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五、莊士敦和我的崇拜帝國主義思想/h3我從六歲起一直到我十四歲，都是專門學習著所謂"五經四書"。我到了十四歲的那一年，才開始學習英文。我那英文老師是英國人。姓名是：雷湛奈爾德•弗萊明•莊士敦。他從一九〇〇年起就曾給當時的香港總督當過秘書一類的職務；爾後又當過一任英帝國主義侵佔我威海衛時的所謂行政長官。他是個終身獨身者，曾在亞洲過了二十多年的生活，並且還遍遊了我國二十幾個省份。他平日經常自誇的是："中國的四大名山，除了北嶽恆山，我都到過。"當然他還會說一口好中國話，對中國的經史子集以及佛經等，他都曾下過苦功夫鑽研。他不但鑽研過我國唐宋詩詞，並且還是這方面的一個愛好者呢。只有一樣，在他說來卻是一件遺憾的事：就是他對於寫我國的方形漢字，確是感到了十分棘手。我曾看到他所寫的漢字，寫得是歪歪扭扭幼稚得很。

在當時的一般中外人士都承認他是個所謂的"中國通"。我在當時也覺得他的確是一個很能瞭解我國風俗人情的人。現在想起來，什麼"中國通"，什麼能瞭解中國的風俗人情，他不但是英帝國主義派遣到我國來的特務，而且還是一個曾經當過殖民地統治者的祖國人民的敵人哪！

他之所以能夠給我當上英文先生，在名義上固然是由於當時的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的推薦，其實則是由李鴻章的第三子李經邁（他曾隨同我叔父載濤到外國考察過陸軍）給介紹的。

當他乍一來教書時，因為他是一個外國人的關係，我每天還是按照預定的時刻到毓慶宮去學習英文。後來日子多了，彼此也熟悉了，我那"逃學"的老毛病便又復發，甚至有時也讓他"放假"一日，他也無可無不可地做了通融。

在一起初授課時，固然他已被列在"帝師"之列，但由於他畢竟是一個外國人，所以每當在他授課的時候，總有一個太監侍立在一旁。過了些日子，莊士敦覺得這種監視有些討厭，尤其這是在教漢文時向來所無的一種創舉，於是他憤怒了，就給我父親寫了一封發洩不平的信。結果是，後來在他授課時，也把這種監視的眼睛給撤銷了。

我記得有一年在過年的時候，他到宮裡來，宮中的太監是不懂得什麼內外之分的，所以對他也就採取了和對中國老師毫無差別的對待：按照一向慣例，紛紛向這位外國老師叩年討賞，不但是每日給他斟茶倒水的懋勤殿太監饒不了他，凡是和他有些瓜葛的各個小單位，例如，當他每次進宮時，所必須通過的門，那麼這些看門的太監，便會有向他揩一下油的資格。於是，這位莊士敦便深深感到了不滿，而發了一陣空牢騷。其實，在舊社會里，是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今天想來，王公大臣既然賄賂成風，又何必單獨責備那些可憐的太監呢？久經中外官場的莊士敦爵士，如果說對於賄賂一事完全外行，也不能令人相信，他的不滿也許因為他不幸成為一個難以抗拒的索賄物件，而自己並非心甘情願吧！

我和他學習英文的時間是排在下午的。固然我一共和他學了三年多的英文，但總的說來，也是在一曝十寒式的用功情況下，做了學習。只是普通的會話和英文四書之類尚算對付（但須仰仗我的漢文老師的幫忙），像是什麼英文報紙和一般的英文書籍等，我則是無師便不能自通了。

