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父親/h3褚時健在鄉村自由自在生活的十多年，其實正是中國社會風雨飄搖的十多年。特別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人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短短兩三年間，中國的大部分國土相繼淪陷。到1939年6月，中國的各個海上出口均被日本人封鎖，這意味著中國國土上90%的國際通道被堵死。而作為西南一角的雲南，因為與緬甸、寮國和越南接壤，加之自古以來就有邊境貿易的茶馬古道，所以儘管周邊都是東南亞小國，但它作為國際通道的特徵一下就凸顯出來。

當時雲南境內有一條鐵路和一條公路承擔起了中國與國際社會物資交流，特別是戰時軍需物資運輸的重任。1938年蘇聯援華軍火8000噸、1942年美國13.7億美元的軍援，都是通過這一鐵路一公路輸送的。能夠想象，當時日本是多麼想破壞這兩條線路，尤其是運輸力量強的滇越鐵路。1939年11月，日軍佔領廣西南寧，立即切斷了桂越公路。從12月開始，日本軍隊為了切斷盟國向中國運輸軍用物資，以南寧作為空軍基地，開始對中國境內的滇越鐵路實施轟炸。1940年6月，法國對德國作戰失利，法國印度支那總督同意德軍的盟國日本要求，自1940年6月20日起斷絕援華物資通道，即切斷滇越鐵路中方物資的越南入口。9月，日軍徹底佔領了越南，國民政府為了防止近在咫尺的日軍沿滇越鐵路進犯雲南，下令炸燬了河口的中越鐵路大橋，拆除了從蒙自碧色寨站到河口站之間170多公里的鐵路線，只保留了碧色寨到昆明之間的線路依然發揮殘餘的運輸力量。不過，戰爭中已經紅了眼的日本軍隊依然沒有停止轟炸。日本人擔心滇越鐵路剩下的路段依然有軍備物資運輸，因此開始持續不斷地對昆明----碧色寨鐵路進行轟炸。僅僅在1940年，日軍就先後出動52批次669架次轟炸機轟炸滇越鐵路，炸燬鐵路沿線站房、水塔、宿舍無數，死傷無數。

褚時健的父親褚開運就在1942年日本人對滇越鐵路的一次轟炸中嚴重受傷，這次受傷直接導致了一年後他的離世。

褚開運長年跑鐵路運輸，滇越鐵路的存在就意味著他的生計，所以在國民政府拆除鐵路但保留了他的木材生意一直依賴的線路時，褚開運還覺得非常幸運。日軍轟炸頻繁，妻子也經常勸他不要再往火車上跑了，太危險；特別是妻子又一次懷孕後，更是經常勸阻褚開運不要再出門跑生意。但褚開運有另外的想法，他覺得家裡既然又要添人口了，更應該多掙點錢，不然不知道哪天就打仗了，還怎麼做生意？紛亂年代，誰都沒有安全感，也無法得到安全感。

1942年的一天，日本人再一次對滇越鐵路彌勒、箇舊段進行轟炸。褚開運正在一個叫巡檢司的車站忙活木材的事，突然的轟炸讓所有人都躲避不及。巨大的聲響後，躲過了炸彈的褚開運卻被爆炸掀起的氣浪重重擊倒。待轟炸消停，同樣經常跑鐵路的熟人們把褚開運抬到一邊時，發現他已經被震到重傷，完全動彈不得。

褚開運一時沒有辦法通知家人，只好無奈地躺在巡檢司小鎮上等待同鄉的人把他順路帶回家。而褚王氏，儘管在家裡牽腸掛肚也毫無辦法，懷孕的女人只是偶爾對大兒子石柱說兩句："你說他咋個還不回來？"

半個月後，褚開運終於等到有附近鄉里的人到巡檢司，這時他的傷勢已經很重，需要靠同鄉用簡易的擔架把他抬回家。當他被抬進家門時，褚王氏看見全身包紮的丈夫，竟然是高興的，因為丈夫畢竟活著回來了。但她馬上陷入悲傷之中，丈夫傷到幾乎沒有力氣和自己說一句話了，家裡的頂樑柱倒了，以後的生活該怎麼辦？

