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美國成立200週年，也是美國文化史上的奇怪時期。一整年都有出色人物的自我檢查和公民教育，而且還會在午夜放煙花。那一年從1月1日到12月31日，不管你調到哪個臺，都會看到有關喬治·華盛頓、本·富蘭克林或列剋星敦和康科德的電影或紀錄片。愛國節目中少不了會有很多植入式內容，這可以算另外一種"200年時刻"。在迪克·凡·戴克（dickvandyke）、露西爾·鮑爾（lucilleball）或加布·卡普蘭（gabekaplan）講述"大革命時期的今天"發生的逸聞趣事時，總會插入一些公益廣告。一天晚上可能是傑西卡·坦迪（jessicatandy）講述自由之樹的砍伐，第二天晚上則可能是福特總統勸告所有的美國人"繼續發揮1776年的精神"。這多少有點陳腐、感情用事，但是非常感人。整整一年愛國主義的薰陶讓我內心深處對祖國產生了強烈的熱愛。高大的船隻駛進紐約，《權利法案》和《獨立宣言》的背誦，對於自由公正的熱烈討論，這些都讓人更加感激自己能成為美國公民：享受自由，不受禁錮。

1976年奧運會選拔賽又一次在尤金市舉行，耐克獲得一個好好表現的絕佳機會。憑藉達不到頂尖水準的鬼冢虎釘鞋，我們絕不可能得到這次機會；憑藉耐克第一代產品也不可能獲得這個機會。一個新時代終於開始了，我們有了自己的產品：頂級的馬拉松跑鞋和釘鞋，而且非常棒。我們興奮地離開波特蘭。最後，我們說，要讓一支奧運隊伍的所有運動員都穿上耐克鞋。

這將會變成現實！

這需要變成現實！

佩妮和我開車去尤金市，在那裡我們見到了正在拍攝重大時刻的約翰遜。除了那些讓我們興奮的田徑比賽，當我們在座無虛席的露天看臺就座後，我們聊得最多的還是普雷方丹。很顯然，普雷方丹還活在每個人的心中。我們從四面八方聽到有人喊普雷方丹的名字，他的靈魂好像就盤旋在跑道上空不遠處的雲朵中。如果你忍不住想要忘記他，哪怕只是一小會兒，當你看著那些運動員的腳時，總會有人不經意間提醒你。有人穿著premontreal。更多的人穿著在埃克塞特生產的鞋，比如triumph和vainqueur。那一天的海沃德田徑場就好像耐克的展示廳。眾所周知這些比賽曾經是普雷方丹史詩般迴歸的開始。在慕尼黑敗北之後，普雷方丹又復活了，毫無疑問，這種復活將會從這裡開始，從此刻開始。每一場比賽都引發了同樣的想法，同樣的形象：普雷方丹領先於眾人，普雷方丹跑過終點線。我們都能看到，都能看到他因為勝利而滿臉興奮。

要是他還活著，我們的聲音都哽咽了，要是他還活著就好了。

日落的時候天際逐漸變紅，最後變成黑藍色，但我們還是能看清10000米跑步比賽的選手聚集在起跑線上。佩妮和我都站起來，努力讓自己不再亂想，像祈禱一樣握緊雙手。當然，我們都指望肖特可以贏。肖特很有天分，而且他也是普雷方丹生前見過的最後一個人，所以由他來繼承普雷方丹的薪火也理所當然。但是我們還有另外一名耐克代言人克雷格·沃金（craigvirgin），來自伊利諾伊州大學的年輕選手；以及加里·比約克隆（garrybjorklund），來自明尼蘇達州的討人喜歡的老選手。後者不久前動手術剛從腳中移除了一根鬆動的骨頭，正希望藉此次比賽重回田徑場。