儘管如此，可是我和莊士敦那幾年的接觸，卻給我添了不少所謂時髦的習氣；還給我對西方國家的盲目崇拜，以及爾後的滾入帝國主義的泥潭，打下了最初步的基礎。

莊士敦時常對我講述他赴各國以及赴我國各地遊歷的所見所聞。同時他也未曾忘掉替英國以次的各西方國家做吹噓。例如，誇耀歐洲列強如何文明，如何繁華，如何富強之類。於是就使我漸漸對之生出一種油然嚮往的心情來。因之也使我逐漸感覺到宮中的一切，確是有一種說不出的腐敗氣息。那時，我時常在心中暗想：我從三歲起就來到這個深宮，先不用說旁的，就連一個人隨便到街上走一走、看一看的起碼自由都沒有。真是的，如果老是這樣過下去的話，豈不就得在這個小皇城圈子內了此一生？由此我便有了要往西歐國家去留學的念頭。在另一方面，我所讀過的中國曆代歷史中，歷代末期皇帝在每一個改朝換代裡，差不多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因此我就想：在成立了中華民國，推翻了清朝統治政權之後，我還被留在皇宮之中，過著"關門天子"的生活，像是這種"燕巢幕上""魚游釜底"的生活，難道能夠永遠繼續下去嗎？遲早恐怕是難免要發生危險的。尤其是軍閥在連年打著內戰，甲起乙伏地永遠看不到安穩的局面，真說不定哪一天，在哪一位軍閥的手裡，就會把這個"優待條件"取消。進一步，甚至連我這條生命，也恐怕搭在裡頭。倒不如來個遠走高飛，到歐洲國家那裡去留學，開一開眼界倒也不錯。從此，就使我那顆徒然嚮往的心，更進一步變成為我的豔羨和渴慕了。

我在學習英文的這段期間，也和當時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家庭中的時髦青年學生一個樣，產生了一種只知模仿歐式的皮毛，濫用外國語的新傾向來。例如，莊士敦曾給我起了一個"亨利"的外國名字，我覺得很高興。後來還給我愛人婉容也起了一個"伊麗莎白"的名字。此外我的弟弟妹妹也都是人人有了一個外國名字，在彼此稱呼時，總是什麼"瑪麗"呀"莉莉"呀地叫著，並且還把"我""你""他"以及什麼鋼筆、墨水之類的名詞，也都拿英語摻進彼此間的中國話中來用。這恰恰是和當時社會上所流行的那些密斯王、密斯特李之類的所謂時髦語一個樣，真是使人聽著肉麻已極，像是這種習氣的蔓延，現在回想起來，還使我覺得身上有些麻酥酥和臉上有些熱乎乎的呢！

還有那位莊士敦先生，他的確是有一種能夠適合當時環境的"保護色"的。他和陳寶琛等在一起的時候，他居然也會模仿他們的風度和習慣，裝出一副"帝師"的架子來。例如，當我"賜"給他以頭品頂戴和貂褂時，他便也衣冠楚楚地改扮起來攝影留念；當我給他的西山別墅寫了"樂靜山齋"四字匾額時，他也知道把它刻下來，並且還朝衣朝帽地扶著它照出相來分送知友；他還本著《論語》中"士志於道"的意思，拿"志道"兩個字來配合"士敦"的"士"字而當作自己的"雅號"；有人喊他一聲"莊師傅"，他也會欣然色喜地來答應；他還會向那幫老學究做自我宣傳，例如，在他的英國家中，把我以及各王公大臣送給他的東西特別陳列在一間大廳裡，永為紀念，並說在他的故鄉中還建立了一座"五柳先生祠"等，來做隨鄉入俗的迎合手段。總之他在這些地方，的確不愧是一箇舊社會中的"中國通"。

後來，在我十七歲結婚以後，便是我到了漢英兩門課完全畢業的時候。這時因為再用不著叫他來教英文，便派他去管理頤和園的事務。於是這位莊先生便高高興興地當上了頤和園的"山河之主"，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我離開清宮以後，他才算是和我脫離了關係回到英國去了。

後來我在天津時，他也曾到天津來看望過我。當我到了東北之後，他也曾到長春來訪問過我。那時日本帝國主義方面，對於他的不遠千里而來，很是傷了不少的腦筋。既不能公然拒絕他到東北來，但對於他的來，又覺放心不下。據說他由英國到東北來，路經日本的時候，就有不少的"日本朝野名流"給他開過歡迎會，更在日本報館記者對他做了多少次的明察暗訪之後，他才到長春來的，在長春住了些時日就回英國去了。後來他就死在他所買來的蘇格蘭某小島上。

其實，日本帝國主義對他的猜疑，也是枉費心機。因為他對我當上了偽滿洲的傀儡，不但沒有什麼反對的意思，並且還表示過為我而高興呢。若問我與這位英文教師的師徒關係如何？我想可以引用一本描寫我的書的話為證："這皮夾是你自己買的？進口貨？我旁敲側擊地試探著......'噢，您問這個嗎？'溥儀輕描淡寫地說：'是那個英文老師莊士敦給我的，裡面原來放著他的相片，後來被我扔了。我現在就用它放起這幾張照片（我過去妻子的相片）來啦！'他笑了起來。我想，那位蘇格蘭老頭兒如果有他的西方在天之靈，為了這個理由又該責備溥儀一番了。"

