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祝壽儀式，也是按照清朝當時接見外國使節的儀式來做，我照例得衣冠齊楚地高高坐在乾清宮木質臺階上的中央寶座上，一聲不響地如廟中的泥像一樣，臺下兩旁分站有兩行"御前侍衛"，一個個都是正顏肅目地腰間倒掛著綠鯊魚皮鞘的腰刀，就好像是廟中泥塑的牛頭馬面一般，拱衛著我。桌上照例還放有一個黃匣子，裡面放有我的答詞。等到總統的專使讀完代表總統的祝詞之後，就由當時的"內務府大臣"紹英走上那木質臺階上，在我的桌子前跪下，然後由我從那個匣子裡取出我的答詞來，交給紹英，紹英跪著接過後，便站在臺子前照紙宣讀一遍。然後，這位專使便向我行三鞠躬禮，禮畢退出。於是這幕千古罕聞的奇劇便在禮成的宣告下，照例結束。
我現在重複一遍剛才我所說過的話：
這在當時已經可以算得上夠稀奇古怪的了，可是稀奇古怪的事，還不只此。那就是在我結婚那一年（一九二二）過生日時，中華民國大總統派來的專使是總統府侍從武官長蔭昌。因為他本人是個滿族，又曾在清末當過陸軍部尚書，所以，在他正式演完了他代表大總統身為專使的一套照例儀式以後，他忽然靈機一動，別出心裁地恢復了他過去當清朝爪牙時代的原形，恭敬嚴肅而義形於色地對我說："現在我還要代表我自己給皇上行禮！"於是，他就身穿著中華民國的陸軍上將大禮裝，跪倒塵埃向我三跪三起共磕了九個頭。因為這是在預定禮節之外的追加儀式----也可以說是義務出演，所以不但是我覺得有點侷促不安，就是紹英以及在我左右兩旁雁行排列著的侍衛等，也都覺得對於這突然發生的意外奇遇有些手足無措起來。
在當時不但是對我如此，就是在四位太妃辦正壽時，也曾有過當時的警察總監薛之珩以及步軍統領聶憲藩和左翼總兵袁得亮、右翼總兵申振林等，身著中華民國的正式禮服和軍裝，以私人資格向辦壽的太妃鞠躬致敬以後，摻雜到身穿清代服裝的王公大臣中，一同喝著喜酒哩！
現在姑且退後一步說，像什麼薛之珩、什麼聶憲藩等，因為他們在當時，都是些北京當地的地方軍警機關的負責人，連大總統尚且如此，他們就是偶爾來湊湊熱鬧，表示一下敬意，也還算是說得過去的事情。至於像是在端康太妃辦正壽時，身為奉系高階將領的張景惠，居然也身穿高階軍官大禮服，跪在地面上給太妃大磕其頭，我覺得無論怎樣說，也是有些說不過去的吧。當然端康太妃在當時，把此事當作引以為榮的自誇事項之一，可是從國體這一方面說來，則是一筆使人氣憤的糊塗賬。真可以說是已經到了太不像話的地步了。
談完了封建殘餘的小朝廷和北洋軍閥政府的曖昧關係之後，我想再談一下這個不安分的小朝廷和當時的封建軍閥等的勾搭關係。現在就舉幾項較為突出的事例來說吧。
我記得在我十六七歲的時候，當直隸派的大軍閥頭子吳佩孚在他的根據地洛陽，志得意滿地大辦其壽的時候，我也曾在鄭孝胥的慫恿下，特地準備了一批相當豐厚的壽禮，寫了匾額，由那個唯恐中國不亂的鄭孝胥，給親自送到洛陽去。這是為了什麼？不言而喻，送禮的目的是卑鄙無恥不堪告人的。簡單一句話，就是為了要去拉攏他。