褚時健第一眼見到受傷的父親時，一下就懵了。對於日本人的轟炸，他有著最直接的印象。日本人對滇越鐵路和昆明大轟炸時，每每飛機低空飛過矣則上空，他能清晰看見日本飛機機身下那塊紅紅的"膏藥"（日本國旗）。小夥伴們也知道那是敵人的飛機，所以當美國人陳納德將軍率領的飛虎隊的雙機身飛機越過村子上空時，褚時健還會和小夥伴們大聲叫："飛機飛機，下個蛋嘛！"無知的少年們也知道國仇。只是，他萬萬沒想到，其實國仇，就是家恨。

之後的一年大概是褚時健和父親相處時間最多的一年，受傷的褚開運再沒有辦法出門做木材生意，也沒有體力幫家裡人做家務活兒。他只能每天躺在床上，或者唉聲嘆氣，或者張口罵罵日本人。"他心裡其實是著急，生意沒法做了，家裡人的生活成問題。"褚時健說。

那一段時間，褚時健對於上學越發不上心了，不過不再是因為貪玩，而是家裡需要人手幹活兒。在父親受傷後不久母親就生下了小弟弟褚時佐，家裡張嘴吃飯的人一下變為八個人：六個小孩兩個大人。褚王氏從小兒子出生後就沒有一天輕鬆過，她要做家務，要到水田地裡去幹活兒，還要照顧生病的丈夫。家裡的收入也一落千丈，褚開運的生意是沒法做了，全家吃飯都指望著褚王氏種的兩三畝水田和租種出去的苞谷地。作為老大的褚時健看到母親實在太辛苦，便主動承擔起了許多家務活兒和農活兒。有了這些活計惦掛著，上學的事自然就顧不上了。

家裡除了種地，還經營著一個小小的烤酒坊，這是分家時和三伯家共有的一個酒坊。一家一半。因為有烤酒坊，每年都有一些酒糟，褚王氏就養了十多頭豬。家裡另外還有一匹已經瘸腿的馬，早年用它來馱東西，現在老了瘸了，只能拉拉磨。自從父親生病後，褚時健每週放學回家後更多時間就是在家裡忙這些活計。早上起來，他把弟弟妹妹都叫起床，安排兩個弟弟翻翻酒糟，加點菜葉之類的拌好，拿去給豬當一天的食物；再讓妹妹和另一個弟弟去管著那匹瘸腿馬，或拉去石磨邊磨磨苞谷，或給它喂點草。

而褚時健自己要趕緊去酒坊，租戶們每年交來苞谷作為租子，家裡必須把這些苞谷釀成酒，拿到市場上去賣掉，家裡的收入在父親生病後主要就靠這個酒坊了。以前是母親和請來的小工負責烤酒，現在母親沒空，也沒錢請小工，只能交給大兒子來做了。

這一切褚開運都看在眼裡，作為一個只有40多歲的男人，家裡的忙碌和窘境、自己的無能為力，最讓他心裡難受。他很著急自己的生意，做了幾十年的木材運輸，突然之間化為烏有，而原本健康的自己突然間又喪失了謀生能力，褚開運變得悲觀起來。眼看自己的健康每況愈下，想到幾年間自己的父母、三哥都因為生病而相繼去世，褚開運對自己的健康也失去了信心，他覺得自己該交代後事了。

進入1943年，褚開運的病情越來越嚴重。6月的一天，他讓褚王氏請人到老街的學校，把正在上課的大兒子褚時健叫回了家。他讓兒子到他床邊，讓妻子也坐在邊上，交代了他的打算：大兒子在讀完書以後，立即和舅父王之義家的小女兒王蘭芬結婚成家。"你是老大，家裡以後靠你了。"褚開運對褚時健說。大兒子點點頭，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也許在褚開運的想法裡，作為父親，只有給兒子安排好結婚成家的大事，才算基本完成了對他的生養過程。但兒子只有15歲，又正念著書，馬上成婚很不現實。但他不甘心看不到那一天，所以自己一手把兒子的婚事安排好，總算能安心一些。

