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三、"遺老"和"王公大臣"/h3一提起"遺老"和"王公大臣"幾個字樣，我彷彿就覺得嗅到一種黴爛腐臭的氣味而感到頭痛。北京有這樣一句諺語："一度經蛇咬，三年怕井繩。"我真覺得對於"遺老"和"王公大臣"這兩個過去的名詞有些害怕。當然，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前半生的無數過錯和罪惡，都推到"遺老"和"王公大臣"的身上，而把自己看成是一個"遭連累者"，也決不能把我過去利用他們，倚靠他們的事實，來個乾脆不認賬。不過是，按照實事求是的學習態度來做客觀上的分析，這些位至死不肯剪辮髮，或是即使剪去了辮髮，但見了我必跪倒稱臣的所謂"遺老"----連後來所謂的"遺少"也包括在內，他們的的確確是水洩不通地包圍了我幾十年，並且是毫不客氣地用手捂住了我的雙目，使我看不到一些帶有新生命的活活潑潑的新事物；同時更是毫不留情地堵上了我的兩耳，使我聽不到新生命的呼吸和脈搏的聲音；還塞住了我的鼻孔，使我辨不出什麼是香什麼是臭，而且還用有形和無形的"法繩"（家法之法）緊緊地捆住了我的手足......使我怎能不怕這些道貌岸然、別具心胸的遺老！至於那些位所謂"龍子龍孫"的王公和"三代家奴"的大臣，縱然對於我，起不了像"遺老"那樣的"向後----轉！"作用，但是在"偶像我""神化我"方面，確是起了不少的促進作用。我就是在他們這幾十年來的"磕頭請安""皇上奴才"的空氣中，被捧到高空中以致幾乎把我跌死的。我對這幫好像糞裡蛆蟲一樣的"王公"和"大臣"又怎能不從心裡怕他們？現在分門別類地先從"遺老"說起。
他們為什麼要以"遺老"二字來做標榜呢？就是那些在清朝時代曾以"八股文""試帖詩"起家的老翰林，或是享盡了封建時代為官之樂的學究官僚以及一些由人而"進化"成為書中蠹蟲的食古不化的傢伙，在他們的唯一顯親揚名的老靠山----清朝封建統治勢力在革命浪潮之前倒塌下去之後，他們既無從認識到為什麼要革命的起碼原理，也未能認識到舊的東西為什麼要被淘汰的客觀原因，尤其是不可能認識到在今後應走的道路究竟在哪個方向，所以，只能意氣用事地在"小我範圍"內來否定一切的新東西，來仇視所有的新事物。再加上綱常名教的舊毒素和儒家正統思想從中作祟，結果是在種種不如己意的儼然事實面前，便只能是拿過去曾在殷末周初，因為不肯去吃周家的粟飯，而最終餓死在首陽山下的伯夷叔齊來標榜自己，藉此姑且作為安慰自己的麻醉劑和提高自己聲價的騙人招牌而已。
不過，在當時的成千成百的所謂"遺老"之中，也並不都是同一型別的老古董。也就和他們之中有胖有瘦、有高有矮一樣，他們想當"遺老"的心情和動機，也並不是能等量齊觀的。概括地說來，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有的是因為受了孔家店的遺毒深，在他們頭腦之中，再沒有一點點空隙來容納新的東西。也可以說是恰恰像是書籍中的蠹魚一個樣，完全變成了一些食古不化的書呆子。例如，聞鐵路而傷心、見電杆而隕涕的清末某御史；如為了爭取給同治立後而以"尸諫"聞名的吳可讀；以及到了民國以後尚且在光緒陵墓處"廬墓植樹"好幾年的梁鼎芬，等等，我認為就是屬於這一類的。因為他們認為甘心去做一姓家奴就是"忠"，清朝就是自己的國家，皇帝就是他們唯一的主人。所以凡是屬於這一型別的人，他們的外形表現是：至死不肯剃掉辮子，絕對不肯做中華民國的官......可以說是除了碰到馬列主義改造社會、改造人類的科學陽光，他們都是些死不回頭的盲目殉教者。
還有一種，就是頑固縱然頑固，所受的儒學毒素也很深，但他們認為要做一姓家奴也並不是毫無代價的東西。何妨拿"遺老"之名，博取一個所謂在當時社會上的地位如什麼"太子少保""太保""太傅"之類的頭銜。這些有名無實的頭銜固然在當時已顯得過了時，並且也不會由此而得到什麼物質上的實惠，但是在他們看來，這些仍是在死後"出訃文""續家譜"時的"光榮資料"。他們不但是把那些"南書房行走""毓慶宮行走"以及什麼"懋勤殿行走"的有名無實的老古董頭銜當作是生前必爭的事業，就是對於死後的"諡法"，也都是這些位老先生斤斤計較和寤寐以求的最後目標。例如，趙爾巽在死後，就曾拼命託人請我給予他"諡法"。還有康有為在死後，也曾由於我身旁另一派學究們胡嗣瑗等認為康曾"得罪"過慈禧，死後不應"賜諡"，於是康的弟子徐良等，便聲言要和阻撓賜諡的老頭子以老拳相見。就連我的啟蒙老師陳寶琛和那臭名揚溢的鄭孝胥等，我都認為他們確是屬於這一類的。
