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後我恢復了身份，被上級送到雲南省委黨校去學習。懂政策的人都知道，這意味著我即將有新的任命了。但是，從心裡說，我很捨不得新平戛灑。在慣的山坡不嫌陡，我在新平是在出感情來了。一個地方，能夠吃完晚飯，散著步就到江邊去拿魚，還是很愉快的。而且，糖廠那個時候業務也很穩定，我們正準備升級紅糖廠，改紅糖專案為白糖專案，有很多事情要做。

對於我來說，一個地方能安定做事，能實現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就是一個好地方；如果還能有自然條件去拿魚打獵，那簡直是樂土中的樂土。

離開新平，去哪裡安家，我的選擇並不多。我這一輩子，大多數時間都是聽從命運的安排----在那個年代，就是聽從黨的安排。我很少想過"自己要怎麼樣"。不過，因為在雲南工作時間比較長，在我的政治身份得到平反後，黨組織對我的安排還是有商有量的。最開始玉溪地委的同志希望我回到國家行政機關，我是打內心裡不願意。經過20年的"右派"下放生活，我在生活的底層算是爬了一遍，也算知道了自己適合做什麼不適合做什麼。要是回到國家機關，我無非就是上午坐坐辦公室把事情都處理了，下午拿根魚竿就下河去了。這種混日子的生活我肯定過不慣。我不願意被卡得太死，坐在機關裡，拿一大堆檔案來看。這些檔案對應實際的太少，空話套話一大堆。我聽別人傳達，別人又來聽我傳達，意思不大。我搞企業的話，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實實在在，所以我還是跟領導申請去了企業。

曾經有人問過我，1979年前後，中國社會已經比較開放，既然我對做企業有心得有興趣，為什麼沒有脫離體制，自己去創業？說老實話，那個時候我想都沒想過要自己搞個企業。我從1948年參加革命，個人命運就和共產黨連在一起了，從來都是黨讓我去哪裡我就去哪裡，沒有猶豫和懷疑過。我這個人向來不叛逆，雖然我也不是一個迎合的人。但是，共產黨是我的信念，從來沒有質疑過。況且我在雲南這些小地方待著，眼前的事就一大堆要處理，沒想過那麼大膽的事情，除非迫不得已，必須要對自己負責任了，才做無奈的選擇。

到玉溪捲菸廠對於我來說是一段新生活的開始，儘管我之前聽說玉溪捲菸廠很多負面的資訊，比如生產基礎差，比如人際關係非常複雜。我還比較猶豫：生產上發展得不好這一點能預料到，那個年代工業線上發展得好的企業沒有幾家，基礎差，相反我們就有事情做，這一點我不擔心；人際關係複雜這一點我比較擔心，這個我不擅長，最怕掉到人整人的是非窩。但最後想想也沒有更多的選擇了，我老伴兒和女兒都願意到玉溪，所以我們一家人也算是高高興興到了菸廠。

我這個人，有事情做就有幹勁得很，不要讓我閒著，閒著我就要生病。而且如果事情在眼前，要麼徹底不做，要麼就做到最好。沾了自己手的事情，做不好不好意思。

對於玉溪捲菸廠，從業務上講我沒有什麼擔心的，在新平的糖廠我做了十幾年企業，所以有思想準備。我想反正都是工廠，無非一個是地方小型企業，一個是國家大型企業，格局不同世面不同，但做法上我相信萬變不離其宗。而且我相信在任何一種型別的企業都是要提高生產力，努力贏利，為國家財政創收。不過，我還是有些發愁。因為那裡有出了名的派系鬥爭，哎呀我是最不喜歡這個，你鬥我我鬥你，工作不做，有時間就整人去了，很沒有意思。但是在那個時候，領導也不讓你想了，該去就去。而且因為我沒有去塔甸煤礦工作，所以只能來玉溪。我在這裡地委、行署都工作過，還是有點影響的。

對玉溪捲菸廠有什麼規劃和期待？那個時候經常有句話叫：摸著石頭過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像我們這樣搞工業和商業的人開心啊，總算不以階級鬥爭為綱，要抓生產了，我們這些人就有事做了。1979年國家又開始推動國企改革，更讓我們高興。談到"企業自主權"這些概念，之前聽都很少聽到，但一提出來，真是說到心坎上去了。工廠要怎麼做，往遠了看真的沒有太多計劃。那個時候工廠問題那麼多，就想著怎麼趕緊解決問題，趕緊把工廠扶到發展的路子上來，不要人浮於事，不要整天虧損。改革是第二步的事情。那個時候是問題一出來，具體分析具體處理。一路都有人在考我的試，但沒有考倒我。

企業的職能是什麼，不就是贏利嘛，不贏利不能叫企業，你叫事業算了。事業單位就可以不考慮經濟效益，政府需要它存在，虧了政府補。但企業不行，企業是要賺錢的，不賺錢國家好不起來，不賺錢國家的積累從哪裡來？國庫的錢只出不進，問題就大了。所以企業的職責我看第一條就是要賺錢。在工廠的時候有些人說我三句話不離錢，在錢孔裡打鞦韆。我倒不認為這是批評我的話，我確實就是這樣的。要維持這麼大的國家和社會，要讓財富積累不斷增加，當然要賺錢。我的宗旨從來都是要贏利，我走到哪裡，無論大的菸廠還是小的糖廠，我都努力要賺錢。