褚時健一直覺得父親和自己以及弟妹們並不親近，自己也並不是太瞭解他。直到父親過世很多年後，當他自己的生活安定下來，他才發覺，血緣的力量如此強大，自己和父親在很多地方非常相似，比如並不擅長表達情感，比如說話直接，比如對家庭強烈的責任感。"他經常都不在家，但其實都是在為家庭奔波操勞。家裡的大事都是他在決定。"

在交代完後事幾天後，褚開運就撒手塵寰。褚時健清晰地記得那年父親42歲，自己15歲，六兄妹中最小的弟弟褚時佐尚不滿1歲。h3烤酒/h3家裡的生活在父親去世後越發艱難，六兄妹加上母親，七張嘴要吃飯。褚時健作為長子的責任一下就沉重起來。母親地裡、家裡兩頭忙，還要照顧不到1歲的小弟弟，精力完全不濟。最大的一個弟弟褚時候也要小褚時健兩歲，所以弟弟妹妹們都只能打打下手，基本上還是被照顧的物件。

15歲的褚家長子一下就長大了。

家裡的酒坊是爺爺留下來的，三伯家和褚時健家一家一半。三伯家在三伯去世後請了師傅幫忙烤酒。本來褚時健家每年也是請師傅，但父親從生病到過世後，家裡便沒有餘錢再請師傅。母親一是忙，二對烤酒也不太在行，家裡十幾畝山地租給別人，交上來的租子都是苞谷，苞谷除了烤酒，也賣不出價錢。於是，母親讓褚時健把烤酒這件事擔起來。

褚時健對商業生產的敏感在烤酒這件事上集中體現出來，在他後來的企業經營上，幾乎也能往回追溯到他年少烤酒時養成的思維方式和做事特點。

褚時健家的酒坊不大，一間房，一個灶，120多個用於發酵的瓦缸，每次用700多斤苞谷。對於一個烤酒師傅來說，這個規模實在很小，但對於十五六歲的褚時健來說，要釀出酒，不容易；要多釀一些酒，更不容易；要釀出又多又好的酒，大人都覺得難。

"我從小就是這樣，做什麼事都要做好，下河拿魚要比別人拿得多，烤酒我也不輸人。做一件事，力氣一樣花，馬馬虎虎地做力氣就白花了，認真總是沒有錯。"

傳統方法烤苞谷酒，分幾個步驟：泡苞谷、蒸苞谷、放酒麴發酵、蒸餾、接酒。

泡苞谷是力氣活兒，褚時健要自己一個人把700多斤苞谷一袋一袋扛到酒坊水缸邊，母親幫忙把苞谷全部用水泡上。十五六歲的少年，幾百斤麻袋扛下來，已經累得不行了。但活兒還得緊跟著做，苞谷泡到發軟，吸足水分後，到晚飯時分，就該上甑子（西南地區特有的一種蒸具）蒸了。蒸的過程看似簡單，無非是在火上連續蒸上十幾小時，等到苞谷開花就可下鍋。但這簡單的環節卻是能不能烤出酒的前提：蒸十幾小時，柴鍋裡一直要有水，灶裡一直要有柴火，所以必須有人一直盯著，否則水會燒乾，柴火會燒盡。水燒乾了苞谷就煳了，沒原料烤酒了；柴火燒盡了苞谷不熟，也烤不出酒。而且蒸到一定時間，還需要把苞谷攪拌攪拌，不然受熱不均勻。以前是父母和師傅輪流守著灶火，現在只有褚時健一人對付了。

通宵不睡顯然不可能，但睡又很容易睡過頭，萬一水乾了怎麼辦？褚時健知道，水一干苞谷一煳，自己和弟弟妹妹的學費就沒了，家裡的開銷用度也會大打折扣。所以他要想辦法。在最開始蒸時，他仔細算了一下時間，一鍋水從添進甑子到燒乾，大約要兩個多小時。於是他嘗試著在加了水、添了柴後就在柴灶邊靠著牆淺睡一會兒，灶上稍有動靜，他立即就醒過來。如此三番幾次，褚時健形成了自己的習慣：只要甑子上蒸著苞谷，他在灶邊睡到兩小時左右，一定自己醒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