發令槍響了，選手們飛一般地衝了出去，所有人都擠在一起。我和佩妮的心也緊緊地擰了起來。我們開始為選手們吶喊助威。跑到一半之後，選手們還是聚集在一起，肖特和沃金突然發力向隊伍前面衝去。在推搡過程中，沃金不小心踩到了比約克隆，把他的耐克鞋踢飛了。比約克隆手術修復後的腳暴露在外面，每跑一步都直接踩在堅硬的跑道上；但是他沒有停下腳步，沒有躊躇，甚至都沒有減速。他只是一直地跑，越來越快，展現出來的自信光芒讓觀眾為之瘋狂。我覺得我們對他的歡呼聲和一年前為普雷方丹的吶喊助威一樣震耳欲聾。

到最後一圈時，肖特和沃金處於領先位置。佩妮和我高興地跳來跳去。"前兩名都是我們的了，"我們說道，"前兩名都是我們的了。"結果前三名都是耐克的代言人。肖特和沃金名列冠亞軍，比約克隆在快到終點時超過了比爾·羅傑斯（billrodyers），從而獲得了第三名。我激動得滿頭大汗，奧運會選拔賽前三名都穿著耐克！

第二天早上，我們沒有在海沃德繞場一週來慶祝勝利，我們在耐克店外搭起了帳篷。當我和約翰遜在和顧客打交道時，佩妮開啟了絲網印刷機，快速地做出了大量耐克t恤，佩妮的技術越來越熟練。一整天，上門的顧客都會說在街上看到有人穿耐克t恤，他們也想要一件。儘管我們一直在悼念普雷方丹，但我們也會讓自己享受快樂。很明顯耐克不僅僅完成了一次產品秀，而且正在主導這些比賽。沃金穿著耐克參加了5000米比賽，肖特穿著耐克跑贏了馬拉松。漸漸地，商店裡、市區裡，都可以聽到人們小聲討論耐克的事情。我們聽人們提到耐克的次數比任何運動員都要多，甚至比普雷方丹還要多。

星期六下午，我們走進海沃德去拜訪鮑爾曼，我聽到後面有人說："天啊，耐克真是把阿迪達斯打得落花流水。"這可能是這個週末、這一年的亮點，僅次於我不久前看到彪馬銷售代表倚在樹上，一副生無可戀的樣子。

鮑爾曼就像旁觀者一樣，這對他、對我們來說都有點反常。他的穿著還是老樣子：破爛的毛衣，壓得很低的鴨舌帽。他正式要求在東看臺下面的小辦公室進行一次會談。那裡甚至稱不上是辦公室，更像是一個櫥櫃；體育場管理員把耙子、笤帚和幾把帆布椅子都塞在了裡面。那個地方根本裝不下鮑爾曼、約翰遜和我，更別說教練邀請的其他人了：霍利斯特和鮑爾曼的鞋子顧問、當地足科醫生丹尼斯·維克西（dennisvixie）。當我們把門關上時，我注意到鮑爾曼和往常不大一樣。在普雷方丹的葬禮上，他看起來蒼老了不少，但現在他似乎有點茫然。寒暄了幾分鐘後，鮑爾曼開始大喊，大聲抱怨沒有從耐克獲得任何尊重。我們已經給他建了一個家用實驗室，併為他提供了一臺鉗幫機，但他說向埃克塞特要原材料卻一直沒有結果。

約翰遜有點被嚇到了。"什麼材料？"他問。

"我問你要鞋面，沒人搭理我！"鮑爾曼說。

約翰遜轉向維克西。"我給你發了鞋面了啊，"他說，"維克西，你沒收到嗎？"

維克西有點不知所措："是的，我收到了。"

鮑爾曼摘下鴨舌帽，再戴上，然後又摘下。"呃，啊，"他嘟囔著說，"但你沒有寄外底啊。"

約翰遜的臉變紅了。他回應道："我也寄了外底！"

"是的，"維克西說道，"我們收到了。"