我記得陳寶琛在七十壽辰之前，在毓慶宮給我授課時，他忽然無意中看到了"老鶴無衰貌，寒松有本心"兩句詩，他便本能地想起了自己的辦壽大事，同時也想起了滿足自己虛榮的妙法，於是就向我說："臣生日時，就請把這兩句寫成對聯賜臣作壽吧！"他得到我的點頭之後，便向他的老同事朱益藩說："皇上在唸書時，看到了'老鶴無衰貌，寒松有本心'兩句詩，就說：'這兩句詩恰像老師，老師過生日時，我就把這兩句寫成對聯給老師吧！'既是皇上這樣說，就請你把這兩句寫成對聯請皇上照著寫吧！"固然在他辦壽之日，他對他家中的廣大賀客曾做出這樣的吹噓來，我在紫禁城內是無從聽見，不過是他對他的老同事尚且如此不老實，那麼，對其他賀客也就更可想而知了。
鄭孝胥更是如此。因為他的虛榮心比陳寶琛更大得多，大得到了形成政治野心的程度。他是不以有名無實的"太保""太傅"之類作為滿足的，而是以積極圖謀恢復清朝封建統治，而使自己能成為"中興功臣"為一貫夢想目標。例如，在他的出廬第一炮中，就是以慫恿我勾結吳佩孚開始的。他不但經常吹噓他的拉攏吳佩孚之功----雖然沒有什麼效果----還經常居功地說，段祺瑞曾要把某部總長的椅子給他，他都沒有接過來坐，只是願意在我身邊幫助我來做"恢復祖業"的"不朽事業"。
他還經常好以夏朝的"臣靡"自居，常說"臣靡"年已八十餘，尚能逃到有鬲氏那裡，終於憑藉著有鬲氏的力量，恢復了夏朝，而使少康得到中興。好個"臣靡"，好個有鬲氏，更好個夏少康！像他這種惑亂人心的胡說八道，我在當時還認為他確有"志氣"，確有"見解"，確和一般行將就木的老頭子不同，確實不辜負陳寶琛的推薦，於是也就把他認為是我的"股肱心膂"人才了！
他的胡說本領還不只此。他還經常痴人說夢般地發表他那個自畫自贊式的"治國平天下"的杜撰理想，甚至在自吹自擂時，自己把自己感動得聲淚俱下。例如說："要想中國能夠富強統一，首先就必先實行'門戶開放'和'利益均等'，這樣才能使各外國列強在我國西北投資開發，這樣才能使中國西北的無限資源，供世界多少多少年之用。開發了大西北之後，將來便可以把'中華帝國'的首都分設在北京、南京和帕米爾高原之上，這樣中國的前途，真是洋洋無窮盡的了。"
所以，就在他當上了偽滿第一任漢奸總理之後，雖然在日寇的種種拘束壓力下，他不能不把多少年來深藏於心的所謂"計劃"，極力加以改頭換面和縮小，但是什麼"門戶開放"和"利益均等"的字樣，仍然一度曾出現在偽滿當時的宣言內，或是送入到他的記錄唱片內而成為永久不可磨滅的鐵案罪證了。
再說那個臭名僅次於鄭的羅振玉，他從見到我時起，便經常不斷地向我兜售他的既頑固又荒唐的一貫謬論。例如說："中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連年內戰，還不是群龍無首的緣故！沒有君主，便不可能希望中國的統一。"並且還不惜旁徵博引地說："日本之所以強大，就是因為在它國內有了'天皇'這個中心，有了'明治維新'。"甚至還大言不慚地拿著夢囈當真話來說，而對著我講："列祖列宗（指我的歷代祖先而言）二百餘年的'深恩厚澤'已經深入人心，所以就是到了現在，人心之中仍然思舊。"最後他的結論，也總不外乎是："皇上春秋鼎盛，又為人心所向，將來一定能夠'中興'無疑。"
固然是我把陳、鄭、羅三人都列在同一型別內，但在同一型別之中，他們三個人仍是有各自不同的地方。
例如，陳寶琛並沒有贊成我去東北來做日寇的漢奸走狗，可是鄭和羅呢，則是不但贊成我往這泥坑裡跳，並且還千方百計地替我勾結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閥。平心而論，頑固的程度、罪惡的程度，鄭、羅比陳要嚴重得不知有多少倍。至於他們二人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程度，可以說是不相上下的。
我現在再算一算這些遺老曾經怎樣包圍我的一筆總賬。