還有，當馮玉祥任陸軍檢閱使帶兵駐在南苑時，我那漢文老師陳寶琛也曾對我說："聽說馮玉祥治軍有方，和一般軍閥不同。"並說打算赴南苑去做訪問。言外之意，就是想去看一看這位不同於一般軍閥的馮玉祥，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物，甚至還可以意味著藉此想要開啟一條向他去做拉攏的道路。於是我的這位老師便不辭辛苦地跑了一趟南苑，以個人前來慰勞的名義，見了馮玉祥，並和他談了一些話，回來以後，還向我盛讚馮玉祥的軍紀嚴明和經常從事修橋補路的勤儉耐勞精神呢。不過是，他在這以後並沒有再去訪問過，我覺得大概是認識了馮玉祥的為人，同時也許是自己感覺到馮檢閱使對於自己的這個宣統帝師的資格是不怎麼感興趣的吧。也許是認識到這個馮玉祥是和馮麟閣、肖耀南之類的"吃著劉秀的飯想給王莽做事"的軍閥確有不同之處，而不會向封建殘餘的空頭牌位有什麼憧憬的吧。反正是他沒有再去第二次則是事實。我的父親載灃，也曾在同一時期，在南苑兵營做過專程拜訪。其概略的經過是這樣的：我父親被讓進客廳以後，看到有一個身穿灰布軍衣的大漢站在那裡，他認為這個人一定是馮檢閱使的隨從兵，於是便問他道："馮檢閱使在營裡嗎？"只聽那人答道："我就是馮玉祥。"我父親聽了大吃一驚。回來之後，他還時常地對人講這段只重衣冠不重人的失敗史呢。
此外，像是身為湖北省督軍的直隸派將軍肖耀南，就曾在我結婚時特地送來了一份賀喜的奏摺。末後署名是臣肖耀南謹奏的字樣。有一年廣西的軍閥白崇禧也曾在鄭孝胥的勾引下，曾到達小朝廷裡做過一次不公開的參觀。雖然他沒有和我見面，但聽說他曾看到了宮中的"崇禧門"三字，認為和自己的名字相同，便欣然地在這"崇禧門"下照了一張紀念相，似乎有些引為自榮的樣子。又如，在我結婚時張宗昌也曾親自到宮中來致賀。我父親那時尚在管理著宮中的事務，便以我的名義賞賜張以紫禁城騎馬的優遇。他為此還到宮內親自致謝。
還有承做直軍軍衣而發財的大奸商王九成，也因為中了《施公案》《彭公案》等舊小說的毒，便一心一意想要從皇帝手中----哪怕是廢帝也好，得一個黃馬褂穿穿，於是便假借錢能通神的力量，搖身一變，摻混在王公、遺老的堆中去，逢年按節來到紫禁城向我磕頭致賀，同時也給我父親和我岳父等所謂小朝廷的親貴送過相當的重禮。最妙的地方，就是每當他到宮內來時，預先總是把一沓一沓的鈔票塞滿懷中，見了給他端茶倒水的太監，便掏出一把紙幣遞過去，對於給他叩年賀節的太監不消說是要"施捨"更多的紙幣了，就是對於偶爾接過他的帽子或是給他開開門或是打打簾子的太監，也都是一把一把地給錢。所以，在當時有不少太監都在背後紛紛談論著他。有的俏皮地說，他是個散財童子。也有的衷心景仰著他，而把他叫作活財神爺。因此，他走到哪裡，哪裡的太監便如蠅逐臭一樣，竭力向他去貢獻必要以上的殷勤，為的是想要得到他的額外的饋贈，至於他究竟如願以償地穿上了黃馬褂沒有，我卻不記得了，也可以不必去追究它。總而言之，在那個時候，一個不值一錢的黃馬褂尤其如此，何況是這個虛架猶存的小朝廷，怎會不生出搖惑人心甚至是侵蝕國體的危險作用呢？
說完了幾項小朝廷勾結軍閥和蠱惑當時社會人心的事例以後，我還想暴露一下這個封建餘孽的大本營----清宮小朝廷怎樣和當時的帝國主義勾結的幾樁實際事例。
在我十六七歲時，日本橫濱、東京一帶地方發生了很猛烈的大地震。這時我的老師陳寶琛就對我說："在日本發生了這樣嚴重的地震災害，我們如果在這時捐助它一些財物，未始非計。"但是，在那時專靠一些時與時輟的優待經費來過日子的小朝廷，怎能有餘錢來賙濟別人？結果只有把據為自己私有的祖國勞動人民的一些寶貴血汗結晶----一批古物以及珍珠手串和幾萬元錢，由陳送往日本公使館，充作別有用心的"捐贈"。據說當時的日本駐我國公使芳澤謙吉，聽了陳寶琛的弔慰辭和看到這些東西之後，曾興奮得喊出"萬歲"來。我記得當時還有人這樣說："我們這裡捐助日本震災的東西，比中華民國大總統的捐贈還多哩！"不用說別的，就拿這句話的弦外餘音來說，就可以充分表示出仇視中華民國和向日本買好的卑鄙齷齪心情來。也可以說，這就是封建殘餘勢力和帝國主義相吸相引本質的暴露，還可以說，這就是跨進漢奸哲學門檻的第一步，同時也可以說，是我在那小朝廷中和日本帝國主義將要開始進行勾搭行為的一條重要伏線。