然後我們都轉向了鮑爾曼，他正試著踱步，但是根本沒有空間。雖然辦公室內一片漆黑，我還是能感覺到我們老教練的臉變紅了。"呃......我們沒有準時收到！"他大喊，耙子的尖頭都顫抖了。根本就不是鞋面和鞋底的事，而是退休的事。時光就像普雷方丹一樣，它不會聽命於鮑爾曼。"我再也受不了你們的胡說八道了！"他憤怒地衝了出去，只留下搖晃的大門。

我看向約翰遜、維克西和霍利斯特，他們也都看著我。鮑爾曼是對是錯並不重要，我們只需要找個辦法讓他感到被需要，自己還有用處。我說如果鮑爾曼不開心，耐克也不會開心。

耐克，不僅是一個鞋的品牌

幾個月後，耐克在悶熱的蒙特利爾上演了極為重要的首秀，我們的奧運選手傾巢而出。1976年奧運會開幕後，在許多備受矚目的賽事中都有運動員穿耐克。但我們最大的希望還是肖特，我們把大部分錢都投在了他身上。肖特是奪冠的最大熱門，這就意味著耐克將領先其他品牌首次穿過奧運會終點線。這是每個跑鞋公司的重大儀式。只有穿著你們裝備的奧運選手摘得金牌，你的公司才算正式得到認可。

1976年7月31日是星期六，我醒得很早。喝完咖啡之後，我躺到躺椅上吃了一個三明治，喝了幾罐冰鎮蘇打水。我想知道北見是否在看，我想知道我以前的銀行是否在看，我想知道父母和妹妹們是否在看，我想知道fbi是否在看。

選手們都聚集到了起跑線。為了看清楚，我向前蹲了蹲。我身體系統裡的腎上腺素可能和肖特的一樣多。我等待著發令槍響，突然一個近景鏡頭掃到肖特的雙腳。鏡頭放大了。我停止了呼吸，從躺椅上滑到了地上，爬向電視機。"不，不，"我痛苦地喊道，"不，不！"

肖特腳上穿的是......鬼冢虎。

我驚恐地看著耐克的代言人穿著競爭對手的鞋出發了。我站起來走回躺椅，繼續觀看比賽，並一直自言自語。房間慢慢變暗了，對我來說還不夠暗。我猛地起身拉上窗簾，關上燈，只留下電視機。我會一直看到最後，整整2小時10分鐘。

我還不確信到底發生了什麼。顯然，有人說服肖特相信耐克鞋不大結實，不能堅持跑完整個42公里（儘管耐克鞋在奧運會選拔賽上有良好表現）。也許是因為緊張，也許是因為迷信，肖特想要穿以前常穿的鞋子，跑步運動員在這一點的表現都很搞笑；所以他在最後一刻無論如何都堅持換回1972年摘金時穿的鞋子。

我把蘇打水換成了伏特加，坐在黑暗裡，手裡端著一杯雞尾酒。我告訴自己從結局看沒什麼大不了的。肖特最後沒有獲勝，一名東德選手超過了他，並獲得了金牌。當然，我也會騙自己，這件事非常重要，與失望和失去市場機會無關。如果看到肖特穿著別家的鞋出發深深觸動了我，那麼就不得不正視這件事了：耐克不僅是一個鞋的品牌。不再簡單地是我創造了耐克，耐克也在改造我。如果我看到運動員選擇其他鞋子品牌，這不僅僅是拒絕了耐克，也是對我的一種拒絕。我告訴自己要理性，不可能世界上每個人都穿耐克。這不是說每次在街上看到有人沒穿我們鞋子，我都會傷心。

但這件事還是應該被記入公司歷史。

我不喜歡它。

晚上的時候，我打電話給霍利斯特，他也極為震驚，聲音中帶著憤怒。我很高興，我想要我的職員能夠和我同樣感受到這種深入骨髓的被拒絕感。

令人開心的是，這樣的拒絕為數不多。1976財年結束時，我們的銷售額再度翻倍，達到了1400萬美元。一個令人驚訝的數字。財務分析專門標出，並大書特書了一倍。但是我們依然缺乏現金。在伍德爾、斯特拉瑟、海斯等死黨顯而易見、心照不宣的祝福下，我儘量把能借到的每一分錢都用到公司的發展上。

