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寫信提出質疑。

什麼都沒有。

杳無音信。

豪澤表哥發現那個"曼哈塞特先生"還是某個名人。在成為高中摔跤教練前，他是個模特----萬寶路牛仔最初的模特之一。太棒了，這正是我所需要的。接下來的事情不過是跟某個虛偽的美國牛仔"比賽吹牛"而已。

我當時陷入深深的恐懼之中，脾氣變得暴躁，公司經營得一塌糊塗，女朋友也離我而去。每晚我都跟家人一起用餐，心不在焉地撥弄著盤子裡的燉肉和蔬菜。我會跟父親坐在角落裡，悶悶不樂地盯著電視。"巴克，你看上去就像被人拿棍子敲了後腦勺一樣，趕緊擺脫這種狀態吧。"父親說。

然而，我深陷其中，無法自拔。我不斷地回想著當時與鬼冢公司的會面。那些管理人員如此禮待我，我們雙方還鞠躬表示敬意。我大部分時間裡都是直截了當、誠實誠懇的。當然，"確切來說"我當時並沒有一家名為"藍帶"的"公司"，但那不過是小事而已。我現在已經有自己的公司，正是我的公司單槍匹馬地把鬼冢虎引入美國西海岸地區，而且如果鬼冢公司給我一個機會，我可能會以10倍的速度更快地銷售鬼冢虎。而如今，這家公司卻想要把我踢開？就因為那個該死的萬寶路模特？不愧是萬寶路的魅力。

直到夏季結束，我都沒有收到鬼冢公司的任何回覆，我差點兒都要放棄銷售跑鞋這個想法了。不過在勞工節[2]那天，我卻改變了心意。我不能放棄，至少現在不能放棄，不放棄意味著我就得再去一趟日本，我需要跟鬼冢公司最後攤牌談判。

我跟父親說了自己的想法，他仍然不太喜歡我做這些蠢事，但他真正不喜歡的是某個人耍他的兒子。他皺著眉頭說："你可能是應該去一趟。"

我又跟母親說了整件事。"沒有什麼可能，你必須去。"她說。

事實上，那天是她開車送我去的機場。

即便是50年後，我也仍然可以回想起當時在車裡的我們，回想起每一個細節。那是晴朗、明媚的一天，空氣乾燥，溫度低到26度。我們倆靜靜地坐在車內，望著陽光灑在擋風玻璃上，一言不發。車裡的靜謐就像是以往她送我參賽的那些時光。我過於緊張，根本無心說話，而她比任何人都要理解我。她尊重我，在關鍵時刻從不越界。

然後，在我們快到機場的時候，她打破沉默："做你自己就好。"

我望著窗外。做自己，真的嗎？那是我最好的選擇嗎？忘記自己才能真正看清自己。

我低下頭，自己的裝束顯然都不是我以往的風格，我穿著一件新的西服，是得體的煤灰色，手裡拎著一個小行李箱。在側邊口袋裡放著一本新書《如何與日本人做生意》（howtodobusinesswiththejapanese），鬼才知道我是如何或是從哪兒聽說的這本書。而如今我還會記得最後一個好笑的細節：我還戴了一頂黑色圓頂禮帽。我完全是為了此次旅行才買的這頂帽子，想著也許我戴上它會看著老成一點。實際上，我戴著它看起來就跟個瘋子似的。那是一種刻板、顯眼的瘋狂，就像是從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magritte）畫作中的維多利亞瘋人院裡逃出來的一樣。

代理權之爭

整個飛行過程中，我都在記憶《如何與日本人做生意》這本書所教的內容。眼睛疲勞時，我會合上書本盯著窗外。我試著與自己交流，給自己打氣，告訴自己需要放開受傷的情緒，放開所有不公平的想法，否則只會讓自己變得情緒化，無法冷靜清晰地思考。情緒可能會產生"致命"的影響，我需要保持冷靜。

