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以上所述各項例項，可見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吉岡，吉岡的傳達給我，並不是偶然的，而這一陰謀，是早在日本軍部內部醞釀和蓄謀已久的事，只是在這時到了瓜熟蒂落的時期而已。
對於日寇唯命是聽，對於喪權賣國早就積習成性的我，不但是無條件地接受了這一任何人皆難忍受的罪惡要求，並且還對於吉岡所吩咐的，既須表示出我是自動赴日本去見裕仁，更須在見到裕仁時，向他明白說出：這完全是出於我自己的衷心自願，甘願把他的祖宗----"天照大神"接到偽滿洲國來做隆重的祭祀。
於是，我就在這種牽線之下，發表了第二次訪日的訊息，坐上了日本特意派遣來的軍艦，抱著又不甘心又不敢不去的矛盾心情，到了日本東京，見到那明明知道而故意裝聾作啞的裕仁。至於他怎樣到車站來接，怎樣到我寓所來訪問，我怎樣去回拜，他們怎樣接待我，我怎樣回請他們，以及怎樣去見裕仁的母親並旅行中的生活等，都和過去的第一次訪日如刻板文章一樣沒有什麼特別可記的價值，一概從略，不過我這裡特別指出的，就是在我這次訪問之中，他們並沒有給我定出遊覽的計劃來。因為我這次的訪日，是負有"莊嚴肅穆"任務而來；也就是說，我這次是為"迎神"而來，所以只能是神氣十足地求神而來抱神而去。因此，我當然是只有目不斜視、規規矩矩地來完成這"迎神"的唯一使命的了。
當我在日本皇宮正式會見裕仁時，我就按照日本帝國主義分子預先教導好了我的話，一字無訛地對裕仁講了一遍。這位明知故問的裕仁，真虧得他還能假惺惺地對我大打其官話說：
"既然陛下願意這樣做，我只好從命了。"
被命的人，成了"自願"，創意的人，反成了"不得已而從命"，請問人類社會上，還有這樣顛倒黑白的事情？真是除了帝國主義，沒人會做出這樣的醜事，除了地道漢奸，也沒人會幹出這樣卑鄙可恥的事。這種場面，這種把戲，真可以說不是局中人，是不會懂得其中滋味的。
裕仁講完了這篇口是心非的話之後，便站了起來，向著早就準備得妥妥當當，專等著我去接受的他祖先的"模製品"對我做了介紹。
他指著放在桌上的一個長方匣和所謂"三種神器"（即所謂象徵"天照大神"的寶劍、勾玉和鏡）一一對我做了說明。
這些不倫不類的模造傢什，就是後來曾在偽滿振過一時淫威的所謂"天照大神"的本來面目。
這次的"迎神"，也並不是白白地去迎，而是也曾帶去了一份禮物呢，內容是偽政權從東北人民手中掠奪來的各種東北土產品，如各種礦產，水產以及其他等等的各種標本，古玩和瓷器等。
我這次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赴日本的，在東京住了八九天，歸途中，在京都的大宮御所又住了幾天，六月回到東北。
於是就在"神體"的相伴下，仍搭乘日本的軍艦，回到了東北。
這次我訪日的心情，則是和第一次的訪日大不一樣了。因為在上次，是我有生以來初次受到人家以"國賓"相待的滋味，所以對於裕仁以下的招待，心裡感到很滿意。至於這次的訪問，則是在我的心裡感到了一種有苦說不出的特別味道。首先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招數，久已飽嘗，尤其是把裕仁的祖先接到自己的家裡去祭祀，並且還得強忍著滿腹的悶氣，口口聲聲說是"甘心情願"，特別是在封建的敬先崇祖觀點極深的我，更是覺得認人家祖宗乃是對於自己歷代祖先的一個大侮辱，同時也是對於我自己的一種最大的恥辱。但是誰叫我畏日如虎呢？誰叫我這樣怯懦怕死呢？既是在人家的兇焰之下，低首蜷伏下來，既是無條件地情願忍受人家的任意擺弄，結果是，除了敢怒而不敢言，還有什麼本事可使？
現在我想把我在當時的複雜心情，本著學習的態度加以分析。