1976年初，我們4個人試探性地討論過上市方案，但後來擱置了。現在，到了1976年末，我們再次更加嚴肅地提出了這一方案。我們分析了風險，權衡了反對意見，認真考慮了支援意見，最終再次決定不上市。

當然，我們很希望能快速得到資金。用這些錢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們可以租好幾家工廠！我們可以僱用人才！但是上市會改變我們的文化，讓我們對別人感恩戴德，使我們淪為一家工廠。我們一致認為，這不是我們的風格。

幾周後，又缺錢了！我們的銀行賬戶餘額變為零了。我們又重新考慮了上市問題。

然後又一次否決了。

為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我把它列為我們一年兩次的會議的首要問題，這是一次我們喜歡稱作"惡棍"（buttface）的務虛會。

"惡棍"，絕不上市

我們覺得是約翰遜自己創造了"惡棍"這個習慣用語。在我們早期的第一次務虛會期間，他喃喃自語道："有幾家百萬美元級的公司，你大聲喊出'嘿，惡棍'後，整個管理團隊都以為是在叫自己呢。"大家都笑了起來。然後它開始流傳起來，最終成為了我們公司內部語言的關鍵部分。"惡棍"既指務虛會也指參加務虛會的人。它準確捕捉到了務虛會上流行的非正式語氣；在這裡任何想法都可以被嘲弄，任何人都可以被奚落。它還能概括公司的精神、使命和氣質。

最初的幾次"惡棍"會議在俄勒岡不同的度假村舉行，比如水獺波峰（ottercrest）、薩利希（salishan）。最後我們更偏向於太陽河度假村，這是俄勒岡中部一個陽光明媚的田園風光度假村。伍德爾和約翰遜一般會從東海岸坐飛機趕過來，週五傍晚我們一起開車去太陽河。我們預訂了一排木屋，佔用了一間會議室，然後花兩三天時間彼此大喊大叫直到聲音嘶啞。

我能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站在會議桌前面大喊大叫，別人也衝我大喊大叫，彼此放聲大笑直到笑不出聲來。我們面對的問題非常重大、複雜，似乎無法解決，而且因為我們每個人都相距近5000公里，無法快捷迅速地交流更讓情況雪上加霜。但是我們還是一直在笑。有時候，在一陣痛快的放聲大笑後，我環視四周，發現自己難以控制自己的感情：友情、忠誠、感激，甚至是愛，當然還有愛。我當時會冷不丁被震驚到，這些人竟然是我聚集起來的。這些人是銷售額達到數百萬美元的跑鞋創始人。這些人當中和我共同點最多的是......約翰遜，這個發現讓我精神抖擻了。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約翰遜總是理智的那個，當別人都在歡笑放縱時，他會靜靜地坐在桌子中間看書。

海斯經常是每次"惡棍"會議中聲音最大、最瘋狂的那個。和他的腰圍一樣，海斯的個性總是在擴充套件，不斷地加入新的憎惡和熱情。例如這一次，海斯迷戀起了大型裝置，例如挖掘機、推土機、動臂裝卸機和吊車。這些裝置讓他興奮，沒法解釋這是為什麼。在早先的"惡棍"會議中，有一次我們正要從當地酒吧離開，海斯發現在旅館後面的空地上停放著一臺推土機。他驚訝地看見鑰匙竟然留在了駕駛室裡，於是他跳上推土機，在空地周圍推土，直到差點兒壓壞停車場上的好幾輛車時，他才意猶未盡地放棄。海斯坐在推土機上，我想就和swoosh一樣，可能會成為我們的商標。