我回想起自己在俄勒岡跑步的時光，我會與那些更好、更快、體格更具優勢的人競爭、比賽，其中不少人未來都可能會有機會參加奧運會。然而，我卻訓練自己忘掉這個令人不快的事實。人們會反射性地假設比賽總是好事，會讓最優秀的人脫穎而出，但實際這隻適合那些可以忘記比賽本身的人。我從田徑場上學習到的比賽的藝術就是遺忘的藝術，而如今我要提醒自己記住這個事實。你必須忘記自己的限制因素，你必須忘記自己的疑惑、痛苦和過去。你必須忘記內心"停下腳步吧"這樣的嘶吼與乞求，而如果不可能忘記，那你就必須與之溝通交涉。我仔細考慮之前所有的比賽，腦海裡想著一件事，身體卻想著另一件事，面對那些跑道，我必須告訴自己的身體："對，你表現得相當不錯，但還是要繼續前進......"

雖然我與心中的那個聲音不斷溝通交流，但這個技巧不是與生俱來的，如今我害怕自己可能因為太久不練習而有所生疏。隨著飛機緩緩降落在東京羽田機場，我告訴自己，你需要快速重拾以前的那些技巧，不然就會輸。

我根本無法想象輸的後果。

1964年的奧運會即將在日本舉行，所以我在神戶找到一家嶄新的、價格合適的酒店。酒店名字叫新港（newport），頂部有個旋轉餐廳，就和西雅圖太空針塔（spaceneedle）的頂部一樣----哪怕是想一下都會讓我緊張起來。在開啟行李前，我打電話聯絡了鬼冢公司並留下一條訊息，告訴他們我到日本了，要求雙方見一面。然後，我就坐在床沿盯著電話。

最後，電話總算響了。一個聲音聽起來呆板的秘書通知我，我在鬼冢公司的聯絡人宮崎先生已經不在公司任職了。一個不好的跡象。他的接任者森本先生不希望我去公司的總部。一個非常不好的跡象。不過，她又說，明天早上森本先生會在我所在酒店的旋轉餐廳裡跟我喝杯茶，見一面。

我那天早早上床，半睡半醒間，夢見追車、監獄、決鬥，我在大型比賽、約會或考試前總是會做同樣的噩夢。大概清晨我就起床了，吃完早餐（熱騰騰的米飯上面攤放著一個生雞蛋，還有一點烤魚，我就著熱茶才嚥下去）之後就開始回憶、背誦《如何與日本人做生意》裡的內容，同時刮乾淨自己蒼白的下巴。我不小心割到自己一兩次，手忙腳亂地給自己止血，我肯定是狀態不太好。最後，我穿上西裝，搖搖晃晃地走上電梯。在我按下頂樓按鈕時，我注意到自己的手就跟骨頭一樣蒼白。

森本先生如約準時到達，他年紀跟我差不多，但卻更成熟，也更加自信。他穿著皺巴巴的運動衫，臉上也同樣皺皺的。我們坐在窗邊。幾乎剛坐下，在服務員還沒有過來點餐前，我就開始滔滔不絕地說著所有我之前發誓不會說的事情。我跟森本先生訴說自己被這個侵佔自己領域的萬寶路男人弄得心情多麼不愉快，說自己與去年見過的公司高管的私人關係都還不錯，說自己記得宮崎先生曾在信中表示西部13個州都是由我獨家代理，我失控地解釋著這一切。我想要激起森本先生的正義感和榮譽感。他看起來不太適應我的說話方式，所以我深吸一口氣停了下來。我把問題從私人角度上升到職業角度，我提到自己不錯的銷量，提到那個名聲已經遠揚到大西洋彼岸的傳奇教練，也就是我合夥人的名字。我再三強調如果有機會，未來我會為鬼冢公司做的一切。

森本抿了一口茶，在我顯然已經和盤托出後，他放下茶杯望著窗外。我們慢慢地在神戶的上空旋轉著，他說："我會給你答覆的。"

又是一個輾轉反側的夜晚。我好幾次起床走到窗邊，望著神戶暗紫色的港灣裡停放著的船隻。美麗的地方，糟糕的是所有美麗都不屬於我。在你要輸的時候，世界將不剩任何美麗，而我在這個關鍵時刻就要輸了。

