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58年底的時候被劃成"右派"的。"反右"運動是從1957年開始的，到1958年應該說都接近尾聲了，但誰知道又來了一次"反右補課"，我就成了玉溪地區的最後一批"右派"。

年紀小的人不懂一個"右派"身份意味著什麼。在那個年代，"右派"就是人民的敵人，是反對共產黨的人，對社會主義不滿的人。我很想不通，我怎麼會是這樣的人呢？十幾歲我就和我的堂哥們一起參加了革命，對中國共產黨只有無限的信任和忠誠。黨說的話，我是絕對相信和服從；黨做的決策，我堅決執行。但是，這一次，是黨判定我是"右派"。

我當然很痛苦，可以說人生從來沒有那麼痛苦過。玉溪地區行署專員宣佈我被定為"右派"那天，雖然我也有一些預感，但真正這個訊息確定下來，我心情一下就沉重起來，而且有些絕望，這真的是從來都沒有過的感受。當時我很想找個人坐坐，聊一聊，但我一下子竟不知道該找什麼人。我平時朋友多，但那一天，我想不起來要找誰坐一坐，說一說。

我首先想，是不是應該馬上去找我妻子？她那個時候不在玉溪城裡工作，她在城郊的一個學校做教師。我工作很忙，很少去她那裡，每個週末基本上都是她回到我們在玉溪的家裡。但我馬上放棄了這個想法，我妻子和我不一樣，她出生在城市家庭，家裡兄弟姐妹也多，從小沒受過什麼大的苦，我這麼大一件事告訴她，她可能會受不了。而且，做了"右派"，就要馬上被送到農場去，我應該把家裡先安排好。我家裡大的那個娃娃那個時候才剛剛兩歲，跟著她媽媽一起在學校住著。算了！還是我自己先冷靜下來再說。

我又想，或者應該和某個好友聊一聊。當時在玉溪工作的幹部隊伍裡，不少和我經歷相似也同事多年的人。我這個人嘛，沒有走多少地方，讀書在昆明，打游擊就在玉溪地區、紅河州這一帶，工作一直在玉溪，所以相熟的人還是多。我平時雖然不愛和人說說笑笑，走動走動，但我自認為對人很真誠，所以說話做事大家都還很信任。評定"右派"時，專員組織我的批判會，會上沒有人吭氣，搞得專員火氣還很大。但是，我想來想去還是想不出要找誰說說心裡的難受。那幾年，說什麼都容易犯錯，不曉得說出哪一點就觸犯了政策，大家都習慣了少說、不說。而且我當時身份已經是"右派"，和人接觸容易連累旁人。還是算了。

可能最適合去找的人是我的堂哥褚時俊，我兩個從小在一起，性格相投，玩在一起，學習也在一處。我人生中很多關鍵時候都是他在指點我。從他去北京讀書後，有幾年我們很少見面。雲南那幾年正混亂，我在游擊隊打仗，他在讀書。雲南解放後他回到雲南工作，在雲南省供電局做高階工程師。他本領高，是清華大學的高才生，工作上也是業務骨幹。雖然都在雲南，但我和他工作都忙得不著家，兩人見個面也很難。"右派"這件事發生了，我很想和堂哥聊一聊。我的心情裡面，痛苦絕望是大部分，還有一部分，是不理解，像我這樣的人，怎麼就成了"右派"？政策怎麼就走到了這一步？

在"反右"運動開始的時候，我是"反右"小組的副組長。對於"反右"運動，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是持擁護態度的。從1950年雲南解放到1957年，我們國家的政治運動幾乎沒有斷過，現在想來真是很折騰。好不容易不打仗了，怎麼不好好搞經濟建設？大家都有好日子過嘛。但當時我還沒這麼想，只是覺得黨中央的考慮一定有道理，國家這麼大，國內國際形勢都很複雜，有點階級敵人怕是不假。那個時候大家革命熱情都很高，運動一來就積極響應。但現在回想，每一次政治運動，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都被執行成了人整人。政策走了形，人心慢慢也就變了，所以才會搞出那麼多"右派"。你想想，一個國家，揪出來幾十萬反黨反國家的"右派"分子，這個比例是不是太大了點？

