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六、吉岡安直/h3一提起這個吉岡來，便不由得把我的牙根恨得發癢。他不但是在偽滿時代，從中佐一直升到中將，一連十年多，總是纏在我的身邊，就是我在天津的時候，就開始認識了他，但總是越來越厲害地糾纏著我，影響著我，還不住地把我往罪惡深淵中推。就在他一貫和我狼狽為奸的情況下，真不知禍害了多少祖國東北人民！一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以後，才在蘇聯軍隊的偉大降魔寶劍下，把我和他的這種難解的怨緣給痛快地一刀兩斷了。

關於天津時代的事情，由於已在第二章中說過一些，現在不再贅述。此外，還因為他的魔影，已經是十數年如一日地不住貼上了我，特別是在偽滿的那段時期，他更和我成為每當有我時，必定少不了他的情形，真如同形影相隨一般，所以關於他的可恨的回憶----在我則成為可恥的回憶、可怖的回憶----多得猶如一部廿四史不知當從何處說起。因此，我想只就較為突出和比較嚴重的例項舉出若干來，作為我對他的沒齒難忘的紀念吧！

（1）從日本鹿兒島來的"好訊息"

他由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被調回日本之後，便在日本鹿兒島某聯隊內任大隊長。那時我弟弟溥傑正在日本東京的"學習院"讀書。大約是一九三一年夏季的事情吧，當他正打算利用暑假回國時，吉岡便去信邀他借回國之便，可先繞道到鹿兒島盤桓幾日。當住在吉岡家中玩了幾天之後，臨行的時候，吉岡便神秘已極地對我弟弟說："你回到天津之後，請對令兄說：現在張學良搞得實在太不像話了，也許就會發生什麼事情也未可知。請令兄多加保重罷！他不是沒有前途的！"我弟弟聽了這種頗富含蓄的弦外餘音之後，因為這種話，也正合乎他平素的口胃，他就認為這確是一個"好訊息"，於是便興致勃勃地把這幾句充滿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陰謀的自供狀，謹記在心。到天津之後，便立即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我。有這樣的難弟一定也有這樣的難兄，我聽了這番話後，也認為這確是"好機會"即將到來，而不覺喜出望外。

請想一想吉岡所說的這番話是什麼意思？

這豈不是等於說，不久日本帝國主義，就要對我東北來進行什麼陰謀活動？並且，這豈不是意在言外地說，日寇已經準備好要利用我的嗎？只要是稍有一些起碼的民族氣節和起碼人心的話，誰還能不滿懷憤怒地立即向祖國人民大聲疾呼而盡力揭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這一卑鄙陰謀！而我則是由於有了甘願供敵人利用的不良居心，所以不但是絲毫沒有作為一箇中國人所應有的義憤，反倒別有會心地認為良機即將到來，真是越回想此事，越覺得日本帝國主義的萬惡，吉岡的萬惡和我以及我弟弟的萬惡！

他是這樣來到我身旁的：

在偽漢奸政權成立後，也正是我弟弟溥傑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法西斯軍事教育的時候。偏偏冤家路窄，這個吉岡安直也被調到該校，當上了教授戰史的教官。吉岡為了要從我的身上去找他自己的立身出世道路，便拼命地對我弟弟進行了一系列的套頭、拉攏。例如每到星期日或是學校放假的時候，他總是死乞白賴地非把溥傑拉到他家去玩不可。當然不用說，每次都是好酒好菜地殷勤招待的了。有一天他忽然對我弟弟說："我不久或許能到滿洲國令兄那裡去工作也未可知。不過是，在那裡工作也不很容易。如果沒有關東軍軍部的力量來做後盾的話，簡直是一步也行不通。如果日本陸軍省方面一定非要我去不可，那麼，我就非得先和他們約法三章不可。否則我寧可不去，也不能到那裡去找罪受！我的主要要求是：得讓我兼上關東軍司令部參謀的名義才行。"他說到這裡，深深地吁了一口氣，感慨無量地繼續說："像是中島比多吉、石丸志都麿等，就是因為在關東軍裡沒有根子可扎，所以他們才都一個一個地失了腳......"

