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就知道自己做事總比別人要做得好，因為我認真，負責任，心裡有譜氣。同樣是烤酒，我一般兩斤半苞谷就能出一斤酒。春節過後天氣暖和，有時兩斤苞谷就出一斤酒，別人怎麼都要過三斤苞谷才行吧？

烤酒過程中發酵是最重要的過程，發酵期間要有37~38攝氏度的溫度。苞谷蒸熟以後，把酒麴撒進苞谷，放進發酵箱裡。箱子裡面溫度只要夠，一次升溫，出的酒就一定多。這個道理也是我慢慢琢磨出來的。剛開始烤酒時，大人也不怎麼往細了說，只是讓我發酵時要關門。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只回答我說"怕冷風"。我就想：哎喲你還不告訴我，不就是溫度的問題嗎？關門我肯定學會了，另外每次蒸苞谷時灶裡會掉一些炭下來，我不扔它們，用爛鐵鍋裝了，塞到發酵箱下面和邊上，這樣一來屋子裡的溫度慢慢就高起來，發酵就有了保證。我記得用了這些方法後，第一、二次出酒率一下就高了15%。從那以後我就懂得了，做什麼事都要會觀察，會總結，找到規律。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規律，規律搞清楚了，辦法就出來了。悶著頭做事不動腦子，力氣用盡了也不一定有好收穫。在我們現在的橙子基地，我經常和那些作業長說：你們不要傻做，要學會掌握技術，不要以為搞農業流點汗水就可以了，大老粗才那麼想事情。1955年部隊評軍銜的時候，怎麼不給騾子評個軍銜呢？打仗的時候騾子最辛苦了，井岡山的時候馱槍又馱炮，但它什麼也評不到，為什麼？它不進步嘛！人家求進步的，評大將評上將，你不進步就是不行，格合？（雲南話：對不對？）

做事情找規律就是你心裡要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賬，莫糊塗。烤酒這件事好像是老百姓都烤了多少年，經驗都在肚子裡，動手做就可以了。其實不是這樣，我會拿個小本子，記一記，苞谷用了多少，燃料費花了多少，請小工背到鎮上花了多少人工費，簡簡單單都要記下來；賣完酒後，算一算，盈餘了多少，這一次和上一次有什麼差別。這筆賬你心裡不弄個一二三，我看這個酒烤得就不算成功。那個時候莫看我年紀小小的，其他人烤的酒沒有我出酒率高，賣的價錢也沒有我好。我那個時候烤到經驗多了，敲敲酒缸我就知道度數有多高，現在這個本事我還有的。村子裡其他大人恐怕都不理解，怎麼我一個娃娃烤的酒比他們的要好，其實就是認不認真，會不會做成本核算。

我後來做企業也是這樣，認真很重要，成本核算很重要。

有時我在想，雖然因為家庭出現困境，很辛苦的環境中我開始幫家裡烤酒，每天真的很累、很辛苦，但也得到很多人生經驗和做事經驗，這些對我後來的工作幫助很大。特別是幫著母親當家以後，責任心促使我要擔當很多事，性格上也修煉了好多。一個人小時候的環境的確很重要，老話都說從小看大，三歲看老。小時候的經歷，無論好好壞壞，都會給以後的人生經歷帶來很大影響。

那一年我還差點放棄讀書上學。1943年父親過世的時候，我差不多讀完了小學，我讀書讀得晚，15歲才把小學讀完。學習成績馬馬虎虎，也就過得去而已。我經常要逃學回家幫母親做事，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對付功課？所以我沒考慮太多，小學讀完就輟學回家了。母親大概還是想讓我讀書的，但我是老大，她也希望我幫她，看我自己沒上學的願望了，也沒有管我。

不讀書以後家裡有很多事要做，農活兒、家務活兒、烤酒的活兒，也要照顧弟弟妹妹們。有點空閒的時間我就去家門前的南盤江拿魚（捉魚），一個是為家裡添一點葷菜，另外我也喜歡拿魚。

村子裡很多差不多大的少年娃和我一樣，十五六歲都在家幫忙幹活兒，再長大些，十八九歲就該討媳婦生娃娃了。我父母也給我訂了一門親事的，是一個親戚家的女兒。但我當時年紀不大，這些事完全沒有放在心上。我也很少想到未來的事，家裡的困難不允許我想太多，能幫母親把家裡的事情幹完幹好就很不錯了。我一直記得我自己是家裡的老大，母親只有我一個幫手。

我們村子後面有一條鐵路，現在大家都叫它米軌鐵路，是法國人修的，我父親就是搭這條鐵路上的火車去開遠和箇舊做生意。這條鐵路對於我來說就代表了外面的世界，父親是我們家和外面世界的聯絡。我曾經也想到再大一些可以和父親一起到外面去闖一闖，也和父親一樣做做生意，看一看村子外面的人到底是怎麼生活的。但是父親的去世讓我徹底打消了這個念頭。也許，好好在江邊這個小村子一直生活下去也很好，有山有水，有地種，還可以烤烤酒。我和母親努努力，把家境搞好一點是有可能的。