我清楚，明天早上森本會不夾帶任何私人感情，完全是公事公辦地向我道歉，但他們還是決定與那個萬寶路男人合作。

上午9點，床邊的電話響了起來，那是森本。"鬼冢先生......本人......想要見見你。"他說。

我穿上西裝，打車前往鬼冢公司總部。在熟悉的會議室裡，森本先生指著桌子中間的一張椅子請我坐下。這次是中間，而不是主位。沒有更多的禮遇。他坐在我的對面，望著我，其他高管陸陸續續走進房間。等到所有人都來齊之後，森本先生對我點點頭。"可以開始了。"他說。

我立馬開始，基本上就是在重複昨天早上對他說的話。就在我將講話推向高潮、準備結束時，所有人都轉向大門，而我的話也戛然而止。會議室內的溫度瞬間降低，公司的創始人鬼冢先生來了。

他穿著一套深藍色的義大利西服，黑色的頭髮濃密得就像是粗毛地毯，會議室裡的每個人都露出一絲恐懼。不過，他似乎毫不在意。雖然掌握著巨大的權力和財富，但他的一舉一動卻相當謙恭。他蹣跚地走著，步態緩慢，沒有一絲一毫終極大老闆、鞋王國國王的架子。他緩緩地圍著桌子走著，與每個高管進行簡單的眼神交流。最後，他來到我的身邊。我們彼此鞠了一躬，握手錶示敬意，然後他就坐在桌子的主位，森本先生想要簡單說明一下我的來由，但他卻抬手打斷了。

沒有任何鋪墊，他就開始了自己鼓舞人心的長篇獨白。他說，他之前就有過預見----一個關於未來的奇妙想法。"全世界的每個人都時刻穿著運動鞋，"他說，"我知道這一天已經到來。"他停下，望著在座的每個人，觀察他們是否理解。他的目光最後停在我的身上，對我笑了一下。我也回以笑容，他眨了兩下眼睛。"你讓我想起我年輕的時候。"他輕輕地說著，盯著我的雙眼，一秒、兩秒，然後又把目光轉向森本先生。"這是關於那13個西部州的事情？"他問。"是的。"森本回答道。"嗯。"鬼冢先生垂眸低頭，似乎在思考，然後再次抬頭望著我。"好的，"他說，"就這樣，西部的13州歸你。"

他說，那個萬寶路男人可以繼續在全國銷售他的摔跤鞋，但只能在東海岸銷售田徑鞋。他會親自寫信通知萬寶路男人這個決定。

在他起身後，我也站了起來，每個人都站了起來。我們都鞠躬表示禮節，最後他離開了會議室。

會議室裡的每個人都長舒了一口氣。"所以......就這麼決定了。"森本說。

"不過只有一年。"他補充道，"然後就要再次討論標的問題。"

我對森本表示感謝，向他保證鬼冢公司不會後悔今天的決定。我繞著桌子和每個人握手鞠躬，而在回到森本身邊時，特別熱情地跟他握了手。然後，我跟著秘書走進側間，簽了數份合同，並且下單訂購了高達3500美元的鞋子。

我一路飛奔回到酒店。在半路就忍不住跳了起來，像個舞者一樣在空中跳躍。我在欄杆邊停下，望著外面的港灣，現在可以盡情體會這份完整無缺的美麗了。我望著船隻輕快地在風中搖曳，決定也要租一艘，去看看日本的瀨戶內海。一個小時之後，我就站在船頭，微風拂過我的頭髮，船隻在落日的餘暉中緩緩前行，一切都如此美好。

第二天，我搭乘火車前往東京，是時候踏上雲端之旅了。

再見，親愛的薩拉

所有的旅行指南都說要在晚上攀登富士山，堅稱最好的攀登行程就是在登頂時看見太陽從頂峰緩緩升起。所以我在傍晚趕往富士山腳，那天的天氣悶熱潮溼，但溫度卻逐漸下降，我立即重新考慮是否要穿百慕大短褲、t恤和鬼冢虎鞋。我見到從山上下來的一個人穿著橡膠外套，於是就攔下他詢問三美元是否可以買他的外套。他看著我，又看看外套，點頭答應了。

