個月。幾乎每天我都往煙田跑，蹲在地邊研究菸葉的種植。回來後，根據他們的經驗，我們搞了個"十條規範"。照著這十條規範種菸葉，第一年，也就是1985年，在我們玉溪的趙桅鄉就試驗出效果了。

1986年，我們的"第一車間"的想法就開始大面積推廣了，玉溪地區就搞了70萬畝的菸葉種植基地，後來在紅河和曲靖又建立了幾十萬畝的基地。從制度上來說，"第一車間"衝破了計劃經濟的調撥制度，70萬畝的菸葉產品全部歸企業用，國家不來調撥。

這個爭取還是很難的，歷來菸草都是由國家按計劃調撥到廠裡，廠裡的生產計劃就受制於菸草調撥的數量，質量上自己也控制不了，我怎麼想這個安排也不科學。要把卷煙的質量提上去，菸草種植生產的環節我們就得自己說了算。所以我們向省裡爭取"三合一"的體制，把菸草公司、菸廠、菸草專賣局合併到一處，三顆章放在一個抽屜裡，該蓋哪顆蓋哪顆。

這一下我受的非議就多了，都說我太貪權，管得太寬，手伸到別人家的飯碗裡去了。說什麼的都有，感覺我太霸道。我當時沒想那麼多，只是想著如何把卷煙質量搞上去，不然我這個廠長當得沒有價值。我只聽話不做事，你們倒是看得慣，我自己看不慣，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向省裡申請。當時雲南省委書記是普朝柱，我兩個很早就認識。他對我這個人雖然瞭解，但是具體到要把三家合併這件事上，他還是不敢輕易下決定。最開始他勸我："再謹慎一點，你這個步子是不是快了點？合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考慮其他兩家的利益和感受。"老普這個人歷來比我考慮問題要周到，我天生是做企業的人，思維直接，想到就做，而且基本上是邊考慮邊做，普朝柱就考慮細緻得多。還有一個負責這件事的領導是分管菸草行業的副省長朱奎。說起來朱奎也是幫了菸廠不少忙，這個人很開明，腦子也靈活。我當時說服他和普朝柱的主要一點就是：你們讓我搞，我保證讓企業多繳稅，一定把國有資產管理好。而且我給他們算了一筆賬，如果菸草生產自己控制，建立自己的多少畝基地的話，每年能多生產多少箱煙，能多創多少利稅。一樣一樣，我都用數字跟他們估計好。

當領導的，只要有開放的心態，見識也有，還是很好打交道的。普朝柱和朱奎就是這樣。本來他們對菸草發展的預估沒有那麼快，覺得我步子邁得大了點，但只要我說得出道理，他們都還是能接受的。後來我們一件事一件事都做對了，普朝柱和下面人還打招呼："以後玉溪捲菸廠的專案，大家儘量採取配合的態度，不要為難他們。"我是從心底感激老普和朱奎。

"三合一"以後，菸葉的質量提高了很多，玉溪捲菸廠生產的香菸因為原料好，產品質量也就好，在市場上越來越受歡迎。這個就是硬指標了，如果有人指責我們的"三合一"不對，為什麼我的煙生產多少賣多少？全國那個時候有3億人在抽玉溪捲菸廠的煙，這個數字不是開玩笑的。別人家的煙銷售還困難，我們的排著隊還難買到。無論你做到哪一行，產品質量都是第一位的。產品質量不過硬，單靠宣傳或者什麼優惠，人家上一回當，第二回、第三回，肯定不上了。

我們的紅塔山香菸從1986年開始，幾乎每年漲一塊錢。這還是我們控制了的，把這個漲幅控制在一塊左右，不然純粹按市場需求，會漲價更多。我是考慮企業生產產品是要給消費者消費的，他們如果在價格上承受不了，買了一回也不買第二回了。我們不這麼幹。而且我向來主張利益大家共同享有，所以把卷煙的利益分配留一大塊給省菸草公司，它賣我們的煙賺得多，自然向我們拿的貨就多。大家賺錢才能越賺越多。

紅塔山香菸1986年左右賣四五塊一包，四五年後，就賣到10塊、12塊了，基本上每年就是一塊上下來提價。

不過可惜後來紅塔山香菸賣得不如以前了。玉溪煙賣400塊一條的時候，最受歡迎的紅塔山也就120塊錢一條。以當時昆明的物價來說，一碗好的米線1塊2一碗，一條煙就是100碗米線的錢。到現在，2015年了，昆明米線大概6塊一碗了，但紅塔山的價格還是10塊一包，不升反降了。

