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14年）國慶的時候，我和老伴兒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我老伴兒說："都解放65年了，你說快不快？"65年，哪裡能快？你說一個人要經歷多少苦多少甜才能把65年度過來？那天我心裡想了很多，真的很不平靜。65年前，我絲毫沒有想到過自己的人生道路是這樣的，也無法想象。一個21歲的小夥子能想多少東西？更何況那個時候每個人都很單純，特別是像我們這樣參加過革命的人，每天都很樂觀，都在為每一天的革命生活激動。

我是在讀書的時候參加革命的。不過，一個學生，革不了多大的命，但思想上是很進步的。我算是在昆明真正成為一個成人的，我最早的共產主義思想都是在昆明時期形成的。而真正扛起槍參加革命則是在1949年，那一年我加入了游擊隊。

這一年全國各地陸陸續續都解放了，雲南還在打仗。國民黨有兩個軍的人馬在雲南，他們的任務就是所謂的"剿共匪"，其實是垂死掙扎。但云南重要啊，邊境省份，又有那麼多少數民族，國民黨肯定不想放棄。解放大軍還沒打到雲南，所以在雲南和他們打仗的主要是共產黨領導的一支叫作"討蔣自救軍"的隊伍----名字裡有個"軍"，其實不太算正規部隊。參加的人有一直在雲南打游擊的老游擊隊員，有進步學生，有從國民黨隊伍裡面起義過來計程車兵，有一些生活過不下去的農民，還有一些收編過來的土匪，真是什麼人都有。我和我兩個堂兄弟在裡面算是文化素質比較高的。我當時是自救軍二支隊十四團三營九連的游擊隊員，在雲南的路南、陸良、瀘西、師宗、羅平這些地方打游擊。但我們進行的游擊戰，不是正面和他們打，而是利用自己對雲南的熟悉，變換著地方打仗，在有利的地方和有利的時間跟他們打。毛主席"敵進我退""敵疲我打"的話應該聽說過吧？我們那時就是這個方針原則。

應該是那年（1949年）5月的時候，討蔣自救軍第一縱隊改名字叫"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二支隊"。所以也可以說我是軍人出身，是真正扛過槍幹革命的軍人。

即便是改編成為正式軍隊，我們的條件還是很艱苦的，吃住都成問題。住方面肯定是居無定所，游擊、游擊，不就是移動著打仗？打到哪裡住到哪裡，睡外面的時候也不少。吃就不說了，上面的供給不是很穩定，有也不多。一個月兩個月吃不上一頓肉很正常，飯嘛，基本上就是吃苦蕎。我們活動的區域主要是彝族等少數民族聚居區，當地人為了防備天災，都需要糧食儲備，沒有大米，只有苦蕎，我們就是吃他們的苦蕎。----那是真的苦，現在聽說苦蕎對人身體有好處，真拿來當飯你試試看。

不僅吃住不好，每天都是提著腦袋活，不知道哪一天命就沒了。我記得從昆明來參加自救軍的進步學生有100多人，到改名為邊縱隊的時候就只剩下50多人了。堅持不下來的都是因為生存條件太艱苦，打仗也太殘酷。我記得有一次，在瀘西午街鋪，那是個小鎮，那天剛吃完午飯，隊伍剛剛換完班，我所在的連隊正好被換到了隊伍的最前面。我和連部的通訊員坐在一起，我記得他的臉上長了好多麻子，很好玩的一個人。記不得我們當時正在說什麼，突然一顆炮彈就飛過來，剛好插在我倆中間。我事後才知道那顆炮彈是緩爆炸，引線長一些。他突然一腳把炮彈蹬（踢）了出去，就是幾秒鐘的事，炮彈一下就爆炸了，噴了我一身的碎石碎草和土，亂七八糟的。我大叫："你搞什麼？！"那個通訊員說："你還叫，我把炮彈蹬下去了，不然我兩個都完蛋了你知道不知道？"我這才反應過來。這個通訊員在國民黨軍隊裡當過排長，是起義過來的，對打仗比較熟悉。我當時腦子裡一片空白，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死"距離我很近，隨時都有可能死，也隨時都有可能活，真的是生死一線間。

所以我從那時就知道，把每一天安排好，就是對人生負責任。想得太多，沒有任何意義。

我和我的堂兄弟們當時堅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儘管我想象不出社會主義會是什麼樣子。我們都認為跟著共產黨才有出路，所以眼前的苦並不算得什麼。跟著共產黨幹，風險是有的。不過不管了，我們都相信解放後就好了，一切都會好了。