過了些日子，他又對我弟弟說："現在日本陸軍當局，已經決定要派我到新京----長春----去了。請你先給令兄寫封信，就說吉岡要到他那裡去工作。只要有我在那裡工作的話，拿咱們的關係來說，還有什麼不好辦的事情？！不過得求令兄先給我準備一間辦公的房子。你可以告訴令兄：我是不能和他們（指偽宮內府的偽官吏而言）成天際在一起鬼混的！"

於是，我弟弟就忠實地替他給我寫了一封信，替他做了"先容"。

事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吉岡是為了要用兩面討好、兩面取巧的所謂兩面光的辦法，來製造並鞏固他自己的地位。

他為什麼非要兼關東軍司令部的參謀不可？

那就是為要在日本法西斯軍隊的狗皮之上，再掛上一副金黃黃的參謀帶，好來嚇唬我以及偽滿當時的所謂大官們，好使這些走狗在那明晃晃刺刀的背景下，服服帖帖地聽憑他的任意擺弄。

為什麼要通過溥傑之手，要求我事先替他準備好一間辦公房間呢？

那就是為要使日本陸軍省以及關東軍看一看，他確是我的一個"老朋友"----也可以說是"好朋友"，好使日本軍方認為除了他，便不會再有這樣"勝任的"、能夠操縱我的"適當人才"。他就是使用了這樣的手段，因而得到並鞏固了他在當時的重要地位。所以，他才能從一九三四年前後，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偽雙雙垮臺為止，總在擔任著支配我一切的特務----也就是操線工作。凡是日寇有什麼陰謀企圖，需要我去做開路先鋒的時候，便由他口頭命令，或是用什麼紙條子臺詞的辦法，讓我去做傳聲筒，或是帶頭人。

總而言之，他在一起初，就是用這種兩面取巧、兩面挾以自重的方法，混到我的身邊，並由於他能隨時隨地執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於是就把他的聲望和地位，逐漸抬高和鞏固起來了。

溥傑是在他的完全利用之下，替他忠實地鋪平了十幾年的為非作歹的道路。

我則是在他的整個操縱下，做出了無數禍國殃民的罪惡行為。

以上所列舉的，只不過是他的魔爪才伸出來時的概略情景，至於以後，他更是變本加厲地逐漸發展到肆無忌憚的地步，看到後面就可明白。

他是這樣替自己增加騙人"政治資本"的。

吉岡安直很喜歡繪畫。如果從嚴格的藝術眼光來看，他的所謂"繪畫天才"也只是曾把他過去在小學時代所學到的技能，更在幾十年後的腦海深處，重新撈取上來的程度而已。他不但是拿他這種自以為了不起的"特技"，曾唬住了那幫滿腦袋大和魂與滿肚子法西斯精神的日寇軍官，他也曾把他的所謂"文采風流"的"寫生畫筆"，當作他向上爬的階梯呢！

他就是這樣地自己把自己吹捧起來的。

有一次他畫了一幅墨竹。他認為即使自己花多少錢把這張畫裝裱得多麼富麗堂皇，依然不會喚起一般人的驚奇讚賞，所以就拿這幅畫去求在偽滿當時既有"大書家"之名，又有偽國務總理之位的鄭孝胥，給題上一首詩。當然鄭孝胥是不能而且不敢吝嗇自己的筆墨了。於是他又把這張既畫且詩的畫拿到我這裡來，要求我也在上面給他題幾個字。當然我也不能例外，只有點頭遵命的"自由"，而不敢搖首拒絕的。於是他又把這幅既有偽"皇帝"題字，更有偽國務總理題詩的畫，拿回日本，獻給裕仁的母親----"日本皇太后"。

因此在當時日本的社會中，就喧騰起"彩筆軍人"的"國際佳話"來了。

他的"畫名"，一瞬間被抬高了。同時他在敵偽間的所謂國際個人地位，也抬高起來了。

（2）敵偽雙方上層人物之間的一座橋樑

這個吉岡安直，雖在我和日本帝國主義軍部之間，鞏固了他個人的所謂初步地盤基礎，但他又怎能以此為滿足？仍是時常找個題目回日本到陸軍省等方面，去做"事務上"的聯絡。不過，他哪次也不肯空手來去，總是絞盡了腦汁想一些可以顯示一下自己才能的方法，作為他衣錦還鄉的裝飾。