我在日本的所有交易都談成了！

隨著夜幕降臨，數百名當地人和遊客陸陸續續出現，朝著山頂爬去。我注意到所有人都帶著一根木棍，上面掛著叮噹作響的鈴鐺。我找到一對年邁的英國夫婦，詢問這些木棍的作用。"這可以辟邪。"那位女士說。

"山上有邪物嗎？"我問。

"誰知道呢。"

於是，我也買了一根木棍。

然後，我又注意到有人聚集在路邊買草鞋。那位英國女士解釋說，因為富士山是座活火山，火山灰肯定會把鞋子弄壞，所以登山者都會穿一次性的草鞋。

於是，我又買了草鞋。

雖然剩下的錢更少了，但最終我還是裝備齊全地出發了。

據旅遊指南所說，富士山有多條下山的路，但上山的路只有一條。我覺得這裡面肯定也有著生活的哲學。上山的路上沿路掛著多種語言所寫的標識，表示在到達山頂前會有9個站點，每個站點都有供應食物和休息的地方。不過，我在兩個小時內卻多次路過三號站點，難道日本人的計數方法不同？心中警鈴大作，我在想是不是13個西部州實際指的是三個？

我在第七個站點處停下買了一杯日本啤酒和一碗麵作為晚餐。在吃晚餐的時候，我跟一對情侶攀談起來。他們也是美國人，比我要年輕，我覺得他們應該是學生。男生走的應該是校園風，不過有點可笑：高爾夫球褲、網球衫和腰帶，各種顏色堆在一起就像個復活節彩蛋。而女生更是個實實在在的另類：破舊的牛仔褲、褪色的t恤、亂糟糟的深色頭髮，大大的眼睛是棕黑色的，有點像濃縮咖啡。

兩個人都因為爬山而汗流浹背，卻注意到我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我聳肩表示我是俄勒岡的一個徑賽運動員。"800米賽跑。"年輕的男孩皺眉，而他的女朋友卻說："哇，太厲害了。"我們喝完啤酒後就一起再次開始登山之旅。

女孩名叫薩拉（sarah），來自馬里蘭。"馬匹之鄉。"她說。富裕的地方，我想。她肯定從小就經常騎馬、跳高和表演，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馬背和表演場上度過的。她談到了自己最喜歡的小馬和大馬，就好像那是她最親密的朋友。

我又問及她的家庭。"父親開了一家糖果公司。"她說。在她提到公司名字後，我不禁笑了起來，我之前吃過不少她家的糖果，有時在賽前就會來一塊。公司是由她的祖父創辦的，不過她猶豫地補充說自己對金錢沒什麼興趣。

我注意到她的男朋友又一次皺起眉頭。

她當時在康涅狄格女子學院（connecticutcollegeforwomen）學習哲學。"不是什麼好的學校。"她略帶遺憾地說道。她想要去史密斯學院（smithcollege），她姐姐就在那裡讀大二，不過她沒有考上。

"聽起來你還沒有從被拒絕中恢復過來。"我說。

"要恢復估計還早著呢吧。"她說。

"被拒絕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情。"我說。

"這還用你說嗎。"

她的嗓音很特別，某些單詞的發音有點奇怪，我不知道那是馬里蘭的口音還是她自己口吃，不管怎樣，都挺可愛的。

她問我為什麼來日本。我解釋說自己是為了拯救自己的公司。"你的公司？"顯然她當時想到了自己家裡的那些男人們，公司的創始人、行業的領軍者及創業家。"是的，"我說，"我的公司。""那麼你拯救......成功了嗎？"她問。"成功了。"我說。"家裡的所有男孩都要去上商學院，"她說，"然後又都計劃成為銀行家。"她的眼睛四處望了一下，補充道："每個人都做著同樣的事情----太無聊了。"

"我害怕無聊。"我說。

"啊，那是因為你是一個叛逆者吧。"