菸葉的質量決定了捲菸的質量，所以我在菸廠那些年，最讓我有成就感的事情大概就是"第一車間"的建設了。

爭取到"三合一"，能夠直接控制菸葉的種植和質量後，在資金上我們投入了很多。在玉溪地區，菸廠培養了3000名烤煙技術輔導員，根據從美國學來的"十條規範"，讓輔導員們下到每戶菸農的地裡，手把手輔導。一個村子四五十戶菸農，我們分配兩三個輔導員蹲點。株距多少，行距多少，栽種、收割時間的控制，肥料的總量，肥料的結構......每一樣我們都用資料控制好，徹底把傳統的栽種過密、肥料結構單一、過早收割的問題給解決掉。

這些輔導員的開銷和工資都由菸廠負責，這不是筆小數目，但帶來的回報卻是巨大的。

當年玉溪捲菸廠關於菸葉種植的一些標準，後來在全國都通行了。但我這幾年抽一些煙，還是覺得口感沒有掌握好，主要還是菸葉的問題。一抽就知道菸葉的生長時間不夠，收割急了點。農作物這個東西，最能反映人的做事風格，你尊重它的生長規律，按規律辦事，認真對待，一定會有好回報。現在很多捲菸生產部門都沒意識到這一點，但1986年的時候，玉溪捲菸廠就做到了。

我們抓菸葉的生產，有人勸我不要搞那麼多事來累，說菸葉嘛，是農業部該管的事情，你拿著國家分配的菸葉，把計劃的那點捲菸生產量搞出來就行了。我還真是沒想那麼多，我搞生產肯定就要搞好，要生產出好產品。沒有好菸葉就沒有好產品，所以我還是得管菸葉的事情。到今天，中國的捲菸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趕上了西方人，我們進口原料也用得很少了，我們當時努力的價值也體現出來了。

老是有人問我："你做事的原動力在哪裡？"特別是在玉溪捲菸廠期間，大家都在吃"大鍋飯"，都在混日子、明哲保身的時候，我們做了很多事情，不斷去和領導商量，總是在違揹他們的意思，於我個人來說，其實只有麻煩，沒有什麼所謂的好處。像我們搞這個"第一車間"，1986年的時候爭取"三合一"的政策，對我個人來說能有什麼利益？做來做去都是為國有資產。但是我這個人就是性格使然，很少考慮個人得失，別人不敢幹的事情，偏偏我就有這個熱情。我記得"文革"期間鄧小平和江青到大寨去視察，兩個人都有一份講話，鄧小平那份講話資料我放在抽屜裡好久，時不時就拿出來看看，他真是說到了我心裡去。做事就是要苦幹、實幹，用人就是要用好人、能人。我們是有條件做事心裡就高興。後來國務院發了關於擴大企業自主權的14條規定，我幹得更熱鬧了。說來說去，我的個人價值在哪裡，就是要不斷做事才能體現，空話套話我是最不喜歡了，牛皮吹破了事情做不成，有什麼用？

1986年，國務院下發了《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提出要推行各種形式的經營承包責任制，給經營者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對我們做企業的人來說，這是個福音。雖然菸草行業比較特殊，和其他行業不可能完全同步，但是畢竟中央政策表了態，我們的生存環境還是寬鬆了很多。比如在菸農補助的問題上，因為一直沒搞清楚給菸農的補助屬於生產成本還是利潤支出，這一塊補助一直不敢放開了做。但菸農對於菸葉質量是決定性的因素，必須把他們安撫好，讓他們有足夠的生產資料和過得去的生活條件。我因為這件事到北京找了領導三次，還好，領導很理解，很快幫我們把問題解決了，同意把菸農的補助歸入稅前成本。這個政策幫了大忙，讓我們得以放手協調對菸農的各種福利政策。1986年當年，我們對菸農的補助就達到了280多萬元，後來逐年都是好幾倍好幾倍地增長。不是我多有說服能力，要感謝領導確實有理解工業發展的能力和心胸，也得益於當時政策的寬鬆。

如果回憶菸廠的17年，1986年肯定是個重要的年份。那一年我們真正抓住了捲菸發展的重點：原料生產。做事抓重點，不然你做得多費力也白做。一根香菸最重要的是什麼，肯定是菸絲的質量。你手裡有這個市場上最好的菸絲，不愁沒人買你的煙。而且我們把工業的思路放到了農業上，把傳統的種菸葉的農民當作工人一樣對待，有標準、有要求，也有合理的補助。菸農對我們玉溪捲菸廠有歸屬感，自然能和我們想到一處。

我以前有兩張照片，珍貴得不得了，可惜這幾年找不到了。是兩張菸葉的照片，那種成色、顏色、成熟度的菸葉我是再也沒看到過了。有一年通海的煙田裡種出了這種菸葉，我叫人拍了照片，可惜了，現在照片也沒有了，那麼好的菸葉可能也沒種出來過。

1986年我們把菸葉種植的基礎打好了，1987年、1988年之後，菸廠就開始飛速發展，短短幾年就把同行甩出去好遠。我們花了六七年的時間夯實各種基礎，觀念有了，裝置有了，原料有了，人有了，玉溪捲菸廠沒有不發展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