在我那位陳寶琛師傅推薦了鄭孝胥和羅振玉後，在當時，我確曾覺得鄭、羅二人是和那些氣息奄奄的遺臣不同。尤其是鄭在談天論地時的唾沫亂飛和他那擅長表演的聲淚俱下的激昂態度，更是吸引了我，這就是使我對他另眼相待的一個最直接的基本原因。所以，我在一九二二年前後就破格地特派他為小朝廷內的"總管內務大臣"，位在舊有的紹英、耆齡和寶熙以及我的岳父榮源之上。後來又添了一個金梁。於是就在那小朝廷的小小範圍內，還曾掀起了一場狗爭食的小風波。後來在老髦圓融的所謂"陳寶琛老太傅"的居中調停下，我才把這個最不安分的鄭孝胥改派為"懋勤殿行走"，同時也把羅振玉派在"南書房行走"。於是，又在陳、羅的呼朋引類下，在"南書房"除了原有袁勵準和羅，更添了朱汝珍、景方昶、楊鍾羲和王國維等人。這樣，把我層層包圍在中心的遺老網就形成了完全合圍的新形勢。一直等我到了天津，還是在這換湯不換藥的包圍圈中，使我過著棄之可惜、食之無味的雞肋式生活。不但在天津如此，就連我後來從天津而旅順，由旅順而長春的漢奸生活中，也是和鄭孝胥、羅振玉輩的積極"幫忙"分不開的。
我既是痛恨我自己的過去，就得痛恨我過去的自己，同時，我也痛恨這幫由始至終拖我下水的萬惡"遺老"。
另外，還有一種不同型別的所謂"遺老"。那就是有一些頗有"冒牌"或是"掛名"之嫌的人了。當然這些位老先生，也差不多都是飽受孔孟之毒的老前輩，要不然就是些曾在清末時代，做過一些不甚大也不太小職位的官僚。他們為了要提高在當時所謂社會上的地位，或是為了要藉以抬高自己在當時社會上的所謂名聲，甚至有的則是為了要藉著過去的"探花""狀元"之類的久已過了時的空頭資本，來弄些不勞而獲的收入，便"不熟假充熟"來和那些所謂"老牌""名牌"貨的"遺老"靠靠近便、套套交情，以便能在那專門練習開倒車的"遺老"園地中，分取一席地位。固然那些畫餅充飢的"太保""少傅"和那些"文忠""文肅"之類的身後虛文，說穿了都是些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但在他們看來，這些都可以作為"生榮死哀"的廉價剔莊貨。還有的人則是純粹為了吃飯的問題，不得不鑽一下當時社會新舊交替、思想混亂的空子，靠著自己混來的舊社會地位，可以拿"不費之惠"的文章筆墨給人家寫個許褒不許貶的墓誌銘，或是在人家的神主牌上點個"主"，或是作一部只談過去的書籍，等等，作為一種餬口的方法。例如，過去在北京曾以"梁瘋子"聞名的梁巨川，就是為了要博得一個"清代遺士"的名兒，便寫好了所謂遞給當時小朝廷的"遺折"（給皇帝的遺書，在過去叫作"遺折"），而投入到積水潭內自殺身死。究竟為了什麼自殺，總不得知，但在"遺折"內自稱"殉清"則是事實。結果便以一條命換來了一個"文忠"的諡法。又如清末最後的一個狀元劉春霖，就曾以他那過時已久的科舉資格，換取了上海幫會頭子杜月笙的重禮厚聘，從北京到上海都在杜的隆重接待下，嚐到了比過去當狀元還要威風的滋味。到了上海之後，他便穿上了從京劇班戲箱中找出來的清代衣冠，坐上了特製的八人官轎，在牌傘騎從等前後簇擁之下，進了杜氏宗祠，然後就用硃筆在神主牌上點了一點，於是這場"莊嚴隆重"的"點主"儀式便算是"禮畢如儀"。這位末代狀元也就飽載而歸。這豈不是由於這些"掛名"的過去頭銜，而得到了"廢物利用"的好處了嗎？又如曾在小朝廷末期當過幾天"內務府大臣"的金梁，不是也曾靠他的所謂"遺老"的資格，寫出一些清代的零星掌故來作為不無小補的收入的嘛！此外，他還曾大吹大擂地宣稱，說要著作一部清代的《循吏傳》（也許是附在他所著的《光宣小紀》之內的一篇？現已記不清了），於是就把預定將要收入列傳中的人物姓名發表出來，而向那些預定的"光榮人物"去索取因人而異的"潤筆費"。即使預定人選中有誰死去，也不成問題，因為仍可以向他的孝子賢孫去信索取。只要該子或孫希望其祖或父能夠"名列金史"（不僅是清史）的話，便不愁他們不把這筆"人傳費"拿出來。所謂"金史"的價值和作用就在於此。
此外，像是相當於這種型別的所謂"遺老"的人，還多得很，這不過是其中的一兩個例子，其餘以此類推可也。
我還認為相當於這一型別的人物，也可以作為"遺老"之中的一些"殿軍"的存在，因為他們所起的遺老作用比較小些。
現在再說一說所謂的"王公"和"大臣"。
