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quote我們想和所有大企業一樣，想要創造，想要奉獻，我們敢於把這些大聲說出來。只是活著還不夠，你還要幫助其他人活得更加充實，如果這算生意的話，那麼，請叫我生意人。/blockquote我們齊聚在會議室，張大衛做了個簡單的自我介紹。他出生於上海，在富有家庭中長大；他祖父曾是中國北方第三大豆醬生產商，他父親則在中國外交部任過職。當張大衛十幾歲的時候，他們一家移居美國洛杉磯，在那裡張大衛進入了好萊塢高階中學讀書。他一直以為自己會回到中國，他的父母也是這麼想的。他們和中國的親戚朋友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絡，他母親則與宋慶齡女士關係很好。

後來，張大衛考入普林斯頓大學學習建築，並搬到了紐約。他在一家不錯的建築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主要致力於萊維敦專案（levittownproject）。接著，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掙了不少錢，事業也蒸蒸日上，就是感覺有點無聊麻木。他沒有獲得任何樂趣，沒有感覺到真正的成就感。

有一天，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的朋友向他抱怨沒法辦理去上海的簽證。張大衛幫助這位朋友取得了簽證，並且幫他搞定了幾個商務合同。他發現自己很享受這個過程，作為一個使者，一箇中間人，他更好地利用了自己的時間和天分。

即使有張大衛幫忙，事情也沒那麼簡單。他還是警告我們，進軍中國大陸十分困難，過程相當費勁。"你不能只是簡單地申請出訪中國的許可，"他說道，"你得正式請求中國大陸政府發出邀請。這一點官方並沒有講明。"

我閉上眼睛想象了一個畫面，在世界的另一邊，一箇中國版本的海怪官員。

我還想起了很多美國退役軍人，他們在我24歲的時候曾給我解釋過日本的商業。我聽從了他們的建議，並且一直不折不扣地遵守，從未後悔過。因此，在張大衛的指導下，我們做了一個書面陳述。

這份陳述很長，幾乎堪比《維奇庫爾對美國市價之看法第一冊》。我們同樣把它裝訂好。

我們經常會互相提問："有人真的會讀這個嗎？"

"好吧，"我們說道，"這是按照張大衛的要求做的。"

我們把陳述寄往北京，心裡沒抱多大希望。

"oneline"，我們使出了大招

1980年第一次"惡棍"大會時，我宣佈雖然我們在與美國聯邦政府的鬥爭中逐漸佔了上風，但是如果我們不幹點大事、耍點心機的話，這個紛爭將永遠糾纏著我們。"我已經提出了許多想法，"我說道，"而且我認為我們需要做的是自創一個美國市價。"

"惡棍"們都笑了起來。

然後他們停了下來，互相看著對方。

我們接下來整個週末都在從各個角度考慮，這有可能嗎？不，根本沒可能。我們可以嗎？沒門。但......也許呢？

我們決定試一下。我們推出了一款新鞋，一款尼龍鞋面的跑鞋，起名為"oneline"。這款鞋是種名牌仿製鞋，價格非常便宜，商標也很簡單，是我們在海斯的舊工廠生產的。我們定價很低，只超過成本價一點。現在海關官員將會使用這個"競爭對手"的鞋作為估定我們進口稅的參考點。

這只是一次佯攻，只是為了吸引他們的注意力，然後我們使出左勾拳。我們拍了一個電視廣告，講述俄勒岡一家小公司反抗邪惡大政府的故事。廣告開始時，一位運動員獨自在路上跑步，一個深沉的聲音正在讚美"愛國，自由，美國方式"，接下來的一句則是"反抗暴政"，這立刻使觀眾熱血沸騰起來。

接著，我們使出重拳。1980年2月，我們向紐約南部地區的美國地區法院提起了2500萬美元的反壟斷訴訟，控訴我們的競爭對手聯合橡膠公司利用一些陰險的商業行為，企圖將我們打垮。

