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風暴來臨/h3有時想想，滿地雞毛蒜皮的生活對於普通人其實是幸事，起碼這意味著生活無大事。每個人都可以隨口、隨時抱怨生活裡的小麻煩小磕碰，但真正的大風大浪來臨時，有幾人能承受？

1957年，中國開始大規模的"反右"運動。中國電影史上有一部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著名反思電影《芙蓉鎮》，裡面有一個出身貧農的無賴角色王秋赦，在解放後的各個政治運動中如魚得水。當"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徹底結束階級鬥爭為綱的日子後，他失落到發了瘋，每天在鎮上敲著破鑼大叫："運動啦！"

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影響深遠，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後發起的第一場波及全社會、各階層的群眾性運動。

1957年6月，當褚時健看到中共中央發出的"反右"運動紅標頭檔案時，他正任玉溪行署人事科的科長。很快，早就訓練出政治運動神經的各級地方組織行動起來，褚時健被迅速任命為玉溪地區政法系統的"反右"小組副組長。

這場運動無疑讓當時各級單位風聲鶴唳，參與其中的人的思想壓力和內心緊張可想而知。一日，褚時健在辦公室仔細閱讀了有關如何定性"右派"分子的檔案後，內心很不平靜。他拿著檔案回到家，馬靜芬正在午睡，褚時健"啪"的一下把檔案扔到床上，悶聲在一邊坐下。馬靜芬被驚醒："你做什麼？"褚時健低沉著聲音，幾乎有些惱怒地回答道："你看看！"

按當時的指導性檔案，右派比例要在5%~10%。但是，在當時一邊倒的政治鼓吹下，幾乎任何系統、任何單位都揭發出了比這個比例更高的"右派"分子。更為糟糕的是，在上級單位對這種比例偏高的單位做出認可的姿態後，更多同級機關或單位幾乎以競賽的心態開始"揪出"更多的"右派"。

雲南玉溪地區政法系統當時600多人，各級單位報上來竟有160多人，褚時健和任"反右"小組組長的玉溪行署秘書長王瑞亭一翻看名冊，兩人都沉默了。160多人裡面，不少人是他們倆再熟悉不過的人，有曾經的戰友、同事、要好的朋友。褚時健怎麼也不能相信，這些人會是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人。"他們有什麼能力去反黨？也許就是說了幾句話、提了一些意見而已。"他心裡很清楚，這些人是怎麼被劃成"右派"的，白紙黑字，褚時健看得觸目驚心。他無法想象這些人的命運，在經自己的所謂稽核後，就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褚時健無法接受這麼大的"右派"比例，按他的一貫作風，心裡不理解的事情一定要向上級領導彙報。於是，他將內心的疑慮向行署領導說了出來："比例太高了！中央的指導意見是5%，現在我們這裡都已經超過20%了！"但領導的想法和褚時健不一樣："還有的地方比我們高嘛！"褚時健不語，沉默良久。領導有些不耐煩了："我們一定要擁護中央的決定。你可以把比例降下來，但後果你們也要考慮考慮。"

褚時健心裡也明白自己如果把比例降下來，可能會出現對自己不利的結果。但是，"真的劃不下去了"，他說。他和王瑞亭在名單上一再刪減、恢復、刪減，最後，"無論如何不能再往上增加了"。他們將160多人減下一半。"右派比例13%，可以了吧？超出毛主席說的5%很多了。"褚時健對王瑞亭說。"本來按我的想法，7%就差不多能交差了吧？但實在沒辦法了。"他後來很無奈地說。

很快，玉溪的"右派"們卷好行李，被遣送到條件艱苦的玉溪元江縣紅光農場。這些人從此失去了正常人的身份和生活，失去了曾經計劃或憧憬的未來。"右派"的身份猶如黥刑在面，成為永遠的印記和陰影。

13%的比例還是讓褚時健落下了罪名：同情"右派"。"我其實是思想簡單，我總覺得要實事求是，黨中央的話我們當然要聽，但也要結合實際情況來聽。明擺著一個愛黨愛社會的人，我們都瞭解的人，就因為一兩句話，非說他是'右派'。這種事情還是不合適。"h3驀然"右派"/h3褚時健越來越不理解當時的時代。在他看來，仗打完了，人民安定了，還有那麼多階級敵人嗎？他很迷茫。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是他的信仰、理想，他絲毫不懷疑黨的政策，但是，黨的政策每每到基層執行時，為什麼會誇張到如此地步？他百思不得其解。

1958年，"反右"運動餘波未退，"大躍進"運動又來了。不符合經濟規律的行政命令，必然導致浮誇風和瞎指揮。

所以當已經不再擔任"反右"小組副組長，火線調往玉溪地委7畝冬季稻試驗田做負責人的褚時健報上3000斤的畝產量計劃時，玉溪地委辦公室主任發愁了："太少了。人家和你一樣的試驗田，報了1萬斤。"褚時健告訴他："3000斤已經多了。我是種過地的人，我們這裡是一季稻，一畝地一年產個八九百斤就算好年景了。我報這3000斤算誇張了，根本做不到。"主任覺得褚時健不開竅："我們是在搞'大躍進'運動，是搞試驗田，你報個5000斤吧！"