我停下腳步，把柺杖插進地裡。我，一個叛逆者？想到此，我雙頰居然微微發燙。

在我們接近山頂的時候，小路逐漸變窄。我說，這讓我想起自己在喜馬拉雅山的經歷。薩拉和她的男朋友盯著我。喜馬拉雅？她是真的大為驚歎，而他也是真的生氣了。隨著山頂慢慢地映入眼簾，攀登變得危險、艱難。她抓住我的手。"日本人有句俗話，"她的男友見此大聲地對著我們、對著每個人咆哮，"智者一生只登一次富士山，愚者才會登兩次。"

沒有人為此大笑。雖然我挺想笑的，不過卻是因為她男友的復活節彩蛋裝束。

在頂峰時，我們走進一個大的木製鳥居。我們坐在鳥居旁邊等候著。空氣有點奇怪，不是真正的黑暗一片，卻也沒有太多光亮。太陽逐漸露出地平線。我告訴薩拉和她的男友，日本人會把鳥居放在神聖的交界地帶，這個世界與其他世界的通道處。"不管你從哪裡的世俗之地進入神聖領域，"我說，"你都會找到鳥居。"薩拉喜歡這種說法。我告訴她禪學大師相信山是"流動"的，但我們不能總是以我們有限的感官來認知流動，實際上我們在那一刻的確覺得富士山在流動，就像是在世界的海洋中乘風遠航。

與上山不同的是，下山不需要浪費太多的精力和時間。在山腳，我對著薩拉和"復活節彩蛋"鞠躬告別。"很高興認識你們。""你要去哪裡？"薩拉問。"我今晚打算待在箱根旅館。"我說。"好，"她說，"我跟你一起。"

我後退一步，望著她的男友。他只是皺皺眉，最後我才意識到原來兩人並不是情侶。復活節快樂。

此後兩天裡，我們都在酒店裡暢談人生、肆意大笑，然後互生好感。一切如此自然地開始。要是永遠都不會結束就好了，當然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我必須返回東京趕回家的航班，而薩拉決定繼續前行，前往日本其他地方。我們沒有計劃再見面，她是個崇尚自由的人，根本不信計劃這一套。"再見。"她說。"見到你很高興。"我說。

在我上飛機前的幾個小時，我去了一趟美國運通辦事處。我知道她在某個時間也會去那裡，向家人要錢繼續旅行，所以就給她留了一張便籤："你回東海岸時肯定要途徑波特蘭......為什麼不停下來看看呢？"

我回家的第一個晚上，晚餐時，我跟家人分享我的好訊息：我遇見了一個女孩。

然後又告訴他們其他好訊息：我挽救了自己的公司。

我轉過頭嚴肅地望著我的雙胞胎妹妹們。她們倆每天都有一半的時間會守候在電話旁，等著電話鈴聲響起。"她的名字是薩拉，"我說，"如果她打電話來，請......態度和善一點。"

幾周之後，我辦完瑣事回到家，在客廳裡見到了薩拉，她跟我的母親和妹妹們坐在一起。"驚喜嗎？"她說。她肯定是收到了我的資訊，決定應邀過來。她是從機場打電話來的，是喬安娜接的電話，然後她就發揮妹妹的作用，即刻開車去機場把薩拉接了回來。

我笑著跟她抱在一起，不過感覺有點奇怪，因為媽媽和妹妹們都在看著。"我們出去走走吧。"我說。

我從臥室裡給她拿了一件夾克，然後就在微微細雨中走向附近一個樹木蔥蔥的公園。她望著遠處的胡德山，贊同我的說法，也認為胡德山跟富士山特別相似，我們不禁回想起在日本的那些時光。

我問她住在哪裡。"傻子。"她說。這是第二次她自願進入我的領地。

兩個星期裡，她都住在我父母的客房裡，就像家裡的一員，我開始想著說不定某天她真的會成為家裡的一員。我不太敢相信，因為她是如此吸引著毫無魅力的奈特。我那兩個防備心重的妹妹、害羞的母親、獨裁的父親，沒有一個人可以抵擋她的魅力。特別是我的父親，在他們握手時，我可以感覺到她融化了父親內心的某些堅硬之處。可能是因為家庭條件不錯，周圍朋友都有權有勢，所以她也有著那種自信，你一生中可能會碰見一兩次的那種自信。

