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關上家門做皇帝的紫禁城生活

h3一、辛亥革命與清朝封建統治勢力的崩潰/h3自從義和團人民偉大運動在我國北方展開以後,首先是洋務派官僚如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輩,便在帝國主義的操縱下,把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的反動賣國政策公然地實行出來,形成了"東南互保"的奇怪局面。跟著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也因為遭到了帝國主義的痛打,便也隨風轉舵地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和洋務派合作起來。於是,這些反動統治勢力就更進一步地配合著外國侵略軍隊,內外夾攻來鎮壓起義的人民了。

當帝國主義各國在一九〇〇年共同派遣侵略軍到我國來的初期,曾經大喊大叫要用武力來瓜分我國,但由於中國人民在這一反帝偉大斗爭中表現出民族團結的巨大力量來,它們不得不把各自的如意算盤重新另打一遍;更由於帝國主義列強之間因為分贓不均的問題,已由同床異夢的矛盾,逐漸擴充套件到爭食相咬的地步。這時,美帝國主義害怕各國乘機把它們的勢力圈變成它們的殖民地,使自己的侵略利益受到排擠,就把保持中國領土完整及行政完整的掛羊頭賣狗肉的騙人幌子挑起來,達到"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分贓目的,於是,把維持清朝反動政權來作為"以華治華"的新侵略方針了。

《辛丑條約》簽訂以後,不獨各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本質越發暴露無遺,就是清朝反動政府的賣國殃民本質,也同時暴露得清清楚楚。再加上九億八千多萬兩的庚子賠款以及一連串隨之而來的喪權辱國條約,等等,就越發激起廣大人民的無比義憤。

除了《辛丑條約》後的大賠款,尚有各個地方對教堂教民不計其數的地方賠款也都隨之而來。難道說這些賠款都由清朝反動統治者的身上拿出來嗎?難道地方的官吏能夠自己拿出來嗎?不是的,仍然是從廣大人民身上去想辦法。這些都是通過榨油式的苛捐,敲骨吸髓式的苛稅,從人民群眾中硬擠出來的。

跟著,日本和帝俄兩個帝國主義強盜又在我國東北打了一年零七個月(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的分贓不均的仗。可是當時的反動清朝政府,卻眼看著外國的軍隊在自己的領土上進行著不可容忍的戰爭,眼看著自己的同胞在兩軍炮火之下紛紛喪失生命,在兩支外國侵略軍的蹂躪之下,我國無數人家的田園廬墓化為灰燼,一家老幼妻離子散,顛沛流離,而不知羞恥地宣佈了中立。這種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奇事,竟會在清朝政府的唾面自乾政策下,堂而皇之地做了出來。並且還在這種無理取鬧的戰禍結束後,清朝政府更恬不知恥地承認了打贏了的強盜----日本來繼承帝俄在我國東北的種種非法利益。不但如此,清朝政府還變本加厲地給予這個殖民地的新"主人"以竊據我東北的種種新權力。

再加上這個腐敗透頂、反動到家的清朝統治政權,在這樣的壞事做盡、臉面丟盡的情況下,反而要一箭雙鵰地既想借著圖謀自強的機會來斂財;更想借著這個機會來增強自己鎮壓人民的武裝力量;同時還可以藉以緩和一下國內的尖銳階級矛盾,於是就耍出來一連串假維新的卑鄙花招,想來緩和一下國內人民的仇恨心理。例如,什麼編新軍、廢科舉、辦學堂、派遣留學生、頒佈商律,以及後來的準備君主立憲,等等,便都成為籌餉理財的好藉口,而越發加緊了對廣大人民的無情壓榨和多方欺騙。

廣大人民就是在這種忍無可忍的情勢下,在各地紛紛展開了抗捐拒稅的正義鬥爭的,例如一九〇二年劉永清、景廷賓領導下的河北廣宗人民的起義,一九〇三年廣西人民的反抗捐稅的農民起義,一九〇四年在夏廷義領導下的樂平人民的反捐拒稅群眾性大運動,等等,都和百川匯海一般,集結成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反對清朝反動統治的偉大革命鬥爭洪流。

儘管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結合下,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的聯合侵略機構已告完成,日本和帝俄也把化敵為友的陰謀企圖和分佔我國東北利益的實際行動表現了出來,儘管這些帝國主義強盜想要給氣息奄奄的清朝反動政權拼命來打強心劑,好利用這幫忠順奴才,來替它們做一個擋箭牌,儘管清朝反動統治者調兵遣將接二連三地鎮壓了多少次的革命勢力,但在各地的紛紛起義的影響下,更在各地保路運動的浪潮推動下,成為我國民族歷史偉大轉折點的辛亥革命,便終於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漢爆發了。於是,湖南、陝西、江西、雲南、上海、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東、廣西、福建等地都先後宣佈了獨立,沿江的海軍也起義參加了革命。清朝的反動統治勢力,便在這種歷史偉大轉變的車輪下,宣告土崩瓦解。