此事過後不久，日本便派了一個議會代表團來到北京，對那次援助受震災民的各界人士一一登門致謝。同時，日本公使館也與陳寶琛聯絡，說希望到宮中對我當面表示謝忱。於是，我就在御花園中的"絳雪軒"內準備了茶點接待他們。當時的日本公使芳澤謙吉以及日本議會代表團十餘人都來了，向我表達謝意。這次茶話會就是我一生中初次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彼此見面。這次固然是一次普普通通的茶會，也許有人認為這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可是我卻覺得這就是封建餘孽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公然互通聲氣的一個開端。
這次在"絳雪軒"作陪的，都是我在當時認為是不錯的一些人物，如我的老師陳寶琛和朱益藩，我的宗族載澤、溥伒、溥儒、溥傑、憲原和我的岳父榮源。此外還有鄭孝胥、紹英、耆齡等。
在我結婚時，當時駐在北京的各外國公使以及使館館員，也差不多全部來到紫禁城觀禮。而後又由"內務府大臣"陪同他們到乾清宮的西暖閣，在梁敦彥（前清的外交官吏）的翻譯下，一一向我和我的妻子婉容做了姓名介紹。後來，我的父親載灃和紹英等就在乾清宮大殿內設了個酒會招待他們。我只是在酒會開始時，前往會場舉起了酒杯，照著梁敦彥所擬就的英文謝詞唸了一遍，然後同他們乾了杯就回去了。
然而在我身邊的一些遺老，卻竟把這次外國使節團的個人觀禮和以個人資格來祝賀認作是辛亥革命以後在清宮第一次招待外國公使，同時還不惜自己往臉上貼金地說："這就是外國和'清室'的一種友誼的表現。"
本來這也難怪，在這些目光如豆、崇洋媚外已成習性，無時無地不想向後開倒車的老傢伙的心目中，認為能和各外國使節有了往來，這就是無比的光榮和值得雀躍的大喜事。他們認為這樣一來，這個小朝廷的局面，便是千秋萬歲之業，更進一步說，他們的這碗封建殘餘飯無疑是可以吃得更長久些了。
至於我呢，在這種環境中，在這樣的空氣內，當然也不例外，在內心中，感覺到一種暗暗的高興，就彷彿有了一種無形的仗恃，認為自己這個存在，乃是一種了不起的存在。因此也就越發滋長了狂妄自大的心情，於是，由小朝廷而企圖實現大朝廷的夢想，也就水漲船高起來了。
酒會以後，我那英文先生莊士敦，便興高采烈地陪著這些外國人，到我所住的養心殿來了。不料卻使那位英文先生大大地掃了興。因為有一個外國老太太，看到了站在院中的我，便問莊道："他是誰？"因為我在那時，已把清朝的禮裝（袍褂）脫下，換上了便服，並在頭上戴上了一頂外國的獵帽。當然在那隻認衣服不認人的外國老太太的眼中，就不認識我了。他們參觀了養心殿和御花園之後，便都告辭回去了。事後這位莊士敦先生曾滿懷不快地對我說："為什麼把'袍褂'脫掉換上了便服？外國人都是喜歡看中國的舊式禮服的。"