這種心情之所以整個支配了我，可以說是又一次暴露了我那根深蒂固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本質。還可以充分說明，我的那種自私自利思想，是已經發展到怎樣的程度。
首先，我對於日寇的侵佔了我東北多少年，對於它的屠殺、鎮壓和奴役我東北人民，對於它蹂躪著我祖國大部分的神聖領土......都曾漠然無動於衷，並且還為虎作倀地幫助敵人，忠實地執行著它的血腥侵略政策，盡心竭力地助長著它的侵略兇焰，使我全東北人民，都淪為殖民地的悲慘奴隸，長年過著有今天沒有明天的悲慘生活。我並沒有因此而激發出一絲一毫的人類應有的良心來，而單單一碰到自己，一碰到封建統治者所獨具的痛癢之處，才開始感覺到是一種侮辱，這能說是出於自己的良心的正義感嗎？
其次，是這次更恬不知恥地把敵人的祖先迎接回來，作為"建國元神"加以崇敬，不但是自己把它當作"祖宗"般地來祭拜它，並且把它的壓力，強加在我全東北人民的頭上，強迫廣大人民去崇拜它，信仰它，並以偽法律為後盾，定出了"瀆神以大不敬論罪"的條款，以致更把東北進一步推入到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奴化、奴役的黑暗深谷中去，而給自己的民族史上添上了亙古未有的奇恥大辱之一頁。但我對於這樣嚴重的事情，並未從民族榮辱民族利益著想，僅僅認為迎取別人的祖先到自己的家中來祭祀，是給自己祖先帶來了極大的恥辱，同時也是自己個人的極大恥辱而已。從這裡也可以充分暴露我真是隨時隨地僅僅是以自己一家一姓，甚至是一身的榮辱為榮辱，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顧自己，不顧民族、祖國與廣大人民的全體利害，這正是封建統治階級所獨有的本來面目。相反地，如果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不這樣硬逼我迎祭"天照大神"而尊敬我的祖先，更讓我能在偽滿去做專制獨裁的君主而不加以任何限制與干涉的話，我還不是將會歡欣鼓舞地衷心對日寇去表示歡迎和感激？先不用說別的，就以我第一次訪日為例，不就是曾經對於日寇的所謂"殷勤款待"表示過由衷感謝的麼，難道這還不足以說明我的反動階級本質？
若問反動階級本質所由來，我可以更具體地來做概要的說明：它的所由來，就是已在前面所說的"一姓尊榮"思想和"敬先崇祖"思想兩下互相嚴密的結合。
我在當時，正是在這種階級烙印之下，受著反動思想絕對支配的。但是我既是自幼即被灌入了十足的"一姓尊榮"思想和"敬先崇祖"思想，為什麼卻這樣馴順地、無條件地聽任日寇的擺弄，而把它的祖先唾面自乾地恭恭敬敬迎到自己的家中來祭祀呢？為什麼不設法加以拒絕呢？因為在當時既是一個習與性成的十足封建統治者，既是認為這乃是對於自己歷代祖先的一種奇恥大辱，難道不會拿出三國時代對劉諶哭祖廟的渾勁來，做一個徹底的愛新覺羅氏的孝子賢孫？因為這在我根深蒂固的宗法觀念極深的人來說，按常理說，並不是絕對辦不到的事情。可是為什麼沒有能做到這一點呢？
那就是另一方面，封建統治階級所具有絕對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同時來作祟的結果。固然是就我當時的思想意識來說，"敬先崇祖"的思想，是在我的頭腦中佔有絕大的支配力量，然而由於極端個人主義、絕對利己主義，在"敬祖"和"顧身"的比重上，就會在緊要關頭，因為貪生怕死的觀念起了異樣的增大作用，就在自我衡量之下，把個人一身的安危，給無條件地放在首要地位了。這就是說，正是以"個人至上"為基礎的封建社會制度下的極端自私自利觀點立場的緣故，才會在真正碰到自己個人的利害關頭的時候，就連平日無條件所絕對尊奉的祖先----根深蒂固的"敬先崇祖"宗法觀念，也會為了自己個人而把它拋棄不顧的。例如漢劉邦在項羽以他父親為要挾時，便會說出"如果一定要殺老頭子的話，請把他的肉羹分給我一杯嚐嚐"！又如他在追兵緊緊趕來的時候，也曾把他的兒女推下車去，而自己一人逃了出去。像是這種絕對自私不顧一切的作風，不也就是封建統治者們，所最擅長的拿手好戲嗎？