褚時健無奈報上去了，他心裡清楚，那就是個數字，一個假數字，一個會帶來嚴重後果的假數字。他知道主任心裡其實也明白。"我們是黨員，為什麼要作假呢？"褚時健內心越來越鬱悶。

那時中國的政治局面，就像皇帝的新衣，大家都知道，但都無法開口。

怪象在褚時健的視野裡越來越多。褚時健的固定職務是行署人事科科長，負責整個玉溪地區幹部的人事任免及幹部的困難補助。所謂困難補助，是指月收入在50元以下的幹部，地委組織部核定後，開名單給行署人事科，由褚時健這裡發放補助。一日，時任行署專員的馮姓領導專門叫上褚時健一起吃飯。褚時健以為專員要談工作，不以為意。飯桌上，專員拍著褚時健的肩說："你不知道啊，我一天要抽兩包'大中華'，工資都被我抽完了。媳婦責怪我得很，說我抽多了。"褚時健聽得雲裡霧裡，他不知道專員為什麼會這麼講，因為根據政策，專員家的收入不低，專員是國家幹部13級，一月120元錢。專員妻子是幹部17級，也有90多元。而且專員只有一個孩子。"我心裡還在想，你家收入不低嘛，怎麼抽個煙還被責怪？"

大概專員看出褚時健的疑惑，又拍他的肩："你咋個沒理解？"褚時健確實沒理解專員其實是跟自己要福利費的意思。後來專員又專門請褚時健的岳母吃了一次飯，意思也是暗示希望褚時健把自己加在發放福利費的名單上，但褚時健還是沒有理解他的意思。

直到1958年底的一天，這位專員同志組織了一次針對褚時健的會議，會議主題就是要褚時健自己檢討，褚時健才恍然大悟。褚時健平時大概也知道一些專員對自己不滿，不過嚴重到組織玉溪行署的所有科局級幹部到會來讓自己檢討，他的確沒想到。

專員讓大家發言，結果全體沉默，沒人吭氣。專員火了："你們不說我說！褚時健你這個人事科長怎麼當的？！專員要餓死了你都不知道！"褚時健坐在椅子上，一下就明白了：原來如此！他不禁笑了起來，心想："專員啊，你真是骯髒了。"這一笑，讓專員更惱怒，專員使勁拍了一下桌子："專員批評你，你還敢笑！"

褚時健覺得深深失望，黨內怎麼出了這樣的幹部？只有私利，沒有國家觀念。褚時健苦惱極了：這到底是怎麼了？

專員對褚時健的私怨似乎非常深，他甚至對一位地委副書記咬牙道："不把人事科的褚時健劃成'右派'，你把我這個專員撤了！"

1958年底，全國'反右'運動已經接近結束，但運動突然迴光返照般又捲土重來一輪，歷史上稱為"反右補課"。這一次，又劃定了一大批"右派分子"。12月，褚時健接到通知，自己已經被劃為"右派分子"。

褚時健拿著通知書，無奈、委屈、憤怒......種種難言的情緒。他問行署專員："你們揭發我這幾條，哪條站得住腳？你頂多說我一句同情'右派'是不是？"h3話別/h3一旦被劃為"右派"，就必須儘快到指定農場或其他指定下放地方去報到。褚時健的新去處是紅光農場。褚時健一夜未眠，心情不平靜，不知道該找誰說。第二天，一個星期天，褚時健去了馬靜芬工作的大莊中心小學。那段時間，女兒在大莊和馬靜芬待在一起，他去和妻子女兒告別。

馬靜芬已經有了預感。在褚時健來之前兩天，玉溪政府就有幾個人到了她的住處，"背了槍，到處翻，到處找，把我嚇壞了"。背槍的人什麼也沒透露，只說來找東西，馬靜芬不敢反抗，只能抱著女兒躲在角落。

之後兩天，沒有任何說法和訊息，她決定回到玉溪家中看看到底怎麼回事。把女兒映群背在背上，她準備出校門找找車，看能否把她們母女捎回玉溪。正走到校門口，她竟看見褚時健臉色低沉、腳步匆匆地走來。馬靜芬問他："你怎麼來了？我正要回家去。"褚時健的回答好像生了氣："還回什麼家？走，走！去你宿舍。"

兩口子帶著孩子急匆匆回到馬靜芬的宿舍，甫一進門，褚時健就掏出家裡的存摺交給馬靜芬："你放好。我要走了。"馬靜芬大驚，待褚時健告訴她自己已經被劃為"右派"，要馬上去元江了，馬靜芬心裡已經亂了套，只是問："過幾天就走，你咋個現在才來說？"褚時健告訴她："我被管制了，沒辦法告訴你。今天能來都是因為星期四就要走了才讓我來的。"馬靜芬慌了神，眼淚流了下來："那我們去哪裡？"褚時健沉重得感覺自己都要受不了了，他定定神告訴妻子："你們就在玉溪待著，好好過。以後的事以後說。"

幾天後，1959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沒有新年的明媚，四處陰雲密佈。褚時健收拾簡單的包袱，與另外一些"右派分子"一起，坐上一輛破爛的客車，去往元江縣紅光農場，去往他人生中、命運裡前所未有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