但打仗總歸是很殘酷，很多人都因為打仗死了，比如我的堂哥褚時仁。時仁堂哥的死對我思想衝擊很大，我和我大伯、三伯家的幾個堂兄弟相處一直都很好，如果論兄弟情深，和褚時俊、褚時傑、褚時仁這幾個堂哥堂弟更甚過幾個親弟弟。----可能是我早年成長時期幾個重要階段都是他們和我在一起的緣故。我的共產主義思想，對共產黨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和他們有直接關係。褚時傑和褚時仁還是我游擊隊裡的戰友，褚時仁和我在同一個團，我那時20出頭，他大我幾歲，也就二十四五歲，白白胖胖的，不像我黑黑瘦瘦的。我和他都是年輕小夥子，只想過如何活，從未想過有一天會死，而且那麼早。

我記得是1949年秋天的時候，10月份。當時我們連所在的邊縱隊二支隊十四團三營在陸良馬街和國民黨的徵稅隊交了一次鋒，說是徵稅隊，其實就是搜刮民財的軍隊。當時三營的人掌握了徵稅隊正在馬街的訊息，搞了次突然襲擊，結果勝了，還俘虜了好幾十個人。這下整個營隊都高興得很。那個時候外省解放的訊息經常傳來，這個勝仗讓我們覺得，雲南的解放也有希望了。老百姓也高興，共產黨打勝仗了嘛！國民黨快完蛋了。老百姓都很實在，送了好多豬肉過來。

高興了就輕敵了，其實國民黨已經派了部隊過來報復三營。那天正是中午，平時吃午飯的時間，營隊通知說晚一點吃飯，因為老百姓送了豬肉過來，每人可以分兩公斤豬肉。我們難得吃到肉腥，心裡都很期待。但大家都不知道其實就在那個時刻，我們已經被國民黨一個團的人包圍起來了。

隊員們剛剛領到豬肉，國民黨部隊的重機槍從兩個側面就開始響起來，我聽見連長叫大家趕緊撤退。時間太緊張了，豬肉丟得滿地都是，我和我們連的通訊員一起，跟著連長往村子外撤。一路上我有點心疼那些丟掉的豬肉，和通訊員兩個一邊退一邊用槍挑了不少肉跑出來。

晚上到了安營的地方，大家正準備架鍋生火做飯的時候，也在三營的我堂弟褚時傑慌張地找到我，說："二哥沒出得來。"我心裡一下就沉了下去，心想"壞事了"。我堂哥褚時仁那段時間因為得瘧疾，一直在打擺子，本來身體就很差，又加上那幾天連續打仗，他的身體肯定已經吃不消了，根本跟不上大部隊。後來我知道，他就是在往村子外撤退的路上，被國民黨機槍手的三顆子彈打在他脊背上，從心臟穿了過去。我二哥當場就沒命了，老百姓幫忙收拾的屍體。後來他們告訴我，褚時仁是撲在地上死的，三顆子彈形成了三角形，留在他的背上。

你現在去昆明附近的東風水庫，那裡有一塊紀念討蔣自救軍的烈士紀念碑，上面就有褚時仁的名字。我們小時候在一起玩，一起說很多話，一起做很多事，歡歡喜喜的時候多，根本沒想過二哥會死得這麼慘，會做烈士。他在昆明讀的是師範，文文靜靜一個人，不愛槍啊炮的。本來還有個未婚妻，叫周蘭仙，兩個人很幸福。但他20多歲就犧牲了，真的很可惜。革命就是這樣，要犧牲，要付出代價。我當時就明白了這個道理。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對於生死的看法和現在的年輕人不一樣，當然不一樣，怎麼能一樣？我們是經歷過活了今天就可能沒有明天的人，過去如何、將來如何都不重要，現在、目前就是一輩子。

想想1949年我們在一起打仗的戰友們，死得都差不多了。據我知道，現在還活著的80多歲的人，只有兩個，我一個，還有一個女戰友，現在也80多歲了。她不打仗，只是演點戲、唱唱歌，和我們槍林彈雨的不一樣。我們是敵人來了要衝上前，她們是敵人來了要先撤。生生死死的事女同志經歷多了不好，畢竟女同志要脆弱得多。