以上是我第二次訪日的內幕和我在當時的複雜心情。h3九、奴化侵略政策與"天照大神"/h3我把偽"天照大神"帶回了東北以後，便在我所住的偽宮左側建立了一個偽神廟，名之為"建國神廟"以及它的"攝廟"（即副廟之意）----偽"建國忠靈廟"。
偽"建國神廟"的罪惡作用是，不但要以宗教的毒素，來麻痺當時的人心，並且是想用"認祖宗"的異想天開的思想侵略手段，達到同化的卑鄙野心。至於偽"建國忠靈廟"的作用，則是妄想套用日本的"靖國神社"老法子，來誘惑給它當炮灰的人，藉以達到它以中國人打中國人的罪惡目的。
日寇為了要達成它的上述不可告人的陰謀企圖，不獨把這個偽廟，當作同化我東北人民的有力工具，同時還把它的範圍擴大起來，由我帶頭擴充套件到整個東北地域。還規定出大、中、小祭的日期和儀式，每逢初一和十五，我都須前往祭拜。日寇的關東軍司令官以及偽滿的高階官吏，也同樣來做祭拜。各偽機關以及學校都須各自建立一個"神廟"，除了大、中、小祭皆須照章施行，還規定不但是須向它下馬下車，並且每在它面前經過時，不論是誰，都得恭恭敬敬地向它行甚至九十度的鞠躬禮才行。同時還頒佈了偽"國本奠定詔書"，以及對偽廟"不敬"的刑律，抬出"大不敬"的三個字，來作為嚇人的有力武器。更謅出了所謂"唯神之道"，作為漢奸政權對東北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等進行奴化教育的攻心手段。從此不論是偽滿的機關或是學校，便都被籠罩在這種偽神的烏煙瘴氣中。從這裡可以看出，我不但是曾在偽滿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方面，一貫大力奉行了日寇的種種侵略政策，就是在思想意識上，宗教信仰上，也是無條件地推行了日寇陰險毒辣的"攻心""同化"政策，企圖用這種無形的麻醉性的東西來麻痺、欺騙我祖國廣大的東北人民。因為這種宗教上的侵略，猶如以鴉片來毒害人一樣，特別是對於天真無垢的兒童青年來說，更是不可饒恕的一件重大罪行。像是這樣的可恥罪惡真可以說是在人類歷史上，空前玷汙了民族尊嚴。
例如，曾有一個偽軍官的兒子，有一次從學校回家後，便極力向其父母說要赴某處去參加"勤勞奉公"的義務勞動。他的父母不讓他去，他還聲淚俱下地非要去參加不可，並說這是為了支援"聖戰"。請想一想，像是這樣深深受到奴化教育的當時兒童和青年，在偽滿的強制灌輸毒素的教育下，可能不是少數個別人，曾在這種"惡疫"中，受到了種種慢性的毒害，這能不使我這個曾經以身作則的帶頭人，不僅覺得慚悚莫名和羞愧無地，而且實在是百死不足蔽其辜？
還有，在當時烏雲邪氣正籠罩著我國東北的祖國神聖領土時，也曾有過這樣的實際例子：
在當時凡是在偽"神廟"供職，或是與祭的偽官吏，按照"規定"都得穿戴一種特定的所謂"祭服"。帽子是和京劇中的"審頭刺湯"裡湯勤所戴的圓翅烏紗帽一個樣，衣服也是和京劇中的腰橫玉帶的文官袍差不多。並且還用紅黃等袍色來區別偽官職位的高低。聽說有一偽官吏某，就曾被選為偽"祭祀官"，當然每逢"祭祀"之日，他就得穿扮如儀前往與祭。有一天他的妻子女友某某，向其妻子打趣說：
你看你的那口子，穿戴上那套衣裝，簡直活像"小上墳"裡的"柳錄景"！她聽完了這番話，深以為恥，回家便向某偽官吏說："在什麼地方還賺不了錢，何必還穿上那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衣服，活像戲裡頭的柳錄景，現這份活眼！"於是便說服了這個偽官吏，叫他辭了職。於是他們夫妻二人便手攜著手離開了偽滿的這塊淪陷區域，到關內另謀生計去了。