做完這一切，我們按兵不動。我們知道不會花很長時間，實際上也真沒等多長時間。海怪官員精神崩潰了，他威脅說要動用核武器；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不過這都沒關係了。他也沒關係了，但他的老闆、他老闆的老闆都不想再繼續這起糾紛了。我們的競爭對手和他們在政府中的共犯，都認識到他們低估了我們的意志。

很快，他們提出了和解協商。

a股和b股，問題的答案

每天從早到晚，我們的律師們都會打電話通報進展。在某個政府辦公室、某家藍籌股公司、某間東海岸的會議室，他們與另一方見面。律師們會告訴我不斷變化的最新和解成果，我通常會立即否決。

某一天，律師們告訴我，可以毫不費力解決整個事件，不用打官司，只需要2000萬美元。

"絕不可能！"我說道。

又過了幾天，他們打電話說我們可以花1500萬美元進行和解。

"別搞笑了！"我說道。

隨著金額的逐漸減少，我和海斯、斯特拉瑟及我父親都有過很多次激烈的討論。他們想要我和解，從而徹底結束這一切。"你的理想金額是多少？"他們問。"一分都不花。"我會這樣答道。

我一分都不想付，給他們一分錢都意味著不公平。

但是，賈卡、豪澤和查克，都在為這個案子做說客。他們解釋說政府需要挽回點面子，政府也不可能空手從這場紛爭中撤出。當談判接近尾聲的時候，我和查克單獨見了一次面。他提醒我，在這場紛爭結束之後我們才能考慮上市；如果我們不上市，我還是會面臨失去一切的風險。

我開始變得暴躁起來。我抱怨命運不公，我談到了自己的堅持。我說自己可能並不想上市，永遠都不想。我又開始害怕上市會改變耐克、毀掉它，或使它落到別人的手中。打個比方說，如果一切都將取決於股東投票或公司掠奪者的需求，俄勒岡田徑文化會如何發展呢？我們曾經和一小撥債券持有人進行過此類嘗試。按比例放大，讓數千個股東參與進來，情況將會比現在糟一千倍。我尤其無法忍受一個巨頭購買我們的股票，他將會成為董事會的霸王。"我不想失去控制權，"我對查克說，"這是我最大的擔心。"

"呃......也許有一種上市的方法可以讓你不用失去控制權。"他說道。

"什麼方法？"

"你可以發行兩種股票：a股和b股。公眾只能購買b股，這種股票每股只能投一票。創始人、核心管理層以及可兌換債券持有人將會獲得a股，這種股票賦予他們任命董事會四分之三席位的權力。也就是說，你籌措了鉅額資金，推動了公司發展而仍能確保你可以控制整個公司。"

我看著他，震驚得說不出話來："真可以做到嗎？"

"非常困難。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及其他幾家公司都做到了，我想你也應該可以做到。"

也許這不是頓悟或見性，但讓我茅塞頓開。靈光一閃，我發現了過去幾年裡一直在尋找的突破口。"查克，"我說道，"這聽起來像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緊接的那次"惡棍"大會上，我解釋了a股和b股的概念，所有人都和我的反應一樣，問題終於可以解決了。但是我警告他們：無論這是不是解決辦法，我們都需要立即採取行動，徹底解決我們的現金流問題，因為突破瓶頸的窗戶正在關閉。我能看到即將到來的大衰退。市場只留給我們6個月，最多一年的時間，如果我們錯過這個時間再上市，市場給予我們的將遠低於我們的自身價值。

我請大家舉手表決。上市......都同意？

大家意見都一致。

只要我們擺平與競爭對手及美國聯邦政府長時間的冷戰，就會立即提出上市申請。

900萬，"冷戰"結束

正值迎春花開放之時，我們的律師和政府官員最終以900萬美元達成了和解。雖然金額還是挺高，但是所有人都讓我付這筆錢。接受這個結果吧，他們一直在勸我。我盯著窗外看了整整一個小時，一直在沉思。儘管盛開的花朵以及日曆上的日期都表明春天來了，但那一天烏雲壓頂，天色像洗碗水一樣渾濁，風也涼颼颼的。

我嘆了口氣，抓起電話，打給維奇庫爾，他當時已成為我們的首席談判官。"就這麼辦吧。"