但人的命運有時就是很奇妙，一個念頭就會讓人生的路轉了彎。有一天，我大伯的兒子、堂哥褚時俊從鎮上來村子裡。大伯是我家很有出息、很有威望的一個長輩，堂哥像他的父親，書讀得好，很有思想。他每次來我家都是我特別歡喜的事，這次他來，正是天熱的時候。我拉著堂哥去了江邊拿魚，那天運氣還特別好，一連拿了好幾條大魚。我們兄弟兩個高興得不得了，在江邊架了個柴火堆就開始烤魚吃。正是高興得嘻嘻哈哈的時候，堂哥突然說了一句話："你不能在家待著了，你要讀書去。"我沒有應他，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很信任這位堂哥，他讀書好、有出息，對我也一直很好，所以他說的話我一直很重視。"你這麼聰明，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你都不知道。"堂哥又說。

時俊堂哥幾句話，攪動了我本來已經深深藏在心裡的想法。他說得對，外面有多大我都不知道，父親去過的地方我都沒去過，堂哥正在讀書的省城昆明我也沒去過，更不要說堂哥經常和我說起的北平、上海、法國、英國......

我後來才知道，堂哥那一趟，是專門為了勸我重新讀書而去的。他又找了我母親，我母親自然不會反對，她本來就希望我多讀書，只是因為家裡境況太糟糕，她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就隨著我的意思了。

於是，第二年秋天，在短暫輟學後，我重新開始讀書，而且離開了我自小生活的村子，到了昆明。

我到了年齡很大的時候，偶爾回想這段生活，才知道這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和我從小生活、沒有離開過的村子之間的聯絡就不再緊密，我和它之間那種與生俱來的緣分似乎也越來越淡。但是，人生走到晚年，越來越感到故鄉與別的地方不同，畢竟生我養我，我的根在那裡。曾經有幾十年，因為工作繁忙，個人境遇也不太好，我很少回華寧老家給父母、其他親人掃墓上墳，但是這十幾年，我幾乎每年都要安排時間去給過世的親人們上個墳。都說故土難離，雲南我是從來沒有離開過，但往小了講，華寧那個小山村我也很牽掛。現在家鄉和我生活在那裡時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七八戶人家變成了40多戶，100多人，熱鬧了很多，但他們的生活還是很艱苦。以前在菸廠的時候，我請技術人員教他們種點菸葉，想辦法幫他們增加收入。90年代的時候，有個港商想在雲南投資，我就介紹他在我家鄉附近辦了個檸檬酸廠，解決了點附近幾個村子裡年輕人的就業，後來聽說沒辦了，很可惜。現在我個人有了點錢，就幫他們搞點水，搞點路。有一年馮德芸（村委會主任）來我家和我聊天，說起村子前面的南盤江漲大水，他們撐船過江差點被沖走了的事情。我自己掏了些錢，又找幾個朋友募捐，總共籌集了220萬元給村子修了一座橋，這樣就解決了好多問題，起碼出行的問題是不用愁了。

我希望他們把日子過好一點，這麼多年了，還是那麼窮，讓人心裡難過。江邊可耕種的地本來就不多，大部分還在山上，灌溉是個問題。我給了他們70多萬，讓他們架一條水管，搞一臺水泵。聽說他們架了20多公里，可能管子還是小了點。現在衛生的水能進廚房了，也能幫到一點灌溉，山上的地不至於說荒就荒了。

去年省裡要幫村子裡搞"美麗鄉村"建設，改善他們的住房問題，省裡撥100多萬，這個數已經不容易了。但我估算了一下，40多家人，100多萬可能搞不美麗，到時就成了拿石灰刷刷外牆就算了。一幢房子，只是穿個衣戴個帽有什麼意思？所以我說還是要把以前的土牆房子拆了，重新建。我靠自己的老面子去省裡爭取了一下，他們說要重建的話，省裡就出300萬。民革的人也幫忙，拿了100多萬。我個人出個200多萬，這下有了600多萬。40多戶人，一戶出8萬，差不多就能重砌新的磚房子了。我跟馮主任說了，重新修的房子必須鋼混結構，要保證8級地震來了也不垮，不然就不合格，就算不上美麗鄉村，我這個錢也就白出了。你看前段時間昭通地震，6.5級的地震，房子噼裡啪啦地倒，那叫什麼房子？

現在老家的人除了馮主任他們幾個，我基本上也都不認識了。不過每年我會去附近的大黑者村上一次墳，老鄉們見到我都還是蠻高興的。

從1943年我父親過世，我在老家唸完小學，到1944年我到昆明，我遠離那個小村子已經70年了，不想還好，一想起來覺得歲月真的是很漫長。我很少回憶以前，往事太多了，回憶不過來，做人要朝前看。要不是你們問起，我不太願意對人講起過去。如果有人還願意聽一聽這些陳舊的故事，希望能給他們帶去一點人生的參考，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