當然這個偽官吏是不值得讚揚的。他妻子勸他辭職的動機，也不見得怎樣十分純正。因為他辭去那個可恥的偽職，只是由於他妻子的說服的力量，只是由於一種外來的刺激，他才離開了這骯髒的敵偽巢穴，並不是由於自動的愛國心和什麼真正的民族氣節，而且是已經當上了幾年的偽官吏，並且還被"拔擢"為參與偽祭的偽"神官"，根本就談不到對他可以加以原諒的地方。
至於他的妻子，也並不是由於什麼真正熱愛祖國的民族良心，只不過由於女朋友一番嘲弄話的刺激，才發出了潛在的知恥之念。就是在這廉恥尚存的一點上，才下定了脫離匪窩的決心，說服了她的丈夫，一同另尋生路去了。至於他們進入關內之後，是否走上了真正人民所應走的道路，則是無法知曉的事情，也用不著再去替他們再做無謂的推測，不過是，她和他確是由於知恥而脫掉偽滿漢奸的皮，則是一個可取的地方。
話雖如此。但是如果拿他們來和我們這批曾對日寇始終不變而幫兇到底的漢奸來做比較，那麼，我卻沒有任何資格來批評，不，連評論人家夫妻二人的資格都沒有。因為這個曾經做過偽官吏的人，畢竟是由於自己妻子的啟發，把已經僵硬了的人類良心，自動地復甦過來，自動地辭去了罪惡的偽職，自動地脫棄了所謂"神官"的偽祭服，自動地脫離了敵偽魔爪，而重又回到自己的關內故鄉去。像是這種放下屠刀的勇氣和這種知恥立改的決心，像我這樣的祖國大罪人，又怎樣不對之自慚形穢呢？h3十、偽滿建國十週年和"親邦"的名詞的出現/h3一九四二年這一年，正是偽滿的這個漢奸偽政權，不顧全世界人民的怒罵和訕笑，達到了罪惡統治十週年的一個年份。在這十年的歲月當中，由於這個偽組織的成立和成長，由於它的始終不渝地長期替日寇侵略政策忠實服務，我東北廣大人民，飽受了多少不堪忍受的飛災奇禍！使他們家敗人亡妻離子散的都是誰？使他們終年吃不飽，穿不暖，背井離鄉，走投無路，不是凍死道路，就是餓死溝壑的又是誰？使他們在敵偽的雙重殘酷統治下，在偽法律密如蛛網，偽監獄星羅棋佈的血腥鎮壓下，在敵偽憲兵警察的嚴密監視和嚴刑濫罰下，在敵偽官吏地主惡霸的緊密勾結、流氓特務的肆行無忌的橫徵暴斂、敲詐勒索下，在敵偽狼狽為奸的徵丁抓夫奴役酷使的恐怖下，在"三光政策""集家並屯"和"以中國人打中國人"的險狠毒辣政策下，在鴉片政策的亡國滅種罪惡陰謀下，十年如一日地都在過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水深火熱的地獄般生活的又是誰？使他們的好父母、好兄弟、姊妹和兒女----抗日的同胞，救國的英雄們，日日夜夜在敵偽的鐵蹄包圍網中爬冰臥雪、吃草根、嚼樹皮、披麻袋、系草葉，出生入死，前仆後繼，受盡了千辛萬苦，冒盡了千危萬險，有的失去了寶貴的生命，又受盡了拷打非刑的又是誰呢......像是這種無可補贖的血腥罪惡真是已經做到罄竹難書的地步，豈但是死有餘辜而已，簡直是百身莫贖啊！
而這幫以我為首的大大小小漢奸，則是在這充滿罪惡的十年悠久歲月中，專門靠著給民族敵人去吹痰舐痔幫兇捧臭腳來達到賣國求榮的卑鄙向上爬的目的，專門靠著喝自己同胞的鮮血，吃自己同胞的肉，榨自己同胞的脂膏，來養肥自己的。
正當全東北人民大量流血、人人流淚的時候，正當祖國的大好山河，相繼被日寇鐵蹄蹂躪的時候，而這個狗彘不食的漢奸偽政權，卻又在它的主子----日寇的指使下，毫無人性地興高采烈大辦其所謂"建國十週年"慶祝"盛典"。這不但是替日寇的侵略政策大慶其"功"，而做了麻痺人欺騙人的罪惡宣傳，而且也給日寇侵略軍增添了不少無後顧之憂的安全錯覺，因而也鼓舞了它對我祖國人民進行瘋狂屠殺、掠奪、焚燒、姦淫和統治的力量。同時也給一向矇在鼓裡的一些被欺騙了的人，又打了一次麻痺愛國良心的麻醉藥針。