我做"反右"小組副組長的時候，最頭痛的就是這個比例。黨中央的檔案上指導數字說5%~10%，這已經不少了。而且這就是個指導，沒有硬性要求。但到了下面，這就成了一個基數，大家都比著把比例提高，好像不這樣搞就不是愛黨愛國。在我看來，什麼事情都要實事求是，按比例揪人本來就有問題，更不要說把比例無限制提高了。

當時我和組長的意見是差不多就行了，比如6%、7%，國家的指導政策我們也算靠攏了，又不至於把那麼多人打成"右派"。周圍的幹部大家都很熟悉，哪有什麼反動分子？你要說想法，人和人肯定不一樣，不可能整齊劃一，一人一個腦袋是不是？想法不同不等於他要反黨反國家，一家人都有幾張嘴嘛。

但是，我的想法被領導否定了。後來，我們系統600多人，整出了80多個"右派"。兩個大客車，把他們全都送到農場去了。哎呀！說老實話，我心裡太難受了。這一去，就意味著家庭不再圓滿，工作沒有了，工資大幅度降低了，整天還要受周圍的白眼，完全是另外一種生活。1958年，老是聽說這個"右派"離婚了，那個"右派"自殺了，都是家庭出了問題，思想上想不開。

結果，我自己也遇到這樣的命運安排。那一年我30歲，雖然比起現在30歲的年輕人感覺上要老成一些，但那時候正是年富力強，希望做點事情的時候，突然碰到這樣的事，覺得一切都完了，什麼希望都沒有了。

在去農場報到之前，我去了趟昆明，是專門去找褚時俊的。他聽說我被劃成了"右派"，吃驚得不得了："你不是'反右'小組的副組長嗎？怎麼反倒成了'右派'？"我把整個情況給他說了說，我覺得一是當時行署專員對我個人有意見，另外一點就是那個"右派"比例的問題。

褚時俊沉默了很久，他被我的訊息驚到了。我們兄弟兩個參加革命十來年了，對共產黨是什麼感情，彼此都很瞭解。不過雲南解放以後，我和他工作的範圍不太一樣，我是在基層，每天面對的都是具體的大小政治問題。而褚時俊在省級單位，主要是從事技術工作，所以，他顯得比我理想主義得多。但是，我們的共同點還是主要的，我和他心裡都很清楚，在世界觀上我們倆很統一，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我們也是一樣的。記得解放初期，有一次我和他談起"鎮反"運動、土改等運動，他很激動，覺得我們黨的人民戰爭策略非常了不起，正是因為發動了人民群眾才把國民黨打敗了。我同意他的意見，但我有再一層的認識，那就是，人民戰爭必須是人民在心理上接受、自覺自願地參加，而且黨是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讓人民過上好生活，這種群眾基礎才會長久。我堂哥聽完我說這些，覺得我還是想多了點。

我兩個在他家沉默了一陣以後，褚時俊告訴我："要相信黨。黨的政策也是人在執行，出現偏差難免。要相信以後一定都會糾正過來的。"

那天我和他說話一直到了天亮，他很擔心我未來的生活，擔心我到了農場以後身體會不好。他也擔心我的家庭，讓我好好和妻子相處，不要把家庭傷害了。臨分手時，堂哥一再說："心放寬，要相信共產黨。我們信任黨十多年了，要一直相信。堅持就是勝利，你的問題肯定會解決的。"

我到現在還記得褚時俊當年的樣子，很年輕，很斯文，是個知識分子的典型模樣。我萬萬沒想到，我們那一次見面，是最後一面。

我在元江紅光農場幾個月後，1959年的一天，我接到親戚的來信，告訴我褚時俊被劃成了"中右"，和"右派"一樣對待。他被劃成"中右"，從大的環境說是中央"廬山會議"後，國內又一次掀起的"反右"風潮；從小的環境講，據後來他的同事告訴我，實際上是因為褚時俊和局長私人關係不太好，人整人，褚時俊就被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