又說："為什麼偏偏戴上了那樣的帽子？那是外國人在騎馬打獵時專用的東西。穿著中國的便服而戴上了外國的獵帽，豈不是太難看了！"他認為我這樣是在外國人面前丟臉。後來每當他談到這件事時，還是怏怏不快呢。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莊士敦把外國人帶到養心殿，其目的也只是為了要滿足一下那些外國人的好奇心理，並不是特意對我要表什麼敬意，所以才對我脫換袍褂表示了不滿。至於帽子的問題，當然是由於我的"老趕"，不過是，他的深為不滿，我認為與其說是因為我丟了臉，倒不如說是我沒能滿足那些外國人想要飽開眼界的心理要求。可是像我以及那些遺老之輩，卻還痴心妄想地以為外國人前來觀禮和祝賀，是對小朝廷的要好，真未免也太過於天真了。
同時也可以看出，這種痴心妄想的發生，正是由於自我以次的反動封建餘孽，處處想鑽空子，來實現反動的政治野心，所以才會隨時隨地發生這種自欺欺人的錯覺和自我陶醉的盲目樂觀情緒。說是可憐吧，其實是可恥並可恨的！
總之，這次的酒會，也是自從辛亥革命以後，這一小撮的封建殘餘分子，想要挾帝國主義國家以自重的又一實際上的表現。同時也就是把封建統治者的崇洋媚外本質，又一次公開地暴露出來。
此外還有一件不堪回首的可恥回憶。那就是在一九二三年夏天紫禁城西北隅----建福宮區域內十幢宮殿失火時，所發生的事情。
當火災發生之後，除了北京市的所有消防隊都陸續趕來撲救，各外國使館的救火組織也都趕來應援。同時也有些外國的紳士、太太之類的混在使館的消防隊中，進了平日不易進來的紫禁城，而麇聚在火場。這些"好心腸"的外國人，雖然不能說他們是趁火打劫，但是趁火湊熱鬧的心情，則確乎是有的。有一位四旬開外的英國婦女，就曾在那救火的百忙之中，仍然也未能忘掉西洋人的優越感和他們對於殖民地的特權，竟自對和她毫無一些關係的中國消防員，拿出指揮者的架子來，口中連連喊著"快去""快去"，一面用她手中的扇子當作武器，在中國消防員的面頰上、脖子上拼命地亂打。事後，莊士敦曾把那因為打中國人而沾有斑斑血跡的"兇器"----那把扇子拿到我這裡來，並居功似的向我說道，這是某英國太太，在"督勵"救火時，所使用的扇子，請我在扇子上籤個字，俾作永久的紀念。在莊的思想中，似乎還認為這是一件"國際美談"哩。我聽了之後，也就欣然地答應了他的這一要求，遂在那沾有祖國同胞血跡的扇子上籤上了當時的我的英國名字"henry"幾個字。
現在回想起來，深覺得當時的我，真是連起碼一點點中國人應有的良心也沒有。
扇子上的那些血跡，正是自己祖國同胞的寶貴的鮮血、神聖的鮮血！並且那些血，也就是被外國人給打出來的血、可痛的血！我不但是對自己祖國同胞受到帝國主義分子的殘酷毆打，沒有絲毫感到作為一箇中國人所應有的民族義憤，反倒認為這確是英國某太太為了給我救火，而表現出來的"功績"，居然竟會怡然無動於衷地在那可恥可恨的所謂"紀念物"上籤上了自己的名字。並且那個外國名字的henry幾個字，又表現了什麼呢？還不是十足地表現了醉心西方國家、崇拜帝國主義的殖民的劣根性是什麼？可是當時的我，竟會做出這種毫無民族氣節的、只知自己不知其他的可恥行為來。足見後來的背叛祖國和當上了大漢奸頭子，並不是無因的，更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說是早在北京的小朝廷時代，就播下了罪惡種子！