於是，就在當時的全東北淪陷區內，在敵偽強制下的城市鄉鎮，處處懸燈結彩，村巷裡閭，處處開會"慶祝"，機關、學校、部隊、團體是處處搖旗吶喊，報紙、雜誌、廣播、音樂、歌曲、圖畫、照片等，則是處處大吹大擂地做著昧心的欺騙宣傳。在這種一片漆黑的歪風邪氣中，大大誇耀了日寇侵略軍事基地的力量，作為當了十年漢奸的賣國紀念。更在那個時候，我還按照日寇的意圖錦上添花地帶頭呼它為"親邦"，來表示我對於主子的無限忠誠。關於"親邦"這一名詞的由來，經過情形如下。
在那所謂"建國十週年"的前夕，當時的偽滿國務院總務長官武部六藏，為了要使偽滿正式稱呼日本為"親邦"，便指使偽國務院總理張景惠召各部偽大臣到其辦公室，由武部六藏把偽滿必須稱日本為"親邦"的理由，加以說明；而另一方面，則由吉岡安直更向我來闡釋應該呼日本為"親邦"的"必要"性。他的主要理由是：沒有日本便不會有"滿洲國"，所以應該把日本看成是父親一樣才對。並做結論說：這就是"滿洲國"對於日本須和對其他國家不同的緣故。也就是說稱"親邦"是為了要區別於稱盟邦或友邦的緣故。
這還不算，還頒發了一個"建國十週年詔書"，在該偽詔書中，更是恬不知恥地寫出了"明明之鑑如親，睦睦之愛如子......"之類的奴才話。
但是還嫌奴才相做得不夠，偽總務廳還指使偽國務院利用了我的手，寫出了給裕仁的所謂"親書"，表示了漢奸偽政權對於日寇十年以來的扶助和豢養的掬誠致謝。還要派遣偽國務總理張景惠為偽"謝恩大使"到日本去做肉麻死人、憎恨死人的可恥諂媚行為。
我不但是甘心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盡情玩弄下，扮上了始作俑者的可恥角色，愣把敵偽狼狽為奸的盜夥關係，更進一步地上升為父與子之間的關係，並且還在弦外餘音中，也把偽神的所謂"府佑"，無限界地抬高起來。像是這種異想天開的怪事與醜態，這種自欺欺人的渾到家的卑鄙可恥行徑，日寇居然會想得出，說得出；而我呢，也就居然恬然地喊得出和做得出！像是這種事情再不算是奇恥大辱和彌天大罪的話，那麼，在世上還有什麼奇恥大辱和彌天大罪之可言？h3十一、"謝恩大使"和"慰問大使"/h3派"謝恩大使"已經是夠瞧又夠瞧的醜惡罪行，可是還有比這個更醜惡、更卑鄙可恥的罪行哩！
那就是一九四五年，當日本法西斯強盜垮臺前夕，以我為首的這些不知死的鬼----對日寇盡忠到底的漢奸，還嫌自己的惡事做得尚未盡興，還有追加補充的必要，還有繼長增高的餘地，所以便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已奄奄一息時，還要賣弄賣弄禍國殃民的餘力，除了更做一次對飢疲不堪的廣大東北人民的傾囊倒篋搜尋，在顆粒不留的所謂"糧谷出荷"並"報恩出荷"的名目下把人民賴以活著的大批糧食劫掠一空，陸續送到民族公敵日寇之手，供它對自己祖國同胞和太平洋沿岸各國人民更多地進行瘋狂屠殺劫掠，還在敵偽已到了雙雙山窮水盡的最後一瞬間，更從早就陷到凍餓死邊緣上的東北人民手中，擠出了無可再擠的一滴膏血----食鹽七千擔，大米三十萬噸，而且在美國飛機大轟大炸下，還派專人冒著生命危險送往日本。
光是無聲無臭地用船送去，還嫌罪惡的影響不大，於是更在敵偽合謀，由我派偽國務總理張景惠扛上所謂"慰問大使"的頭銜，堂而皇之地偕同一批由偽機關混合編成的偽官吏，帶了這份最後一次的"孝敬"，冒空中襲擊的直接危險，戰戰兢兢地坐上了主人特派來迎的飛機，抱著忠僕殉主的"悲壯心情"，去做那送終式的慰問去了。