她顯然是我所認識的人中唯一一個可以同時聊到貝比·佩利[3]和赫爾曼·黑塞[4]的人。她崇拜這兩個人，特別是黑塞，她打算有朝一日要寫一本關於黑塞的書。"黑塞說過，"她有天晚上在用餐時說，"幸福是一種方式，而不是內容。"全家人都在默默地吃著燉肉，喝著牛奶。"很有意思。"父親說。

我把薩拉帶到藍帶體育公司的全球總部----地下室，向她展示了自己的經營業務。我給了她一雙limberup，她在我們出門去海岸邊的時候會穿著它。我們還一起去爬了漢姆山（humbugmountain），沿著扇形海岸捉螃蟹，在樹林裡摘越橘。站在24米高的雲杉下，我們吃著越橘，忘情擁吻。

在她必須飛回馬里蘭的時候，我覺得像是丟了什麼似的。每隔幾天，我就會給她寫信。我寫了有生以來的第一封情書。

親愛的薩拉：

我突然想起和你一起坐在鳥居旁等候日出的場景......

她總是立刻回信，在信裡向我表達她從未減少的愛意。

1964年的聖誕節，她再次來到我的身邊。這次是我去機場接的她。在我們回家的路上，她告訴我在上飛機前跟父母大吵了一架。她父母不讓她來，他們不認同我的存在。"我父親對著我大吼。"她說。

"他吼了什麼？"我問。

她模仿著她父親的語調："你不能因為在富士山上遇見一個男人就以為他是你的一切。"

我不太自然地笑笑。我知道自己正處於勝負的關鍵時刻，但沒有意識到原來爬富士山也是我的劣勢之一。爬富士山有什麼不好的呢？

"你怎麼逃出來的？"我問。

"我哥哥幫我的，他悄悄帶我溜出家門，然後開車送我去機場。"

我不禁好奇她是不是真的愛我，還是隻把我當作一個叛逆的機會。

那幾天，如果我在忙著藍帶體育公司的工作，薩拉就會跟母親一起出去逛。晚上，我們倆會一起去市中心用餐、喝酒。週末，我們會在胡德山玩雪。在她必須回家時，我又開始患得患失。

親愛的薩拉：

我想你，我愛你。

她隨即回信表示她也想我，她也愛我。

然後，在冬季的冰雨中，她信中的熱情也稍稍退卻了。信裡不再是熱情洋溢，或者不再是我所想的。可能只是自己想太多，我這樣告訴自己。但我必須要弄清楚，所以就打電話找她。

一切都不是因為我想太多。她說，她經過再三考慮，不太確定我們是否適合彼此。她不確定我對她而言是不是足夠世故圓滑。"世故圓滑"，這是她所用的詞。在我還沒來得及反駁、溝通前，她就結束通話了電話。

我拿出一張紙，給她打了一封長長的信，乞求她再好好地考慮一下。

她隨即回信，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

藍帶有了第一位員工

鬼冢公司的新一批鞋也已經到貨，我卻沒有心思去處理。我在幾周裡都心情鬱悶，躲在地下室裡，躲在自己的房間裡，躺在床上望著我的藍絲帶。

雖然我沒有告訴他們，但家人都清楚發生了什麼。他們沒有詢問細節，也不需要或不想要了解細節。

但我的妹妹珍妮除外。某天，在我外出的時候，她走到我的房間，在桌子裡找到薩拉的信。後來，我回家來到地下室時，珍妮過來找我，她坐在旁邊的地板上說，她仔細讀了所有的信，包括最後一封我被拒絕的信。我別開頭不想說話。"你沒有她會過得更好。"珍妮說道。

我的眼裡蓄滿淚水，點頭道謝。因為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所以我就問珍妮有沒有興趣在藍帶體育公司做兼職。我顯然已經落下很多工作，所以肯定需要一些幫助。"因為你對郵寄很有興趣，"我啞著嗓子說，"可能你會喜歡做那些文秘的工作。一塊五一個小時？"

她咯咯地笑了起來。

就這樣，我的妹妹成了藍帶體育公司的首位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