先從"王公"和"大臣"的定義來說。
"王公"就是指著前清時代的宗室中的"王、貝勒、貝子、公"等來說；"大臣"就是指著在清末職位高的官員來說。
不過是，所謂的"大臣"，差不多也就是前清的"遺老"，只因為這幫所謂的"大臣"，都是曾在清末做過相當大的職位，所以他們的黨羽也比較多，他們為非作歹的罪惡和影響也比較大。現在先從"王公"說起。
凡是夠得上王公爵位的人，不用說都是過去清朝的貴族。就是到了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反動統治勢力垮臺以後，他們仍是在"優待條件（乙）"的作用下，仍然都過著不減昔日的剝削階級寄生生活。
就連一般的宗室覺羅和八旗人等，尚且由於過慣了二百餘年來的不勞而食的寄生生活，成了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的人中廢物，何況是比他們的享受生活還要超過不知要多少倍的"王公"，自然更是被那二百多年的榮華富貴給弄得不成個樣子了。
固然，他們也都曾飽受了封建統治制度的種種薰陶感染，滿腦袋頑固的反動思想，特別是腐蝕人的紈袴習俗和靠天吃飯的消極怠惰習性，更是長期地成為他們的膏肓之疾，所以，除了善於擺空架子坐吃山空，便什麼本領也沒有了。
因此，對於這些過去的王公親貴以及他們的子弟，從全面看來，我認為是這樣的：比較好的一些人則多數是成為孤芳自賞、自視甚高的文學藝術家，經常以畫幾筆畫，吟幾首詩，或是研究一些經史子集，甚至佛學之類，來自得其樂，對於國家政治以及社會上的當前現實等，則很少有關心的了。特別是在其中，像是狹隘民族主義以及消極心理等，更是相當普遍。還由於清朝二百餘年來的所謂"家法"的限制，致使他們在那過去的長時期中，連隨便出京四十里的機會都得不到，而只能在北京的府中稱王，所以廣見世面的機會，在他們是不容易得到的。例如，恭親王溥偉攜帶家屬到了大連以後，其家中的某"寶眷"曾向人發表過這次旅行的感想道："真想不到咱們城（指北京城）外，還有這麼大一片水（指海而言）哩！""寶眷"如此，王公的子弟可知，所以他們在舊社會里，所見到的所謂"世面"是有限得很的，遠遠比不上那些曾以"趕考"起家的所謂一般"遺老"。
在辛亥革命，公然挑出了反對共和制度叛旗的，在北京當時的幾十家王公中，則有肅親王善耆和恭親王溥偉兩個。善耆是極力反對清朝的所謂"遜政"的。所以在袁世凱掌了政權以後，他便感到了身邊的危險。為了一姓的尊榮，他竟不惜要和人民革命的勢力為敵，充分發揮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同病相憐的反動階級本質，竟和包藏禍心的日本浪人川島浪速等在天津互通了聲氣，最終搭乘了日本的軍艦而到了旅順，成為徹底供日本帝國主義利用的可恥工具。
據說他從北京出走，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卵翼之下，奔赴旅順途中時，這位"王爺"尚不知他自己現在已經身入日寇的樊籠之中，還慨當以慷地勃發了詩興，吟出一首《出都口占》的五言絕句詩。詩如下：
"幽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回馬看烽火，中原落照紅。"
從這寥寥二十個字中，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位脫出他久慣施展威風的封建統治勢力的總根據地----北京以後，抱著無限淒涼、無限憤恨的"籠中王爺"，在那急忙逃命的一路之上，曾是怎樣在咬牙切齒痛恨著革命勢力，曾是怎樣地在口中嘟囔著不肯認輸的空口大話，同時也是怎樣地表現了他那捲土重來的夢中野望的啊！
如果是拿現在的語言，把這首公然向人民挑戰的"反詩"譯出來，那麼，它的大意就是這樣的：
河北的北京一帶地方，
本來就不是我們愛新覺羅氏的國土。
丟了就丟了吧，
這又有什麼關係！
我在嘴裡哼著小調兒離開它就算了！
走著走著，
勒轉我的馬頭，
看到了那些通向北京的無數烽火臺，
啊！
中原一帶的河山，
都浸在血紅的斜陽返照之中。
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