例如他經常在臨行時，動輒來教導我說："可以做些點心，或是找些東西，交我給日本皇太后送去！"等到他從日本回來的時候，就把一些日本點心和禮品等帶回來，說是裕仁母親親自交他送給我的。

還有一次，在他臨赴日本之先，又來啟發我說："你這裡，不是有唱片錄音的機械麼，我教給你幾句日本話，你可以把它灌入唱片中，交我給日本天皇帶去！"我現在還約略記得他所教給我的那幾句日本話，就是："我謹祝天皇陛下身體健康！"

不過，這次他卻沒有把裕仁祝我健康的"回禮唱片"帶回來，因為裕仁是不會像我那樣低三下四地問候的。

他是專門往我臉上塗泥的。

有一次，吉岡又畫了一面山水屏風，拿來給我看，說這是為慶祝日本侵略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侵佔了新加坡，而畫出的精心殫力之作。並要求我在屏風上題上幾句歌頌"皇軍"戰勝的詩。因為像是這樣的事情，都是他在平日最擅長的本領，也用不著怎樣去多分析它，我在這裡所要說的，就是他怎樣經常往我臉上塗泥的事情。

既然對我這樣地吩咐下來，我當然也就不能珍惜自己的腦力與時間----尤其是喪盡作為一箇中國人的起碼應有的良心，而必須嘔心嘔肝地給他題上幾句讚頌"皇軍赫赫戰果"的昧心詩了。

不用問，這張有畫有詩的屏風，不但可以滿足了吉岡"閣下"的"畫以詩重"的----向他上官獻媚基本目的，同時也可以在無形中煽起這個法西斯匪首的兇心殺氣，並且也可使我進一步完成當漢奸的卑鄙無恥差事，於是我這久已沾滿了泥汙的臉，又被他給厚厚地再塗上一層新汙泥。

還有，每當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它所製造出來的侵略戰爭中，偶爾獲得了一次暫時的所謂勝利的時候，這個萬惡的吉岡安直，哪一次也未曾忘掉往我臉上一層一層地來塗泥。他總是一方面叫我給裕仁拍電報去祝賀"皇軍的大捷"；一方面更是定而不可移地叫我到偽"建國神廟"那裡，向所謂"天照大神"致祭，用來表示一下對"神佑"的"由衷感謝"和默禱日寇的"連戰連勝"。

像是這樣地蓄意往我臉上塗泥，並不只是一次或兩次，而是接二連三，並且是塗得越來越不像話。特別是後來當日本帝國主義敗色越來越濃的時候----也就是當敵偽報紙上，也不得不越發頻繁地登載"皇軍"大批"玉碎"訊息的時候，吉岡讓我赴所謂"神廟"去哀求"皇軍戰捷"的次數，也就日益增加起來。像是這種不是人乾的醜事，這種不堪寓目的漢奸醜態，一直到"八一五"敵偽一齊垮臺，才算是給畫上了一個終止符號。

（3）不同時期的不同態度

吉岡在剛來到長春時，尚不似後來那樣囂張，還懂得什麼叫作客氣。那時他曾對人吹嗙過他和我的關係是怎樣的"密切"。他曾說溥傑和我是手足的關係，他和我雖還不夠手足一般，但也可以算是"腳指頭"的關係吧，等等。

等到他逐漸把自己的地位鞏固起來的時候，也就是他在關東軍中的階級地位又高了一些，對於自己權勢的自信又大了一些的時候，他的言語、態度也就如同水漲船高一般，跟著就有了變化。他曾對我說："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親。關東軍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聽從它的話！"像是這種論理學"三段論法"式的不科學言辭，真是使人聽了比刀扎還難過。但是，既然當上了漢奸，只能是雖然不愛聽，也得聽下去。聽了難過，又當得了什麼？