我讓卡蘿爾·菲爾茨把支票開出來。她拿過來讓我簽字。我們互相看著，顯然我們都想起了以前那張無法兌現的100萬美元支票。現在我要開出的這張900萬美元的支票，再沒有銀行會拒絕兌現它了。我看著簽名欄。"900萬美元。"我小聲說道。我還依然記得我把1960年裝有賽車胎和雙凸輪軸的名爵車賣了1100美元，那就好像發生在昨天一樣。回憶這些艱苦歲月，總能讓我更腳踏實地。

1962年的瘋狂想法

夏初的時候，我們收到了回信。中國大陸政府欣然邀請我們去參觀......

我花了一週時間決定去中國大陸的人選。那必須是一支精英團隊，所以我坐在座位上，把黃色便籤本放到膝頭，先列出一排名字，再一個個排除，然後再列新的。

張大衛，當然要去。

斯特拉瑟，毫無疑問。

海斯，還用說嗎。

我通知每個參加這次出訪的人，讓他們都準備好檔案、護照和其他用品。然後，臨走前我花了好幾天時間領著他們惡補中國歷史：義和團運動、長城、鴉片戰爭、明朝、孔子、毛主席......

真可恨！就好像我是唯一的學生一樣，我為旅行團的每個成員都制訂了一個教學大綱。

1980年7月，我們登上了飛機。北京，我們來了。不過，首先要去東京。我覺得沿途在日本逗留一下是個不錯的主意，只需辦理轉機手續。日本市場的銷量又開始增長了。而且，先去日本也有利於大家在進入中國大陸前有一個緩衝，因為去中國大陸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挑戰。佩妮和戈爾曼讓我學到了很多，事情要一步一步來。

12個小時後，我獨自漫步在東京街頭，思緒回到了1962年，回到了我的那個瘋狂想法。現在我又回來了，即將把這個想法帶入一個巨大的新市場。我想到了馬可·波羅，想到了孔子。不過，我也想到了自己這幾年看過的所有比賽：足球、籃球、棒球。一個球隊在最後幾秒或一局中絕對領先，只是稍微鬆了口氣或過分繃緊神經，就可能導致最終輸掉比賽。

我告訴自己不要再回想過去了，要把注意力放在未來。

我們在日本吃了幾頓美味的日本料理，拜訪了幾位老朋友。經過兩三天的短暫休整，我們準備好出發了。去往北京的航班將在第二天早上起飛。

我們一起在銀座吃了最後一頓飯，喝了好幾杯雞尾酒，每個人都早早上床睡覺了。我洗完熱水澡，給家裡打了個電話，然後躺到了床上。幾個小時後，一陣瘋狂的敲門聲把我吵醒了，我看了下床頭的鬧鐘，才凌晨兩點。"誰啊？"

"張大衛，讓我進來！"

我走到門口，發現張大衛看起來很不正常：衣著凌亂，苦惱不堪，條紋領帶斜斜地掛在脖子上。"海斯說不去了！"他說道。

"你什麼意思？"

"他在樓下酒吧裡，他說他做不到，他沒辦法登上那架飛機。"

"為什麼？"

"他好像恐慌症發作了。"

"沒錯，他是患有恐慌症。"

"哪一種恐慌症？"

"他患有......所有的恐慌症。"

我穿好衣服，走到樓下酒吧。然後我想起了我們將要面對的是誰。"回去睡覺吧，"我告訴張大衛，"海斯明天會準時出現的。"

"但是......"