我常說伍德爾是讓火車準時出發的人，海斯卻是鋪設鐵軌的人。海斯建立了所有的精密財務系統，如果沒有這些系統，公司將會停滯不前。當我們剛開始從手工財務向自動財務操作轉換時，海斯獲得了第一臺原始機型，用他的大手不斷修理、改進、敲打，讓機器保持了超乎尋常的精準。當我們剛開始在國外做生意時，外匯是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所以海斯建立了一套巧妙的貨幣對沖系統，從而使我們的擴張更穩定、更加可預測。

雖然我們狂歡作樂，雖然我們有怪癖，雖然我們身體上有限制，我依然可以說，1976年我們是一個強大的團隊。幾年之後，哈佛大學一位著名教授在研究過耐克之後給出了同樣結論。"一般來說，"他說道，"如果公司有一位管理者能有戰術、有策略地思考問題，它的前景就會不錯。你太幸運了！過半數'惡棍'的成員都是這樣的人！"

不可否認的是，在一般人眼中，我們就是一群烏合之眾，是註定玩不久的雜牌軍拼湊的。然而，我們之間的共同點明顯大於差異點，而正是這一點使我們的目標和努力能融為一體。我們大多都是來自俄勒岡，這一點很重要，我們天生需要證明自己，向世界展示我們不是鄉巴佬。我們大多數人都是殘忍的自我厭棄者，這阻止了我們自我意識的膨脹。沒有什麼所謂的鶴立雞群。海斯、斯特拉瑟、伍德爾和約翰遜都是非常聰明的人，但是每個人都不會認為自己最聰明。我們的會面充滿著輕視、鄙棄和謾罵。

怎麼謾罵？我們彼此之間都直呼外號，互相之間經常進行言語攻擊。當我們分享或否定某個想法時，當我們討論如何消除對公司威脅時，最不會考慮的就是別人的想法，也包括我的，特別是我的想法。我的戰友，還有我的員工們一直都叫我記賬員巴基（buckythebookkeeper）。我從來沒試圖阻止他們這麼叫。我比他們更清楚，如果你顯示出任何軟弱，任何感情用事，你就死定了。

我記得有一次"惡棍"大會上，斯特拉瑟說我們的方法不夠"有闖勁"，公司裡有太多斤斤計較的人。"所以在會議開始前，我想要先插點別的話。我這裡準備了一個被否定的預算，"他晃了晃手中的大資料夾，"這裡面寫的是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公司的錢。"

當然，每個人都想看看金額有多少，特別是數字狂人海斯。當我們看到數字並沒有加總時，都開始大叫起來。

斯特拉瑟拿過資料夾。"這是我理解到的精髓，"他說道，"沒有很具體的東西，只是精髓。"

喊叫聲更大了。所以斯特拉瑟抓起他的資料夾，朝牆上扔了過去。"你們這些傢伙都去死吧！"他喊道。資料夾撞開了，紙飛得到處都是，大家都笑了起來，笑聲震耳欲聾。斯特拉瑟自己都忍不住了，也跟著笑了起來。

斯特拉瑟的外號是轟天雷（rollingthunder）；海斯的外號是世界末日（doomsday）；伍德爾是負重（weight），總負重（deadweight）的簡稱；約翰遜是四因子（fourfactor），因為他總是很誇張，所以他說的事情都只能相信四分之一。沒有人會對此較真兒，"惡棍"會議上唯一無法忍受的就是臉皮薄。

還有節制。一天結束後，每個人都會因為謾罵、大笑和解決問題而聲音嘶啞。當黃色便籤本上寫滿了想法、解決辦法、行情，一列又一列、密密麻麻，我們會轉移到旅館裡的酒吧，繼續喝酒開會。喝很多很多的酒。