這就是別人對此事所下的結論。

我也同意他的這個結論。h3六、我的殘忍性格/h3我從幼時起，一直就在那封建專制制度淫威起著絕對作用的宮廷中，看慣了折磨人、打人、罵人的人吃人的情形。所以，我也就覺得"峻法嚴刑"不獨是"治國服眾"的妙訣，就是在"齊家"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件法寶。於是乎我就逐漸變成為一個富有殘忍性的吃人魔鬼了！

不過是，把我由一個普通的人，變成為一個滅絕人性的惡魔，在這一段過程之中，是充分可以看出自有其一種逐漸發展變化的步步程式的。因此，我還是先從我幼時說起。

在我小的時候，固然也有時向太監等發一發脾氣，不過是，他們並不怕我。相反地，每當我過分地大動肝火時，在我身邊的總管太監張謙和必定會拿出保姆而兼"醫生"的態度來，滿有信心地宣佈道："萬歲爺心經裡有火（就是說心中急躁是由於有了'肝火'）了！"於是，就在他一聲令下，開始用一種極其巧妙的方法來給我"洩火"。方法倒也很簡單，只要他們把這個有了"肝火"的孩子，請到一間空屋子內，然後從外面把門一關，就可以達到"洩火"的治療目的。當然，一個孩子被人給關到一個空屋中，欲出不能，呼籲無效時，是會急得如熱鍋上螞蟻一般要大叫大鬧的了。但是，目的是要給我醫治"肝火"，所以任憑我怎樣周章狼狽地用手來捶門，怎樣暴跳如雷地用腳來踢門，怎樣喊破喉嚨地大聲來叫門，門外的那些"醫生"是一概置之不理的。結果是非把我逗哭了不可。不過是，光是流出了眼淚，發出了哭聲，還是無效，非得等我號啕大慟得達到了"醫學上"的許可水平程度，他們才會開門把我"赦免"。這時我當然是會老實了，當然是不敢再輕易發脾氣了。

他們把這種每試必靈的治療方法，叫作給我"敗一敗火"或是"出一齣火"。

在這種對我極其不利的當時環境下，即使我有時還不免向太監發一些脾氣，但已不敢過分地來發火，因為他們有"洩火""出火"的有力應付手段。所以在那個時候，太監對我，不但有時會有恃無恐地來做反唇相譏，甚至有時他們的火比我的火還要大些，所以結果差不多都是在他們的大吵大鬧下，以我的讓步而告終。

不過是，當我的年歲一天天大了起來，我的兩臂也逐漸有了一些力氣之後，我便不再那樣地懼怕太監了。即使在那時他們還敢和我做大聲的爭吵，但是他們卻不敢對我揮動拳頭，可是我的拳頭卻可以無須客氣地打到他們的身上。這種新發生的情勢好轉，不用說對我是有利的了。就是在這種新局面下，我才把"主客地位"掉轉過來，於是他們都逐漸地怕了我，而我則是相對地脾氣越來越大了。

於是，我就經常吹毛求疵地動手去打他們，後來又找到了可以利用打手----敬事房太監的竅門：只要我上下嘴唇一動，我要打哪個物件，他就得乖乖地趴在地上挨板子。我就是在這種新的有利情勢下，越發具備了封建專制者的"品質才能"，而拿打人、罵人當作一種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了。

我的那種絕對身份等級思想，我那唯我獨尊、不管他人死活的絕對自私自利的反動本質，都是由這種"毀人爐"式的封建專制制度，給逐漸培植涵育起來的。

從先有這樣一句古代諺語，說是"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就是在這種反動罪惡日常環境中，我的封建統治階級所具有的反動思想意識，也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日益發展起來。人吃人的殘忍性格也就在這種發展再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到了滅絕人性的地步。

這時，我便對屈服在我殘暴勢力下的所謂童僕之類，更變本加厲地制定出一些把人壓得喘不出氣的規章條款來，打算拿這些嚴酷的"家規"來防止他們的違抗，而供自己任意奴役。

像是這種虐待用人的殘酷作風，不但是到了天津還是如此，就連到了東北以後，也是依然如故，並且是有加無已，越來越兇。

固然那些所謂的規章，都是由於我的猜疑心重和神經過敏，才一條一項積累而成。但那些由於自己的靈機一動而隨時制定出來的東西，也是會有增無減，並且它們的周密程度和苛刻程度也自然是會隨著疑心暗鬼的程度發展而隨之向前發展的。現在把那些條款的內容總括起來，擇要記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