這當然是一齣使人不能不作嘔的醜劇了。但是，即使在這出招人噁心的舞臺內幕中，也是仍然有著只有局中人才能得知的敵偽雙方互相鉤心鬥角的複雜微妙心情。那就是，在預定要選派適任的殉主義僕之先，日寇關東軍方面，本來是曾看中了我，於是大狗腿子吉岡安直便到我這裡來，對我先講了一篇說服動員的大道理，最後才書歸正傳地說出了我應該到日本去親見裕仁，面致"慰問"的意圖。我固然在那十幾年的傀儡罪惡生活中，對於日寇的吩咐指示，一貫是唯唯諾諾忠順不違的，不過是，到了這位主人已將面臨毀家的階段，我這個多年的忠僕也就不能不把"愛自己身子甚於愛主人"的封建統治階級本質拿了出來，本著"廿四孝"的曾參的"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的邏輯，想一個金蟬脫殼的好藉口了。
於是我就在心中暗暗盤算了。
日本之命，固不敢違，但自己之命，尤其要緊。現在日本東京是日日夜夜飽受著轟炸，不但我到了東京之後，立時就會有身遭池魚之殃的可能，就是在赴日空中沿途上，也免不掉會隨時受到美機的"洗禮"，我可犯不上去冒這種毫無代價可言的生命危險。
大主意雖然已經拿定，但不敢絲毫流露出不願去的意思，於是就在竭慮苦思之下，情急智生地想出一篇比較冠冕堂皇的脫身妙論來。於是我就對吉岡說："當然我是應當並且衷心願意到東京向天皇面致慰問之忱的。不過是，在現在這樣時局情勢之下，這個'北方鎮護'的重任，更是重要異常，我又怎敢輕易離開這滿洲國土一步呢？"
我想吉岡對於我當時的這種推託的心情，當然不會是個盲目者，然而他卻在"容把尊意轉達於關東軍"的結論下，和關東軍部做研究去了。
至於他們對於此事，都曾做了怎樣的研討，我當然是不會，而且不可能知道。不過是，一直經過了許多日子，並未向我做任何回答，足見他們對此事的計議，並不是怎樣簡單，而是曾經大費腦汁無疑的了。
後來有一天，吉岡又來對我講，說是關東軍當局認為我不必親自赴日"慰問"，並說可以派張景惠去做"慰問大使"。
我聽了這番話，真不亞如得到了"九天綸音赦旨"一樣，又彷彿是喝到了"延命仙丹"一般，登時覺得遍體輕鬆已極。於是就想：反正是自己不去冒險就行。至於派誰去做替死鬼，和由於這次的訪問，會發生怎樣的罪惡後果，等等，則全是與我無關的事情了。
真是在那一九四五年的時候，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明搶暗奪、瘋狂鎮壓、拼命掙扎，我東北的絕大多數善良人民，都正在怎樣悲慘的環境中呻吟著？他們不都是身披麻袋，有的甚至赤身露體，連麻袋也遮不上身，全家男女老少都裸臥在稻草之中，忍受著零下幾十度的東北酷寒？吃的東西也不是人類所能下嚥的橡子麵，甚至有的把草根樹皮也都掘盡剝光。更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刺刀皮鞭之下，或是在折磨摧殘暗無天日的監獄之中，徘徊於不是凍餓而死，就是刑獄而亡，要不然，就是在受盡苦役之後而喪失生命的種種絕路之上的嗎？可是我們這幫喪盡天良的漢奸走狗，還從這樣朝不保夕的廣大人民手中忍心滅性地搶去他們的最後一粒米，或是他們賴以苟延殘喘的最後救命物資，來作為甘心幫兇到底，最後還向敵人獻媚的邀寵工具。這真是漢奸對其主子的卑鄙無恥和對自國同胞的殘忍毒辣，可以說是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至於在日寇這一方面，它們是不是因為要尊重我的意見，而免除了我這次"親行"呢？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因為漢奸既是有漢奸自己的個人打算，那麼，日本帝國主義分子，他們也會有自己的打算，據我所聽說的他們的打算是：