"他會出現的。"

第二天早上，海斯兩眼無神，臉色蒼白得嚇人，不過，還是來到了大廳裡。

當然，為應對恐慌症復發，他裝了足夠的"藥物"。幾個小時後，穿過北京海關，我聽到後面傳來一陣騷動聲。房間空蕩蕩的，用膠合板隔成了很多間。在一個隔間的另一邊，有很多機場工作人員正在大喊。我繞過隔間，看到兩名工作人員非常生氣地指著海斯和他開啟的行李箱。

我走了過去，斯特拉瑟和張大衛也走了過去。海斯巨大的內褲上面躺著12升伏特加。

很長一段時間大家都沒有說話，然後海斯嘆了口氣。

"那是為我自己準備的，"他說道，"你們的自己想辦法。"

在中國大陸做生意的首家美國鞋商

接下來的12天，我們在接待人員的陪伴下游覽了中國各地。他們帶我們去了天安門廣場，我們在毛主席紀念堂停留了很長時間。毛主席在4年前已經去世了。他們還帶我們去了故宮、十三陵。我們被深深地吸引了，都非常好奇。接待人員都被我們一連串的問題弄得不舒服了。

在某次停留時，我環視四周，發現有好幾百個人都穿著中山裝和不結實的黑鞋。這些鞋好像是由建築用紙製成的。不過，還有些孩子穿著帆布運動鞋，這給了我希望。

當然，我們最想看的是工廠。接待人員不大情願地同意了。他們帶我們坐火車去了離北京很遠的鄉鎮，在那裡我們看到了許多大型的工業綜合設施，就像是工廠都市一樣，一個比一個落後。這些工廠破舊不堪、鏽跡斑斑，相比而言，海斯買下的薩柯舊工廠看起來簡直就像藝術品了。

最重要的是，這些工廠非常髒。鞋子會從生產流水線上滾下來，沾上汙漬，而且是大片的汙漬，沒有任何預防措施。工廠根本沒有整潔的總體感覺，也沒有真正的質量監控。當我們指出一隻有瑕疵的鞋子，管理工廠的官員們會聳聳肩說道："照樣能穿。"

他們從來不關心所謂的美學。中國人不知道為什麼尼龍或帆布在一雙鞋中非得左右腳完全相同。在這裡，左腳淺藍、右腳深藍是很常見的。

我們見到了很多工廠的管理者、當地官員和各種各樣的高官。我們受到了多次款待、宴請、質疑和議論，總體來說，他們熱烈歡迎我們的到來。我們吃了好幾公斤的海膽和烤鴨，在很多站我們甚至吃到了松花蛋。我可以品嚐出這幾千年的每處滄桑。[18]

當然，我們還喝了很多茅臺酒。去過幾次臺灣之後，我的酒量大了不少，我的肝也逐漸適應起來。不過，我還是沒有想到海斯竟然會這麼喜歡茅臺酒。每喝一口，他都會舔一下嘴唇，再要一些。

訪問快結束時，我們坐了19個小時火車去了上海。我們沒有坐飛機，因為我堅持要坐火車。我想感受一下鄉村。過了不到一個小時，大家就都開始抱怨了，因為氣候非常炎熱潮溼，火車上又沒裝空調。

我們的車廂角落裡有個舊風扇，不過連周圍的塵土都吹不起來。為了涼快，中國乘客習慣性地脫到只剩下內褲，海斯和斯特拉瑟覺得他們也可以入鄉隨俗。如果我能活到200歲，我都不會忘記這兩個龐然大物穿著他們的t恤和內褲在火車上走來走去，估計那天火車上的中國乘客也不會忘記的。

在離開中國大陸之前，我們在上海還有一兩件事要辦。第一件是與中國田徑協會確定一份合同，這也意味著與體育管理部門簽訂合同。與在西方世界，與每個運動員各自籤合同不一樣，中國的體育管理部門會為所有運動員簽訂代言合同。因此，我們前往上海的一所舊學校。那裡有一間教室裡面擺放著75年的老傢俱，牆上還掛著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畫像，斯特拉瑟和我在此見到了部委代表。剛開始幾分鐘，中國田徑協會的代表先講了講社會主義的好處，並一直說中國願意和"思維相似"的人做生意。斯特拉瑟和我對視了一下，思維相似，什麼意思？這個代表向前探著身，用低沉的聲音問道："你打算贊助多少？"這讓我突然覺得他是中國版的城市代理利·斯坦伯格（leighsteinberg，20世紀90年代著名體育代理人）。

用了不到兩個小時，我們就談成了。在4年後的洛杉磯，中國田徑隊首次穿著美國的鞋和熱身服走進了奧林匹克運動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