酒吧的名字叫作"貓頭鷹小窩"。我喜歡閉上眼睛回憶：我們從入口湧進，分頭跟酒吧的客人打招呼，或者和他們交朋友。我們會請整個酒吧的人喝杯酒，然後佔用一個角落，繼續激烈討論某些問題、想法以及輕率的計劃。為什麼中底沒能從a點運到b點。我們喝了一輪又一輪，不管叫到或點到誰的名字，那個人都會立馬發言，而且都儘量在酒桌上大聲、有趣、清晰地回答。對於貓頭鷹小窩裡的人來說，對其他公司來說，這樣做的效率很低而且也不恰當，甚至有點丟臉。但是在酒吧打烊前，我們已經完全搞明白了這些中底為什麼沒能從a點運到b點。負責人非常懊悔，獲得一個警告處罰。我們會想出一個創新的解決方案。

唯一沒有加入深夜狂歡的人就是約翰遜。他通常會出門跑步，以便讓頭腦清醒一下，然後回到房間，躺在床上看書。我覺得他連貓頭鷹小窩都沒有進去過，甚至根本不知道這個酒吧的地址。第二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約翰遜通告他不在時我們做的決定。

美國建國兩百週年這一年，我們被一系列麻煩事兒搞得焦頭爛額。我們需要在東海岸找個大一點的倉庫，我們需要把分銷中心從馬薩諸塞州的霍利斯頓（holliston），轉移到公司在新罕布什爾州格林蘭鎮新建的3800平方米的建築裡，這肯定會讓物流暫時變成噩夢。我們需要僱用一個廣告代理來負責日益增長的印刷廣告。我們需要整改或關閉一些表現不佳的工廠。我們需要改進"未來計劃"的瑕疵。我們需要僱用一位營銷主管。我們需要成立一個職業俱樂部（proclub），一種針對nba選手的獎勵系統，以此促進他們對於耐克的忠誠度，讓他們一直穿我們的鞋子。我們需要審批新產品，例如arsenal，一種足球和棒球通用的釘鞋，皮質鞋面，聚氯乙烯泡沫鞋舌；還有一款striker，一種為足球、棒球、橄欖球、壘球和陸上曲棍球運動員設計的多功能釘鞋。我們還需要確定一個新商標。除了swoosh標誌，我們的鞋上還有一個小寫的nike，這經常會引起誤解，許多人會把它認成like或mike。但是現在讓公司再改名字已經不現實了，所以必須找到一種讓每個字母都能看清楚的方法。我們的廣告公司創意總監丹尼·斯特里克蘭（dennystrickland）設計了一個黑色粗體的"nike"，每個字母都大寫，移到標誌的裡面。我們對此用了好幾天的時間考慮和討論。

首先我們需要徹底確定上市的問題。在最初的幾次"惡棍"會議中，我們慢慢達成了一致，如果我們不能保持成長的話，我們就無法生存。儘管我們有所畏懼，儘管存在風險和弊端，但上市是保持成長的最好辦法。

但是，在多次激烈討論中，在公司歷史上最費力的幾年裡，這些"惡棍"會議只是一種消遣。在太陽河度假村度過的時光，沒有一分鐘感覺是在工作。我們在反抗這個世界，那還是在我們沒有被這個世界惹怒的時候，我們還因此對世界感到該死的遺憾。每個人都被誤解、錯判和摒棄。當相貌和天生的風度耗盡之時，你會被老闆開除、被好運拋棄、被社會拒絕、被命運捉弄。我們原先都經歷過失敗，我們每個人都曾為自己定下一些目標，都曾試圖去獲得社會的認可或找出人生的意義，但是最終都無功而返。

海斯因為太胖而無法成為一個合夥人。

約翰遜不能適應這個所謂常規世界朝九晚五的生活。

斯特拉瑟曾是一個討厭保險和律師的保險律師。

伍德爾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失去了所有的兒時夢想。

我被棒球隊開除，心碎到不行。

雖然每次我都認為"惡棍"中的每一位成員都是天生失敗者，但是我依然相信聚攏在一起的我們肯定會獲得勝利。我雖然一直不能完全明白勝利除了不輸之外，還意味著什麼，但是我們發現當更接近某一個關鍵時刻時，自身的問題將得以解決或該問題將被更清晰地闡明。也許上市就是這樣的關鍵時刻。