如果讓我親赴東京走一趟，固然是要比張景惠的罪惡影響大得多，可是我一去，勢必得使裕仁由防空洞裡爬出來親自迎接我和招待我。在那美國飛機不分晝夜輪流大炸特炸的日本東京，又怎能讓那"既人而神"的天字第一號大戰犯裕仁，親冒那種無情炸彈的危險呢？反正是能把漢奸親自送上門來的賊贓接到手，能用這個義僕殉主的"美談"作為宣傳的資料，能利用這件事作為鼓舞沮喪士氣的強心劑，也就於願已足。就是因為打了這樣的算盤，所以才在尊重我意志的騙人偽裝下，允許張景惠替換了我。
固然在這出扮演"義僕"的丑角中，免了我的出臺現醜，但是，這並不等於我對主人的不忠不義。因為所謂的"忠義"和"不忠義"，只是在外形表現上的一種差別。如果本著誅心之論來做分析審定，那麼，我的不去，並不等於我比張景惠少犯了一件罪惡，而張的親往"慰問"，同樣也並不比我多增加了一樁罪案。因為這群漢奸既同屬於一丘之貉，這幫人的整個活動，自然也就是從同一來源而來。何況張的赴日，又是在奉我命令而去的情況下，當上了"慰問大使"的。所以我認為既是由於"一蓮託生"的整體而犯下的罪惡，就如同右手持刀殺了人，不能認為和左手無關一個樣，尤其是不能認為右手的持刀殺人，不是由於腦中樞神經的整個支配。歸根到底一句話，我的罪責是遠遠超過了張，絕對不會較張為小的。
從這裡，不唯可以清楚看出，日寇的最後拼命掙扎，已經是到了怎樣的程度。同時還可以由此看出，漢奸的奴才本相和蓄意賣國到底的行為，已經到了怎樣的程度。還可以從這裡看出以個人私利為基礎的主與僕之間的所謂結合關係，究竟是個怎樣的東西了。
並且也可以從這個"謝恩大使"和"慰問大使"的兩個不同階段的兩個場面中，看出敵偽的一天天走向窮途末日的情形來。h3十二、"獻納"金屬的帶頭人/h3當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勢力面臨崩潰的前夕，它是越發做出了瘋狂掙扎不擇手段的行為來的。到了這樣的時候，它就越發要把整個獸性暴露無遺。這就如同一個將要溺死的人，見到一根草莖也要用手去抓一樣。真可以說是這時的日寇，已經是由表面行劫，變成公然大搶了。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則是我們這幫萬惡的賣國求榮的漢奸，也因為坍臺在即而感到了走投無路，因此，便也配合著主子的招數已亂的搶法，跟隨著主人的踉蹌腳步，倒行逆施地做出了公然死不要臉的忠實幫兇行為。不論是日寇抑或這幫漢奸走狗，到了這個時候，不但是把在一起初所戴的自欺欺人假面具摘了下來，隨著下坡路的傾斜面加劇，而把起碼裝人的偽裝，也一併撕毀。這時已經是把喪心病狂的程度發展到不擇手段的末期階段。
拿一九四四年以後的敵偽末期的猙獰面目來看，就可以完全證明這一點而有餘。
例如，在一九四四年前後，也就是說到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在各個戰場上，有的遭到覆滅，有的被大陸土地吸乾，有了變成了絕島上的困獸的時候，有一天，那個無惡不作的大特務吉岡，又溜到我這裡來，一本正經並且是拐彎抹角地替我出主意道：
"現在正是'東亞大聖戰'的最緊要關頭，日本皇帝為了'建立東亞新秩序'，為了'大東亞共榮圈'各國的'共存共榮'而在遼闊的前線上，做了奮不顧身的正義戰爭，當然在這種條件下，自必須要求後方有充分及時的大量物資供應才行。"於是就在他自以為漂亮異常的口頭禪式前提下，談到了金、銀、銅、鐵等金屬對於軍需的重要性。然後更"彬彬有禮"地拿出開門見山的結論來，如"陛下如果能率先垂範親自表現出日滿一體的偉大精神......"的鬼話等，作為代替對我下命令的"啟發"和"動員"。
而我這毫無一根硬骨頭的大漢奸，便立即奉命唯謹地首先把偽宮中的銅鐵器具和門窗上面的各種銅環、各式金屬掛鉤以及一些裝飾品之類，拿出作為支援"親邦聖戰"的掬誠貢獻。這還不算，第二次又自動拿出了許多白金、鑽石等首飾和銀器等交與吉岡，轉遞關東軍，作為我對侵略戰爭的支援。