一個20出頭的毛頭小夥子有多麼堅強也不好說。戰友們和我二哥的死給我的觸動還是很大，讓我對人生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變。什麼改變？做什麼事更堅決了，不愛多想了。我那個時候在部隊裡還算是有點文化的人，畢竟那個時候能讀到高中的人並不多，所以我說話做事都比別人顯得更有想法。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連長讓我做了連隊的指導員。連長叫李國真，加入自救軍之前曾經做過龍雲護衛旅的連長，本來都已經不當兵回老家路南了，但共產黨成立邊縱隊，他又出來扛槍當兵了。他打仗很熟悉，我們都很佩服他。我一直覺得自己剛剛加入部隊，要學習的東西很多，特別是有關共產黨的一切，瞭解得不多。對於共產主義，以前聽堂哥褚時俊介紹很多，但我自己的覺悟還是有待提高。但不知為什麼，李連長把我看中了，讓我來做連隊的指導員。（旁問：您是不是很會跟人聊天？）嗯，這個倒是，我平時不愛說話，但說話別人都還是願意聽的。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我槍法好，李連長就把我看中了。他對我說："你做好大家思想工作，打仗的事情我來負責。小老弟你放心，我兩個一起工作，不會比任何人差。"李連長大我十多歲，以前在龍雲部隊領導過將近200人，所以我很信任他。

我這個指導員當得也不錯，一個20出頭的小夥子指導一個連，沒有點真材實料別人不信服你。49年（1949年）在路南圭山，我們支隊的兩個團和國民黨的481團打了一仗，然後兩邊就對峙起來了，好幾天都沒有開一槍。有天正好是我們連駐守，我和幾個老兵在一起，先是不知哪裡飛來一顆炮彈，炸了，沒傷到人。但馬上就沒有聲音了，大家都沒怎麼在意，以為是國民黨那邊隨便甩了一顆過來探情況的。但我還是覺得不對，我就爬到陣地上去，四周還是靜靜的。我更奇怪了，這顆炮彈到底哪裡來的？我也沒通知其他人，一個人摸到後面的荊溝（雲南方言：雜草叢生的山溝）旁邊去看。這一看不得了，溝裡斜斜的方向那邊，有幾十個穿黃軍裝的國民黨士兵，距離我們陣地就一點點距離。哎呀，他們要動起手來我們就完蛋了。我沒敢多想，馬上摸回去讓我們計程車兵拿出手榴彈，有多少甩多少，照著溝裡炸。幸好我們動作快，這一次我們沒死傷一個人，對方死了好幾個，只好撤了。

李連長高興得很，連連拍著我的肩說："學生哥能文能武，有本事！"他誇我一兩句，我是真高興。他有打仗經驗，是我的前輩。

指導員嘛，主要還是做思想工作的。我們這樣的部隊，平均文化程度低，思想基礎弱，經常有打退堂鼓的人，仗打著打著就不想幹了，有的乾脆不打招呼就溜了，很讓人頭疼。我咋個做工作？就講道理嘛，我的工作就是穩定他們，要根據他們的情況給他們說知心話。我這個人跟老百姓打交道，很會打。像這些游擊隊的戰士，都是從農村來的，我們連裡少數民族，特別是彝族人還多，但我能找到共同話題。我說我們受剝削，受壓迫，然後舉些例子，這些事我還是點得出來。我告訴他們，跟著共產黨才有飯吃，等以後解放了，樓上樓下住，有電燈有電話，享不盡的福氣，那就是社會主義。不跟著共產黨，進入不到社會主義。那個時候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我就和他們坐一排去聊天。我們那個連，沒有一個走掉的。所以說大家都覺得我還是個很稱職的指導員。

嘴上在說的這些道理，我內心也是相信的。人家說赤子之心，我們那個時候真是赤子之心，一心向往新中國。作為一個老百姓，我們嚮往的新中國，其實就是過上安寧的生活，不要打仗，老百姓不要折騰，好好搞經濟建設。日子過好了，就是新生活。我能把大家的思想做通，也是因為說到了他們心裡面。

解放後，當年一起打仗的戰友們就分開了，雖然都在雲南，卻很難再見到。80年代的時候，我還到路南李連長的家鄉去找過他，想見見他，但沒找到，不知道是去世了還是到了別的地方生活。他比我大十幾歲，現在是肯定不在人世了。

都死了。

1949年底，盧漢起義，第二年（1950年）2月，雲南就解放了。生活開始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