再過些時候，由於他的勢力又加大了些，於是對人便不再自居於我的腳指頭的地位了，並且還飛躍一步超過了我的手足的地位，居然說出我像是他的孩子一類的話來了。

等到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宣佈無條件投降，我這個漢奸"皇帝"也奉命退了位的時候，他在通化大栗子溝，當要"攜"我起程時，對我的態度，更是有了顯著的變化，連對於普通一般人起碼應有的禮貌也不見了，簡直是變成了一副兇手的形象。當我正在那惶惑不定的時候，他曾聲色俱厲地對我說：

"挺起腰板來！挺起了腰板走！"h3七、蒙奸德穆楚克棟魯普和汪逆精衛/h3這個曾經勾結日寇禍害祖國人民的蒙奸元兇巨魁德穆楚克棟魯普和我的關係，並不是在偽滿時代才開始，而是遠在一九二二年前後在北京開始的。乍一起初，他是和我弟弟溥傑有了相當的來往。那時每當他從西蘇尼特旗到北京去的時候，必定先要到"醇王府"找我弟弟玩，有一次還特地從蒙旗親自帶來一匹好馬送給我弟弟。在我結婚的時候，也曾特派專人給我送過厚禮。當我到了天津以後，他還在溥傑的寫信介紹下，到天津見過我，並送了我一萬元。而後雖然一度斷絕了聯絡，但到了一九二七年，因為他勾結了日寇在西蘇尼特揚起甘心賣國的叛旗，致被傅作義軍隊給打得落花流水，致把他的巢穴----百靈廟也丟掉了的時候，他曾向日本帝國主義當局，發出了乞憐哀鳴：

"如果日本再不來幫助"，他便"將到滿洲國來逃命"！後來他更配合著日本法西斯侵略勢力的向察綏地區擴張，他才又回到百靈廟老巢，成立了人人唾罵的偽蒙疆政權。後來，他有一次到偽滿來見我，我就在當時我所住的"緝熙樓"寢室外的小客廳裡接待了他。他和我談話的時候，因為並無旁人在座，便對我發出了對日寇在內蒙古的種種驕橫跋扈行為的牢騷不平。不料第二天，吉岡安直便來問我：

"昨天你和德王曾談了些什麼話？"

"僅僅是些閒談而已。"我不安地回答說。

他更追問我："你們在昨天的談話中，曾談到對於日本人的不平不滿問題沒有？"

我沒敢承認這一點。只能是對他施展出封建統治階級一貫使用的自保其身的秘招，推個乾淨說：

"那一定是德王故意歪曲事實。編造出來的假話！"

雖然吉岡安直並沒有拿出憲兵問案的神氣，向我趕盡殺絕地窮究，但是從此以後，德穆楚克棟魯普便不能再單獨地來見我了。只能是在所謂正式見面或是在公式宴會上和我做一些儀式上的酬酢交談，並且就連在這種所謂公式場面上，也總有吉岡緊緊貼在我的身邊，做著毫不放鬆的監視，還美其名曰"侍立"或"陪宴"呢。

自從這一"侍立"之風興開以後，無論我見任何外國人，就連見日本人也不例外----當然不用說，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和與關東軍有關方面的軍官以及在偽滿的日本人偽官吏等，是不在此限的了----便都有這個吉岡，以偽"宮內府御用掛"的名義，寸步不離地在我身旁，做著"侍立"或"陪宴"的差事。

現在再談談關於汪逆精衛的事情。

在一九四一年，當漢奸汪精衛登了偽南京政府的"大寶"，訪問了他的日本主子之後，也曾以後輩漢奸的資格和"睦鄰"的名義，訪問了偽滿。當他決定要到長春來的時候，吉岡安直便來告訴我，並說我應該親到"新京"車站去迎接他。理由是：他也是"一國的元首"。我為了獻媚取悅日寇起見，便厚顏無恥地對吉岡說：

"日本天皇所派來的秩父宮（雍仁）殿下到滿洲國來的時候，這當然我根本應該親自到車站去恭迎，但不願意同樣去迎接汪精衛。我怎能把汪精衛和日本天皇陛下的'御名代'----即代表之意----同樣看待？"