我自認也算幸運，碰到了一個改革的年代，政府給予我們企業領導的自主權還是比較大的。但是，畢竟是兩種體制的交替期，企業領導許可權的天花板低，作為一心想做事、一心想改革的人來說，難免會碰到天花板把自己弄疼弄傷。1982年的時候，我就捱了一次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主要原因或者說名義上是因為我們為了購買進口的輔料，比如濾棒、盤紙等原料，我們和有資源的廣東商人進行了串換。你們現在看來這很正常，但在那個時候，我卻被認定是"投機倒把"，這個詞可能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懂了。我被處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重新制定了工人的工資分配製度，很多人不高興了。那個年代，"大鍋飯"吃慣了，不習慣我們獎勵多勞多得。

說到串換輔料，那個時候進口原料都是國家買了再分配給大家。為了平衡利益和情緒，基本都是搞平均分配，不看實際需要，所以我們菸廠分配得到的數字往往是我需要的一半都不到。咋個辦？只能和廣東人做生意。廣東開放，外貿方面他們比我們放得寬。但我們並不亂花工廠的錢。他們按國家專賣局規定的價錢把材料賣給我，我把煙按國家專賣局定的價錢賣給他。實際上我們已經很周折很麻煩了。後來我跟政府申請，以後我們自己創的匯，交給國家75%，留25%給我們去買裝置買輔料，我們也就用不完。不過，這個申請手續搞得非常複雜，非常麻煩。好在後來國務院給基層工廠的權力慢慢放開了。但下面的廳局還不高興，權力要他們拿著。唉，磨了多少年才到我們這裡，到我們自己這裡以後事情就簡單了，企業賺錢就方便多了。

做企業，種種難處都有。但是人是這樣，當你進入某一種境界，再難的事你都覺得很平常了。我在菸廠只有一個追求，就是把生產搞好，把利潤和產量搞上去。最開始的時候我們裝置少，又想把產量搞上去，就搞兩個大班開工，兩個大班很辛苦，但我發現還是不出活兒。利益沒和個人掛鉤我看還是不行。慢慢地，我把計件的方法又加進去，按單箱算工人工資，250條煙一箱，一箱多少工資。這樣下來，工人幹12個小時他都不辛苦，個個搶著做事。結果我們的收入比好多工廠都高，懸殊還大。工資發得高，政府就叫停了，說我們總量發夠了，要暫停。沒辦法，其實國家也需要我們這個生產量，那我就只好去申請追加指標，追加指標大家就可以多掙錢。在這些前提下慢慢產量上來了，工廠再把節約的制度掛上去，整個就好起來了。當時在中國，我們算是領先這樣做的。事情都是慢慢、慢慢這樣做過來的。

做過了你就知道原來可以，你不做就永遠都不進步。總的說來，那個時候國家還是很放權給我們做，國家不放權我們什麼都做不了。在工作上信任很重要，我這個人，不管風險大小，喜歡自己做主，不喜歡樣樣事情都得按照上級領導的話去做，萬一他說錯了我也照做嗎？如果你叫我來負責做什麼事情，就應該完全放權給我。失誤了，我改進，我做檢討，我自己把後果承擔起來。

國家對我們放權，我們在工廠也奉行了放權的制度。我在菸廠工作到後期，幾個副廠長獨立就能批出幾億的錢。我從來都相信用人不疑，彼此建立信任很重要。你對人有個基本判斷，大方向沒有問題，具體事情就不會出格到哪裡去。

我選人的標準？我啊，就喜歡踏實、肯鑽研、認真的人，不管車間主任也好，技術員也好，給我彙報兩三次工作我就知道他有沒有水平，努力還是不努力。我最不喜歡就是練嘴勁的人。整天嘴巴里只有好話，好事一件不做，有什麼用？沒幾句有用的。要做有用的事，也要說有用的話。挑一個人，就看他做事是好還是壞，一定要看事情，不要看他說得怎麼樣。在工廠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我比較強勢，我承認我自己是個強人，但好像對人還不是那麼強勢嘛。只能說我是個比較嚴格的人，但我對事不對人。像開頭那幾年，車間裡面紀律比較混亂，還出現了偷煙的現象，工廠就開除了幾個犯事的。那個時候開除人很少，所以他們的家屬來求情，我就告訴他們：被開除的人裡面也有我的親戚，對誰都一樣。

要建立某一種制度，總是要經歷各路人的不接受，關鍵是你自己想好了就要堅持。一旦制度確立，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制度還是非常重要的。

我記得有一年有些外省的客人來玉溪捲菸廠參觀，是個貧困省的一些官員。我們廠那個時候條件還沒多好，去接他們的車子沒那麼多也沒那麼新，結果人家不高興了，說："我大小是個處長，你們派一輛這麼破的車來接我？"唉，我心裡想：你們還這種心態？你們的經濟發展在全國差著別人那麼遠，沒想好好奮發起來解決那些問題，還講享受？

他們省的菸草本來也算不差的，準備振興菸草，把三個主力菸廠合併在一起，但我聽他們介紹情況就知道不行。三個廠加起來90多個處長，都爭著要房子要車。我這裡9個處長都沒有，但我有兩條生產線，一條生產線就貢獻64億給政府做財政收入，他們一個省的財政收入也才63億。在我看來這就是制度造成的，沒有一個良好的激勵機制、獎懲制度，人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

1979年我剛到菸廠的時候，就是明確各種制度和規矩，不要看人說話，要看事說話。以前工廠因為社會政治背景的影響，看人不看事，導致生產上不去，制度完全被忽略。我要讓工廠把生產搞起來，首先就要打破他們這些觀念和做法。我現在回想一下，整個國家其實那個時候都在立規矩，我們也算跟上了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