也許上市能最終保證耐克可以繼續下去。

如果人們對1976年藍帶的管理團隊有任何疑問的話，那麼大多數應該是針對我的。我對待"惡棍"們的方式真的合適嗎？我幾乎沒給他們什麼指導，當他們幹得漂亮的時候，我只是聳聳肩，然後用"不錯"兩個字當最高讚美。當他們犯錯的時候，我只衝他們吼上一到兩分鐘，然後拋到腦後。每一個參加"惡棍"會議的人都不怕我，這樣好嗎？不要告訴別人如何去做事情，告訴他們應該做什麼，然後他們就會用成果帶給你驚喜。這對巴頓將軍和他計程車兵來說是個不錯的策略，然而這對"惡棍"也有效嗎？我有點擔心。也許我應該更加親力親為一些。也許我們應該更加有組織一些。

但是接著我又想：無論我做什麼，都必須有可行性，因為他們沒人真的想造反。實際上，自從博克之後，沒有人為任何事情真正發過脾氣，甚至他們對自己的報酬是多是少都不關心，無論在任何公司這都是聞所未聞的。"惡棍"們知道我不會給自己太多，他們也信任我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回報他們。

很明顯，"惡棍"們喜歡我營造的氛圍。我完全信任他們，不會嚴密監視他們，這就形成了一種強有力的互相信任。我的管理方式對那些每一步都需要引導的人是沒有效力的，但這個團隊會覺得自由和被充分授權。我讓他們做真實的自己，讓他們自己動手，讓他們自己犯錯，因為我一直就想要別人這樣對待我。

馬修說，他再也不會穿耐克鞋了

在一個"惡棍"週末結束時，我腦海中塞滿了各種想法，恍恍惚惚地開車返回波特蘭。半路上，我突然清醒了過來，開始想念佩妮和兩個兒子。儘管"惡棍"們像一個大家庭，但我和他們每多待一分鐘，都意味著和自己真正的家庭少待一分鐘。我對此覺得十分內疚。每次回到家，馬修和特拉維斯都會跑到門口。"你去哪兒了？"他們會問。"爸爸去找朋友了。"我會回答，然後把他們抱起來。但是他們會瞪大眼睛，一臉困惑地說："但是媽媽說你在工作。"

就在耐克準備推出首批童鞋wallywaffle和robbieroadracer的時候，馬修說他這輩子再也不會穿耐克鞋了。他用這種方式表達對我經常不在家的生氣和失望。佩妮努力想讓他理解爸爸不是故意不在家的，爸爸正在為了事業忙碌，爸爸要保證他和特拉維斯能有錢上大學。

我甚至都沒有解釋。我告訴自己什麼都沒關係，反正馬修也不會懂。特拉維斯卻一直都明白，他們哥兒倆似乎生來就位置顛倒了。馬修好像對我有一股天生的怨氣，但是特拉維斯卻對我有一種先天的熱愛。短短幾句話能有多大區別呢？多待幾個小時又有何不同？

我始終都在反思自己的為父之道、我的管理方式。它能算很棒嗎？或者它是否僅僅是不錯？

我常常發誓要改變，我常常發誓告訴自己：我將來要多花點時間陪兩個兒子。這個承諾通常只會被遵守一段時間，然後我會回到原來的日常工作，以我唯一知道的方式繼續領導耐克前進。雖然沒有袖手旁觀，但也沒有親力親為。

這也是我和"惡棍"同事們用頭腦風暴無法解決的一個問題，它比中底為什麼沒有從a點運到b點更加棘手----如何在保持耐克這個小兒子穩定發展的同時，還能讓大兒子、二兒子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