說實在話，我所以要表示這種態度和發表這樣談話，除了為要取得日本鬼子的歡心而產生的卑鄙諂諛念頭，當時在我內心深處，還有一個不甘親到車站去迎汪的另一原因。那就是汪過去在辛亥革命當時曾一度潛入北京，悄悄在北城銀澱橋畔埋下了炸彈，想要暗殺我父親載灃。這也就是我在這反動階級本質的本能作用下，對於汪一貫心懷仇恨的唯一原因。

如果是對於我上述的兩種心理----諂媚日寇和仇視汪的雙重心情加以細密分析的話，那就可以立時清楚看出：

前者是我身為漢奸的本色；後者則是我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家天下"一貫本質。

還有，當汪精衛來看我的時候，吉岡安直自然是不肯放鬆他那旁坐監視之責的了。因此，我和汪彼此交談的內容，當然也就不會出於漢奸同行相互間的慣用術語----溜鬚捧盛的濫調之外。例如彼此都在無恥強調著"我們應該一致協力於日本的聖戰，好來完滿達成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偉大歷史使命"之類的漢奸習用套語。

當汪正式訪問了我之後，我也曾到他住的寓所內回訪過他一次。而後還為他開了一個宴會。就連在那次的宴會席上，在這兩個漢奸頭子相遇之下，也自然都免不了要一同做出一番同床異夢的乾杯。當我們各自舉起酒杯時，當然也是要異口同音地"慶祝"一下所謂"日滿華合作萬歲"的了。從這裡不獨可以看出封建統治階級殘餘分子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同樣反人民的反動本質來，同時還可以充分看出天下的漢奸都是怎樣地異途同歸於賣國求榮的道路上來。特別是那種喪失民族起碼應有的良心，失去民族起碼應有的氣節，拼命去諂媚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顏婢膝醜態，真是已經都到了異曲同工的化境地步了！

這種不謀而合的醜態，這種心照不宣的賣國奴心情，這種使人作嘔的卑鄙齷齪面目，現在回想起來，豈但是無以自解，簡直是羞愧得無地自容！h3八、第二次訪日的內幕/h3關於這次赴日迎接偽"天照大神"的事情，先就我所知道的這一陰謀的遠因來說。當那個曾在"諾門坎"事件中遭到慘重的失敗致被調回日本閉門待罪的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在他臨離偽滿以前到我處來辭行時，尚還沒有忘掉他在任中的未竟的陰謀毒計而含蓄頗深地對我說：

"現在日滿在這樣一體不可分的關係上，更應該在宗教信仰方面，也能取得一致才對。"

在當時我聽了這番話，並未能悟到其中的含義，只不過是姑妄聽之而已，也並沒有把它放在心上。

後來，當梅津美治郎繼植田之後做上了關東軍司令官，命吉岡安直告訴我說，應該親往日本去迎接偽"天照大神"時，我才恍然大悟：哦！原來如此！

於是我就思前想後地把一些遠因近因，都慢慢地想起來了。

在一九三九年的時候，有一天吉岡安直在我的住宅內看見供有佛像。他便意味深長地對我說：

"這乃是外國的宗教！現在日滿既有這樣的關係，在將來應當共同地信仰一個神，共同信仰一個宗教才是正理！"

我還聽說，關於關東軍主張偽滿應該祭祀偽"天照大神"這件事，絕不是什麼到一九四〇年才突然出現的偶然的事情，而是醞釀已久並曾經過相當曲折之後才逐漸出現的。我聽說那就是素以"中國通"自命的前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對此表示不贊成，日本關東軍參謀長飯村穰還為這件事親自到日本向各方面做了疏通。但是我在這裡還要附加幾句話，本莊繁的不贊成，並不是本莊繁在替誰著想，更不是他真正從心裡不贊成這個借宗教來謀同化的惡辣陰謀。只不過是對於進行侵略的具體方法手段，有著不同的想法罷了。因為這種宗教侵略，本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侵略方策之一，那個奉行日寇侵略政策，唯恐不及的本莊繁，又怎樣獨抱反對之見？結果還不是終於在關東軍的策動下，把偽"天照大神"弄到偽滿洲國內，來用作從事宗教侵略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