後來我又聽到吉岡說關東軍司令部把地毯也都捐獻出來之類的話，我為了逢迎日寇的意旨，便又自動地把偽宮中所有的地毯，不論是儲存備用的，或是正當鋪在地板上的，全部拿了出來交與吉岡。
另外，我還自動地----也可以說是更進一步地把我的數百件衣服，也都一併交與吉岡，託他轉送於當時的司令官山田乙三。
當然，我的這一"帶頭示範"行為，再加上當時報紙等的大力宣傳以及揄揚，便替日寇在我東北的劫掠物資，敞開了可以肆無忌憚的方便之門。於是，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大規模公然搜刮搶劫，便成為有口可借和正正堂堂的公開罪惡活動了。
聽說在當時，竟致有些小學校的教員，在漢奸政府的威逼之下，公然在課堂之上，硬逼在學的兒童限期從各自家中拿一些金屬之類的東西，來完成他們的任務。因此就形成了風靡一時的既愛偽國又大力支援敵人的廣大範圍罪惡活動。有的兒童因為家中的一切金屬早被劫掠一空，致無物可"獻"；有的則因家中父兄不願拿出致不得已而偷竊家中什物來做"捐獻"；也有的實在無法完成教師所分配的"任務"，因而遭到由教師領頭的全堂"鳴鼓而攻"；甚或還有的竟至受到教師的不法體罰......像是這種暗無天日的邪風毒氣，對於當時全東北人民所給予的災難痛苦，特別是對那些遭盡淪陷之苦的天真無垢可憐兒童所給予的毒燻惡染，簡直是使我無法，而且也不忍再說下去。足見漢奸的賣國"示範"工作，曾是起了怎樣嚴重的罪惡作用。
還有那個應運而生的偽"金屬回收法"，也同樣是以我的名義頒佈出去的。日寇關東軍之所以要叫我做那"捐獻"金屬的帶頭人，就是為要對於這一禍國殃民的偽法令的大力推行，尋找一個所謂說得出的藉口。這就是要在我的帶頭之下，來強迫我全東北人民，讓他們把所有屬於金屬之類的東西，都盡數拿出交到日本侵略者之手。俾使這幫法西斯強盜，可以在"以中國人打中國人"的狠毒政策之外，還能更進一步達到利用中國人的金屬物資來屠殺中國人的罪惡企圖。
我認為光就我的第一次的所謂"捐獻"來說，如果是想來自做解脫，還可以勉強用後退一百步的自己原諒自己的方法，把它說成是由於吉岡安直奉了日寇關東軍司令官的命令逼我拿出來的，作為自解。同時還可以歸咎於自己平素的膽小如鼠，致不敢違忤關東軍的意旨來做自我掩護。可是在這以後，所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捐獻"，並且是由於自動而做的不逼而獻的媚敵禍國行為，這能拿什麼來做自辯呢？真是百喙難解啊！
還有關於那次的"捐獻"貴重灌飾品的問題，也許可以這樣自解"我所拿出來的東西，並不是竊據我手中民脂民膏裡面的最精華部分，只是一些我所認為不太貴重的東西啊"。但是這也不能作為自解的真正理由。因為，誰都知道，釣魚用的釣餌，根本不會用高貴的燕窩、銀耳之類的去誘魚的。我所拿出用作釣取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歡心的金鋼鑽等，當然也不會用我手中上好的東西。但這又怎能用來標榜自己對於日寇的不忠實？同時我還認為，也用不著對於自己當時的卑鄙心情，來做浪費筆墨的詳細分析，因為誰也能夠察覺得出，我之所以不肯把上好的精品拿出充作"捐獻"，絕對不是我不肯盡忠到底，只是由於我的反動階級本質----就是自私之上還要更自私。總的說來，如是而已。
也許從某方面來著眼，對於敵人的自私，要比對於敵人的無條件忠誠強得多些。不過我在這裡所要說的，並不是這個問題，而是要從"媚敵""利敵"和"自私"的兩個並行而不悖的反動本質中，來分析這一問題中的複雜關係。有人說："諂媚永遠是自私的孿生兄弟。"我認為這一鐵錘，確是擊中了我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