結果是清朝的"皇族內閣"破了產,窮餘的一策只能是求助於北洋軍閥的大頭子袁世凱了,同時各帝國主義也對清朝這個扶不起來的阿斗灰了心,於是,也都認為除了袁世凱,再沒有別人能阻擋中國革命的洪流了。因此,袁世凱就在這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勢力的複雜微妙關係中,登上了當時的時局舞臺,採取了利用革命來壓制清朝,同時又利用清朝來打擊革命的雙重手法,完全把清政府的軍政大權安安穩穩地弄到自己的手中,以此作為達到他的野心的政治資本,而開始去幹那篡奪革命勝利果實的政治訛詐勾當。

結果是,雖然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的南京臨時政府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正式宣佈成立,但由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政權,沒有徹底的人民革命性,最終在君主立憲派士紳的參加和前清政府官僚的混入下,在當時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明槍暗箭的陰謀破壞下,在袁世凱的加緊賣國的罪惡活動下,袁世凱的政治騙局成功,而使這一個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在根本推倒數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制度方面,做出了民族革命的輝煌燦爛的成就,並且也給我國社會發展,開闢了一條劃時代的康莊大道,但是,卻在革命不能徹底的致命傷下,與敵人做了妥協,特別是沒有能夠把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當作同一敵人來看,所以結果這一偉大的革命事業,在國內外敵人的合謀夾攻中,以暗淡的失敗而告終。

不過,辛亥革命乃是我國社會向前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點,卻是肯定的,也是誰也抹殺不了的。h3二、中華民國首都中央的"小朝廷"/h3自從辛亥革命以後,根據當時的所謂"清室優待條件",我仍舊居住在紫禁城,仍然保留著"皇帝"的所謂尊號,仍然是居之不疑地在中華民國對待外國君主的禮遇下,過著關起家門當皇帝的養尊處優的生活。

從這裡也同樣可以說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只是打倒了清朝的反動統治政權,並沒有挖出幾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君主的根子,並且也沒能夠把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勢力的勾結,給一刀兩斷,所以才會在當時,出現了一種不倫不類的怪現象。就是在北京首都內,既有堂堂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民國大總統,同時在那裡的紫禁城內,又有依然如故的清室存在,並且還須由中華民國政府每年拿出四百萬兩的民脂民膏,豢養著這群包藏禍心、口服心不服的封建餘孽,使他們在合法存在的掩護下,拿他們過去的政治地位和聲望,來作為危害中華民國的政治資本。在光天化日下,居然有這種荒唐滑稽的怪事。

我就是曾在那撲朔迷離的時代中,一直就在"優待條件"的障眼法下,過著紫禁城小朝廷的安富尊榮享受和寄生生活的。

"優待條件"的全文如下:

第一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後,改為四百萬元,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派衛兵妥慎保護。

第五款:德宗陵寢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祀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並由中華民國支出。

第六款: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唯以後不得再招閹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第八款: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額數俸餉特別保護。

此外,還有"關於清皇族待遇之條例"從略。

所以,我從一九一一年起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止,都曾在那小朝廷體制內,擁有給我辦事的各個機關和人員。如宗人府、內務府和看守歷代祖先陵墓的守護大臣並內務府大臣管轄下的"上駟院""鑾輿衛"以及護軍,等等。另外,還有實亡而名存的什麼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御前侍衛和在乾清門每日輪流值夜、從頭等到三等的乾清門侍衛,等等。最終使我在那封建專制思想意識仍然極其濃厚的宮廷生活中,把我唯我獨尊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本質,毫無遺憾地給培植繁育起來,而成為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狂妄自大的罪惡典型人物。

在那幾年的小朝廷生活中,曾使我認為最突出的事例是:每當元旦和我生日時,各王公大臣等,仍和當日清朝統治勢力尚未被推倒前一樣,從他們的各自府第、邸宅中,把清朝的蟒袍補褂、紅頂花翎打扮停當,並帶著恰如其分的僕從家丁,仍是由官衣官帽騎在馬上的"頂馬"(開路前驅)和率由舊章的從騎簇擁著他們從大街小巷官氣十足地齊集到神武門前下車下馬。然後更在神武門,有的坐上宮中特許的二人肩輿,有的則跨上特許的乘馬(按照清朝的舊制,對於王公大臣,有賜乘二人肩輿和特許紫禁城騎馬的優遇辦法),有的則三五成群地結隊步行到乾清門外,等待著簫鼓齊鳴、鐘磬迭奏的朝賀。雖然在那時,保和殿、太和殿已被劃出小朝廷的勢力範圍,但是乾清宮卻仍然被用作點綴小朝廷最後"尊嚴"的唯一處所。而這些專擺虛架子的滿蒙王公、有名無實的大臣和戀棧不去的遺老,便都在這種三跪九叩的禮節中,重溫一下過去的舊夢,也可以說是聊勝於無地過一過開倒車之癮吧。

這在當時,已經可以算得上夠稀奇古怪的了。可是稀奇古怪的事還不只此。就連當時的北洋軍閥歷任大總統,也是無例外地在這樣的節日裡,按例要派遣總統府內的大禮官或是侍從武官長,作為總統的特使來到乾清宮向我致賀。

現在就以我的生日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